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义和团运动爆发90周年。义和团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发生的一次重大事件，它深刻地影响着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研究，多年来成为中外学者极为关注的课题。为交流义和团运动研究的成果，中国史学会、中国义和团研究会、山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山东大学共同于
这次学术讨论会的中心议题是“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学者们主要就以下几个问题进行了探讨和交流：
一、义和团运动的社会文化背景
对于义和团运动的社会成因和参加这一运动人员的阶级构成及其思想状态，以往有关义和团的专著和论文多有涉及，但作为专题论述尚不多见。这次讨论会上，有的代表从研究清朝晚期的灾荒和游民入手，探讨了灾荒和华北游民阶层与义和团运动，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义和团运动的社会成因、阶级构成和思想状态。这是一个新的探索。清王朝晚期自然灾害严重，加上政治腐败，吏治败坏，使灾情更加扩大。严重的灾荒和饥饿是晚清中国国情和社会情况的重要表现。多年灾害造成的生态破坏，使晚清社会出现了大量的游民群，游民问题成为晚清时期相当突出的社会问题。因此，在侵略与反侵略这个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制约下，游民、饥民通过不同的形式卷进反洋教斗争和义和团运动，是社会矛盾的必然反映。在义和团运动发生和进入高潮时，几乎与北方数省自然灾害日益严重状况同步进行，这也就给运动输入了更多的群众，也势必影响义和团运动的阶级构成、斗争规模和思想风貌。
有的代表对华北游民群体的社会成因进行了分析，认为华北游民群体最主要的成因是天灾袭击下倾家荡产而外出流动的灾民，另外，被清政府遣散的兵勇和交通沿线受铁路、轮船所排挤的车夫、船工、苦力等失业者。
有的学者认为，在考虑天灾与义和团运动的关系时，应进一步考虑到水灾和旱灾的区别。水灾来的突然，去得迅速，水灾后的土地比较肥沃，灾民往往忙于耕种和恢复家园；旱灾则旷日持久，民心怨怒，容易激起反抗运动。所以应注意研究不同的灾情和不同受灾地区的具体数据和各种灾荒造成的不同社会心理状态。
在这次讨论会上，代表们就义和团运动的社会背景特别是天灾这一问题的讨论与以往不同的是，没有仅仅停留在灾荒引起反抗这种一般性的分析上，而是围绕民族矛盾这一大的背景，从不同的角度去探讨自然灾害等对于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状态的多方面的影响。比如，自然灾害怎样影响统治阶级的决策；怎样造成社会秩序的震荡和社会成员的流动；怎样引起民众心态反常等等。就社会心态而言，有的学者提出了一个新的看法：义和团是利用灾荒去反洋人，还是从心理上真正认为灾荒与洋人有关（如某些义和团揭帖中表述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涉及普通老百姓心目中的洋人和西方文明的形象。有的代表认为，现在去推测当时有多少人相信这种宣传并不重要，重要的问题在于这种宣传是表达了一种心理信息，反映了义和团对侵略者强烈愤怒的程度。这种心理表现同中国传统的天灾观关系密切，也就是用“天怒人怨”的传统观念来作为反侵略动员的精神武器，从而把仇恨集中到了帝国主义侵略者身上。这种现象，既反映了民众反侵略的激情，也表现了普通民众还缺乏从政治上揭露敌人的能力。
有的学者还通过对一些地区乡土寺庙和宗教活动来分析考察中国华北地区的社会结构，及其在这个结构基础上产生的义和团的某些特征。有的学者从宏观角度考察了天津县一个县的寺庙名称和分布情况，用几张详细的图表表明了天津县寺观的分布情况和特点，并在这个基础上分析了寺观和坛口的关系。认为，由于村落坛口集中到以几个大寺庙为基地的总坛，这样的结构使天津义和团的组织形态和斗争力量与山东、北京不同，而具有进行大规模战斗的能力。有的学者从社会人类学的角度，用从具体到抽象的研究方法，研究了北京郊区一个乡土道观的宗教活动和内外关系（这个道观的主持人是房山县的一个团首）。认为中国社会结构是以个人为纽带而组合成了重叠式的结构，如果出现了有力量的人，就会出现以他为中心的集团。研究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不仅要研究上层文化的变迁，更为重要的是研究乡土社会生活的变动以及普通老百姓对于这种生活变动的体验。这种研究既要分区进行，又要在分区考察的基础上提炼出中华文明的基本特色。
有的代表在讨论义和团运动的社会文化背景时提出，义和团运动是历史时代和乡土文化共同孕育的产物。华北地区的民俗信仰，为义和团的反帝斗争意识打上了深刻的烙印，形成了一种掺杂着浓厚迷信色彩的朴素的爱国主义思想。并就民俗信仰与拳民意识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索，认为，民俗信仰，是乡里民众的认识、情感、动机、理想等心理过程自发积累而成的精神力量。它借助于神学的语言和形式，曲折地体现了乡里民众的现实愿望和人格特征。作为一个民族多数社会成员的信仰取向及其相应的行为方式，具有很强的粘着力和悠久的传承性，在乡里社会形成了复盖面极其辽阔的文化层，民俗信仰既是正统宗教和“异端”宗教所共同赖以存在的社会心理基础，又成为两者之间更替和转换的中间环节。一方面，民俗信仰对社会上层的各有界定的儒释道三家观念加以溶化和淡化，形成为实用性、包溶性、弥漫性的多神崇拜，即普通老百姓的三教合一的信仰意识。另一方面，正是这种信仰状态和心态，自发地对民间教门和其他乡里信仰集团的形成起了传承作用。当某个人或某种社会势力，按照特定的需要将多神主义程式化，迷信习俗制度化，并且把受到这种信仰和习惯支配的无组织群体集结在一起时，民间的各种信仰集团（如民间教门、香火集团等等）就随之而形成了。义和团是源多流杂的反侵略斗争群体，从总体上看，各地拳坛并不是某一个或某几个特定教门的直线延续。但是从文化背景的角度看，这种带有浓厚神秘色彩的政治军事集团，同样是按着上述的信仰传承和社会组织的运动规律而形成的。作为正统宗教和民间宗教中合解的民俗信仰，规定了两种宗教对于拳民运动的双重渗透。义和神坛的观念、仪式和风习之所以在许多方面同民间宗教息息相通，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都是社会成员地位相对低下而又带有反抗性的团体，并且都根植和活动在乡土民俗的文化大舞台上。神秘主义是复盖着义和团运动的一层历史尘土，它对于农民反侵略力量的勃兴和凝聚起过催化作用，但同时又窒息了这支力量的健康成长，成为导致斗争悲剧结局的重要原因。
对义和团运动的社会文化背景讨论中，给人一些新的启示，就是在进行义和团运动史研究时，应注意宏观和微观研究的结合，从多角度对当时那些最突出的反映社会基本矛盾及其特征的各种社会问题进行研究，把这些问题放在一个恰当的位置上进行正面和反面、顺向和逆向，从而建立起一种义和团运动时期的立体型的社会轮廓。
二、义和团运动与秘密结社
这次讨论会上，中外学者就义和团运动与秘密结社的关系，义和团源流上的一些问题均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特别是对义和团源流的研究上有了新的突破。
有的代表对八卦教同义和拳和义和团运动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认为，从清乾隆中叶至义和团运动时期，由于义和拳内涵的复杂变化，它和八卦教之间的关系也是异常复杂的，一方面它与八卦教关系十分密切，历次八卦教武装斗争几乎都有其成员参加；另一方面它从来没有成为八卦教的附属物或单纯的政治斗争工具，总有部分成员站在八卦教的对立面，成为当局的打手。民间宗教有着严密的组织、共同的信仰，具有强大的凝聚力，而义和拳等武术团体则具备进行武装斗争的高超手段。乾隆中叶以后，以八卦教为首的部分民间宗教与武术团体的逐步合流，反映了华北地区农民运动的特点和历史趋势。义和团运动正是这种历史发展趋势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义和团不是义和拳，两者有着某种历史联系，但存在着本质的差异。义和团是一个包融各类组织的笼统称谓，不仅有拳棒结社等武术团体、一些民间教派，也包括各地早已成立的乡团。义和团运动与八卦教不是依附关系，两者互有影响。在清代的华北地区任何农民运动都离不开八卦教的影响，但义和团运动又反过来影响八卦教。
有的代表对大刀会与义和团的关系阐述了个人的看法，认为，大刀会领导的1896年反洋教斗争被镇压后，由于清政府严格区分“刀匪”与拳会的政策，一些大刀会改变名称以求发展，如传到鲁西北的大刀会，在这一带被称为“神拳”，其正式称呼是“金钟窧神拳会”，它不是源于历史上的神拳会，而是大刀会的变型。大刀会对义和团运动的形成，有重要影响。
有的代表在对来自梅花拳的义和拳和来自离卦教门的义和拳进行了详细调查的基础上，结合有关资料和历史档案，在会上对义和拳的源流进行了详尽的论证。认为，义和拳是义和团的最初组织形态。它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二月首先出现于山东冠县十八村和直隶威县沙柳寨一带，是赵三多的梅花拳队伍改名的；继而在光绪二十五年七月，由朱红灯倡立于山东恩城、平原一带。这两支组织都同乾嘉以来的义和拳有密切的历史联系。义和拳在历史上的出现不是适应独特拳套的派别称谓，而是农民反抗斗争的产物。它以收元教（或清水教）离卦与梅花拳组织为骨干。义和拳既是拳会，又是教门，它是集拳教于一的农民反抗斗争组织。从乾隆中叶到光绪末的120多年间，它多次被华北广大农民作为载体以进行反抗斗争的有效组织形式，在清中叶农民反抗斗争和近代反帝斗争中，均发挥了重要作用。
义和团源流的研究，自1980年以来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发表和出版了不少论文和专著，从组织源流到思想源流进行探索，取得了许多成果，由于资料等等原因，没能出现大的突破。这次会上，对义和拳源流的研究成果，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极大兴趣和重视，给予了很好的评价。新的成果不仅从组织形态上进行了探讨，而且还深入到拳会所体现的传统文化的某种内在精神，正是这种内在精神的优秀一面，在华北农村形成了不受外族欺辱也不屈于封建压迫的刚劲民气。这是在义和团源流研究上的一个新的突破。
这次讨论会上，代表们对义和团运动期间秘密结社的探讨，比过去有所扩大，不仅涉及了北方的秘密结社，范围扩大到南方的会党，从义和团运动上溯到反洋教斗争。代表们对会党斗争、会党口号、阶级构成以及同义和团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指出，会党的产生、发展有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因此，它在每个时期的阶级构成、社会成份的变动，直接影响了它在不同阶段的宗旨、目标和斗争方式。所以，对会党的研究，要分时期，分地区，以政治环境和经济基础为大背景，具体分析。对会党基本上不参加义和团，不把自己当成义和团的问题也要作具体分析。
三、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
对义和团运动历史作用的评价，是义和团运动研究中的一个老课题，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问题，又成为许多学者研究和关心的一个问题，研究的内容不断扩大，提出了一些新的课题。
1．义和团运动对打击或推迟帝国主义阴谋瓜分中国的作用。
有三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义和团运动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阻止、延缓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瓜分；与此意见截然相反的是，阻止帝国主义瓜分中国阴谋的不是义和团运动，而是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第三种看法是，帝国主义所以未能实现其瓜分中国的阴谋，主要是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义和团运动只起了次要作用。
2．义和团笼统排外问题。
代表们在肯定义和团反帝反侵略斗争的爱国正义性和其历史作用的同时，对义和团运动期间所表现出来的笼统排外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有的代表认为，义和团的笼统排外是一种落后的表现，却有着强烈的反帝爱国性质。在民族危亡的生死关头，我们没有理由苛求他们先分清帝国主义侵略本质与其作为侵略手段带进来的先进生产方式和科学技术的区别。义和团的笼统排外，虽说是蒙昧落后的表现，但在当时特定的情况下，却是“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有的代表认为，义和团反帝斗争尽管采取了笼统排外的形式，有着严重的缺欠，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却具有必然性，这首先是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和政治压迫所致，当然也存在着认识上的原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笼统排外是义和团在反帝斗争中所可能采取的唯一形式。有的代表指出，义和团运动期间，笼统排外是同反帝爱国斗争联在一起的，农民要反对帝国主义就要排外，而反对帝国主义斗争就是在排外的活动中进行的。反帝是爱国的，而企图用原来的封建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去抵制资本主义科学和生产技术，这就不能看作是进步的。有的代表认为，农民小生产者，他们不能形成科学形态的反帝思想，不可能区别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不可能区别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这些国家所拥有的先进的资本主义事物。农民群众的反帝表现为盲目的排外，目的是恢复被帝国主义侵略破坏了的田园生活。
3．义和团运动对中国近代化的作用
这是近几年来在义和团运动研究中提出的新问题，受到研究者们的注意。
讨论会上，一些代表指出，所谓中国的近代化，就是要获得民族独立、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发展近代经济和科学文化事业，而民族独立是实现近代化的前提和重要内容。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的武装侵华，迫使他们不得不改变妄图瓜分中国的阴谋。历史证明，不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中国是没有出路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义和团的反帝斗争，不仅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也加快了中国社会近代化的进程。有的代表认为，义和团的反帝斗争，打击了帝国主义这个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大障碍，有利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实现中国近代化，不仅需要争取民族独立，而且需要实现民主政治。义和团运动本身虽然不是一次争取民主的革命运动，但它的结果，却在客观上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高涨准备了条件，加速了清王朝的最后崩溃。在中国人民为实现国家近代化而进行的斗争中，义和团运动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代表们在讨论义和团运动对中国近代化的作用时特别指出，义和团运动促进了清末“新政”的出现。“新政”的出现，有其内外两方面因素，从外部因素看，是帝国主义要求清政府实行“改革”，以适应他们侵华的需要。从内部因素看，首先是义和团运动的失败，导致民族危难加深，极大地震撼了统治阶级，迫使统治阶级集体转向，不得不进行社会变革。义和团运动又促使统治阶级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矛盾空前尖锐，结果，主张学习西方的洋务派重新得势，增大了实行新政的力量。义和团运动的失败，使清王朝中顽固守旧势力政治上彻底失败，从而消除了清政府实行变革的最大阻力。应该说，义和团运动为清末新政的推行开辟了道路。有的代表指出，清末实行“新政”是为了挽救并继续稳固清王朝的统治，但“新政”的推行，却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不但增强了同帝国主义列强竞争的力量，还积累了经济管理经验，培养了一批有专门知识的人才，为后来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义和团运动促成了“新政”的实行。
代表们指出，评价义和团运动对中国近代化的作用，不能把它作为一次孤立的事件，如作为孤立事件看它是失败了，而要摆进中国近代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进程中来观察，它对中国近代化的进程起了推动作用。
这次讨论会上，代表们还就义和团运动与晚清政治，义和团运动与教会教案以及其它问题进行了讨论和交换意见。
会议期间，与会的中外学者还到河北省威县和广宗县实地考察了赵三多、景廷宾领导义和团起义的旧址，参观了梅花拳的表演。中外学者受到了当地政府和群众的热烈欢迎和接待。
这次讨论会提交论文的学术水平，讨论问题的广度和深度均得到中外学者的好评。这次讨论会取得的成果，对今后义和团运动的研究会产生积极的影响。整个会议自始至终充满了热烈、融洽、充分探讨和交流的气氛，受到中外学者的一致赞扬。
（文章来源：《历史教学》199102，中华文史网整理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