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举办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回顾与前瞻”研讨会，于
研讨会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展开讨论：近20多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成就，目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对这一研究领域的前瞻。
一、近20多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成就
研讨会上，与会学者结合各自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从理论的发展、成果的丰富、方法的多样、资料的整理以及研究领域的开拓等方面，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取得的成就给予了充分肯定。
龚书铎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在发言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主要表现有以下几点：一是拨乱反正，纠正了过去一些简单化、教条化、片面化的认识，比较切合实际地进行近代史的研究。二是研究领域的开拓。原来革命史、政治史研究得较多，政治史又很少包括对清朝统治集团的研究。近年来这种状况得到了改变，文化史、军事史、外交史、社会史等领域也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三是研究方法的多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吸收了政治学、文化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推动了研究的发展和深入。第四，因为研究领域的开拓、研究方法的多样，出现了很多有分量、有价值的成果。当然其中也有重复劳动，有下功夫不够的，甚至还有拼凑的。但是，从总体上看，近代史研究的成绩是非常可喜的。
房德邻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认为：近20多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比较明显的成绩，首先在于理论上的发展促进了研究的进展。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比过去深化了，并且引进了不少新的理论，如近代化的理论、社会学的理论等等，这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其次，中国近代史研究比较大的突破是走出了过去以革命史代替整体历史研究的格局。这些年，近代史研究领域不断拓宽，大家都致力于把中国近代史做成“通史性”的，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陈其泰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认为：近20年来的近代史研究，无论是在指导思想和研究方法的认识上，还是研究成果和研究领域的丰富上，都取得了很多进展，这主要得益于思想解放这一原则。学术研究基本没有禁区，学术风气比较宽容，允许不同意见的提出，这是促进新时期的学术繁荣，特别是近代史研究繁荣的一个很重要原因。
史革新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认为：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经历了三个重要发展时期、两次重要飞跃。三个时期是：从鸦片战争到1949年，是起步阶段。这一时期，形成了两支学术力量，分别以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代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这个阶段作了许多重要工作，如范老的《中国近代史》。尽管这部著作现在看来有不足之处，但在当时确是有新意的，树立了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近代史的体系与典范，突破了旧的史学思想对近代史的描述，肯定了人民群众的作用，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是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第一个飞跃。第二个时期是从1949年到改革开放以前。这一时期的近代史研究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开展，把范老提出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丰富了，其中较重要的成果如戴逸的《中国近代史稿》，对普及历史教育发挥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后是第三个时期，也是近代史研究进一步取得成就的时期。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近代史研究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不断开拓新领域，壮大学术队伍，完善学科体系，实现了第二次飞跃。近20年来，学者们不断探索近代史研究如何反映时代要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创新。白寿彝总主编、龚书铎主编的《中国通史》近代前编，在注重“通”的思想的同时，从指导思想到内容和形式都有新意，代表了近20年来学者们对近代史探索的最新成果。
郑大发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认为：近20年来，中国近代思想史领域的成果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整理出版了大批资料。如启蒙思想文库、哲学史汇编等，还有很多名人的文集、全集，这在近代史学科中是非常突出的。二是人物研究成果增多。近代以来几乎所有重要的思想家都有评传、传记或者研究论文集出版。第三，对思潮的研究取得很大进展。如民族主义、保守主义、西化思潮等近代以来的重要思潮研究，基本上都有专著出版。第四，西方新的研究方法的引进。近20年以来，引进了西方的很多方法。当然，有些热闹一时，却没有生命力；有些则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
二、中国近代史研究当前存在的问题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与会学者也指出了当前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比较明显的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重视不够，非历史主义的研究倾向、学风浮躁等有发展的趋势。
迟云飞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认为：中国近代史的研究90年代以来，呈现出以下几个趋势：一是淡化理论，重实证。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一方面，80年代对很多理论问题已深入讨论过，另一方面，现在活跃在学术界的中青年学者，有些人理论功底不足，不能做到中西兼通、古今兼通，有意识地淡化理论。二是放弃宏观，求微观。原来的宏观研究一方面在理论上能够发人深省，有突破，但另一方面也容易导致大而空的弊病，于是导致微观研究的兴起，然而有些微观研究探讨的问题过细，达到了琐碎的地步。这是不足取的。三是淡化政治，重社会和文化。90年代以来，政治史研究相对来说不受重视。过去比较热的研究课题，如洋务运动、太平天国、辛亥革命，现在研究得较少。与之相应，社会和文化史的研究成为重点，但这些研究缺少我们自己的理论作指导，而用西方理论解释中国历史，必然会存在很多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应当看到研究社会史、文化史是可以的，而且今后还应该加强，但不能忽视政治史研究，因为政治活动毕竟是对人类整体社会影响很大的一个方面，忽视政治史研究的这个趋向，我以为是不妥的。四是轻视革命，重改革。近年来政治史的研究相对少了，但是对改革的研究受到重视，以致出现一种不正常的倾向，即批评近代史上的革命、“激进主义”，这不是历史主义的态度。改革有改革的价值，革命有革命的价值，要对社会历史作全方位的衡量。
房德邻教授从三个方面谈到近代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一是理论层面，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受到挑战。对此，我们应结合现实进行深入讨论，力争得出正确的认识。二是实践层面，最重要的问题是非历史主义的流行。它的表现形式有很多，其中比较重要的方面是根据现实的需要来诠释历史。举例来说，现在讲稳定，这是非常重要的，但历史研究者不能因此就对历史上的农民战争采取否定态度；同样，现在搞改革，不能因此肯定历史上的改革而否定历史上的革命。这种倾向会把历史研究引入歧途。三是学风层面。具体表现为学风比较浮躁，那些故意做翻案文章，新中有旧、旧中有新，选取对自己“有利”的材料做文章的现象，以及“刻意创新，片面立论，勉强成说，颠倒本末”这几种倾向，是应当特别引起人们关注并予以克服的。
龚书铎教授认为，近代史研究存在的比较明显的分歧表现在近代史的主线问题上，有不少人认为近代史的主线就是近代化。应当看到，近代化的研究确实不够，现在这方面的研究不断加强，也取得了一些成绩，这应该肯定。但把近代化和反帝反封建斗争或者说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对立起来、割裂开来，用近代化的模式代替革命的模式，则是错误的。这种情况和西方理论的传入有关。事实上，研究民族独立、民族解放的过程中，本身就包含着近代化的研究，两者不是互相排斥的关系。美国学者德雷克也并不赞同这样一种认识，他认为单纯地研究近代化，对中国近代史上的好多问题说不清楚。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讲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是实现国家繁荣、人民富裕的前提条件。这说明近代的主题就是独立、民主、富强，独立、民主、富强里面本身就包含着近代化的内容。对这个问题我们要有正确的认识。
田居俭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认为，为历史人物翻案是近20年最突出的学术现象之一，比如，贬低孙中山抬高袁世凯，贬低鲁迅抬高周作人，贬低郭沫若抬高陈寅恪等等，这涉及究竟用什么标准来评价历史人物的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历史研究应当以什么为指导的问题。比如现在好多颂扬陈寅恪的文章，反复强调当初请他作历史所二所所长时提出的三个条件（第一是不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第二是不参加政治活动，第三是上面两项应由毛泽东或刘少奇来写保证，这样才考虑任职），以证明陈寅恪的“学术品格”之高，就不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应有的研究方法。还有人高度评价陈寅恪晚年双目失明以后所著的80万言的《柳如是别传》。事实上，早在80年代初刘大年在《历史研究》上就撰文指出，陈寅恪花那么大工夫写《柳如是别传》，考证了一个江南名妓和几个文人墨客之间的关系，是以繁琐考证为特点的。这就又涉及如何从事史学研究的问题。从郭沫若的一生来看，不论有多少缺点，他毕竟是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的先驱，在他之前，没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那样的著作。他在古文字研究方面也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学术界公认的对甲骨学研究有突出成就的“四堂”，郭沫若就是其中之一。不管人们赞成不赞成用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郭沫若在它的指导下撰成的几部著作，高屋建瓴地解释了历史，这是学术界公认的。我们应当坚持唯物史观和中国历史的实际相结合，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唯物史观。过去在应用和实践中出现的失误，不是唯物史观本身的缺陷，是我们运用的问题。如何坚持正确的理论和方法，是今后很长时期内要解决好的问题。
郑大发研究员认为：近代思想史研究领域存在的问题主要有：第一，低水平的重复“研究”多。第二，个案研究多。近年来近代思想史的成果集中在人物、事件、学派的个案研究，这些个案研究一方面体现了研究的深入，另一方面在解释思想史发展脉络上则有它明显的局限。第三，学科发展不平衡。思想史研究多集中在政治思想史，后来又集中在文化思想史，其他方面相对比较薄弱。第四，方法上存在很多问题。譬如对事件或对人物的评价，照抄、照搬西方方法，往往只从纯学理的角度来看问题，而不是从近代历史的要求来看问题。近年来有人提出要“超越五四”；肯定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保守主义，否定新文化派。其实，如果我们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评价五四运动，就会有清楚的认识：从理论上说，文化保守主义也好，新文化派也好，它们都存在局限性，不能只强调一个方面忽视另一方面。五四时期历史的要求是走向世界，在当时的历名条件下，强调文化的时代性是合理的。如果仅仅看到新文化派忽视民族性，从而否定它的进步性，这是行不通的。
与会学者都谈到了学风问题。龚书铎教授指出：学风浮躁有其具体表现，比如有人不能正确看待学术的继承和创新、发展的关系，轻率地否定或者贬低前人的研究成果，这样就很难在此基础上有所突破和创新。另一方面，学风比较浮躁不能完全归咎于史学工作者，有些政策导向上的问题，如量化相当突出，社会风气的浮躁，急功近利等，也对学术发展有一定影响。
三、对新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前瞻
在肯定成绩、指出问题的基础上，与会学者对21世纪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作了前瞻性的探讨，也提出了一些发人深思的问题。
房德邻教授强调要加强和西方学者的交流。他认为，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西方人掌握的史料及其研究成果不比我们少，这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希望深入、扎实的研究能形成一种风气。
郑大发研究员认为，今后的研究应该是创新的研究，要努力开辟和发掘新课题、新角度、新材料。同时，还应该加强综合性研究；避免个案研究解释历史的局限性。为此，多学科的交叉研究是必要的。
田居俭研究员希望近代史研究者也要关注当代史，历史是贯通的、衔接的，很多东西都是从近代史延续到当代，所以历史研究要“瞻前顾后”。20世纪史学家的“聚集”是在19世纪的中国史，同样，21世纪史学工作者的眼光应该集中在20世纪的中国史。
吴怀祺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认为：文化斗争和政治斗争是交织在一起的，两者不能截然分开。以中国和美国两种不同的边疆史地观为例，中国传统的边疆史地观是对国土进行清理，凡是我们的国土，都是不容侵犯的，一定要保卫好。美国人则不同，如特纳学派是滚动的边疆观念，在他们那里，边疆不是固定的，从13州可以到51州，从大西洋可以到太平洋。这种边疆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整个世界的大动荡，引发出一系列问题。我们有些学者认为搞学术不应涉及政治，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美国的边疆史地学的学者都是制订政策的要人，所以我们不能把自己只限制在文化里面。另外，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所谓的世界主义并不能消灭民族主义。相反，如国家职能等问题，还需要在如何体现民族性上多下功夫。因此，唯物史观不仅是学理问题，也是实践问题，20世纪中国的重大历史变动的关键，就在于对唯物史观的运用。
邹兆辰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指出：第一，希望加强对中国近代史积极方面的研究。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发现学生不愿学习近代史，认为近代史是屈辱的、落后的历史。这就提醒史学工作者应对近代史上的积极成果加以挖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与当代中国是一脉相承的关系，要看到近代史对今天具有的积极影响。没有当时复杂的环境，是产生不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也不会有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政党。没有这样一个政党，也就不会有中国的今天。第二，衡量进步与落后应避免西方中心论的标准。今天我们承认落后，是尊重实际，但应避免完全用西方中心论为标准来评价历史与现实政策，那是不全面的。
（文章来源：《高校理论战线》2002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