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省前的末任实缺台湾道刘璈，是台湾近代史上的有争议人物。台湾史学家连横称他为“有经国之才”的能吏，在所著《台湾通史》中为其作专传，其他章节中记述刘璈的政绩亦甚多。对于刘璈在中法战争期间被督办台湾事务的福建巡抚刘铭传参劾，革职籍产，流放黑龙江，最后死于戍所的结局，认为“士论冤之”〔1〕。1985年， 台湾史学
最近，我因研究台湾近代抗法战争的需要，搜集了一些有关刘璈的资料，发现他被黜的原因与上述说法并不尽相同，刘璈在中法战争中的表现并非“十分杰出”，而是令人失望。现将我的研究所得写出，以供参考。
一
刘璈是怎样发迹而得任权势颇大的台湾道的，对此，
首先是关于刘璈的籍贯。据沈葆桢于光绪元年二月十七日片称：“据营务处浙江候补道刘璈禀称：该员于本年二月初一日在风港营次接到家信，知父品章于同治
其次是刘璈的道员资格何时取得？刘璈早年确实投在左宗棠麾下襄办营务，因参予镇压浙江太平军有功，被左宗棠奏保为浙江台州府知府。然而，当左宗棠于同治六年由闽浙总督调任陕甘总督，主持平定甘陇回乱时，刘璈却没能跟去，而是继续留在浙江官场浮沉。不过，至迟在同治十三年，他已由实缺知府改以道员候补了，而不必等到平定西域以后。
同治十三年，钦差大臣沈葆桢奉命赴台交涉日军侵扰牡丹社事宜并筹办台防，经台湾道夏献纶举荐，刘璈被札委为总理营务处。从同治十三年九月至光绪元年二月的短短6个月时间里， 刘璈颇得沈葆桢的赏识，刘璈能由丁忧前的候补道改为丁忧后的遇缺题奏道，可能即得力于沈葆桢的奏保。这番际遇，成为刘璈日后得授台湾道的契机。
清制，父丧，儿子为官宦者须丁忧守制三年。光绪元年二月，刘璈因父丧回籍奔丧守制三年，至光绪三年五月始服阙。而左宗棠的筹划和收复新疆，恰好也是光绪元年至三年间的事情。这段期间，在籍丁忧守制的刘璈，显然是不能分身到新疆辅佐左宗棠了。
刘璈再次投到左宗棠麾下是比较晚些的事情。大概在守制期满时，刘璈考虑到自己日后的出路，可能曾与老上司联系。光绪三年十月十四日，左宗棠上奏请调刘璈到营“以候差委”。清政府下旨将刘璈交左宗棠差遣。由于通讯和交通落后等缘故，当刘璈奉旨赶达左宗棠营中，已是光绪四年底至光绪五年初的事了。光绪五年初，恰逢左宗棠部下总理关内营务处及统领三营军兵的王诗正丁忧，左宗棠遂将遗缺札委刘璈。同年下半年，兰州道出缺，左宗棠又“即以刘兰洲暂署”，从此，刘璈便逗留在关内兰州一带，可能并未出关到达新疆，和所谓的左宗棠抗俄斗争也不沾边。
在任台湾道的最初几年中，刘璈颇得几任上司的好评。光绪七年九月，岑毓英奏称刘璈等“晓畅戎机，熟悉情形。”〔7 〕光绪九年底，清政府命令沿海各处筹备防法，已调任两江总督、南洋大臣的左宗棠奏称：“台湾孤悬海外，为南洋七省门户，防务最关重要，台湾道刘璈本有为之材。”〔8〕福建督抚也奏报将台湾防务责成刘璈。
二
如此倍受上司青睐赏识的刘璈，是什么时候因何原故而开始走下坡路的呢？
台湾防军在平日无事时仅有十几营人，防法事起，迅速增加至40营。刘璈等将全台划分为5 个防区：前山自恒春至凤山及台湾县之曾文溪为南路，统军5000人，由刘璈自领；曾文溪至嘉义及彰化之大甲溪为中路，统军3000人，由台湾镇总兵领之，如总兵他调，则由刘璈兼统；自大甲溪至新竹、淡水及宜兰之苏澳为北路，统军4000人，由新授福宁镇总兵曹志忠领之；后山自花莲港卑南至凤山界为后路，统军1500人，由副将张兆连领之；澎湖为前路，统军3000人，由澎湖协副将领之；此外，另设数千机动兵力，亦由刘璈掌领。“各路所统之军分半扼守，余作游巡，临时自为战守，并救应他路，是路与军虽分，而势力仍合。”〔9〕
经过这样一番布置后，刘璈认为台湾防务已有把握，遂于光绪十年四月得意洋洋地上禀福建督抚称：台湾本有为之地，为之亦非无把握，端赖有治人，有治法，又有治权，则事可得为，地方亦可制治。今筹防分派五路，因地制宜，其南路、中路、后路的新旧营勇，皆经职道挑选，训练紧严，及另备活营，皆属器精兵锐，能战能守，兼以水陆团练，认真操演，虚实互用，三路陆防固已可恃。如能得前路、北路一律整齐，则不患台防之不振。〔10〕
台湾防务是否真象刘璈所说的那样可靠呢？结合后来的战事来看，刘璈的部署至少存在着这样的一些致命弱点：
一、防御重点选择不当。台湾与澎湖接邻而居，唇齿相依，安危与共。当年郑成功、施琅等攻取台湾，都要先夺澎湖，因此，澎湖素有“台湾门户”之称，“守台必先守澎”乃一般的军事常识。此外，法舰越洋来攻，补充燃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盛产煤炭的基隆地区将会成为法舰首先夺占的目标，也是稍有近代战争知识的将帅所应该想到的事情，但是，刘璈却将道衙驻地台南定作防务的重点。因此，他所定的南、中、后三路及机动兵力万余人，实为拱卫台南而设。对于台北、澎湖防务，刘璈虽亦提及，但只是略作敷衍，并未认真设防。
二、守军的器械不精，训练不良。在刘璈关于筹划防法的多次禀报中，只强调治人、治法、治权，却很少提到武器装备和训练士兵的问题。如他提到：法军陆路之长，止任器精令严，队整耐战；而所短却在笨直平板。如我能尽其精严整耐之长，化其笨直平板之短，则彼为我制，自操必胜之权。〔11〕这说明他对于使用热兵器的近代战争缺乏了解。他按照中国的传统军事思想，只强调民心向背和军队数量的重要，却没认识到，对于一场短时期的小规模战争来说，武器装备的优劣和士兵素质的好坏，也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因此，他忽视了给台湾防军更新补充武器装备及加强训练士兵的问题。后来，刘铭传严劾刘璈，这也是他的主要罪状之一。〔12〕
三、内部争权夺利，以致不能形成统一的指挥。中外军事水平的巨大差距有着客观的历史原因，要弥补这一差距，清军的内部团结、统一指挥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在这方面，左宗棠曾批评过刘璈个人性格上的缺点：气局不甚阔大，好察多疑，横生异议等，导致他在筹备防务的紧要关头，导演了一出与台湾镇总兵吴光亮争权夺利的丑剧。原来，台湾设道治民，设镇治兵，防法初期，刘璈虽被责成办理台防，但职权并不分明。为了达到大权独搅的目的，他恶毒攻讦和要求调走吴光亮。福建督抚迫于左宗棠的压力，只得将吴光亮调署漳州镇，但并未因此让刘璈督办全台防务，反而借口：“台南北相距甚远，军情瞬息变迁，恐台湾道刘璈鞭长莫及。”改派署福建陆路提督孙开华渡台督办台北防务，〔13〕结果，台湾防务仍不能做到统一指挥，全力对敌。
刘璈筹防的种种弱点，很快就在法舰骚扰基隆的“
虽然台湾早已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即已开港，各国洋商云集，一些国家还在台湾设立领事馆，但却没有一个法国商人或游客、一艘法国商船或军舰到过台湾，因而，法国朝野对于台湾缺乏了解。据说，后来来华担任远东舰队司令的孤拔，所拟攻击的中国港口只是上海、福州、烟台、旅顺等，却从未考虑过台湾。只是经过光绪十年三月十八日法舰到台湾的实地侦察后，利士比了解到基隆煤矿质量优良和防务薄弱的情况，便电告法国政府，极力主张必要时将基隆以及整个台湾列为夺取质押物的首选目标：“所有这些都有助于非常顺利地占领该地，在战争时期，这个地方将是颇为宝贵的。占领整个台湾大岛，也不会有多大困难，而留守那里的军队，对我们说来是微不足道的。”〔14〕法国政府采纳了利士比的意见，决定“在所有的担保中，台湾是最良好的、选择得最适当的、最容易守、守起来又是最不费钱的担保品。”〔15〕显然，正是由于刘璈的无能，使台湾防务处于不堪一击的薄弱状态，才招惹了法舰的侵犯祸心，在这方面，刘璈咎无可辞。
刘璈筹划台湾防务的情况传到京师后，引起了有识之士的非议和弹劾。如刘铭传在赴台前就根据京津流言奏称：“惟闻台湾驻防之兵虽为数不下二万，而器械不精，操练不力。”〔16〕显然，这类流言对刘璈是十分不利的，成为言官奏参刘璈的理由。光绪十年三月有旨称：“有人奏参福建台湾道刘璈肆意贪横，办防松懈，设遇有警，恐致偾事，请旨饬查。”〔17〕
三
从刘璈于光绪十年三月被参劾，至光绪十一年四月被撤任，相隔了1年多时间，其间还发生了长达10个月的台湾抗法战争。 刘璈完全可以在这场伟大的反侵略战争中有所作为，以稍赎前衍，挽回天心。但他却没能这样做，反而将派系利益和个人利益凌驾于国家和民族利益之上，为了掣肘和刁难刘铭传，对台北抗法战争持消极抵制态度，以至越滑越远，最终身败名裂，遭受清政府的严历惩处。
按照分工，刘璈统领南路军兵，并在署台湾镇总兵章高元北援后，兼统中路军兵，并节制调遣杨金龙所部机动兵力，而后路统领副将张兆连又是他的亲信，因此，他能掌握和支配的军兵达到万余人。无可否认，刘璈在筹划这些防区的防务时，是做了不少事情，但是，由于法军并未攻打这些地方，因而是无功可录，只是尽了本身职责而已。
根据我们所掌握的资料，无论从情理上和事实上看，都不可能发生刘璈舌战孤拔事。
从情理上看，在
从事实上来看，帮办福建军务的杨岳斌于光绪
中法战后，刘璈被逮治。当时，上海《申报》曾连篇累牍地刊载为刘璈“鸣冤”的材料，其中历数了他在台南防御法军的“功绩”。但是，即使在这些夸张失实的材料中，也没有提及“刘璈舌战退孤拔”事，可见，有关此事的传说纯系后来好事者的杜撰。连横不察，误采入书，实为败笔。
在台南既然不能建立抗法业绩，那么，刘璈能不能采用诸如积极支持台北抗法战争的方式来作出贡献呢？作为大权在握的台湾官府头号人物，他完全有责任、也有能力做到这一点的。主要的就是派兵北援。这是早在刘璈实施分军分区防御方案时已考虑到的，各路所统之军只分半扼守，另半则援救敌军所攻之路。在这方面，刘璈又做得怎样呢？
在刘铭传到达台湾之始，很快就发现刘璈的分军分区防御方案存在着南北轻重倒置的致命缺点。
八月，清政府闻知法军攻占基隆的噩耗后，即“著刘铭传乘其喘息未定，联络刘璈，同心协力，合队攻剿。”〔28〕但是，刘璈胆大妄为，固执地拒绝抽调台南军兵北援，为了制造理由，他在
尤其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刘璈不但不积极调兵援应台北，反而抓住刘铭传“撤基保沪”一事，采用断章取义、歪曲事实的手法，煽风点火，大作文章，由内而外，由下而上地制造舆论，竭力损害刘铭传的威信，动摇清政府对刘铭传的信任，干扰刘铭传的作战部署，差点葬送了台北的抗法大局。其中原因，据李鸿章的看法，是由于不满刘铭传在
刘璈的鬼蜮伎俩很快就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在八、九月间接到丢失基隆的噩耗之初，清廷内外还能保持冷静，认为是在敌强我弱情况下不可避免的事情，并未追究刘铭传个人的责任。但当刘璈的蜚语传播后，舆论为之突变。一方面是左宗棠及一些言官推波助澜，以刘璈的禀报为依据，多次奏劾刘铭传。激烈的如左宗棠，将刘铭传比作丢失北宁的前广西、云南巡抚，要追咎他“失地辱国”的责任；宽容一些的言官，也认为清政府即使不予严惩，也应对刘铭传“从宽罢斥，解其兵柄。”企图动摇清政府对刘铭传的信任。另一方面，在议论纷纭之中，清政府也失去了对于台北战局敌强我弱形势的冷静分析，多次催促刘铭传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进攻和收复基隆，从而干扰了刘铭传“固守待援”的作战部署，造成进攻基隆的台北抗法军民的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要不是清政府始终坚持信任刘铭传，以及刘铭传能够力排干扰，坚持不动用主力去作进攻基隆的无谓尝试的话，刘铭传的个人前程及台北抗法战争的结局就会是另一个样子。
一面是刘铭传在台北前敌，率军与法兵反复鏖战，浴血奋斗；一面是刘璈躲在台南后方，公然违抗朝旨，按兵不救台北危局，反而播弄是非，制造混乱，干扰战局。清政府综览全局，把握事态，当然很容易就看到二刘行为之间存在着的巨大反差。十一月，当刘铭传电称刘璈意在掣坏台北时，清政府就指示他考虑撤换刘璈：“刘铭传身任巡抚，属员用舍是其专职。台南地方辽阔，刘璈统率台营办防，职任极重，如果可用，该抚当屏除畛域成见，督率妥办。如竟不得力，另易生手，不致贻误防务，即将刘璈撤去，派员接办，毋稍姑容。”〔32〕虽然刘铭传顾及当时的台湾战局及杨昌濬等人的反对态度，而没有立刻照办，但刘璈垮台的命运却是已定下来了。
光绪十一年三月，中法议和，台湾解严。四月，刘铭传以刘璈侵吞公款为由，将其撤任。后又专折严劾刘璈，并在奏报他事时词连刘璈，前后参款达二三十条。但清政府多未采纳，仅派刑部尚书锡珍等查处其中有关贪污的二三款，最后以刘璈父子侵冒公款二万六千余两结案，“已革台湾道刘璈著照所拟斩监候，即由该督抚派员解交刑部监禁，其应缴之款除抄产备抵外，余著勒限追究。知府刘济南素行不检，物议滋多，著一并革职。”〔33〕后刘璈改流黑龙江，死于戍所。
综上所述，可知刘璈的失宠，肇殆于筹划台防不力，招致法舰的侵扰，他的悲惨结局，虽由刘铭传的参劾而起，主要原因却是因他在台湾抗法战争中无功有过之故，可谓咎由自取，罪有应得。
注释：
〔1〕〔3〕〔19〕连横撰《台湾通史》，商务印书馆1983年修订第二版，第648—649、645、288、647—648页。
〔2〕〔20 〕许雪姬撰《二刘之争与晚清台湾政局》，转引自北京图书馆文献信息服务中心编辑《历史研究》1987年第4 期《台港及海外中文报刊资料专辑》。
〔4〕《沈文肃公（葆桢）政书》卷3，页40。
〔5〕〔6〕《左文襄公（宗棠）文集·书牍》卷23，页65、卷24，页29、39。
〔7 〕《岑襄勤公（毓英）遗集》卷17，页20。
〔8〕〔9〕〔13〕〔27〕《中法越南交涉档》第1634、1546、1640、2746页。
〔10〕〔11〕〔21〕〔29〕刘璈撰《巡台退思录》第3册，第256—257、262—263、267、285页。
〔12〕《刘壮肃公（铭传）奏议》卷10页2。
〔14〕法国海军部档案 BB—4，1961。
〔15〕〔25〕《中法战争》（三），第539、142页。
〔16〕〔22〕〔28〕《中法战争》（五），第409、504、576页。
〔17〕〔26 〕〔33〕《清德宗实录》（三），第493、630、 1056页。
〔23〕〔30〕《中法战争》（六），第360、140页。
〔24〕法国海军部档案 BB—4，1968。
〔31〕《中法战争》（四），第221页。
〔32〕《光绪朝东华录》第1861页。
（资料来源：《《学术论坛》1998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