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古史辨运动”的异军突起无疑是一件大事。有论者曾说：“从民国十五年《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到民国三十年《古史辨》第七册下编成书（1926－1941），古史辨运动乃为当时史学界的主流。换句话说，这段时期的文史学者，不管赞成不赞成，都多多少少受到这个疑古气候的感染，而学术界疑古气温之高升，也使得其余史学思潮隐而不彰。”[1]徐炳昶甚至回顾：“近三十余年（大约自1917年蔡元培长北京大学起至1949年全国解放时止），疑古学派几乎笼罩了全中国的历史界，……当日在各大学中的势力几乎全为疑古派所把持”[2]。但今天看来，以上这些描述或许不无夸大。至少在“古史辨运动”的策源地——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占据主流地位的章门弟子便并非完全积极支持“疑古”。关于这一问题，已有研究者予以关注，并提出了不少富有新意的见解[3]。惟因该问题的涉及面相当广泛，似仍有再发掘的余地。本文即拟从追溯章门弟子与“古史辨派”的渊源出发，梳理二者关系演变的历程和缘由，以求有所裨益于研究的拓展与深化。 

一 

   1920年7月，北大评议会议决改组旧有的研究所，将之合并为四门。在分门筹设的过程中，蔡元培委托章门弟子马裕藻、沈兼士筹建国学门，并宣布“本校国学研究所，现由马幼渔先生、沈兼士先生担任整理贡献”[4]。在他们二人的共同努力之下，“分门筹备，以国学门进展最快”[5]，遂于1922年1月首先成立。 1922年 1月 17日 ，《北京大学日刊》刊登《研究所国学门启事》宣告：“本门已正式成立。”[6] 1922年 2月 11日 ，北大评议会又通过《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全体委员名单》，蔡元培以校长兼任研究所所长，是当然委员长；顾孟余、李大钊、沈兼士也分别作为教务长、图书主任、国学门主任，是当然会员；其余成员则包括国文系主任马裕藻、史学系主任朱希祖、哲学系主任胡适、国文系教授钱玄同、周作人等[7]。从这份名单来看，章门弟子多达5人，超过全体委员的一半，这说明在北大国学门的创建初期，章门弟子占据了主流的地位。 

与此同时，顾颉刚作为国学门助教，也参与了国学门章程之草拟、研究室之布置、学术期刊之编辑、编辑室和学会工作之进行等重要事务。而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他的组织能力得到了很大历练，为其后创建诸多学术团体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更关键的是，在此期间，他还通过与胡适、钱玄同等人的密切交流，逐渐萌发了“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说”的思想，从而为其全面提出“古史辨”学说奠定了理论基础。 

   具体说来，“古史辨运动”的肇端可追溯至编辑《国故丛书》一事。此事缘起于1920年秋，顾颉刚将自己所撰《清籍考》呈胡适阅。11月，胡适致函提醒他姚际恒颇值得注意。此函后以《询姚际恒著述书》为题，列为《古史辨》第一册第一篇。对此，胡适曾表示：“承 顾 先生的好意，把我的一封四十八个字的短信作为他的《古史辨》的第一篇。我这四十八个字居然能引出这三十万字的一部大书，居然把 顾 先生逼上了古史的终身事业的大路上去，这是我当日梦想不到的事。”[8]由此可见，这正是“古史辨运动”的起点。与此同时，胡适还建议顾颉刚标点姚际恒所撰《古今伪书考》，并且说：“或者我们可以计划一个小小的‘国故从书’。用新式标点翻刻旧书，如《经传释词》、《古书疑义举例》、《国故论衡》等等。你很可以做这件事，我可以略帮忙。”[9]对胡适这一计划，顾颉刚很有兴致，他次日即回信说：“接读来信，欣喜万状。计画‘国故丛书’，我也久有此想。……方才子 水见 先生的信，大喜，谓《经传释词》及《古书疑义举例》，都可由他标点。他并说可以大家商议一个书目出来。我想在四五天内约他同到先生处商议一下。”[10]显而易见，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12月 21日 ，顾颉刚又致信胡适询问：“《古书疑义举例》既经点读好，就可付印么？……《国故从书》的板式，最好请先生即行拟定。”[11]显然，他们不仅跃跃欲试，而且马上就已经付诸行动。 

   胡适这一计划还得到了章门弟子的认可。在 12月 21日 致胡适信中，顾颉刚就提到：“《国故丛书》计画，得马、沈、 钱诸 先生赞同，极快。” 由于获得章门弟子的支持，国学门正式成立之后，编辑《国故从书》的计划很快被正式提上议事日程。据胡适 1922年 3月 8日 日记记载，该日，北大出版委员会议决添设《北京大学国故丛书》、《北京大学国故小丛书》[12]。今天看来，胡适的《国故从书》计划之所以能在国学门中顺利通过，主要是因为该计划最初其实不外乎标点翻刻古书，况且胡适所具体列举的《经传释词》、《古书疑义举例》、《国故论衡》等书，均是清学正统的代表作，其中有二部更直接是章太炎及其师俞樾的代表作。可以想见，这样一个计划，无疑是章门弟子所欢迎的。 

   对于胡适的计划，反倒是顾颉刚做了一些变更。他通过整理《古今伪书考》，决定在此基础上发起编辑《辨伪丛刊》[13]。他在 1920年 12月 15日 致胡适信中即主张：“我的意思，可以拿《诸子辨》，《四部正讹》，《古今伪书考》三种合印成一册，唤做《辨伪三种》。”[14]次年1月25日，他又致信胡适说：“我的意见，不妨唤做《辨伪丛刊》；现在标点的三种唤做《丛刊》第一集。”[15] 1921年 6月 9日 ，他在致好友王伯祥信中也说：“我日来在家里做《辨伪丛刊》的事情。这是《国故从书》的一部分。”[16]他还具体拟了一份目录，其中都是历代辨伪之作[17]。与胡适《国故从书》相比较，顾颉刚这一动议显然更注重“辨伪”。 

   对发起编辑《辨伪丛刊》一事，胡适自然赞成。 1920年 12月 18日 ，他致函顾颉刚表示：“你主张把《诸子辨》，《四部正讹》，《古今伪书考》合刊一册，叫做《辨伪三种》，这是极好的。此书不妨慢慢地整理。或临时加入别的新发见的辨伪著作，亦未可知。”[18] 1921年 7月 1日 ，他又在致顾氏信中肯定说：“《辨伪丛刊》事，你的办法我很赞成。”[19]而在 7月 25日 的日记中，他也再次提及：“作书与颉刚，请他……先把他已编成的《辨伪丛刊》两集付印。”[20] 

二 

    事实上，如果仅就单纯“辨伪”而言，国学门内部也并无多大分歧。朱希祖便认为“虽子思、孟子所说亦不足信”[21]，马裕藻也拟编撰《古籍校读法讲义》，并同意钱玄同将《论衡》之《书虚》、《艺增》和《史通》之《疑古》、《惑经》等辨伪名篇，视为最高等之“古籍校读”[22]。但正如胡适后来所述，“我们有‘辨伪丛刊’的计划。先是辨‘伪书’，后转到辨‘伪事’。颉刚从此走上了辨‘伪史’的路”[23]。顾颉刚并不满足单纯的“辨伪书”，而是要进而“辨伪史”，而且他认为：“从伪书引渡到伪史，原很顺利。有很多伪史是用伪书作基础的，……想到这里，不由得不激起了我的推翻伪史的壮志。起先仅想推翻伪书中的伪史，到这时连真书中的伪史也要推翻了”[24]。很明显，顾颉刚这一想法将“辨伪”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进入到了“疑古”的层次。 

    关于“疑古”，北大国学门中的章门弟子则表现出较为复杂的态度。台湾学者陈以爱在《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1922－1927）》一书中，通过对北大《国学季刊》、《国学门周刊》刊载文章的性质和作者群的比例分析发现：“古史辨运动在20年代虽曾众口喧嚷、震动一时，而‘疑古派’的中坚分子胡适、钱玄同、顾颉刚也都与北大关系密切，但疑古辨伪终究不能算是国学门的代表学风”，“就当时国学门同人的学术观点看，当时固然也有如单不庵那样，认古文经书为伪造；甚至太炎弟子中，也有不少人受了今文家的影响而背其师说，如钱玄同和马裕藻；但也有人像朱希祖那样，依然信守古文家说，而与胡适等的疑古观点颇有隔阂。”[25]这种观点首次揭示了国学门与疑古思潮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 

    在国学门的章门弟子中，钱玄同是积极赞成“疑古”的，这已是众所周知，本文不再赘述。值得一提的是，钱玄同曾在 1916年 1月 8日 的日记中说马裕藻“不如黄、朱诸公之排斥今文”[26]；时至 1917年 3月 28日 ，他又在日记中写道：“幼渔近来幡然宗今文说”[27]；黎锦熙后来在回顾钱玄同时也说：“他的谈‘今文’经学的朋友是马裕藻、张西堂 诸 先生。”[28]这显然意味着马裕藻与钱玄同二人经常在倾向“疑古”的今文经学方面互相交流。马裕藻还曾向钱玄同激烈表示：“造假书的人不过想欺世骗钱，或攻讦人，并无何等之价值。”[29]而在他的影响下，其弟马衡（国学门导师、考古研究室主任）也颇赞许顾颉刚的“疑古”，曾表示：“《尧典》、《禹贡》是否为虞、夏时之书不可不辨也”，并承认顾颉刚“所疑者，皆有相当之理由与相当之证据”[30]，为此还遭到缪凤林的批驳[31]。由是观之，马氏兄弟是较同情“疑古”的。 

与钱玄同、马氏兄弟相反，朱希祖对“疑古”尤其是倾向“疑古”的今文家持一种较为明显的保留态度。钱玄同在日记中就提及：“逖先宗古文家言”[32]，绝对“排斥今文”[33]。在1919年发表的《整理中国最古书籍之方法论》一文中，朱希祖更是对今文家屡施批评。[34]他后来还指出：“古文家治经，用客观方法，而后以主观判断之，此实合于现代科学方法。今文家治经，则专用主观方法，……不若古文家根据之实，不空施议论也。”[35]由此可见，朱希祖确实“与胡适等的疑古观点颇有隔阂”。而据《吴虞日记》记载，胡适也“甚不以朱逖先信仰古文家为然”[36]。 

    至于作为国学门主任的沈兼士，态度则较为谨慎。一方面，他默许顾颉刚等人在《国学门周刊》出版鼓吹“疑古”的“《说文》证史讨论号”，而且他自己也在《文字形义学》中批评说：“自来中国学者最喜盲从古人，或囿于一家之成说，这是学问不易进步的一大阻力；医治这个毛病，在于抱定超然独立之精神平心静气的来平等观察各家学说，而究其异同变迁之所以然，譬如许慎《说文》，今日只应把他看作考释古文之起点，倘视之若天经地义不敢怀疑，而谓近代发现之金文卜辞，毫不足信，这就是拘墟之见了。我们现在不但及为许书可以怀疑，就是六书也可以姑且把他搁在一边。”他并且公开宣称：“我对于旧学说有些地方颇为怀疑，甚而至于已经有了想破坏的动机”[37]。这不啻是对顾颉刚等人批评柳诒徵迷信《说文》表示公开的支持。但另一方面，我们对沈兼士支持“疑古”的态度也不可估计过高。毕竟，他早在1920年即曾针砭“新学家矫枉过直，竟欲废弃六书而不知利用”[38]，他后来还批评企图推翻《说文》者是“不知《说文》之真价值，不能利用其材料以研究文字训诂变迁之消息”[39]。即使是在措辞颇为激烈的《文字形义学》讲义中，他也不忘提醒：“囿于古人的成说固然不好，但是处处务弃陈言，思标新义，又恐陷于穿凿傅会的毛病”，总之“一切轻蔑古人和崇拜古人之主观的成见，是万万不可以有的”[40]。由此看来，沈兼士的态度可谓不偏不倚，显得非常谨慎。 

三 

    由上可知，国学门中章门弟子对“疑古”的态度是相当微妙复杂的，必须加以具体的分析。而更深一层来看，这种状况的形成除了由于各人学术观点不同之外，或许还与以下二点因素有关。 

第一，章太炎的影响。章太炎早年虽然屡屡批驳康有为今文经学，但较少直接对“疑古”发表意见。而当20年代初“古史辨运动”兴起后，他则有感于疑古思潮对古史的否定极大地冲击了到人们对国史的看法，遂起而严加针砭。对此，他晚年曾解释说：“民国以来，其学（指今文学——引者按）虽衰，而疑古之说代之，谓尧、舜、禹、汤皆儒家伪托，如此惑失本原，必将维系民族之国史全部推翻。国亡而后，人人忘其本来，永无复兴之望。……今之妄说，弊更甚于公羊，此余所以大声呼吁，谓非竭力排斥不可也。”[41] 

    具体说来，早在1924年7月，他就在《救学弊论》演讲中公开指出：“今之文科，……其弊有五”，“二曰因疏陋而疑伪造。……今以一端小过，悉疑其伪，然则耳目所不接者，孰有可信者乎？百年以上之人，三里以外之事，吾皆可疑为伪也”[42]，“古人往矣，不但尧舜之有无不可知，若充其致疑之极，则清光绪帝之有无，亦非吾侪所能定。即吾侪所不曾亲至之地、亲历之境，因时间、空间之睽隔，亦得加以否认。……古事致疑，本为学者态度，然若以一二疏漏而遽认为伪造，欲学者群束书不观，则未免太过耳”[43]。此后，章太炎在无锡师范学校、无锡国专、苏州星期讲习会演讲时也一再批评说：“今之讲史学者，喜考古史，有二十四史而不看，专在细微之处，吹毛索瘢，此大不可也。……疑古者流，其意但欲打破历史耳。……夫讲学而入魔道，不如不讲。昔之讲阴阳五行，今乃有空谈之哲学、疑古之史学，皆魔道也。必须扫除此种魔道，而后可与言学”[44]，“疑古未尝不可，但须有疑根，……乃今之疑古者，无所根据，遽尔相疑，斯真疑而成疾矣”[45]，“经史实录不应无故怀疑。所谓无故怀疑者，矜奇炫异，拾人余唾，以哗众取宠也。……治史者宜冥心独往，比勘群书而明辨之也。……必博学审问慎思明辨，方足以言怀疑。若矜奇炫异，抹杀事实，则好学之士不当尔也”[46]。 

    概言之，章太炎认为“辨伪”固然不失为考据的一种手段，正所谓“古事致疑，本为学者态度”，“疑古未尝不可”，但这种怀疑必须建立在拥有充分根据的基础上，也就是“须有疑根”，“必博学审问慎思明辨，方足以言怀疑”，而不应“以一端小过，悉疑其伪”，更不能“无所根据，遽尔相疑”，或“矜奇炫异，抹杀事实”，以致陷入“疑古”之“魔道”，其语气可谓异常严厉。 

    章太炎以上所论，虽大多发表于晚年，但有关《救学弊论》演讲的报道则在1924年便已见诸报端，应对章门弟子的取向产生了不小影响。1925年12月，周作人就针对胡适关于《诗经》中《野有死麋》的释文批评说：“有些地方太新了，正同太旧了一样的有点不自然”，“未免可笑”，并指出：“守旧的固然是武断，过于求新者也容易流为别的武断”，同时他还引英国民间故事中一句话提醒“疑古”者：“要大胆，要大胆，但是不可太大胆！”[47]这便与章太炎在《救学弊论》中所阐发的观点基本相近。而沈兼士1941年在总结近三十年来中国史学趋势时也说：“我国号称有五千年的文化，而旧史记载多令人不敢置信，若一味疑古，凿空立说，亦为缺陷。吾人倘能利用上述之新材料，新方法，重新证实我们民族光辉灿烂之信史，岂不是空前的一大收获吗！”[48]这与其师章太炎晚年所论更是如出一辙。 

    第二，章门弟子与胡适之间的矛盾。相对于早已在北大根深蒂固的章门弟子，留美归国的胡适虽在1917年进入北大，但仍然是一个圈外人。章门弟子的乡籍观念十分强烈，同属留日派但是皖籍的陈独秀的离职，便是因为沈尹默等人“在后面捣鬼”；甚至同属章门弟子的黄侃的辞职，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其非浙籍有关。在这种盘根错节的人事纠葛中，皖籍留美的胡适显然是一个外来闯入者，除钱玄同与之交好，其余章门弟子大多敬而远之。胡适后来即曾颇有怨言地回顾说：“尹默诸人后来用种种方法排挤我”[49]。而顾颉刚恰与胡适交往甚密，他从北大毕业后留校工作正是得力于胡适[50]，其疑古思想的萌生也与胡适的启发和鼓励密不可分，二人关系可谓相当亲近，由是他也难免遭到牵连，被多数章门弟子疑忌。顾颉刚曾在日记中诉说：“兼士先生与我相处三年，而处处疑忌我为胡适之派，……可见他之拉我，非能知我，乃徒思用我耳。”[51]另据顾氏回忆，他将胡适交予他的文章在国学门刊物发表，结果被沈兼士怒斥：“他不是研究所的人，为什么他的文章要登在研究所的刊物上！”其实胡适“明明是研究所的委员，而且是研究生的导师”。[52]顾颉刚由此认为沈兼士等人的“心肠真狭窄，教我如何能佩服！”[53]于是“ 和沈 先生就渐渐疏远起了，他当然对我很不高兴”[54]。今天看来，其中的是非曲直尽管仍难以判断，但多数章门弟子未对胡适、顾颉刚提倡的“疑古”表现出积极的响应，或许正与双方的这种内在矛盾无不关系。对此，胡适曾在日记中感叹：“与玄同在春华楼吃饭，谈《诗经》甚久。玄同赞成我整理旧书的计划，但我们都觉得此事不易做。现今能做此事者，大概只有玄同、颉刚和我三人”[55]，这明显是未将国学门中的其他章门弟子视为志同道合者。 

    总之，由于学术观点的不同，兼之章太炎的影响和人脉关系的纠葛，北大国学门中的章门弟子对“疑古”的态度十分错综复杂，其中大多数不曾积极参与“古史辨运动”。不过缘于交情深厚，他们即使有保留意见，也从未将同门的分歧公开化。在此方面，钱玄同 1916年 1月 3日 的日记颇耐人寻味，他写道：“余之治经，宗孟、荀、贾、董迄刘向以来之说，排斥新室以后之伪古说，同人中颇有以师未死而遂背，疑为故立异论，以为逢蒙杀羿之举，至余虽自信不敢党同门妒道真，求学惟求心之所安，然三人成市虎，人言亦可畏，故宁藏拙而不登也。”[56]这一方面说明当时就已有同门谨守师说，与之发生学术观点的分歧，认为他“故立异论”。另一方面，钱玄同此时“宁藏拙而不登也”，正是为避免“党同门妒道真”之嫌，这无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章门弟子力求团结、顾全大局的品格。而钱玄同后来虽积极赞成“疑古”，但其他持保留意见的章门弟子同样也出于对维持内部稳定的考虑，并未加以公开反对，这或许便是绝大多数章门弟子与“古史辨派”始终保持一种若即若离微妙关系的深层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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