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应当肯定义和团什么？
（一）义和团运动具有反强暴反压迫的民主性质
义和团的“灭洋仇教”斗争是直接针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宗教侵略势力的。“灭洋仇教”的斗争形式，是当时居于分散农村的人民本着对帝国主义的直观感受引起的。它无疑地反映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整个侵华行为的不满。另外义和团所以向帝国主义在华势力作斗争，也还是由于居于保护他们地位的封建政府对他们所受洋教的欺凌，非但不闻不问，反而执行着一条“袒教抑民”的媚外政策，使得他们“有冤莫伸”，因而不得不直接起来向洋教势力和所接触到的一切帝国主义势力进行斗争。所以，义和团运动不单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强权，也反映了中国人民对封建制度的不满，是对封建官僚主义机构反人民的颟□统治的直接抗议。从这一点上来看，义和团运动在客观上是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性质的。
为了说明义和团运动具有反强暴反压迫的民主性质，我们对义和团前期两个典型斗争事例（或者说是教案）作一个考察，能帮助我们理解义和团斗争的这种民主性质。
（1）山东平原教案始末：
平原教案始于平原冈子李庄的民教冲突。据因平原教案被罢官的清朝平原县令蒋楷《平原拳匪纪事》记载：
其具体经过怎样呢？平民李长水等起初由于不堪教民欺压，但不敢轻率动武，只能被迫到平原县清政府去“呈控”，希冀求得法律保护。可是，“家道小康”的教民李金榜，来个恶人先告状，也到平原县去“呈控”。即所谓“互相呈控”。这时，平原封建官府“不能持平”，惟怕得罪教民，对冈子李庄民教两造纠纷，根本不问原告被告是非曲直，一律责罚平民，右袒教民（据一个义和团员回忆说：“要打官司，不管什么事，只要‘教民’说他是奉教的，就算完事，官就不问人家了，却一股劲的问咱们，到底还是咱们没理，官偏向的就是‘教民’。”张安民《义和团员访问记》，《北师大学报》，1963．3。）。蒋楷即派捕役陈得和带兵到冈子李庄去镇压。陈得和对人民大打出手，乘机“讹诈多端，民恨切齿；随又拿获良民六人。该署县蒋楷不讯明白，任听蠹役横行滥押在县，以致百姓不服。斯时良民及拳会虽属人多势众，不过四五百人，欲往县城求恩保释。”（《义和团档案史料》三五页。）但陈得和怕人民至县城揭破他在冈子李庄“讹诈”真相，便与教民勾结，“妄报村民谋变。该署县蒋楷拟亲往查办，甫出衙署，该役恐暴露获咎，绐称乡民数千前来攻城，已离城不远。该县漫不加察，急遽而回，飞禀东抚，请兵弹压。该抚（毓贤）派济南知府卢昌诒，与营官袁某（即袁世凯之兄世敦，一说为其弟）带兵前往。乡民闻知府到境，冀冤抑得伸，相约二三十人出村迎接，该营官遥见村外有人，即令开枪轰击，并肆行虏掠，以致民教积怨更深，相持未下。”（《义和团档案史料》三三页。）可见封建官府媚外惧洋，草菅人命的残酷情况。
原来在平原县派勇“下乡弹压”时，李长水就逃跑在外，在冈子李庄形势越演越坏的情况下，他被迫“往延”素所钦佩的山东义和团领袖朱红灯。朱红灯、本明和尚等义和团领袖当时在山东颇负盛名，他们在“高唐、茌平、长清等州县，鸠党二三百人”。但在这之前，并未“滋事”。这时在李长水相邀下，朱于十月九日来到冈子李庄。蒋楷闻讯率勇往捕。朱红灯被迫率众“成列逆拒”。但是并不想“反”，只求蒋楷“放前获六人”。由于山东清朝当局不愿考虑“民教曲直”，而又派袁世敦大兵压境。这时，朱红灯才被迫设伏于平原、恩县之间的森罗殿以自卫。与清军交战的结果，义和团牺牲很大，阵亡二十七人，其中有朱红灯之弟。这就是历史上的平原起事。这次事件实际是义和团为了达到“灭洋”目的，公开采取的武装抗拒官府镇压（“抗官拒捕”）的斗争。
（2）高洛村教案与涞水戕官之考察
涞水高洛村教案是帝国主义侵略分子洋教士怂恿中国的恶劣教民欺压人民从而引起民教冲突的典型案例。此案是洋教士直接出面强迫清政府“抑民护教”的冤案。事隔一年之久，一九○○年夏，高洛村人民在义和团帮助下杀死作恶多端的“教民”，直隶总督裕禄派练军副将杨福同带军前往镇压，纵兵屠杀人民，涞水团民被迫联合房山、新城、定兴各属团民以及进入直隶的山东老团，一举杀死杨福同。这就是当时震动顺直地区的涞水戕官。
高洛村教案发生于
高洛村阎洛福、阎洛正等无辜居民，无故遭来横祸，“积忿益深”，义和团运动兴起了，他们认为报仇血恨的日子来到了。他们“闻义和团专制教民，意图报复。”阎洛福子阎肇修首先“起意习拳”。遂于一九○○年
直隶总督闻讯后，派直隶练军分统副将杨福同率大兵压境镇压。义和团被迫“抗官拒捕”。据杨福同事后向督宪汇报说：
从以上平原和涞水两个事件，充分说明义和团运动是在洋教势力的欺压和清政府“袒教抑民”的昏愦政策统治下被逼而起，又是在清朝血腥镇压下走上“抗官拒捕”的道路。其他各处无数的教案和义和团在各地的斗争，都与此相类似，说明义和团运动是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人民的反强暴反压迫的群众运动，是属于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一部分，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
（二）义和团运动的群众性质
义和团运动，除了反强暴反压迫的民主性质外，还必须肯定这个运动的群众性质。参加义和团的人大多是农村被压迫的劳苦农民，他们激于对侵略者压迫的义忿，几乎没有经过很好的思想和组织的准备，就根据居住区域自发结成团体而走向战斗的。因此，尽管义和团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和错误，但这个运动的本身确是中国广大被压迫的劳动人民所组成的，下面我们举出一些事实来说明这次运动的人民群众性质。
义和团从一八九九年九月在山东平原斗争开始到一九○○年
关于义和团前期在山东、直隶的群众斗争情况，我们可以从前举的平原、高洛教案看出。其后自一九○○年六月中旬以后，从近畿义和团涌入北京和天津府属各州县团民进入天津的情况，更可看出义和团运动起自群众的实质。
据一个在北京的目击者记载：自
在天津方面，六月中旬以后，义和团也从天津府属和河间府属各州县陆续涌入天津府城。（马士说义和团在
从北京、天津义和团的组成来看，义和团是来自人民，可以说是被装束起来手持刀械或并刀械而不用的农民。除装束以外，他们与人民简直不易区分。所谓“穿起衣巾则为匪，脱去衣巾则为民，至于不可究诘。”（杨慕时《庚子剿办拳匪电文录》，《义和团》丛刊（四），二三九页。）义和团在斗争时与人民一道，以致无法区分谁是团谁是民。如五月二十七日夜，义和团和人民一道在高家庄（离高碑店十八里）毁铁路，清军“远望有十四五岁之儿童数十名（义和团），两道百姓亦夹住铁道观看”，准备前往镇压，但是分不清团和民，正在犹予之间，义和团却在百姓掩护下烧毁了铁道。即所谓百姓“与匪相杂而烧铁道。”（杨慕时《庚子剿办拳匪电文录》，《义和团》丛刊（四），三三八页。）
义和团来自人民，它本身就是广大“乡村业农”之人的集合体，它在“灭洋仇教”的斗争中又与人民息息相关，民和团浑然一体，几乎无法区分。可见义和团运动完全是广大劳动群众的运动。
我们肯定义和团就应当肯定它反强暴反压迫的民主性质和它与人民相结合的群众性质。
二、应该接受义和团笼统排外主义的历史教训
我们肯定义和团反抗强暴反抗压迫的民主性的斗争精神和它本身的群众性质的一面，但对义和团运动落后的一面必须严肃对待，应该把它作为沉痛教训来加以接受。义和团运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农民阶级的自发的反帝运动，整个运动的发展过程，处处都受到这个阶级的先天的落后性弱点所制约。在整个义和团运动中，农民小生产者落后狭隘的世界观有着强烈的表现，而主要的表现则在它的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目标上。
毛主席说：“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也是这样。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认识阶段，表现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第二阶段才进到理性的认识阶段，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这种认识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二七八页）由于义和团对帝国主义处于感性认识阶段，所以他们还看不出“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也看不出帝国主义联合封建阶级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义和团的笼统排外主义就表现在他们分不清这许多矛盾之间的关系。
（一）义和团看不出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各种矛盾
义和团运动时期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矛盾是很多的并且是极其复杂的。从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看主要就是资本家、资产阶级政府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帝国主义外部的矛盾主要就是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当时居住在分散闭塞的农村的中国农民，受到各种条件限制是无法认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和关系的。这种认识除了受着见闻狭窄等主观原因的限制以外，也由于客观上这些来中国的洋人大多数是为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直接间接服务的人，他们来中国却也干尽了坏事。给中国人民的印象是恶劣的，以致人民无法区分他们之中的好与坏。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大发横财的人，那些利用自己的所谓文明来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那些为了取得贩卖毒害人们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一八五六年英法对华的战争）的人，那些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能不痛恨他们吗？”（《列宁选集》第一卷，《中国的战争》）基于以上原因，他们看不出各列强政府与各国人民的区别、来华为帝国主义侵略政策服务的侵略者与少数的正直经商的人的区别、手持洋枪屠杀中国人民的外国军队与一般的从事外交或其他项和平工作的人的区别。对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关系也看不出、分不清哪个国家是中国最危险的敌人，哪个国家是次要的敌人。由于对以上各种矛盾关系看得模糊一片，因此在斗争政策上，也分不出一个先后次序和轻重缓急。认为所有洋人都是坏的，因此提出了一个笼统排外主义口号叫做“灭洋”。义和团在一个揭帖里说：“只因四十余年（指从一八六○年北京条约以来，外人可以任意到中国内地传教、游历。）内，中国洋人到处行，三月之中都杀尽，中原不准有洋人。余者逐回外国去，免被割据逞奇能。”他们把“灭洋”作为自己的中心战斗目标。
在笼统排外主义的“灭洋”斗争目标下，义和团不仅对直接欺压在自己头上的外国教会势力进行斗争，焚毁洋教堂、杀死洋教士，而且进入北京后在封建顽固派的诱煽下（杀死日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和德国公使克林德，是董福祥的武卫后军和端王载漪所统下的虎神营干的。）又展开了包围外国使馆的斗争。他们不仅对在中国进行宗教侵略的基督教国家进行斗争，对非基督教的佛教国家日本也不加区分。不仅对国外洋人进行斗争，对国内与洋人有关系的人、物、事也不加区别一律打击。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对中国基督教徒即所谓“教民”的斗争问题。
义和团最痛恨的就是加入天主教、耶稣教的中国教徒，即所谓奉教者，也称“教民”。义和团运动兴起的直接原因，就是由于“民教冲突”。如果说义和团的中心斗争目标是“灭洋”，那么在“灭洋”的中心目标中最基本的任务就是“仇教”。因此，对“仇教”斗争如何看待，实是对义和团运动评价的关键问题。一八六○年北京条约后，西方各国在条约保障下基督教的传教势力迅速深入我国内地，中国人加入天主教、耶稣教的人日渐增多。中国基督教徒一开始就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操纵和影响下，因之新生的中国基督教会具有明显的半殖民地性质。“入教之民，良莠不齐，其奉教安分者，固属不少，而倚教师为护符，欺压乡里者，亦复所在皆是。”（刑部尚书赵舒翘等折，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一○八页。）随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深入，中国半殖民地的加深，这种宗教势力在中国的发展也有一个很大的变化。一八九九年山东巡抚毓贤对东省民教势力消长情况有个估计。他说：“东省民教不和，由来已久。缘入教多非安分良民，在二十年前，平民贱视教民，往往有之，并未虐待教民也。迨后，彼强我弱，教民欺压平民者，在所多有。迩来，彼教日见鸱张，一经投教，即倚为护符，横行乡里，鱼肉良民，甚至挟制官长，动辄欺人，官民皆无可如何，断无虐待教民之事。每因教民肆虐太甚，乡民积怨不平，因而酿成巨案。该国主教只听教民一面之词，并不问开衅之由，小则勒索赔偿，大则多端要挟，必使我委曲迁就而后已。近年情形如此，委无虐待教民情事。”（《义和团档案史料》，二四页。）毓贤从封建顽固派不满意帝国主义欺压的立场出发，透露出民教冲突的真正原因。他强调“委无虐待教民情事”是可信的，同时也说明确实存在“教民欺压平民”情事。可见义和团把“仇教”作为自己主要斗争内容，是有其客观原因的。但教民是属于中国人，其中‘安分者’是一定有的，甘心 “趋炎附势，肆虐同群”的人恐怕也不会太多，多数人大概还处于中间状态，东风硬随东风，西风硬随西风。可是义和团对此毫不加以区别，一律以“杀”对待之，各地义和团都以焚毁教堂，杀戮教民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教民”在洋教士的保护下和地方官的偏袒下，他们之中许多人确实对中国人民犯下了罪行，义和团痛恨他们，甚而杀害他们，不能说是无缘由的妄杀，但义和团没有看到教民所以欺压人民，其根子归根结底还是在帝国主义身上，在洋教士身上，并且教民中罪大恶极的仅是少数人，如果不加区别一律以杀对待，势必造成玉石俱焚，结果给运动带来很大危害。
“仇教”斗争不应是义和团运动的基本任务，但由于义和团缺乏起码的斗争纲领，“仇教”斗争无限发展下去就使义和团运动陷于歧途和盲动状态。义和团在前期于山东、直隶农村斗争阶段，“仇教”曾为许多农村被压迫群众昭冤雪恨，打击面虽然有些过大，但基本上得到了广大农村居民的拥护。一九○○年六月进入京、津大城市后，仍然坚持“仇教”，并采用迷信方法来判断某人是不是“教民”（每获形迹可疑之人，押至神前，“取黄纸一张，就烛燃之”，“如纸灰上升，可判无罪，灰不扬者，即为有罪”。见吴永《庚子西狩谭》，《义和团》（二）三八八页。）结果在繁华的都市中造成不应有的焚烧杀戮。损失了许多物资、株连了无辜的人民（据记载：义和团把与洋人或与外国有关系的人，依其牵连关系大小分为二毛、三毛、四毛以至十毛之多，有的人因为手里有点洋货，甚至也被株连。），为自己带来很不好的影响。
由于义和团对“教民”不加区别的杀戮，使许多外乡的教民逃到北京依附于外国使馆或大教堂内，或集结于附近的大教堂中，结果以各地大教堂为中心，结成许多武装堡垒。这些堡垒分布在直隶和其他各省，形成众多的倾向帝国主义、八国联军而与中国军队、中国人民为敌的据点。这些据点拥有快式枪炮，又有洋人“间为谋主”，“筑垒挖壕，纠约死党，负隅固守”，并向外“焚掠劫杀”。实同“化外”。造成反对八国联军侵略外战当中的内战。
义和团自
义和团由于受到阶级的局限，无法认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他们出于义忿对待帝国主义采取“杀尽”“逐回”的笼统排外主义态度，虽然有其正义的一面，但是不可能打中帝国主义要害，并且一再使运动陷入歧途，如毁坏铁道、洋货及与“教民”的过分对立。（宣战后清廷曾谕令：教民如果自新反教可以不杀，则表现对这种作法的纠正。）为运动带来很大的危害。当时一个义和团的敌人，从警告封建顽固派的角度出发所写的奏报，也看出了笼统排外主义的严重后果。
他说：“且所灭之洋，指在中国之洋人而言，抑括五洲各国之洋人而言。仅灭在中国之洋人，不能禁其续至，若尽灭五洲各国之洋人，则洋人多于华人，奚啻十倍？其能尽灭与否，不待智者知之。”又说：“且太西各国之教，有宗天主者，有宗耶稣者，……该匪亦不辨所传何教，统以洋教呼之。而俄国向宗希腊，日本向宗佛教，该国从无入内地传教之事。该匪更不知何国有传教之人，何国无传教之人，见异服异言，统呼之为毛子，锐以□剃为快。无论势有所不能，理有所不直，且我出洋各使臣，非衔命而出者乎！若各国以我杀其使臣而不胜忿忿，先杀我使臣以偿之，是直易刃而自杀其使臣也。”（袁昶奏稿，《义和团》丛刊（四），一六四，一六六页。）
（二）义和团看不出帝国主义联合中国封建势力压榨中国人民的实质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革命人民要想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必须同时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阶级基础封建地主阶级不可。可是，义和团分辨不清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势力即清朝政府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他们在具体的“灭洋仇教”的斗争中，清朝官吏总是“袒教抑民”或出兵镇压，他们被迫“抗官拒捕”，甚而杀害清军将领，但他们并未从此认识到清政府是“洋人”的帮凶，“灭洋”必须首先反清。义和团在总的方面认为“大清”还是好的，只是一些官吏卖国。他们说“君非桀纣，奈佐非人”，（王火选辑《义和团杂记》，《近代史资料》，一九五七年第一期。又，锦文斋刻子铺：《刘伯温伏碑记》为“奈有匪人”，见《义和团档案史料》，篇首插图。）所以，他们从一八九九年在山东斗争开始，直到一九○○年进入直隶以致进入北京，一直都在喊着“保清灭洋”、“扶清灭洋”或“兴清灭洋”、“助清灭洋”等口号。这最足以说明他们对清政府的态度了。义和团在一九○○年
义和团在涿州为什么接受顽固派的“招抚”政策而进京了呢？固然由于刚毅等施展一些欺骗手段，归根到底是由于他们对清政府没有本质认识，看不出清朝统治阶级与帝国主义联合压榨中国人民的实质。他们认为清廷（刚毅）既答应撤退聂军，不再镇压，只要求撤厂归农。这与自己原来保清灭洋宗旨是一致的。因此接受了刚毅手谕的意见，一部分老成的团民，撤厂归农，另一部分团民则被招抚进京了。从此，义和团便走上了与清廷联合的道路。
宣战后的义和团，虽在某些地区、某些组织仍保持一定程度的独立地位，但一般来说都归清廷统属、调遣，如北京义和团归统率义和团王大臣庄亲王载勋主宰一切，有告发义和团“违法”事件，都到庄王府审讯。义和团在反对八国联军斗争中勇敢忠诚，却往往遭统治者暗算，盛京省统率义和团大臣户部侍郎清锐、刑部侍郎溥□借口奉省义和团“派为前敌不去”，“不服管束”等罪名，“将北团法师刘西禄等绑缚，令其请神，不来，立斩十三名。并派队到北关天后宫、三皇庙、龙王庙三处，擒斩六十多名”。奉省派往吉林的法师敬际信也被吉林统治者挑唆“省城旧有拳民验其毫无法术”而“将敬际信杀死。”清廷一方面屡次下令各地方官要“招集义和民团，同心防守”（《义和团档案史料》，一九八页。）办理义和团练，另一方面则设法把对外开战的责任推给义和团，以便他日与帝国主义携手共同屠杀义和团。清廷给盛京将军增祺等上谕：“至此次衅端，本由拳民而起。拳民首先拆毁铁路，我仍可作弹压不及之势，以明其衅不自我开，各该省如有战事，仍应令拳民作为前驱，我则不必明张旗帜，方于后来筹办机宜可无窒碍。”（《义和团档案史料》，三六○页。）北京陷落后，清政府完全向帝国主义投降，公开屠杀义和团。
义和团对清政府面目认识不清，看不出帝国主义联合中国封建势力压榨中国人民的实质，反而采取联合帝国主义走狗清朝政府去反对帝国主义，这是不可能达到自己目的的。而这正是义和团对待帝国主义还处在感性认识阶段的一种具体表现。是其笼统排外主义的又一体现。他要“扶清灭洋”——这不仅是口号，事实是这样做了——这就把反帝反封建这个不可须臾分开的革命任务给分割开了。结果遭致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联合绞杀的惨局。
（文章来源：《辽宁大学学报》1979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