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文言文《罗泽南理学思想研究》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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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泽南理学思想研究》序

    中国传统儒学，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期间大儒辈出，代有标新。而在宋、元、明、清时期，理学成为传统儒学发展的主要形态，统治中国思想学术及社会领域长达数百年之久。理学，又有道学、宋学、义理之学、性理之学、心性之学等名称，近代学者则名之为新儒学，其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
     理学萌芽于唐及五代，经北宋学者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等人的阐发，初具形质。到南宋，大儒朱熹在继承周敦颐、二程思想的基础上融汇各家，建立起带有客观唯心主义思想特征的新儒学，进一步完善了理学学术体系。诚如论者所谓：

     自洙、泗徂而群言乱，有宋朱子集濂、洛之大成，以上溯孔孟，于是道之晦者复明，如日再中矣。[1]

     由二程、朱熹一派学者所阐发的理学通常称为程朱理学。而与朱熹同时期的陆九渊则发挥孟子注重主观精神的思想，提出以“心即理”为核心内容的心学学说，与朱熹一派相抗衡。明中叶，王阳明吸收陆九渊的思想提出“致良知”的学说，猛烈抨击程朱理学，树起陆王心学的旗帜，形成程朱、陆王两派双峰并峙、纷争不已的局面。此两派的分歧和争论深刻地影响了以后理学的发展走向。
     元、明、清时期，程朱理学因受封建统治者的推崇而成为各代王朝的官方哲学。尤其在明、清两朝，统治者进一步强化了程朱理学的地位和作用，把儒学学统、道统与王朝治统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致使理学充当了官方意识形态，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显学。
     就清代理学而言，清初时，程朱理学备受清朝统治者的推崇，一度呈现兴盛局面；陆王心学因受到来自于各方面的抨击和压制而走向衰落。之后，程朱理学也受到新兴考据学的挑战步入发展的低谷，其显学地位让位于一度如日中天的汉学。嘉道年间，清朝统治弊端丛生，危机日甚，学术出现了转换的契机，部分士人把程朱理学视为“正学术，挽人心，匡世道”的宝方良药，为其振兴而奔走呼号，揭开了程朱理学在晚清“复兴”的序幕。到咸同年间，一些理学派士人借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之机，投笔从戎，从军从政，乘机崛起。清政府亦为自救而标榜“正人立朝”，提拔、重用曾国藩、倭仁、李棠阶等一班理学大臣，从政治上为理学的振兴鸣锣开道，最终促成了理学在晚清的“复兴”局面。关于理学在晚清的“复兴”，梁启超用了“宋学复兴”的概念来阐述。他说：

     当洪、杨乱事前后，思想界引出三条新路，其一，宋学复兴。乾、嘉以来，汉学家门户之见极深，“宋学”二字，几为大雅所不道，而汉学家支离破碎，实渐已惹起人心厌倦。罗罗山泽南、曾涤生国藩在道、咸之交，独以宋学相砥砺，其后卒以书生犯大难成功名。他们共事的人，多属平时讲学的门生或朋友。自此以后，学人轻蔑宋学的观念一变。[2]

     从学术特点上看，理学以传统儒学为基干，融汇佛家、道家思想，以“理”、“道”、“心”、“性”等概念为基本学术范畴，重新阐释了儒学的宇宙论、道德论、历史观和方法论，使儒学的思辨性、哲理性得到增强，改变了儒学自汉、唐以来以训诂、注疏为主要研究方式的学术传统，增强了儒学的思辨性、哲理性和应变性。作为一代显学，程朱理学以其明显的政治、学术优势，产生了极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波及政治、教育、道德、学术、思想、文艺乃至社会生活、风俗习尚等诸多方面，为同时期的其他学说所难以企及。
    理学既然如此重要，自然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侯外庐等主编的《宋明理学史》、张立文的《宋明理学研究》、钱穆的《朱子新学案》等著作，便是理学研究中的扛鼎之作。然而，揆之目前学界关于理学的研究状况，发展极不平衡。多数成果都集中于对宋明理学的阐述，而对于清代理学，尤其是对晚清理学的研究，则相对薄弱，无论在宏观领域，还是在微观领域，都有许多亟待研究的课题。我的学生张晨怡同志所作的博士论文《罗泽南理学思想研究》即为这方面的一个富有新意的选题。
     罗泽南（1808-1856），字仲岳，号罗山，湖南湘乡人。诸生出身。早年在原籍做塾师，以授徒、著述为业。咸丰二年（1852），在籍倡办湘勇，以书生典兵，积极参与了镇压太平天国的军事活动，后因军功授道员，加布政使衔。咸丰六年（1856）在武昌与太平军作战时负伤，同年三月因伤势过重，不治而亡。清政府予谥“忠节”，令以巡抚阵亡例议恤，在湖南、湖北、江西等地设专祠祭奠。谈到罗泽南，一般史书多局限于对他军旅生涯的阐述，而对他作为理学家的一面，诸如其思想著述、讲学授徒等学术、教育活动等方面，则很少涉猎和展现，挖掘不深。其实，罗泽南不仅是湘军中的一员骁将，而且还是道咸年间一位颇有学术造诣与成就的理学家。他潜心理学二十年，留下丰富的学术著作。郭嵩焘为其撰写的《年谱》记载：“所著有《周易附说》、《读孟子札记》、《西铭讲义》、《小学韵语》、《人极衍义》、《皇舆要览》及《诗文集》八卷。”[3]此外，还有郭氏未及的《周易本义衍言》、《姚江学辨》等著作，其中不乏阐幽发微，钩玄抉要的上乘之作。罗泽南多年讲学，“从之游者数百人”[4]，培养出大批笃信理学的生徒。这些人后来纷纷投笔从戎，成为湘军骨干，在镇压太平天国的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无怪曾国藩说：“兵事起，湘中书生多拯大难、立勋名，大率公弟子也。”[5]可见，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罗泽南都是晚清时期不可忽视的人物。张晨怡同志的论文恰恰选择学界研究不够的这一课题，予以系统阐释，无疑具有积极的学术意义。
     在中国思想学术史研究的领域中，做理学研究的课题是具有一定的难度的，需要研究者具备多方面的传统学术的知识积累。这对于一位青年学子来说无疑是带有挑战性的课题。然而，张晨怡同志知难而进，刻苦钻研，几经寒暑，终于完成了论文的撰写。总的看来，这篇论文至少有以下两个方面值得肯定：
     其一，通过对罗泽南理学思想进行系统而深入的考察，剖析了他的哲学思想、辨学思想、经世致用思想，比较深刻地揭示了罗氏学术思想的内在构成和理论特点，其中不乏作者的独到见解。例如作者认为罗泽南在理气关系的问题上，固然接受了程朱的观点，但又服膺张载、王夫之的“元气”论主张，形成了兼采众家之长的理气观，其认识超过了同时代的理学名儒唐鉴和曾国藩。作者在第二章指出：

     在理气关系问题上，罗泽南虽然主要继承了程朱关于理气的说法，但同时又借鉴吸收了张载、王夫之等人的气本论思想，并将二者结合起来，形成了兼采二者之长的理气观。在理学系统中，理是一种超自然的、主宰一切的绝对观念，具有永恒静止的属性；气则有形有体，变化无穷，富有生气。对于气的强调，使罗泽南的思想带有强烈的辨证精神，多少隐含着对古代朴素唯物论思想的认同。

    再如，作者从社会政治、教育、军事等三个方面，考察了罗泽南的经世致用思想，认为罗氏在社会政治方面大胆抨击吏治败坏、贫富不均等现象，提出了正君心、复井田、复封建等社会改良方案；在教育方面强调以德育为本，因材施教，寓教于乐，重视人才的培养；在军事方面，他自觉以理学思想指导军事活动，并将理学的修养方法和原则衍化为“以静制动，后发制人”的作战原则。作者在第四章说：

     罗泽南所提出的经世主张，基本没有脱出传统治术与学术的范围，但他对社会实际问题的思考，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以往理学过于重内的偏向，给日趋空疏的理学注入了一些实际内容，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作者谈到的这些问题都是以往研究所未予关注的方面，所下判断准确，客观，发人所未发。这些研究和总结对于人们正确认识罗泽南的思想无疑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其二，作者论述罗泽南的理学思想，并非就事论事，孤立看待，而是广泛联系罗氏活动的时代背景、社会活动而进行辩证的考察，比较全面地展示了罗泽南一生的思想历程，对于罗氏的历史定位做出了新的评价。在作者看来，罗泽南固然是湘军中的一员骁将，以军功起家发迹，以战事身殒名世，然而，戎马生涯只是他全部活动的一个方面，不是他的全部内容。他在治学、教育方面的作为是丰富而突出的，同样不可忽视。基于这样的认识，作者在深入挖掘罗泽南理学思想的渊源、内质的同时，通过对其治学与治军、主要交游及其学术思想与“同治中兴”等问题的深入剖析，较为全面地展示了罗泽南集名将与名儒为一身的跌宕生涯，从总体上看，其名儒价值超过名将价值。正如作者在绪论中所说：

     罗泽南因镇压太平天国而闻名，在创办湘勇前，他仅是湘乡一醇儒，交游与影响不出湖湘，无疑军旅生涯在他的整个生命历程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是从总体上说，罗泽南首先是醇儒，然后才是名将，其理学思想为本，军事活动为末。不了解他的理学思想，就无法从整体上把握罗泽南这一人物的本质。

     作者关于罗泽南的这段评价是符合历史实际的，而且富有新意。
总之，张晨怡同志的这篇博士论文系统考察了晚清名儒罗泽南的理学思想，深入揭示了罗氏学术思想的丰富内涵，并从新的视角对罗氏的历史评价提出自己的见解，有助于学界深入开展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
     学海无涯，有志竟成。我衷心祝愿张晨怡同志继续努力，为繁荣祖国的学术园地不断做出新的贡献。


注释：

[1] 安国：《朱子年谱序》，见王懋竑撰、何忠礼点校《朱熹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页。
[2]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6页。
[3] 郭嵩焘：《罗忠节公年谱》卷下，清同治二年（1863）长沙刊本，第32页。
[4] 刘蓉：《钟君墓表》，《养晦堂文集》卷九，清光绪三年（1877）思贤讲舍刊本，第22页。
[5] 曾国藩：《罗忠节公神道碑铭》，《曾国藩全集·诗文》，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第305~306页。

（资料来源：张晨怡《罗泽南理学思想研究》三秦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