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隶与山东是义和团运动的发祥地和重要活动中心，两省的义和团运动从1898年兴起之时既有着密切的联系且相互影响，并表现出一些相同及不同特点。但长期以来，人们侧重于研究山东的义和团运动并过多强调其作用与影响，而对直隶义和团运动则缺少必要的研究。本文不囿成说，拟从运动的兴起、规模、相互影响及最后失败时间等方面对两省义和团运动进行比较研究与探讨，以期对两省特别是直隶义和团运动的历史地位与作用作出公允的评价。
一
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事件，义和团运动应包括光绪二十四年九月（1898年10月）至二十八年六月（1902年7月），即从山东冠县、直隶威县义和拳掀起反教会斗争，到景廷宾在直隶广宗一带起义失败止。从直隶、山东两省及整个运动的发展过程来考察，这场运动可以划分成三个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自光绪二十四年九月赵三多、阎书勤在威县、冠县一带起事，到次年底（1900年初），这是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和初步发展时期。这个时期，山东义和拳主要活动于冠县、邱县、临清一带及鲁西北的在乎、高唐、恩县、平原一带，直隶义和拳活动于直隶东南部、南部的冀州、深州、河间等府。大刀会则主要活动于鲁西南及直隶南部大名府一带。
第二阶段：自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初至七月二十日（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京师，这是义和团运动的高潮时期。这个时期，清朝统治集团内主张利用义和团以排外的顽固守旧势力占了上风，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义和团的发展，义和团运动以直隶为发展中心。
第三阶段：自1900年8月14日至1902年7月直隶广宗景廷宾起义被镇压，这是义和团运动的低潮时期，中外反动势力最后残酷镇压了这场运动。
作为义和团运动重心的直鲁两省，由于地域相连，特别是鲁西北、鲁西南与直隶东南部、南部更是接壤地区，在经济发展、风俗民情及社会结构等方面有很多相近甚至一致的特征，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两省运动的发展，使两省运动表现出了一些共同特点。
其一是两省义和团的源流基本相同。义和团是汇集各种力量而形成的下层民众的反帝组织，其中既有乾嘉以后在直鲁交界地区传播的秘密会社和拳会组织合流的八卦教、义和拳、神拳、大刀会，又有梅花拳，还包括一些民间习拳练武的武术团体，以及咸丰、同治年间开始举办的团练组织。这些成份在两省义和团的组织中都存在，特别在早期更是如此，如最早兴起于山东冠县十八村、直隶威县沙柳寨一带的义和拳，其中阎书勤的冠县拳民多练神拳，赵三多的威县拳民多练梅花拳。而鲁西南曹州府一带主要是大刀会的活动区域，其首领刘赞虞于1899年8月到直隶开州石墓头一带活动时，当地人民纷纷参加，会众“初来百余，二五日间竟招集五百余”（林学缄编：《直东剿匪电存》，《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二辑，第41页。）。两省义和团的源流既如此复杂且又基本一致，原因在于直鲁交界地区是各种秘密会社沿运河北传后的汇集之区，且这个地区民俗强悍，有习拳练武并组织武术团体的风习。秘密会社、武术团体及晚清的团练组织的基本成员均为下层民众，他们有一定的互通性，后来又大量参加义和团，由此便决定了义和团汇多源于一流的特征。直隶山东两省由于地域相连，这种特征就更为明显。
其二是两省义和拳兴起及初期发展区域也基本相同。义和拳最早兴起于冠县、威县一带，大刀会最早活动于鲁西南的曹州府、直隶大名府一带。从地域上讲，冠、威一带的义和拳起事后，在直隶境内的活动较为频繁，其后又由阎书勤、赵三多率领分别活动于两省交界地区并向北发展。义和拳、大刀会之所以能首先在两省交界地区兴起和发展，这是由该地区特殊的条件决定的。这个地区是地瘠民贫和统治力量较为薄弱的地区，且有很多插花地（飞地），造成州县治所与辖地之间相隔很远，与本境在地域上并不相连，更使统治力量鞭长莫及。如冠县十八衬（今属河北威县）即是冠县飞地，位于直隶清河、威县、曲周之间，“距县百三十里，地势远隔，风俗攸殊，盗匪充斥。民教朵处，孤悬境外，隐然独立一小邑。控制既鞭长莫及，治理亦梗塞而不通”（侯光陆修：《冠县志》，民国22年本卷1，第7页。）。此外，清河、南宫、邱县等地也有这种飞地，义和团即利用这种有利条件与清军周旋，“此拿彼窜，何处兵少，即在何处滋事”，“兵至则散，兵去复聚”（林学缄编：《直东剿匪电存》，《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二辑，第73页。），这就使义和拳能在直鲁交界地区滋生、发展并向各地蔓延。
其三是两省义和团斗争口号、斗争形式的基本相同。义和团最早打出的旗帜是伊索勒日记所记1898年10月冠、威一带的“顺清灭洋”黄旗（遥主编：《义和拳运动起源探索》第212页。）。其后，朱红灯的义和团树起“天下义和拳兴清灭洋”的旗帜。直隶景州、枣强一带王庆一的义和团也打出“助清灭洋”的大旗。到1900年后，这些基本相同的旗帜竖于各地义和团坛口，被各地义和团普遍接受。在斗争形式上，义和团以焚教堂、杀传教士及教民，毁坏以“洋”字为标志的各种制品为主，后来又拆毁铁路，这些形式在两省都是较普遍的。当然，山东义和团拆毁铁路较少，这与直隶又稍有区别。
直鲁两省义和团的这些相同或基本相同因素，主要表现于义和团运动的初期阶段。随着运动的逐步深入发展，这些相同点也在逐渐发生变化，越来越多地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二
直鲁义和团运动的不同点之一，是两省地方官吏特别是督抚对义和团的认识、态度及措施不同，由此而使两省义和团运动的发展程度、波及范围及斗争对象也有所不同。我们知道，义和团运动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分散的、自发的反抗外国侵略势力的运动，其锋芒所指主要是外国侵略势力，并未直接反抗封建统治，故统治阶级对义和团的态度有所不同。义和团的发展程度与统治阶级的态度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八国联军侵入中国以前，义和团运动发展的阻力主要来自封建统治阶级及其地方实力派。
自义和拳兴起到1899年底，先后担任山东巡抚的是张汝梅和毓贤。张汝梅认为义和拳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是民教矛盾所致，主张持平办理民教纠纷，1898年6月奏请“将拳民列诸乡团之内，听其自卫身家，守望相助”（《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第15—16页。），同年10，月义和拳在冠、威一带起事，他接到冠县县令曹倜关于临清防勇与当地拳民起衅的电报后，立即电示曹州镇总兵方致祥派两哨人马保护教堂，并要查明滋事勇丁归何哨所管，“赶紧拿办”（《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第46页。）。可以说，他对义和团采取了较为和缓的措施。1899年4月毓贤继任为巡抚，他主张将大刀会、义和拳改为合法团练。对传教士请求保护，“毓答以教民自惹其祸，被害亦其应得”（李杴《拳祸记》上编，第13页。），曾上奏折将在平原一带剿杀义和拳的县令蒋楷革职，释放被捉义和拳，“并饬各处刀匪，改称民团”（《拳祸记》下编。第348页。）。这种政策为山东义和团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使茌平全县860余村庄中，“习拳者多至八百余处”（《拳祸记》下编第346页。），“济南至德州三百余里，皆其党羽”（徐绪典主编：《义和团运动时期报刊资料选编》，第15页。）。由于张汝梅、毓贤推行以抚为主的措施，使山东义和拳在直鲁交界地区及省城都开始活动，济南已“多设拳厂”（《拳祸记》下编第346页。），甚至出现“佐字两营，半大刀会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1册第355页。）的局面。
同一时期，直隶总督裕禄对义和拳实行了严厉弹压解散的方针。义和拳兴起之后，他迭次致电大顺广兵备道万培因、大名镇总兵吴殿元等，要他们督饬各员，采取“防抚兼施，解散胁从，设法访拿首恶”（林学缄编：《直东剿匪电存》，《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二辑，第33页。），“实力弹压解散，以期消患未萌”（《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第152页。）的措施，并约定与山东共同防堵，企图将义和拳扼杀在初起之时。山东大刀会首领刘赞虞在开州一带活动被捕后，他电示大名府将被捕者“照章就地正法，传首犯事地方，悬杆示众”（林学缄编：《直东剿匪电存》，《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二辑，第46页。）。1899年后，他仍然推行“解散胁从，严拿首要，以靖地方”（林学缄编：《直东剿匪电存》，《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二辑，第63页。），并认真保护教堂的措施。他的严厉弹压的措施，与同时期山东巡抚相比是有区别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扼制了义和拳运动的正常发展，使义和拳未能在政治中心的省城保定和总督经常驻节的天津有较多的活动，只能活动于统治力量薄弱且秘密会社势力集中的直隶东南部及南部地区。
1900年后，两省局势开始发生变化。袁世凯于1899年末署理山东巡抚以后，由于御史言官的上折攻击，清廷又告诫他“目前办法，总以弹压解散为第一要义。……不可一意剿击”（《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第154页。），他也认识到立足未稳，未敢立即剿杀义和团，只是发布告示，劝散禁止。1900年3月实授东抚后，5月他上折反对将义和团编为合法团练，并新订《严禁拳匪章程八条》，将禁止义和团责成于庄长、首事、父兄、邻右，以这种封建性的亲族乡里关系对义和团实施连坐式的惩处和查禁，使山东义和团不能正常发展。6月中旬天津、北京交战后，山东义和团复起，袁世凯又奉行“以遵行剿匪、遵旨保教为第一要图”（《筹笔偶存》第452页。）的宗旨，驱赶山东义和团赴津京一带作战，将仍在本地活动的义和团视为“显系土匪冒充拳会扰害地方”（《山东义和团案卷》下册，第39页。），指示带兵将领及地方官员“立即率队捕拿，按照土匪章程，从严惩办”（《山东义和团案卷》下册，第840页。），对持械抗拒者要“格杀勿论，以申法律，而遏乱萌”（《山东义和团案卷》上册，第390—391页。）。在他的血腥镇压下，大批义和团人被杀死，山东义和团转入低潮。各地虽不时有一些义和团的活动，但对山东局势已不能形成较重要的影响。
直隶则是另外一种局面。裕禄在1900年初仍主张查禁义和团，3月2日发布告示，指明对设立拳厂的首犯要“严拏惩办”，被诱入会者要各自悔悟，再有设厂练拳，“即由地方官会营捕拏，从严惩办，决不稍纵宽贷”（《义和团》第4册，第478页。）。其后又不断派军队到保定以北镇压义和团。但由于清政府推行以抚为主的政策，迫使裕禄对义和团实行了宣抚解散的方针，大大便利了各地义和团的发展。到5月，直隶义和团发展到高潮，特别是6月17日天津保卫战发生后，裕禄对义和团又实行了招抚政策，使直隶义和团运动更为高涨，全省大部州县都发生了义和团的反教斗争，并有大批义和团赴津京作战。诚如有的史料所记载，直隶义和团是“一声呼啸，风靡全省”（《义和团史料》上册，第503页。）。
由于1900年后袁世凯与裕禄对义和团采取的不同对策，给两省义和团运动的发展带来了直接影响。其一是直隶参加义和团的人数众多，并在全省形成了一些义和团的活动中心；山东则人数较少，也未能形成义和团的活动中心。如直隶沧州，6月底王之臣率义和团队伍到达后，“四邻响应集者二万”（《义和团史料》上册，第287页。），涞水县石亭镇一带“约集新城、容城、涿、易、房山各州县乱民万余”（《义和团史料》下册，第948页。），涿州则“聚匪闻有二三万”（林学缄编：《直东剿匪电存》，《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二辑，第155页。），宁津“全县团民共达九千多人”（《义和团史料》下册，第970页。）；7月，固安县义和团“几乎无村无之”（《义和团史料》下册，第942页。）。到6、7月间，全省形成了保定、天津、涿州、沧州、景州、廊坊等义和团斗争中心。山东义和团则数量较少，且旋起旋灭，即以义和团活动较重要的州县来讲，利津县由于直隶义和团传入，使本境义和团“几于无村不有”，但袁世凯派兵来剿后，“不数日间，拳匪绝迹，县境肃然”（《义和团史料》下册，第1034—1035页。）。有的县份如福山县，知县只斩一人，“境内以安”（《义和团史料》下册，第1041页。）。由此可见其斗争声势较弱及参加人数较少，在全省境内也没有形成义和团的活动中心。以山东武定府属乐陵、海丰和相邻的直隶天津府属庆云、盐山四县相比较，6月底7月初，武卫右军先锋队后路左营参将张勋率队来到这一带，目睹了两省辖境义和团的情况，他在禀报中说：“东境十分安静，直隶所属几于遍地皆是”、盐山“匪势甚重，约有万余人，据城挟官，文报不通”（《山东义和团案卷》上册，第26—30页。）。他的比较也说明了两省义和团的发展程度大不相同。其二，从斗争的对象和重点来讲，直隶义和团由于未遭残酷剿杀，故其斗争重心是进攻教徒聚集的教堂及侵略军据点，如6月14日后廊坊义和团的抗击八国联军，保定一带义和团进攻安肃（今徐水）安家庄教堂及清苑县东闾村教堂，6、7月间参加天津保卫战，以及7月中旬进攻景州朱家河教堂。山东义和团则主要是抵御袁世凯军队的进攻，如8月9日陵县九圣庙之战。当然，直隶义和团也与清军发生过交战，但与从事反教斗争相比则居于次要地位。同时，直隶义和团在各地进行反教斗争时，曾大量屠杀传教士及教民，使斗争偏离了正常轨道，有滥杀无辜的现象，如朱家河教堂被攻占后，至少有1800名教民被杀死或烧死（《拳祸记》下编。第151页。）。直隶北境教区共有教民4万，其中被杀者有6000人（《拳祸记》下编。第75页。）。这种现象在山东则发生较少。
直鲁义和团运动的不同点之二，是两省交界地区义和团的相互影响有所不同。这种影响，在义和团运动的三个阶段中有不同的表现。
在第一阶段，两省义和拳的相互影响主要表现为直鲁交界地区义和拳队伍经常到对方省份内活动，进行反教会斗争。如1899年8月，山东大刀会首领刘赞虞率百余人到直隶开州、东明等地活动；1899年底，山东义和拳百余人到景州参加攻打朱家河教堂（见路遥、程歗著：《义和团运动史研究》，第408—409页。）。直隶义和拳对山东的影响，在1897年梨园屯教案时已很明显，据东昌知府洪用舟禀称，教案发生时，“直隶威县、曲周之人居多”（遥主编：《义和拳运动起源探索》第175—176页。）。1899年11月，直隶广宗义和拳进入临清州境活动（《义和团史料》下册，第1035页。）。1900年初，清河义和团也进入山东夏津县郑保屯一带活动（《筹笔偶存》第84页。）。这种相互影响的情况，在吴桥、德州一带，冠县、威县、清河一带也时有发生，而以直隶义和团进入山东活动较多，故山东地方官吏在1900年初的禀报中对此十分担忧，认为：“山东西北一带，如德州、恩县、夏津、武城等处，均为直隶门户，处处可以阑入。”（《筹笔偶存》第85页。）袁世凯在批示中也强调：“所有与直境毗连德州、冠县、恩县、邱县，仰即随时认真防范，毋任直匪勾结为患。”（《筹笔偶存》第91页。）为了对付义和团的越境活动，直鲁两省即会商了“分队防范，遇有匪扰，不分畛域，协力查拿”（林学缄编：《直东剿匪电存》，《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二辑，第77页。）的剿办方针。
第二阶段的互相影响则表现为直隶经常有大股义和团进入山东活动，并引起一些州县义和团的兴起，山东则为少量义和团队伍进入直隶，也有一些义和团首领进入直隶设坛授拳。山东阳信、乐陵、利津三县就是在直隶盐山、宁津、庆云等地的影响下兴起义和团斗争的。1900年5月，阳信义和团“由直隶庆云县传来”（《山东义和团案卷》下册，第657页。）。6月，盐山义和团的发展，使乐陵朱家寨附近“听从外匪煽惑。……复有设厂练拳之事”（《山东义和团案卷》下册，第699页。），乐陵县令惊呼：“内匪易于禁止，……所可患者外匪耳！”（《山东义和团案卷》下册，第704页。）到7月中旬，沧州义和团二千余人、宁津义和团二千余人、盐山义和团数千人又进入乐陵境内，“隐有合股攻县城之势”（《筹笔偶存》第305页。）。7月19日，盐山义和团首领王文升率百余人闯入利津县署，将教民孙在田等4人劫走杀死（《山东义和团案卷》下册，第771—776页。），此事发生后，利津义和团开始兴起。8月初，庆云义和团二千余人又进入阳信县，并占据东门里书院（《山东义和团案卷》上册，第49—51页。）。此外，东昌府属馆陶县，临清州属夏津、武城、恩县、邱县，济南府属德州、济阳，武定府属惠民、沾化、海丰等地都有直隶义和团进入活动的记载。山东义和团对直隶的影响，除去6、7月间，短期内有一部分义和团北上赴津、京抵御八国联军外，还有一些义和团首领及团民到直隶境内设坛授拳，但为数不多。如4月，山东义和团刘得胜在天津杨柳青一带授拳（学缄编：《直东剿匪电存》，《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二辑，第91页。）。5月，宣化来大师兄二师兄各一人，“自云山东籍，有法力，可以扶清灭洋，刀枪不入于身。初惟四五十人学其术，未十日，各庄皆立团坛”（《拳祸记》下编。第47页。）。当然，也有一些山东义和团队伍在直鲁交界一带活动，对直隶也有所影响，但这种影响是有限的。可以说，在这个阶段，直隶义和团对山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且这种影响远远超过了山东义和团对直隶的影响。
在第三阶段，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北京后，不断出兵侵略直隶各地，也侵及直鲁交界一带。清政府在9月7日发布上谕，诬蔑义和团是肇祸之源，要直隶等地“痛加铲除”（《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第752页。）。袁世凯更为有恃无恐，在山东推行“奉旨严行剿办义和团匪，务必根除”（《筹笔偶存》第503页。）的剿杀政策，直隶地方官吏也开始大肆剿杀义和团。这就使直隶义和团运动与各地一样，逐渐趋于低潮并最后被中外反动势力所镇压。但是，即便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直隶义和团在直鲁交界地区仍坚持斗争并对山东继续有所影响。
义和团自天津、北京失陷后向南退却，聚集在直鲁交界地区的盐山、庆云、沧州、南皮、东光、景州、吴桥、宁津一带，人数约万余，他们不时进入山东境内活动，“揭竿称乱，防不胜防。海丰、乐陵、滨州、沾化、利津、惠民、武城、平阴各州县警书叠告，旦夕不息”（《义和团史料》上册，第302页。），对山东构成严重威胁，这在与盐山、庆云相邻的武定府更为明显。9月初，盐山义和团进入海丰县芦家马村及惠民县南乡张家集。9月中旬，盐山、庆云义和团进入惠民境，“伪造黄帖，越境煽惑”（《筹笔偶存》第479。）。有的小股义和团乔装打扮，“不敢显著红黄头巾、腰带，而于辫绳、襟袖作黄红暗记”（《筹笔偶存》第545页。），潜入东境。义和团的大量进入，使武定府地方官吏非常惊恐，惧怕义和团经海丰、乐陵、阳信三县后进入山东腹内州县。海丰县令惊呼：“边防吃紧，门户空虚”（《山东义和团案卷》下册第679页。）。当此之际，袁世凯派张勋率军队进入盐山、庆云、南皮一带帮助直隶清军共同剿杀义和团，直隶义和团腹背受敌，进入山东活动才逐渐减少。
这个阶段，山东义和团也曾在直境与直隶义和团联合作战。9月19日，海丰县令在禀报中说：“近日访闻盐山左儿庄回匪勾结沧州堤东、卑境北营、阳信南营、庆云阳家庄各路回匪以及津沽各处逃勇，骑马持械，结党成群，或一股二、三百人，或一股四、五百人，日往盐、庆、沧州各村焚烧杀掠，肆行无忌。”（《山东义和团案卷》下册第679页。）但这样的记载已非常少见。可以说，这个时期，直隶义和团对山东有着很大的影响，即以武定府而论，据知府禀报：“郡属九县一州，几无完土”（《山东义和团案卷》下册，第617页。），而山东义和团对直隶的影响则微乎其微。
直鲁义和团运动的不同点之三，是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北京，整个义和团运动转入低潮时期以后，山东义和团只坚持了较短时期即被残酷剿杀而销声匿迹，直隶义和团则此伏彼起，抗击着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坚持了较长时间，直到1902年7月才最后失败。
山东义和团在1900年6月后遭到残酷镇压，到8月中旬，主力已所剩无几，袁世凯仍频繁训诫各地官吏，对过去和现在习拳者，均要遵旨严拿正法，“以除根株，毋稍轻纵”（《筹笔偶存》第501页。），又令各地举办团练以维持秩序。在这种高压政策下，山东义和团的活动已非常艰难。此后，各地虽不时有零星义和团队伍的活动，8、9月间，胶州、高密、即墨一带也曾出现“拳匪充斥，会厂林立，地方官不为查禁，以致愈聚愈多”（《筹笔偶存》第447页。）的斗争场面，但这只是强弩之末。一般来说，各地斗争的参加者人数较少，一般为几十人、百余人，较多的有几百人，他们的活动对局势不能构成较大的影响。
影响较大的活动仍发生在冠县一带。川月中旬，梨园屯、红桃园义和团二四百人在高小麻领导下继续进行反教斗争，冠县县令，一筹莫展，认为“非有重兵常川驻扎，难资镇慑”（《山东义和团案卷》上册，第450页。）。当然，在这支义和团队伍中，“直隶之匪居多”（《山东义和团案卷》上册，第455页。），他们虽坚持了斗争，但很快失败。1901年1月12日、义和团首领王成章率众在茌平刘莱寺一带活动（《山东义和团案卷》上册，第393页。），这似乎是山东义和团活动的最后记录。其后，在《山东义和团案卷》、《筹笔偶存》等材料中，已很难找到山东义和团活动的记载。
同一时期，直隶义和团遇到了三方面的劲敌。各国侵华联军、直隶清军及袁世凯所派张勋部进入直鲁交界的盐山、庆云、南皮、沧州一带，他们都大肆屠杀义和团。面临强大的敌人，直隶义和团及广大民众不甘屈服，继续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其主要表现是保存下来的义和团的抗敌及人民群众重新发动的抗暴斗争。
京津失陷后，直隶保存下来的义和团主要集中于以沧州、保定为中心的两个重要地区。沧州、南皮、盐山、庆云一带聚集义和，团万余人，直接威胁山东武定府一带。9月12日，袁世凯致电直督李鸿章，请求“就近酌拨营队越境寻剿”，李鸿章回电表示“可放手为之”（《李文忠公会书·电稿》卷26，第15、19页。）。随后，张勋即率军进入直隶境内，与梅东益配合，在沧州王官屯、七里淀、旧州、南皮南关、庆云黑牛王庄一带剿杀义和团，使义和团元气大伤，到10月后已很难活动。其后，联军又侵入这个地区，义和团即被彻底剿杀。
保定及其附近义和团在联军攻占津京后，继续进行反教斗争，并投入到抵抗清军及侵略军围攻剿杀、保卫家园的战斗之中。6、7月间，清苑、安肃一带义和团开始进攻清苑东闾村教堂和安肃安家庄教堂，到联军抵保定时才散去（《拳祸记》下编。第39页。）。联军占领保定后，义和团首领周老昆率团众在方顺桥一带坚持抗敌。10月24日，广昌（今涞源）义和团首领郭逢春率众在保定西北抗击侵略军，“西兵伤损四十六名之多”（《义和团》第1册，第215页；马永祥编著：《易州庚子拾零》，河北大学历史系1988年油印本，第85页）。11月初，易州义和团首领车云标、李必武及广昌义和团与清军在紫荆关一带抗击了侵略军。到1901年，这种斗争仍接连不断。1月，献县、任邱义和团复起。4月，阜平义和团与联军开仗，祁子刚率义和团在雄县一带活动，打出“反清灭洋”旗号（转引自李文海等著：《义和团运动史事要录》，第498页。）。5月，保定义和团乘法、德侵略军离开之际进攻保定城，据《万国公报》载，6、7月间，“保定一带，几于无日不巷战”（徐绪典主编：《义和团运动时期报刊资料选编》，第123页。）。8月，完县一带，“不但土匪滋扰，更有拳匪设坛演练。……一时哄动乡愚，势焰极盛，地方官不敢过问”（徐绪典主编：《义和团运动时期报刊资料选编》，第125页。）。原保定一带义和团首领周老昆这时也率部在保定西部山区坚持抗战，“数跌数起，活动影响到数州县，不但洋兵视为目中钉，清廷也当他是心腹之患”（《义和团》第1册，第215页；马永祥编著：《易州庚子拾零》，河北大学历史系1988年油印本，第99页）。坚持时间最长的是广昌县郭逢春部义和团，他们在广昌南部白云山云盘洞一带坚持抗战，德国侵略军于1900年初即“声言攻打云盘洞之拳匪”（《义和团史料》上册，第398页。），但苦于地势险要，未能攻取。清军于1902年初将云盘洞附近包围，70余名义和团坚守七昼夜，最后因缺粮断水，体弱力乏，义和团战士或拔刀自刎，或投火自焚，或跳崖自杀，全部牺牲，只郭逢春将剩余两颗子弹击毙两名清军后被俘，押至保定被杀（《义和团》第1册，第215页；马永祥编著：《易州庚子拾零》，河北大学历史系1988年油印本，第1023—103页），直隶义和团旧部的斗争至此失败。
除去沧州、保定及景州、固安、永清等地义和团旧部的抗敌之外，直隶人民还不断以联庄会（团练）为基地，发动新的斗争。在义和团运动的高潮时期，“直隶乡团多树‘助清灭洋’旗帜”（《义和团史料》上册，第182页。），对推动义和团运动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义和团运动转入低潮后，各地团练武装又成为反对侵略、反对清政府及各地官吏横征暴敛的重要力量。1900年12月初，袁世凯部先锋后路前营哨官李春意于晚间率队进入威县搜捕义和团，遭到威县团练武装的袭击，狼狈逃窜。事后，清军统领惊呼：“似此民团，何异拳匪”（《山东义和团案卷》上册，第115页。）。1901年春，安平一带联庄会掀起了大规模的武装抗洋捐的斗争，祁州（今安国）、博野、深州、蠡县、束鹿等地联庄会纷纷响应。1902年4月，景廷宾、赵三多又领导畿南地区人民在巨鹿、广宗一带发动反对地方赔款的武装起义，打起了“扫清灭洋”的大旗，威县、清河等地团练勇丁及巨鹿、肥乡等地群众奋起响应，聚众“不下四万人”（徐绪典主编：《义和团运动时期报刊资料选编》，第127页。），这次起义于6、7月间失败，它标志着直隶义和团运动及整个义和团运动历史时期的结束。
这个时期直隶义和团运动与山东相比较，从时间上来讲，它比山东多坚持一年有余；从地域上讲，它波及京津以南直隶的大部地区；从斗争口号上来讲，它较早打出了“反清灭洋”、“扫清灭洋”的旗帜。由此可说，这个时期直隶义和团的地位与作用较山东就更为重要了。
三
以上我们对直鲁两省义和团运动的基本状况及特点进行了叙述与分析，由此不难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直隶是义和团运动最早兴起和最后失败的省份。以义和拳斗争最早兴起的冠、威一带而论，实际上，起义者在开始活动时，是以直隶拳民和直隶地域为主的，且主要领导者也是直隶的赵三多和姚洛奇，冠县十八村又是孤悬境外，为直隶大部地区所环绕。从这些方面来讲，我们不应固守“义和团起山东”这样的传统说法，起码也应认为义和团是从直鲁交界地区兴起的。对义和团运动的失败时间，过去人们也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而从《易州庚子拾零》的较为可信的材料来着，冀中一带义和团的失败时间应为1902年初，联庄会的斗争又坚持到1902年6、7月间。可以说、作为最后失败的义和团活动地区，直隶人民更多地肩负起了抵抗中外反动势力的艰巨任务，并付出了相当的代价相比之下，山东义和团则失败较早，也未能参加抵抗八国联军侵略的战斗。
第二，直隶是义和团运动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参加人数最多且涌现出大批义和团领袖的重要省份。在描述直隶义和团运动的规模和范围时，人们往往用“蔓延遍畿辅”（万震霄修：《青县志》，民国19年本，卷12，第6页。）“大祸之发，乃在直隶”（《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1册第304页。）之类的言辞来形容，这除去带有诬蔑之意外，丝毫没有夸张成份。直隶义和团可以说蔓延到90％左右的州县，吸引了几十万民众参加，在斗争过程中形成了威县、景州、沧州、廊坊、天津、保定、涿州等聚众数千至几万人的重要中心，也涌现出了大批义和团首领，其中既有威震全国的赵三多、张德成、曹福田，又有名震一方的晤修、王庆一、王之臣、周老昆、郭逢春、渠成江、潘荣■、祁子刚、阎洛福等。他们较早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又最早揭■“扫清灭洋”的大旗，并率领义和团进行英勇顽强的斗争，沉重打击了外国教会势力与侵略军，在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篇章。八国联军把直隶作为主要侵略地区，恰好说明直隶义和团运动的规模巨大和斗争的相当激烈。当然，义和团的斗争也有其局限和严重不足，这既需恰如其分地予以指出和分析，但又不应过分苛求。相比之下，山东义和团从规模、范围、人数来讲都不能与直隶相提并论，也没有形成直隶那样的活动中心，没有涌现出那样多的首领，其斗争的历史作用与直隶相比也要相形见绌了。
第三，直隶义和团运动对周围地区的影响是很重要的。其中对山东的影响在运动初期即已表现出来，在中后期均以直隶对山东的影响为主。这既不存在山东义和团对直隶影响后引起直隶义和团运动兴起的问题，更不存在山东义和团主力转向直隶、使直隶义和团运动发展到高潮的问题。应当说，直隶义和团运动是由于内在原因而兴起、发展和达到高潮的。山东义和团于1900年6月进入天津、廊坊一带，只是在局部区域增强了义和团的力量，对整个直隶义和团运动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有的团民到直隶单独活动，也是在当地早已兴起义和团之时。如冠县郭庄义和团首领索老香于1900年春末来易州后部营房时，当地早已有义和团的组织（《义和团》第1册，第215页；马永祥编著：《易州庚子拾零》，河北大学历史系1988年油印本，第30—31页）。过去人们忽视直隶义和团对山东的影响，这是应当引起注意的。同时，直隶义和团对周围地区也有一定的影响。毓贤任山西巡抚后，从直隶招去义和团，“民间遂乐仿效之”（《义和团史料》上册，第181页。）。1900年6月21日清政府对外宣战后，外地义和团大批进入北京，“日约百十起，居然执持大旗，排队而行”（《庚子记事》第18页。），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自京南一带而来。此外，直隶义和团还对内蒙古、关外产生过一定影响。应当说，义和团运动的高潮时期，正是以直隶为中心，汇集北方各地义和团的斗争而形成的，其中直隶义和团运动的核心作用和影响作用是不应低估的。
【资料来源：《河北学刊》1992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