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条约的规定，列强勒索了巨额赔款，赔款高达白银4亿5千万两，加上利息4厘，分39年付清，本利共计9亿8千多万两，此外还有各省地方小赔款两千多万两，总数超过了10亿两。按当时全国人口计算，每人得负担2两5钱，是清政府岁入8千多万两的12倍。列强对华的勒索，使得民穷财尽，国库如洗，这是旷古所未有的浩劫。
列强夺取主权，进行军事监督。按照条约规定：划北京东交民巷为使馆区，列强有驻兵、管理之权，不准华人在此区域内居住。将从大沽炮台至北京沿线之炮台一律拆毁。天津周围20里内不准中国军队驻扎，并限定天津巡警数目。列强在京山铁路的12个战略要地驻扎军队。华北沿海战略要地，均被列强军事控制。
政治控制。清政府根据列强要求，惩办“首祸”大小官员。永远禁止中国人民成立或加入任何反帝组织，不准输入军火，等。列强成了中国的太上皇。
《辛丑条约》是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一副沉重枷锁。他们藉此大大加强了其在华的统治，使得中国丧失独立自主大权，国力空前衰弱，岌岌不可终日。但慈禧太后以“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方针，换得了列强对她和清王朝的“保全”。此情此景，正如两江总督刘坤一所说：“此次创巨痛深，实与亡国无异。”(《刘坤一遗集》第6册，第2289页。)
列强“保全”慈禧太后和清廷，是为了改造清政府，要她实行“改革”，使之适合他们的需要，以便进一步对华掠夺，为扩大其通商、航运、采矿的权益提供有利条件。当时，他们纷纷敦促清政府“变法应速行”(《刘坤遗集》第6册，第2284页。)，英国侵华代理人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向清政府提出“更新节略”，对清政府的外交、武备、商务等分别拟出了具体的“更新”措施(《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第47—49页。)。与此同时，在《辛丑条约》中也订立了“改革”的条款。如第12款规定：“降旨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按照诸国约定，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首。”为此事而颁发的上谕说：“从来设官分职，惟在因时制宜。现当重定和约之时，首以邦交为重，一切讲信修睦，尤赖得人而治。”(《义和团档案史料》第1256页。)外务部位于六部之首，加强了它在清政府中的地位。它的任务是“首以邦交为重”，所请“首以邦交为重”者，就是贯彻慈禧太后的“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方针。清政府这一“因时制宜”的改革，就是决心适应列强之旨意行事。又如：《辛丑条约》第17款规定：“大清国家允定将通商行船条约内此国视为应行商改之处，及有关通商各地事宜，均行商议，以期妥善简易。”根据这一条款修订的中英、中日、中美等通商条约，除了扩大他们通商、航运权益，增开商埠，为外资渗入提供有利条件外，还按照外国资本主义的面貌及其需要来改造清王朝的统治，即实行“改革”、“更新”，亦即实行“新政”。如通商条约规定：建立商律衙门、统一国家货币、改革电报、邮政制度，废除地方厘卡，修改出口税等新政内容。再如：《辛丑条约》规定：“变通诸国钦差大臣觐见礼节。”长期纠缠不休的觐见礼节，按照列强的要求，予以更新。它虽然只是一个礼节形式问题，但从清廷说来，这是委曲求全，莫大的让步，重大的改革。列强的这些要求，慈禧太后遵命而行。这种应列强的要求而推行的新政，归根到底，正如慈禧太后给列强的信中所说的，“敞国现议实行新政，正期图报各大国之惠于后日”(《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第4616页。)，并表示“变法一事关系长重”，“朝廷立意坚定，志在必行”，“舍此别无他策”(《义和团档案史料》第1327—1328页。)。显而易见，新政的推行是慈禧太后为了“图报各大国之惠”而采取的行动，即为了报答列强对她的“保全”而采取适应列强的需要的行动。
如上所述，列强的要求，是清王朝推行新政的外在因素。
现“实与亡国无异”，“丧失主权，将来无以为国”(《刘坤一遗集》第6册，第2282页。)的局面下，深刻地刺激了朝野上下，人们企图有所振作，藉以维持现状不至江河日下。有识之士认识到八国联军之祸，无疑进一步证明中国传统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已经陈腐落后，几十年与列强的交往一再证明不能抵御西方文明。西方文明的优越性不可忽视的事实，无情地冲击着清朝统治者的盲目自大、闭关自守的传统心理，从而向西方寻求治国安民之策，正如湖广总督张之洞所说的：“非变西法不能化中国仇视外国之见”，“不能化各国仇视朝廷之见”(《张文襄公电稿》第45卷，第31页。)。就是说，不引进西方文明，就不可能排除如义和团运动那样“仇视外国”，也不能防止如列强所强加的《辛丑条约》那样“仇视朝廷”。唯其如此，乃促使新洋务派官僚决心步洋务运动之后，掀起“第二次洋务运动”——新政。当时，由于义和团运动的失败，牵连保守顽固派的干将被“惩办”，载漪兄弟被流放充军，徐桐、崇绮自杀，毓贤、刚毅被判处死刑。顽固保守派遭到了沉重打击，作为一股政治力量，已不复存在，不论从中枢或封疆大吏中已无发言的代表人物了，这就消除了或大大减少了新政的反对势力。而在义和团运动中主张镇压义和团和列强进行“东南互保”的“互保”派，即新洋务派，由于他们保境安民，避免了战火，获得了声誉，在《辛丑条约》谈判中又为中外所倚重，而且他们是有力的封疆大吏，位尊权重，在这种条件下，他们利用列强要求推行新政的客观因素，而积极地发动新政的实施。
“东南互保”的主持者和参予者刘坤一、张之洞、山东巡抚和升任直隶总督袁世凯、铁路大臣并继任商约大臣盛宣怀，稍后的封疆大吏周馥、端方、岑春煊等和先后任领班军机大臣的荣禄和庆亲王奕劻等人，亦即被人们称为新洋务派，他们是新政的推动者和具体实施者。1901年和1902年李鸿章、刘坤一相继去世，张之洞和袁世凯成为推行新政的主要人物。他们决心通过实施新政、自强以挽救清王朝垂危的命运。
早在议和大纲宣布之前，新洋务派就在蕴酿新政了。1900年冬，袁世凯向张之洞、刘坤一建议说：“前数日曾致电行在，请和议将定，赔款甚巨，此后愈贫愈弱，势难自立，如踏常习故，直无办法，宜请旨饬内外臣工各陈富强之策，以备采施。”(《张文襄公电稿》，第44卷，第17页。)而盛宣怀更在1900年7月就提出了变法维新的主张，他说：“救（外国公）使、剿匪能否停战，变法维新能否泄忿。”(《愚斋存稿》第37卷，第30页。)显然，想以“变法维新”作为促使列强“停战”、“兵不进京”的“泄忿”条件。张之洞赞同他们的建议，他说：“请枢、疆合力补救，扼要得法，此入手一定步骤。”张之洞还提出了策略上的考虑，避免保守大臣的反对，他说：“此时不必言新政，但言化新旧之见而已。”“众情如此，或有扼作之机”。他进而认定：“自强无望，势难立国。”(《张文襄公电稿》，第50卷，第12页。)张之洞还认为：因为“承乏疆寄，未便畅言”，要求盛宣怀这个非封疆大吏向朝廷建议，以便于说明新政“运筹在枢臣，奉行在疆臣，枢疆合谋，即可补救”(《张文襄公电稿》，第44卷，第17页。)。盛宣怀乃上奏说：“倘能于和局大定之后，即行宣示整顿内政切实办法，使各国咸知我有发愤自强之望，力除积弊之心”，则我“不致一味听人指挥，受人侵削。”(《愚斋存稿》，第21卷，第28页。)张之洞担心孤掌难鸣，特别请求刘坤一、袁世凯一致行动，联衔上奏，以便说服西太后。他说：会奏要“每月两三次，节节设法最善，如此办法，补益必多”(《张文襄公电稿》，第50卷，第12页。)。张之洞断言新政，“以仿西法为主”，“变法则事事开通，各国商务必然日见旺盛”(《张文襄公电稿》第45卷，第31页。)。刘坤一则说：“中法积弊已深……取西法之易从者，逐渐实行，久之合二而一。”(《刘坤一遗集》第6册，第2282页。)可见，新政是一个学习西方的自强运动。在新洋务派的推动之下，中枢又有荣禄、奕劻和慈禧太后的赞成，这样，新政乃得以出现。而洋务派的主张则是新政出现的内在因素。
《辛丑条约》谈判之初，和“互保”派言行一致、声息相通的荣禄被授为议和大臣后，立即向“互保”派表示：“里边（中枢）无人襄理，掣肘堪虞。”(《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26卷，第1页。)于是李鸿章、奕劻、刘坤一、张之洞等人向慈禧太后建议，免去他的议和大臣，而令他奔赴行在，担任领班军机大臣，慈禧太后同意所请。这样，慈禧太后“每召见，总是荣中堂一人说话”，“全恃”他“宣示”(《西巡大事记》卷首，第34页。)。从而，关于《辛丑条约》的批准、新政的出现与实施，有了荣禄在中枢为之“襄理”，消除了人为的“掣肘”，达到了新洋务派坚持的“枢疆合谋”的目的。至于掌握最高权力的慈禧太后，她是没有固定的政治见解和主张的，她关心的唯一大事是保存她的听政权力。慈禧太后虽然由于争权夺力的原因，曾经镇压了戊戌变法，但他并不反对变法，如同她对洋务运动一样，并不反对。以光绪的名义颁布的新政上谕中说：“康逆（有为）之谈新法，乃乱法也，非变法也”。“皇太后何尝不想更新，朕何尝概行旧法”，“今者恭承慈命，一意振兴，严禁新旧之名，浑融中外之迹。”(《义和团档案史料》第914页。)这是慈禧太后为了洗刷她镇压戊戌变法的罪名，表示她并非顽固守旧而不图更新者。从而“枢疆合谋”的新政，乃经慈禧太后首可而得以实施。
新政之出现，还有其它一些因素，当然不是主要因素，如：资产阶级在经济、政治与社会影响迅速扩大，他们迫切要求推行有利于发展资本主义的措施。他们有力地影响新洋务派官僚，如张謇、汤寿潜等人还为刘坤一“代拟”新政“条陈”(《刘坤一遗集》第6册，第2281页。)。
晚清新政就是在上述主客观条件下出现的。1901年1月15日，西太后批准了辛丑条约《议和大纲》。29日，颁布了“维新变法”，推行“新政”的上谕。上谕称：“世有万古不易之常径，无一成不变之治法”；而今“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当义更新”。表示要“取外国之长，乃可补中国之短”，“惩前事之失，乃可作后事之师”，以义和团运动之失作为殷鉴，“事穷则变，安危全系于斯”。为此，命令内外臣工“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求诸人，或求诸已，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修，各举所知，各抒己见”，限期上奏(《义和团档案史料》第914—916页。)。4月，设立督办政务处，委荣禄、李鸿章、奕劻等为督办大臣，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后增）遥为参预。政务处综理新政事宜，“变通政治，力图自强”(《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第4655页。)。政务处成为组织领导新政的中枢。同年9月，慈禧太后再次颁布谕旨说：“变法一事关系甚重……朝廷立意坚定，志在必行”，又说：“尔中外臣工，须知国势至此，断非苟且补苴所能挽回厄运，惟有变法自强，为国家安危之命脉，亦即中国民生之转机。予与皇帝为宗庙计，为臣民计，舍此别无他策。”(《义和团档案史料》第1327页。)新政经“枢疆合谋”，上下一致地开展起来了。
第一道上谕下达后，袁世凯于1901年4月25日率先复奏，条陈了“言之易行，行之易效者”10条意见(《袁世凯奏议》上册，第268页。)。接着刘坤一和张之洞会衔上奏变法三折，史称“江楚三折”。三折针对“上年京畿之变，大局几危”严重形势，强调变法的必要性，指出“不变何以为国”(《张文襄公全集》第52卷，第10页。)。“江楚三折”奏陈兴学育才4条；整顿中法12条；采用西法11条。清廷对“江楚三折”十分重视，为此发布上谕说：“昨据刘坤一、张之洞会奏整顿中法以行西法各条，其中可行者即著按照所陈，随时设法择要举办。各省疆吏亦应一律通筹，切实举行。”(《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第4771页。)
“新政”内容，类似戊戌变法的主张而更加广泛，但是，它没有触及到戊戌变法反对君主专制的民权思想。随着新政的推行，新洋务派官僚取得了广泛的权势，尤其在地方上的权力。实际上，他们是统治阶级中具有资产阶级倾向的人物，他们与资产阶级立宪派人相互影响彼此依赖。1905年日俄战争胜败分晓，立宪派人与新洋务派官吏群起请求立宪，要求早日实行。这说明他们看到了君主立宪优于君主个人专制制度，承认君主专制制度是不完善的，这在认识上是个突破。袁世凯、张之洞、周馥、端方和驻外国公使们纷纷配合立宪派奏请立宪，在新洋务派与立宪派人的鼓动与策划下，清王朝于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它是新政的合理深入与发展，是新政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政”是近代史上继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的第三次改革，它的内容和实际成效都超过了前两次的改革。从历史上看，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是经过一次又一次地改良或改革所积累起来的。所以，对于历史上的改革活动不容忽视。从1901年至1905年间，陆续颁布的上谕，提出推行新政的不下30余项内容，之后年年有所增加。主要内容涉及到教育、司法、官制、军制、财政等诸方面。鼓励和刺激工商业的发展，特别是——推行预备立宪，在中央建立了资政院，各省成立了咨议局，个别州县成立了议事会即县议会，从君主专制制度向民主制度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不管当初的出发点如何，新政不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获得了显著的效果，对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都有着积极意义。而且，新政的推行还在客观上为辛亥革命提供了某些有利条件，如同盟会的成员。主要是由新政期间的留学生和学生所组成，比如1905—1907年加入同盟会，可以查出成份的379人中，留学生和学生占了354人，占92％(刘大年；《赤门谈史录》，第33页。)。又如：商会的发展和壮大，使它在辛亥革命过程中有利于革命的发展。再者，各省咨议局对于推动各省脱离清王朝的统治，投向革命阵营也起了良好的作用。
今天的历史是从昨天的历史发展而形成的。戊戌变法失败了，但中国社会近代化的总趋势不能改变。义和团运动激发了晚清新政的产生，而新政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戊戌变法的继承和发展，同时又为辛亥革命创造了某些条件。它们之间有着直接和间接、有形和无形的联系和影响，对这些问题是值得认真研讨的
【资料来源：《历史教学》1991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