孙中山是新中国运动的开创者。（注：“新中国运动”是笔者经研究后提出的一个历史命题和历史话语。笔者注意到，孙中山用三民主义引导国人为“创建民国”和“改造民国”而斗争时，始终把“建设新中国”作为号召。他所要建设的新中国，在政治层面为构建以中华为国号的“民族的国家”和“国民的国家”，体现了政治现代化的两重性历史课题。在社会经济层面，主张在与世界各国的“从同”和“超越”中建设一个能“与欧美并驾齐驱”又“均等发展”的“社会的国家”。在文化层面，作成一个融贯中西文化的“中西合璧的中国”，“用民族精神救国”，以文化兼取精神建国，以道德立国。孙中山所开创的新中国运动具有深刻的现时代意义。拙文《孙中山是新中国运动的开创者》，发表于台北《国父纪念馆馆刊》第11期；上海《史林》2003年第3期再刊时改名为《孙中山与新中国运动》。）他在投身革命之初，即自称“余为世界之一平民”[1](P173)。后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他历经世界各地，吸取世界知识，形成深湛的世界理念。（注：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开始了长期的海外流亡生活。他曾自述：“环绕地球，周游列国。一面考察各国的政治得失和古今国势强弱的道理，一面做我的革命运动。约计每二年绕地球一周，到武昌起义前，大概绕过了地球六七周。”见《孙中山选集》第583—584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他的世界理念成为他倡导共和革命“建设新中国”思想的重要理论支柱。本文谨对孙中山世界理念的构成及其意义进行简要论析，以显现其对新中国历史运动的价值。
世界理念之一：“合乎世界潮流”的政治变革意识
传统的旧中国演变为现代的新中国是一种客观的社会进程，又是一种自觉的历史运动。作为客观社会进程，可统称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作为自觉的历史运动，可称之为新中国运动。虽然，戊戌维新具有“维新中国”之意，但作为完全意义上的新中国运动，自应始于由兴中会广州起义揭开序幕到20世纪初年逐步凸显的共和革命运动。“新中国运动”作为一个特定述语首次出现可能是1912年。这年4月20日，为“维新中国”奔走一生的容闳在美国康州哈特福德城逝世。第二天，《哈城日报》著文称他为“今日新中国运动的先驱者”，并称誉“新中国领袖孙中山”[2](P31)。可见，当时国际社会也认为“新中国运动”就是共和革命运动。当时的“新中国”就是中华民国。孙中山所倡导的共和革命运动以“打倒旧政府，建设新中国”[3]为号召；民国成立后，孙中山继续号召国人“为建设一个自由平等的新中国而奋斗”[4](P70)。后来在“捍卫民国”和“改造民国”的斗争过程中，仍以“造成真正民国”、“达到建新中国的目的”[4](P95)为标的。
孙中山创建新中国的思想是十分丰富的，其重要构成就是具有真诚的爱国主义思想、深广的世界理念和强烈的时代精神。他为建设新中国而斗争的全部实践表明，他对近代以来世界历史发展进程所呈现出的一体化趋势有深刻认识。古代中国只有“天下”的述语，没有现在这种“世界”的概念。古来中国人谈国事、论改革，总习惯于言必称三代式的以古论今。但自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甲午战争以后，中国人不仅论“古今”，而且又扩展为谈“中外”了。中国人在这种由单一的纵向思维向多维的横向思维的变化过程中，逐渐产生和拓宽了世界意识。再之，中国以往只有“时世”、“时局”、“事局”等术语，没有现在这种从世界视野立论的“时代”的概念。但自19世纪末，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来，中国人又获得了关于“时代”的新认识。1901年起，中国报刊上陆续出现了“帝国主义时代”、“民族主义时代”、“国民主义时代”、“竞争时代”等新话语。孙中山在他所开创的新中国运动中所表现出的世界理念和时代意识是超乎时人的。他在表述自己革命主张时，喜欢从“时代”、“世界”、“各国”、“近世”、“20世纪”、“世界大势”、“世界潮流”、“人群需要”等视角立论。他在领导起义的过程中，坚信我们革命是合乎世界潮流，顺应全国人民期望的，所以一定会成功的。在民国建立后，他一再指出，我们“循世界进化之潮流，而创立中华民国”[4](P45)，而“革命是以造成一个真正的中华民国为目的”[4](P284)。他认定革命是一种“时代之进化”，说：“近世以来，革命风潮磅礴于欧，渐渍于美，波荡于东亚。所谓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乃由磨砻而愈进于光明，由增益而愈趋于完善，此世界所同，而非一隅所能外者。我国当此，亦不能不激励奋发，于革命史上开一新纪元矣”[5](P1)，从而表现出“与世界文明各国从同”的政治变革意识。
孙中山“循世界进化之潮流而创立中华民国”，他的政治变革意识也随着世界潮流的演进而发展。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后，他适应时势和潮流的变动，提出了“改造新中华民国”的具体目标。他指出，“法、美共和国皆旧式的，今日惟俄国为新式的，吾人今日当造成一最新式之共和国”[6](P56)。他自信，只要在中国实现包括“直接民权”在内的“四个民权”，并建立“五权分立的政府”，“便可以破天荒在地球上造成一个新世界”。[7](P800-801)又说，我们“虽然不能完全仿效欧美；但是要借鉴于欧美”，“我们能够照自己的社会情形，适合世界潮流做去，社会才可以改良，国家才可以进步”。[7](P764)这充分反映出他世界理念的不断增进，他“仿效外国改革政治”的思想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
世界理念之二：“吸收世界文化”的文化兼取精神
中国是一个走后发性现代化道路的国家，如何对待世界文化，正确处理中西文化关系，一直是关系中国历史变革和文化整合的核心问题。孙中山不仅在政治变革思想方面“合乎世界潮流”，而且在文化变革主张中也表现出对世界文化发展和中西文化关系的精深认识。事实证明，主张“吸收世界文化”的文化兼取精神始终是孙中山世界理念的重要构成。
孙中山是一位杰出的唯物进化论思想家。他用历史进化观点考察了中西文化发展上的“时代差”。他认为西方已经过工业革命，其文化是“近世的文明”；中国“未经产业革命”，仍处于“老迈时代”，中国文化是一种“过代之文明”。[1](P278)他指出，“欧美近百年来的文化，雄飞突进，一日千里，种种文明都是比中国进步得多”[8](P315)。而“中国近代物质文明不进步，因之心性文明之进步亦为之稽迟”[7](P140)。他反省和剖析中国文明“稽迟”的原因是由于中国“素自尊大，目无他国，习惯自然，遂成为孤立之性”[7](P187)。加之，“数千年来，以文为尚……废弃百艺，惟文是务。此国势所以弱，而民事所以不进也”[7](P621)。为此，他主张必须使我们国家对欧洲文明采取开放态度。他说，“我们有自己的文明。但是，因为无法进行比较、选择而得不到发展，它也就停滞不前了”[1](P86)。意即中国文化必须也只有在与世界文化的交融、比较与选择中才能得到发展。
孙中山富有现代理性。他在中西文化关系上坚持一种以“集合中外的精华，防止一切的流弊”为主要特征的中西文化观和现代文化整合思想。他以广阔的世界眼光和开放的心态，将世界文明看成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力求兼容并蓄，择善而从，“取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但是，他在主张广泛吸取世界文化的同时，“仍取数千年旧有文化而融贯之”[1](P560)。他强调“我们要学外国，是要迎头赶上去，不要向后跟着他”[7](P690)，即认为中国不应成为现代西方文明的“尾随者”，而应该独辟蹊径，走一条“适于民情国史”的现代文化整合之路。他谆告国人，宜从“20世纪时代”的视角，“以远大之眼光，内则考出中国数千百年之积弊，外则察西洋各国兴亡盛衰及其理由”，“产生完全优美之宪法，驾于欧美以上，作成一中西合璧的中国”。[9](P330-332)孙中山所要建立的“中西合璧”的新中国，其政治层面就是建立“迎合世界潮流”，“与欧美并驾”的现代民族国家，其文化层面就是熔中西文化于一炉，兼收众长，益以创新，“使中国进于世界第一文明大国”[10](P439)。
孙中山为创建新中国非常推崇“心理建设”。他力主效法欧美增进民智、改善民俗。他指出：“中国人向富于排外性质，与今日世界甚不相宜。且数千年之专制政体，既可推倒，则昔日之政策之心理习惯，何尝不可推翻。”[l0](P481)为此，他非常重视增进精神文明和发展教育的作用，强调，“共和政体，以教育为根基”[4](P50)，“教育普及则知识自然平等”[4](P76)；主张“注意于国民建设能力之养成”[4](P339)，“提倡有秩序之民气，维持社会之良习惯，以养成共和国民之资格”，“享国民权利，尽国民义务……扫除做愚民百姓的故态”，“使世界公认我国国民为世界第一等国民”。（注：以上引文分别见于《孙中山集外集》第50、76、339页；《孙中山集外集补编》第17页；《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62页。》
单一不利于选择。“人类的全部财富就在于世界的多样性……如果一天人类的历史聚合为一种单一的文化，单一的文明，那将预言着我们的灭亡”[11](P225)。孙中山对中西文化关系始终坚持科学的历史的态度。他的“吸取世界文化”的文化兼取精神表现出一种历史进化论和多元文化观。他在中西文化关系和现代中国文化整合的态度上，与各种各样的“中华文化本位”论和“全盘西化”论划清了界线。孙中山主张“吸取世界文化”的文化兼取精神，是他世界眼光和时代意识在现代文化整合思想中的显现。
世界理念之三：驰骤于“世界经济之场”的现代经济思想
现代化是一个普遍的世界性历史进程。近代世界自资本主义产生以来，逐渐形成了世界市场和相应的国际关系格局，使各国的发展出现某种一体化的趋势。这种一体化趋势是伴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和拓展而凸显的。孙中山世界理念的又一特出深湛之处，是他对于工业革命以后世界经济发展出现某种一体化的趋势认识深刻，具有强烈的市场意识，特别是世界市场意识。他力图在保持主权的条件下，遵循现代经济运行常规，实行开放主义，广泛吸引外资，与世界市场紧密连接，促使中国经济发展。
现代经济发展愈来愈显示出其强烈的传导性因素。这实际上是世界发展一体化趋势的一种内在动力。孙中山敏锐地看出：“近世经济之力，足以破国界。”[4](P192)他强调，“今之时代，不争竞则无以生存”[1](P260)。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在欧洲表示，“此后社会当以工商实业为竞点，为新中国开一新局面”[1](P547)，表现出对新中国及将伴随其而来的实业竞争大潮的一种憧憬。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又指出：“现世界各国通商，吾人正宜迎此潮流，行开放门户政策，以振兴工商业。”[10](P499)他指出，“中国乃极贫之国，非振兴实业不能救贫。仆抱三民主义以民生为归宿，即是注重实业”[10](P339)。他力主实行开放政策，振兴实业，说：“凡是我们中国应兴事业，我们无资本，即借外国资本；我们无人才，即用外国人才；我们方法不好，即用外国方法。”[1](P560)又说：“共和成立之后，当将中国内地全行开放，对于外人不加限制，任其到中国兴办实业；但于海关税则须有自行管理之权柄，盖此乃所以保其本国实业之发达，当视中国之利益为本位。”[10](P532)孙中山既看到了现代经济发展具有冲破“国界”的一体化趋势，故力主实行开放主义政策；又看到了在经济一体化大潮中，国家依然是一体化的行动主体，因此他很重视经济的“发展之权”[7](P212)，特别强调海关“自行管理之权柄”。这都表现了孙中山经济思想中富含深湛的世界经济理念。
市场是商品经济活动的场所，是现代经济活动和运行的生存空间。市场既是培育民族主义的学校，又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载体。世界现代历史进程表明，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历史，就是国内市场的培育与统一和世界市场的建立与拓展的动态过程。孙中山洞悉拓展国内市场和驰骤世界市场对振兴实业的意义。他在民国成立后提出发展20万里铁路的计划，其中就包含着加速拓展国内市场并连接国外市场的深刻用意。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所写的《实业计划》中，更展现了与世界市场连接，利用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的宏伟构想。他在该书《篇首》前部分约一千字的叙述中，就使用了三个“市场”、两个“中国市场”、一个“（世界的）新市场”和两个“销场”的词语，突出地表现了他欲图充分利用战后国际市场迅速发展中国经济的设想。[7](P213-215)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提出修筑北、东、南3个世界大港，“用为国际发展实业计划之策源地；中国与世界交通之关键”[7](P218)。与此相配合，他主张建立一支1000万吨规模的远洋商船队。孙中山这些设想充分凸显了他驰骤于“世界经济之场”的现代经济思想。再之，他除计划筑成3个世界大港外，还设计修筑4个二等海港、9个三等海港、15个渔业港，共31个海港，用以“连合中国全海岸线”[7](P301)。显然，这种“大海港”计划实具有使中国兼为海洋大国的思想，也展现出一种卓越的世界眼光。另外，孙中山的筑路思想也是与市场意识紧密相联的。他认为，“铁路之建筑”，“将昔日市场与生产者遥远之距离，缩短于咫尺之间”。[10](P388)为此，他在《实业计划》中提出建筑10万英里铁路以及100万英里公路的计划。他称引英、美等国的筑路兴国的范例，强调“交通为实业之母，铁道又为交通之母。国家之贫富，可以铁道之多寡定之”[10](P383)。孙中山从英、美等先行国家着眼，发展沿海、沿江商港以及大力建筑铁路、公路的“大交通”思想，不仅在当年寓含深湛的世界意识，而且至今仍焕发出现实的时代光芒。
欧美资本主义发展给社会带来了文明，也带来了严重的不均。当孙中山领导共和革命、建造民族国家、“企强以比欧美”时，一些革命派人士在憧憬新中国未来资本主义发展时，表现出前瞻性的担忧。他们先后在《译书汇编》、《江苏》、《浙江潮》、《民报》、《夏声》等革命书刊上发表了不少对资本主义进行非议和预防的文字，强调“欧美情形可鉴”，“于兴业处方中，加数点共同利益之膏药，以防日后国内撼动之祸害，生贫富大悬之等差”。[12](P398-400)孙中山是这批具有超前意识人物的最杰出代表，他在“迎合世界之潮流”，强调“一定要发达资本，振兴实业”时，始终坚持用“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等“预防的办法来阻止私人的大资本，防备将来社会贫富不均的大毛病”[7](P842)；并一再告诫人们，进行社会革命如同“医病”，“与其医于已发，不如防于未然。吾人眼光不可不放远大一点，当看数十年、数百年以后，及于世界各国方可”[7](P94)。以往我们对孙中山民生主义和经济思想的研究中存在着一种“惟生产关系”的倾向，比较忽视对他的振兴实业思想、培育国内市场和驰骤世界市场思想，以及认定“交通为工业之母”的“大交通”思想的研究。如果我们转换视角，将一种单一的单向的思维定式，改为一种多维的辩证分析综合的复合性思维，当不难发现，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实包含“振兴实业”（发展资本主义）和“防于未然”的一对历史悖论，这看来是一种矛盾心理，实际上是孙中山从世界发展的总格局中深沉地审视新中国的未来，其根本大旨是在对“世界各国”的“从同”和“超越”中建设一个足以和西方各国“并驾齐驱”、又“均等发展”的“社会的国家”。
世界理念之四：憧憬“世界大同”的社会最高理想
孙中山是新中国运动的开创者，也是“世界大同”理想的鼓吹者。孙中山早年即自称“余为世界之一平民，人道的拥护者”[1](P173)。他的人道思想源自于中国古代的政治哲学《礼运·大同》篇和孔子“仁”的学说以及西方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孙中山受过正规的西学教育，自幼起又受过中国儒家文化的熏陶。《礼运》描绘的“天下为公”的“大同”之世对他影响极深。直至晚年，他还曾两次缮写《大同》篇原文。据统计，在孙中山反复题书，分赠国内外各方人士的字幅中，“博爱”多达64件，“天下为公”39件，如果加同义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公天下”、“世界大同”、“共进大同”等36件，则总数达139件。占其题词总数的近l/3。他视“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博爱”是“人类宝筏，政治极则”，是“吾人无穷之希望，最伟大之思想”。[14](P2)可以说，他毕生都在为“以进民国，以进大同”而奋斗。
孙中山把“世界大同”、“共进大同”作为人类社会最高理想。其大同理想的一个理论支点是历史进化论。他虽认为“今世界文明进化，尚在竞争时代，而非大同时代”，“人人须以爱国保种为前提”。[10](P536)但指出，“然使文明日进，智识日高，则必能推广其博爱主义，使世界合为一大国”，“即所谓大同之世也”。[10](P439)又强调，“近代文明进步，以日加速，最后之百年已胜于以前之千年，而最后之十年又胜已往之百年，如此递进，太平之世当在不远”[7](P157)。坚信“将来世界上总有和平之望”，“总有大同之一日”。[15](P25)
孙中山大同思想的一个重要支点是“道德”论。孙中山的建成“中西合璧中国”的主张中，包涵一种道德立国的思想。孙中山是达尔文主义的崇奉者，但他反对把“物种之原则”施之于人类进化，认为“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有了很好的道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7](P679)他曾在题词中告诫人们：“有道德始有国家，有道德始成世界。”[14](P131)民国成立后，他多次批判社会达尔文主义，说“生存竞争”学说，“在欧洲文明进化之初，固适于用，由今视之，殆是一种野蛮之学问”[10](P423)。“今世界日进于文明，此种学理，都成野蛮时代之陈谈，不能适用于今日。”[15](P25)他深受包括马克思学说在内的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的影响，同情社会主义。他指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也。人道主义，主张博爱、平等、自由，社会主义之真髓”，“循进化之理，由天演而至人为，社会主义实为之关键”。[10](P507)又说，“社会主义国家”，“并无尊卑贵贱之差”，人民“各尽其事，各执其业，幸福不平而自平，权利不等而自等，自此演进，不难致大同之世”。[10](P524)
孙中山是一位有卓越世界眼光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的大同思想和民族主义思想是紧密联系的。在他看来，“世界大同是民族主义的最后理想”。而民族主义乃是实现世界大同的基础和前提。故始终把“以进民国，以进大同”作为“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的根本目标和宗旨。孙中山所主张的世界大同，是一种“理想的世界主义”[16](P145)，不同于一般的世界主义。他有时主张世界主义，有时批判世界主义。他反对的是“不准弱小民族复兴”的世界主义，他所希望的世界主义是在实现普遍民族独立与平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世界主义。他厌恶前一种世界主义，说：今日“强盛国家和有力的民族，已经雄占全球。无论什么国家和什么民族的利益，都被他们垄断”，“所以天天鼓吹世界主义，谓民族主义的范围太狭隘。其实，他们主张的世界主义，就是变相的帝国主义与变相的侵略主义”。[7](P659)他憧憬后一种世界主义。他强调，“世界主义是从民族主义发生出来的”；“我们要发达世界主义，先要民族主义巩固才行；如果民族主义不能巩固，世界主义也就不能发达”。[7](P662)他正确揭示，“爱和平”“是中国人的一大道德”[7](P665-666)。“我国自有历史以来，以和平为民族之特性。”[4](P531)并一再表示说，“我们要将来能够治国、平天下，便要先恢复民族主义和民族地位，用固有道德和平做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7](P691)。为此，他始终把“以进民国”作为“以进大同”的基础和前提。坚信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与富强，定能与“诸民族并驱于世界，以驯致于大同”[5](P60)。
简短结语：全面建设
综上所述，孙中山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也是一位世界大同主义者。他深湛的世界理念是他创建新中国思想的重要理论支柱。他的“合乎世界潮流”的政治变革意识，“吸收世界文化”的文化兼取精神，驰骤“世界经济之场”的发展经济思想和憧憬“世界大同”的最高社会理想，对开创新中国运动，引导和推动其沿着“创建民国”和“改造民国”的方向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历史的发展是历史阶段性和历史连续性的统一。百多年来的新中国历史运动进程呈现出共和革命和民国建立、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人民共和国建立、改革开放和走上有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三次历史性巨变。20世纪中后期的中国历史变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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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