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国两次关于“国学” 与“国粹”、“国故”的论辨及启示

 

 

80多年前，群学社将当时关于“国学”与“国故”的论辩编辑为《国故学讨论集》出版。其中，曹聚仁《春雷初动中之国故学》形象地概括了讨论中出现的种种不同之“国学”： 

 

“国学”之为物，名虽为一，实则为三，北京国学研究所之国学，赛先生之“国学”也；无锡之国学专修馆，冬烘先生之“国学”也；上海之国学专修馆，神怪先生之“国学”也。 

 

时下谈“国学”的文章不少，不能说没有“赛先生之‘国学’”，也不敢说没有“神怪先生之‘国学’”，但仅就所见，大都“冬烘先生之‘国学’”，因其一不知“国学”、“国粹”二词是舶来品，二不知清朝末年、民国年间有过两次关于“国学”与“国粹”、“国故”的论辩，没有形成一致的认识，三是互相传抄这样几句话，“国故”包含中国固有历史与文化之全部，其中之精华（什么是精华一概语焉不详）称“国粹”，以“国故”为研究对象的学问称“国故学”，简称“国学”，“国故”与“国学”有相同之处，却不知这是率意捏合两次论辩中的不同观点，甚至不知“国粹”一词辛亥（1911）年后逐渐被废弃。有此“三不知”，难怪听到一些日本学者哂笑中国时下说“国学”者的“国学”知识浅薄，最让人家嗤笑的是某些讲“国学”者竟然不知“冬烘”指什么。为此，将两次论辩的情况作一清理，以供热衷于“国学”（包括“国粹”、“国故”）者参阅。两次论辨，清朝末年主要表现为“国粹”与“国学”的论辩，民国年间主要表现为“国故”与“国学”的论辩。两次论辩，对于学术文化产生的影响和推动作用显现出很大的差异，留下不少值得思考的启示。 

 

一、清朝末年：“国学”与“国粹”的论辨 

 

“国学”一词，在西学和“欧化主义”刺激下，由日本学界最先提出来。戊戌变法前夕，屠仁守驳《时务报》所载严复《辟韩》一文，提到《东华杂志·汉学再兴论》中日本学界有“国学勃兴，将压倒西学”的说法。[1] 

“国粹”的舶来，几乎与此同时。1901年9月，梁启超《中国史叙论》有“中国民族固守国粹之性质，欲强使改用耶稣纪年，终属空言耳”句，为国人20世纪初在报刊上使用“国粹”一词。1902年4月，梁启超致函康有为，说“日本当明治初元，亦以破坏为事，至近年然后保存国粹之议起。国粹说在今日固大善，然使二十年前昌之，则民智终不可开而已。”[2]7月，《译书汇编》第5期刊载佚名《日本国粹主义与欧化主义之消长》，传递日本两种“主义”的对垒情况： 

 

日本有二派，一为国粹主义。国粹主义者谓保存己国固有之精神，不肯与他国强同，如就国家而论，必言天皇万世一系；就社会而论，必言和服倭屋不可废，男女不可平权等类。一为欧化主义，欧化云者，谓文明创自欧洲，欲己国进于文明，必先去其国界，纯然以欧洲为师。极端之论，至谓人种之强，必与欧洲互相通种，至于制度文物等类无论矣。 

 

同年秋，梁启超与黄遵宪商议在日本创办《国学报》，“当以保国粹为主义，取旧学磨洗而光大之”，黄遵宪建议“当以此作一《国学史》”[3]。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将“国学”与外学相提并论：“今日欲使外学之真精神普及于祖国，则当转输之任者，必邃于国学，然后能收其效。” 

1903年，《新民丛报·学界时评》发表梁启超《游学生与国学》，认为“国学与爱国心相通倚者也”，“真爱国者必使吾国之历史、之现状、之特质日出于吾心目中，然后其爱乃发于自然”，“非深通国学不能为力”，主张在日本铃木町会馆设立国学图书馆。年初，章太炎致函刘师培，深信“他日保存国粹，较诸东方神道，必当差胜也”[4]。6月，《浙江潮》刊载“社说”《国魂篇》，以“国粹主义”与“世界主义”同为一国进化之“两大主义”。章太炎因“苏报案”入狱，作《癸卯口中漫笔》，自谓“上天以国粹付余”[5]。 

1904年3月，黄节在《政艺通报》第1号发表《国粹学社发起辞》，称“海上学社林立，顾未有言国粹者”，“岁甲辰，同人创为国粹学社”，声明：“国粹，日本之名辞也。吾国言之，其名辞已非国粹也。”发布乙巳（1905）年“广告”，表示“于保存国粹之一面，务欲发挥而光大之，以为吾祖国生色”。4月，梁启超在《时报缘起》再提“于祖国国粹，固当尊重”[6]。5月，邓实在《政艺通报》第3号发表《国学保存论》，提出一国有一国之学。 12月 30日 ，黄节在《政艺通报》第11号发表《国粹保存主义》，介绍日本的国粹主义： 

 

夫国粹者，国家特别之精神也。昔者日本维新，欧化主义浩浩滔天，乃于万流澎湃之中，忽焉而生一大反动力焉，则国粹保存主义是也。当是时入日本国民思想而主之者，纯乎泰西思想也，如同议一事焉，主行者以泰西学理主行之，反对者亦以泰西学理反对之，未有酌本邦之国体民情为根据而立论者也。文部大臣井上馨特谓此义，大呼国民，三宅雄次郎、志贺重昂等和之。其说以为宜取彼之长，补我之短；不宜醉心外国之文物，并其所短而亦取之，并我所长而亦弃之。 

 

并加解释说： 

 

本我国之所有而适宜焉者，国粹也；取外国之宜于我国而吾足以行焉者，亦国粹也。 

 

朝廷方面，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11月颁布《学务政纲》，以“外国学堂最重保存国粹，此即保存国粹之一大端”。随后，大臣奏议多有“国粹”的说法，如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8月袁世凯、赵尔巽、张之洞等会衔奏请废科举广学校章程，认为学堂“首以经学根柢为重”，“益于保存国粹，尤为竞竞”[7]。 

20世纪最初几年，谈“国粹”成为一种时髦，如当时报刊所说： 

 

近数年来，中国之号称识者，动则称国粹。环海内外，新刊之报章书籍，或曰保存国粹，或曰发挥国粹，甚者则曰国粹之不讲则中国其真不可救药。”[8] 

 

“国粹”或“国学”二词最初出现，基本是转述日本的说法。1905年1—2月间，国学保存会成立，把“研究国学，保存国粹”确定为办会宗旨，将“国学”与“国粹”捏合在一起。但不论国学保存会成立之前还是成立之后，黄节、邓实、章太炎、刘师培等所谓“国粹派”对于“国粹”或“国学”始终存在着不尽相同的理解和说法。 

黄节以“名从主人，物从中国，吾有取于其义云尔”[9]，表示与日本所说“国粹”不同。所谓的“吾有取于其义”者，意在“粹”而不在“国”，即认为“发现于国体，输入于国界，蕴藏于国民之原质，具一种独立之思想者，国粹也；有优美而无粗觕，有壮旺而无稚弱，有开通而无锢蔽，为人群进化之脑髓者，国粹也”，只要适当今中国之用，均为“国粹”。[10] 

章太炎发表《印度人之论国粹》，就像是在针对黄节的“吾有取于其义云尔”，认为“义有是非，取是舍非者，主观之分；事有细大，举大而不遗细者，客观之分”，明确表示：“国粹诚未必皆是”[11]。1906年出狱到日本，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发表演讲，“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提出“为甚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这个历史，是就广义说的，其中可以分为三项：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12]这一说法，显然与黄节的“国粹”说有着不同。 

邓实为《国粹学报》所写《发刊辞》，强调“一国之立必有其所以自立之精神焉，以为一国之粹，精神不灭，则国亦不灭”[13]。但邓实更强调“国学”，1904年发表《国学保存论》针对“异国异学”，将“国学”视为本国之学。1906年发表《国学讲习记》，进一步为“国学”定义： 

 

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者也，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国学者，与有国而俱来，因乎地理，根之民性，而不可须臾离也。君子生是国，则通是学，知爱其国，无不知爱其学也。 

 

章太炎在《民报》第7号发表《国学讲习会序》，讲的还是先前“就广义说的”历史的三项内容，使用的却是“国学”一词，并解释说： 

 

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乃能立者矣。故今日国学之无人兴起，即将影响于国家之存灭，是不亦视前世为尤岌岌乎！ 

 

1907年邓实在《国粹学报》第2号发表《国学真论》，引入西方政治学以及先前“君史”、“民史”的理念，说“近人于政治之界说，既知国家与朝廷之分矣，而言学术则不知有国学、君学之辨，以故混国学于君学之内，以事君即为爱国，以功名利禄之学，即为国学，其乌知乎国学自有其真哉！”两者的区分在于：“以人君之是非为是非者”为“君学”，“遥遥二千年神州之天下，一君学之天下而已”；“不以人君之是非为是非者”为“国学”，仅赖一二在野君子著书立说，“本其爱国之忱”，得保不绝如缕。所谓的“不以人君之是非为是非者”，在中国历史上大多是通过字里行间表述出来、却实现不了的“空想”或“学说”，主要反映在诸子和部分文集中。 

正是在这前后，《国粹学报》刊载论著的内容开始发生变化。1906年第11、12号发表章太炎《某君与某论朴学报书》、《与某书》，俱是论“学”而不说“粹”，强调“鄙意提倡国学，在朴说而不在华辞”。同时，使用“国故”的说法：“群言殽乱，国故日衰，得《朴学报》振起之，忻慰无量！”1907年第12号发表章太炎《某君与人论国粹学书》，针对“国粹”研究偏于经世的状况指出：“学名国粹，当研精覃思，钩发沈伏，字字征实，不蹈空言，语语心得，不因陈说，斯乃形名相称。若徒摭旧言，或张大其说以自文，盈词满幅，又何贵哉！实事求是之学，虑非可临时足辨”，“若尔抄撮成言，加以论议，万言之文，謦欬可了，然欲提倡国粹，不应尔也。”1909年第10号发表章太炎《致国粹学报社书》，要求“贵报宜力图增进，以为光大国学之原，延此一线，复以自沮。”1910年第1号发表章太炎《与王鹤鸣书》，明确表示不以有用无用作为衡量学术的标准：“仆谓学者将以实事求是，有用与否，故不暇计求”，“学在辨名实，知情伪，虽致用不足尚，虽无用不足卑”。1911年第9—13号（《国粹学报》最后一期）发表章太炎《与简竹居》，有这样一段文字： 

 

《尚书》、《春秋》，左右史所记录，学者治之，宜与《史记》、《汉书》等视，稽其典礼，明其行事，令后生得以讨类知原，无忘国故，斯其要也！古今异变，宜弗可以同概，通经致用之说，则汉儒所以求利禄者，以之哗世取宠，非也。 

 

接受上述影响，1908年孟春刘师培在《国粹学报》三周年之际所写祝辞提出“不以学术为适时之具，斯能自成一言”，认为“学古为入官之阶梯，变通乃趋时之捷径”是造成“道衰学敝”的原因。《国粹学报》1909年第13号总结办刊大旨，发布《明年之特色》： 

 

力避浮华而趋于朴学，务使文有其质，博而寡要，非关学术源流、有资考证者不录，庶几韩子所云惟陈言之务去者。至于保存古物，不遗故闻，训释周秦诸子之书，使尽可读，引申乾嘉诸儒之学，不绝其绪，诠明小学，以为求学之门径，谨守古谊，以毋越先民之训，五年于兹。 

 

此时的《国粹学报》已非创刊时的《国粹学报》，此时所说“国粹”更非“激动种姓”或“适当今中国之用”的“国粹”！ 

“国学”与“国粹”两个舶来词并行，反映近代社会变革当中，学术与政治的某种复杂关系。黄节在《国粹学社发起辞》中已经点明：“日本之言国粹也，与争政论；吾国之言国粹也，与争科学。”日本谈“国粹”完全出于政治需要，中国谈“国粹”既是学术，又需要借助外来观念做政治宣传。为“激动种姓”，以学术作为革命舆论工具，往往使用“国粹”的说法。但学者的习性注定他们不可能让学术沦为政治的奴婢，在从事学术研究时，往往使用“国学”的说法。章太炎刚出狱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时“用国粹激动种姓”，而在随后的《国学讲习会序》中则用“国学”一词，即是一明显例证。刘师培自称“为《国粹学报》撰稿，率意为文”，而“民元以还”关于三礼的著述“堪称信心之作”[14]，可谓又一例证。只有把握住近代社会变革中学术与政治的这一层关系，讨论“国学”与“国粹”才不至于因名词概念而被弄得含混不清。辛亥革命完成“反清”历史使命，“国粹”这一带有政治色彩的词语逐渐被弃用，《国粹学报》即便“力避浮华而趋于朴学”，也难免停刊的命运。 

 

二、民国年间：“国故”与“国学”的论辩 

 

辛亥革命推翻帝制的成果被窃据之后，出现一股尊孔复旧的逆流，新旧思想的碰撞、中外文化的交锋更加激烈起来。由北京大学著名教授轮流主持编辑的《新青年》杂志，以“科学”与“民主”为旗帜，掀起影响久远的新文化运动。 

1919年1月，北京大学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创办《新潮》杂志，以“唤起国人对于本国学术之自觉心”。国学保存会成员、北京大学教师刘师培、黄侃与学生张煊、罗常培等，沿章太炎所用“国故”一词成立国故社，“慨然于国学沦夷，欲发起学报，以图挽救”，3月创办《国故》月刊，“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所刊文章全为文言，不用新式标点。 

同年5月，毛子水针对《国故》的宗旨，在《新潮》1卷5号发表《国故和科学的精神》，论述什么是国故、国故在今日世界学术上的位置、国故是应当研究的么、研究国故的人所应当知道的事情以及我对于国故和国故学的感想等五个问题。《新潮》主编傅斯年在文章结尾处写了一段“附识”，指出“研究国故有两种手段，一，整理国故；二，追摹国故。”“整理国故”一词第一次被提出，指“把我中国以往的学术、政治、社会等等做材料研究出些有系统的事物来，不特有益于中国学问界，或者有补于‘世界的’科学”。明确指出：“国故的研究是学术上的事”，“不是主义”，“必须用科学的主义和方法”。随即，张煊在《国故》第3期发表《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对毛子水所论问题进行驳论。8月中旬胡适写信给毛子水，10月毛子水在《新潮》2卷1号发表《<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订误》，将胡适来信附在后面。胡适提出“当存一个‘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态度”，“应该尽力指导‘国故家’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去做国故的研究，不当先存一个‘有用无用’的成见，致生出许多无谓的意见”。12月，胡适在《新青年》7卷1号发表《新思潮的意义》，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整理国故”被赋予新的意义，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谈“新思潮的运动对于中国旧有的学术思想持什么态度”时，胡适表示反对盲从、反对调和两种态度，说“若要知道什么是国粹，什么是国渣，先须要用评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国故的功夫”，并将“整理国故”的步骤分为四步：“第一步是条理系统的整理”，“第二步是要寻出每种学术思想怎样发生，发生之后有什么影响效果”，“第三步是要用科学的方法，作精确的考证，把古人的意义弄得明白清楚”，“第四步是综合前三步的研究，各家都还他一个本来真面目，各家都还他一个真价值”。 

在随后的两年间，胡适先后在南京东南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演讲，内容都是“研究国故的方法”。首先对“国故”一词作出解释：“‘国故’的名词，比‘国粹’好得多。自从章太炎著了一本《国故论衡》之后，这‘国故’的名词于是成立。如果讲‘国粹’，就有人讲‘国渣’。‘国故’（National Past）这个名词是中立的。”进而将先前的四个步骤提升为四种具体方法：历史的观念、疑古的态度、系统的研究、整理的形式。[15] 

1923年1月，胡适“代表全体”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学术刊物《国学季刊》所作“发刊宣言”发表在创刊号。针对“以为西洋学术思想的输入是古学沦亡的原因”，“以为孔教可以完全代表中国的古文化”，“以为古文古诗的保存就是古学的保存”等观念，提出“现在和将来研究国学的方针”： 

 

国学的使命是使大家懂得中国过去的文化史；国学的方法是要用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一切过去文化的历史；国学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国文化史。国学的系统的研究，要以此为归宿。一切国学的研究，无论时代古今，无论问题大小，都要朝着这一个大方向走。只有这个目的可以整统一切材料；只有这个任务可以容纳一切努力；只有这种眼光可以破除一切门户畛域。 

 

同年同月，梁启超在南京东南大学作《治国学的两条大路》的演讲，认为“研究国学有两条应走的大路”：一是文献的学问，“应该用客观的科学方法去研究”；二是德行的学问，“应该用内省的和躬行的方法去研究”。在讲第一条路时，明确指出：“便是近人所讲的‘整理国故’这部分事业。”提出研究国学的三条标准：一是剔去伪书和伪事，修正前人的误解；二是“将同类或有关系的事情网罗起来贯串比较”；三是注意别门学问与本门学问的关系，注意本门学问中各方面的相互关系，成为“通学”。[16] 

随即，应清华学校《清华周刊》记者之请，胡适、梁启超分别拟出《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引发争议，带动起关于“青年必读书”的论辨。在这一系列论辨中，如何理解“国故”、“国故学”、“国学”，始终存在着不同意见。 

1924年2月，吴文祺《重新估定国故学之价值》指出，“一二年来，整理国故的呼声，可算是甚嚣尘上了”，“近人往往把国故学省称为国学，于是便引起了许多可笑的误会”，呼吁“正名定义”，为国故学“下一个定义”： 

 

用分析综合比较种种方法，去整理中国的国故的学问，叫做国故学。 

 

吴文祺对“国故学”的认识，突出之点在“国故学是一种科学”，“真正懂得科学的人，都承认国故学是科学的一种”。 

曹聚仁《国故学之意义与价值》归纳当时存在的三种不同的“国故观”以及三种对应的态度，明确“‘国故’乃研究之对象，‘国故学’则研究此对象之科学”，具体解释如下： 

 

国故者，五千年间中华民族以文字表达之结晶思想也…… 

国故学者以“国故”为研究之对象，而以科学方法处理之，使成为一种科学也。[17] 

 

由于“整理国故”被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引起某种“杞忧”，或认为“这是加于新文化运动的一种反动”，或怀疑“究竟整理国故对于新文学运动有什么影响”？1923年2月，《小说月报》专门辟出一个专栏讨论“整理国故与新文学运动”。随后，鲁迅、郭沫若、成仿吾等或在《小说月报》，或在其他刊物发表各自的观点。 

1924年1月，鲁迅在北京师范大学附中校友会作《未有天才之前》的演讲，说“自从新思潮来到中国以后，其实何尝有力，而一群老头子，还有少年，却以丧魂失魄的来讲国故了。他们说，‘中国自有许多好东西，都不整理保存，倒去求新，正如放弃祖宗遗产一样不肖’”，认为“就现状而言，做事本来还随个人自便，……但若拿了这面旗子来号召，那就是要中国永远与世界隔绝了。倘以为大家非此不可，那更是荒谬绝伦！”[18] 

同年同月，郭沫若在《创造周刊》36号发表《整理国故评价》，指出“整理国故的流风，近来也几乎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共同色彩了”，“这种现象，决不是可庆的消息”。表示不赞同胡适“四处向人宣传整理国故研究国学”和成仿吾、吴稚晖“本着良心的命令要研究科学或者要造机关枪”的倾向，认为“不能因为有不真挚的研究者遂因而否认国学研究的全部，更不能于自我的要求以外求出别项的实力来禁止别人”。针对胡适“发明一个字的古意，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的说法，强调“国学究竟有没有研究的价值？这是要待研究之后才能解决的问题”，“研究的方法要合乎科学的精神，研究有了心得之后才能说到整理。这种整理事业的评价我们尤不可估之过高”。 

自此而后，胡适等开始反思“整理国故”中出现的问题。 

1926年6月，胡适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第四次恳亲会上对整理国故中出现偏差表示了“我大约总得负一点点责任，所以不得不忏悔”的态度，指出“流风所被，实在闹出多少弊病来了”，“他也研究国学，你也研究国学，国学变成了出风头的捷径”，“有许多人，方法上没有训练，思想上没有充分的参考材料，头脑里没有弄清楚，就钻进故纸堆里去，实在走进了死路！”[19]1927年2月，以《整理国故与“打鬼”》反思“整理国故”中出现的问题，认为整理国故“是用精密的方法，考出古文化的真相”，“重新估定一切价值”。1928年，在《新月》1卷9号发表《治学的方法与材料》（1929年《小说月报》20卷1号转载），最后这样写道： 

 

现在一班少年人跟着我们向故纸堆去乱钻，这是最可悲叹的现状。我们希望他们及早回头，多学一点自然科学的知识与技术：那条路是活路，这条故纸的路是死路。三百年的第一流的聪明才智消磨在这故纸堆里，还没有什么好成绩。我们应该换条路走走了。等你们在科学实验室里有了好成绩，然后拿出你们的余力，回来整理我们的国故，那时候，一拳打倒顾亭林，两脚踢翻钱竹汀，有何难哉！[20] 

 

最先提出“整理国故”的傅斯年，1928年10月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明确表示“反对‘国故’一个观念”，并指出： 

 

国故本来即是国粹，不过说来客气一点儿，而所谓国学院也恐怕是一个改良的存古学堂。 

 

再来看对于“国学”的认识。 

1922年，北京大学首创文科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研究所国学门，出版《国学季刊》、《国学门周刊》（后改月刊）。一时之间，“整理国故”推动了南北新型大学成立专门的国学研究机构，如东南大学国学院（1923年）、清华国学研究院（1925年）、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1926年）、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1928年）、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1930年）等，并纷纷创办国学研究刊物。 

据当时编印的《国学论文索引》，民国年间刊载国学论文的杂志83种，冠名“国学”或“国粹”者13种。[21]1919年之前成立的国学社会团体8家、创办的国学刊物6种： 

团体名称	创办人	存在时间	创办刊物	地点
国学保存会	邓实、黄节	1905—1911年	《国粹学报》	上海
国学讲习会	章太炎	1906年		东京
南社	柳亚子、陈去病、姚光	1909—1936年	《国学丛选》
国学研究会	罗振玉、王国维	1911年、1914年	《国学丛刊》	东京、北京
国学会	马玉藻	1912年		北京、杭州
国学扶危社	陈尔锡、吕学沅	1914年	《国学》	北京、东京
国学昌明社	倪羲抱	1915—1916年	《国学杂志》	上海
国故月刊社	刘师培、黄侃	1919年	《国故》	北京大学

1920年以后成立的国学社会团体11家，创办的国学刊物12种： 

团体名称	创办人	存在时间	创办刊物	地点
无锡国学专修馆	唐文治	1920—1937年	《国专月刊》	无锡
国学馆	宋育仁、谢无量、廖平	1923—？年	《国学月刊》	成都
国学研究会	东南大学、南京师高	1923—1925年	《国学丛刊》	南京
国学研究社	叶楚伧、胡朴安	1924—1925年	《国学周刊》（《国学汇编》）	上海
国学研究会	民国大学	1924—1926年	《国学》	北京
上海国学研究会		1926年	《国学辑林》	上海
《国学专刊》社	陈衍	1926—1927年	《国学专刊》	厦门
清华述学社	陆侃如、林召伯、  姚名达等	1927—1929年	《国学月报》	北京
苏州国学会	李根源、陈衍、章太炎、金天翮、吴承仕等	1932—1935年	《国学商兑》、《国学论衡》	苏州
章氏国学讲习会	章太炎、潘承弼等	1934—1941年	《制言》	苏州
天津国学研究社	李廷玉	1937年	《国学月刊》	天津

论辨中多数倾向于使用“国学”一词，唯有陈独秀、何炳松明确表示反对。1924年陈独秀在《前锋》发表《国学》短文，赞成“看作历史的材料来研究”的“国故”或“中国学”，认为“学问无国界，‘国学’不但不成个名词，而且有两个流弊：一是格致古微之化身，一是东方文化圣人之徒的嫌疑犯”。[22]1929年何炳松在《小说月报》20卷1号发表《论所谓“国学”》，认为“由国学两个字生出的流弊层出不穷，将来一定要使得我国的文化在混乱无望固步自封的境界里面”，提出一个口号：“中国人一致起来推翻乌烟瘴气的国学”。建议“对于中国学术的各流派如史学、文学、哲学、科学等等，都应该各加以三大步研究的功夫：第一步先研究某一科的特质怎样，第二步再用现代科学的眼光去估定他的价值，第三步再把他和世界学术中同一科作一个比较，来断定他对于世界的学术有何等程度的贡献”。[23] 

使用“国学”一词者，认识和理解同样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篇前已引曹聚仁的概括性论述。他还指出，“国学”一词的滥用给国学研究造成的危害： 

 

今则国学如麻，略识“之无”，能连缀成篇，谓为精通“国学”，咿唔诗赋，以推敲词句自豪者，谓为保存“国粹”，他则大学设科研究中国文学，乃以国学名其系；开馆教授四书五经，乃以国学名其院，人莫解国学之实质，而皆以国学名其高，势之所趋，国学将为国故学之致命伤。[24] 

 

一方面是“国学”概念的滥用，一方面各大学的国学研究逐渐纳入西方人文学科的分科理念，分设哲学、文学、历史学、考古学等研究室。这样的分科理念，为取消“国学”一科埋下伏笔。从东洋舶来的“国粹”、“国学”等概念，经过30年左右的滥用之后，在近代人文学科分科的规范中渐渐淡出历史舞台。 

 

三、两次论辩的差异与启示 

 

两次论辨，对于学术文化的影响和推动作用显现出很大差异，留下不少值得思考的启示。 

第一，背景、口号的差异。 

清末的论辨，是在旧有政治体制之下进行的，提倡“国粹”或“国学”者大多是学者型的革命党人或倾向于革命党。国学保存会的口号是“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他们接受社会学原理和进化论，主要用于政治革命宣传；强调“国粹”、“一国之精神”，主要为煽起民众的“排满革命”情绪。随着其成员政治立场或政治态度的变化，使其口号前后矛盾，难以自圆其说。于是，转而为“学”，强调“提倡国学，在朴说而不在华辞”，开始表示“致用不足尚，无用不足卑”，进而认为“不以学术为适时之具，斯能自成一言”，甚至批评“通经致用之说，则汉儒所以求利禄者，以之哗世取宠，非也”。从“用国粹激动种姓”的一个极端跳到认为“通经致用之说，非也”的另一个极端，从“率意为文”转变为狭小圈子内的“信心之作”，难以产生影响，无法形成推进学术文化的作用。 

民国年间的论辨，是在新文化运动中开展起来的，提倡“国故”或“国学”的主要人物都是学者、教授。新文化运动的口号之一是“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他们接受“科学”与“民主”的思想，主要用于思想文化宣传；强调“国故”、“国学”，主要是为了“再造文明”或“还他一个本来真面目”。将国学研究的使命规定为“使大家懂得中国过去的文化史”，包括民族史、语言文字史、经济史、政治史、国际交通史、思想学术史、宗教史、文艺史、风俗史、制度史等十大方面，大大超出“保存国粹”的范围，其成就差不多影响着此后多半个世纪的学术走向。而且，“整理国故”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已融入到青年学生之中，因而产生出久远的影响。 

一个是用“保存国粹”来“激动种姓”，或由“率意为文”转而为“信心之作”，一个是用“整理国故”来“再造文明”，或“用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一切过去文化的历史”。“激动种姓”、“率意为文”的宣传可以“时髦”一时，却难以推动学术文化深入发展；“再造文明”、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过去的历史文化，是要保持开放的胸襟，创造民族新文化，必然会起到推动学术文化发展的积极作用。 

拾“国粹”、“国学”唾余者，多半是在新思想、新学说面前不知所措，又无力创造民族新文化的一种无奈之举。 

第二，观念、方法的差异。 

清末的论辩，随着说“国粹”、讲“国学”者历史观念的变化，不再关注社会历史，只把难以实现的思想学说作为研究重点。 

章太炎1906年出狱后“就广义说的”历史的三项内容，“语言文字制作之原”不属于史学范畴，而“典章制度所以设施之旨趣”与“古来人物事迹之可为法式者”并没有成为其谈“国粹”、讲“国学”的内容。而且，此时他已开始重新认识旧史，即所谓“方事改革，负绁东海，独抱持《春秋》，窥识前圣作史本意”[25]。这年9月发表《俱分进化论》，认为“进化之所以为进化者，非由一方直进，而必由双方并进”，“进化之实不可非，而进化之用无所取”。1908年发表《四惑论》，称“进化者，本由根识迷妄所成，而非实有此进”。不仅弃“进化”不用，而且一改先前“熔冶哲理”的观念，认为史学无需名理统括：“诸学莫不始于期验，转求其原，视听所不能至，以名理刻之。独治史志者为异，始卒不逾期验之域，而名理却焉。”[26]讲“国学”主要在“学说”，包括经学、诸子学以及佛学，不包括史学。由此可以明白，为什么1906年出版《国学讲习会略说》只收《论语言文字之学》、《论文学》、《论诸子学》，1911年印就的《国故论衡》只包括小学10篇、文学7篇、诸子学9篇。 

刘师培《国学发微》没有界定“国学”，但重点分析经学流变，分门研究诸子。论汉代学术，注意“东汉末年，诸子之术朋兴。治儒家者有徐干，治阴阳家者有管辂，治医家者有华佗，治法家者有魏武、诸葛亮、王昶，然以法家学术为最昌”。[27]这与邓实所说“孔子之学固国学，而诸子之学亦国学”[28]基本一致。 

在方法上，章太炎《致国粹学报社书》说得非常清楚： 

 

弟近所与弟子讨论者，以音韵训诂为基，以周、秦诸子为极，外亦兼讲释典。盖学问以语言为本质，故音韵训诂，其管籥也；以真理为归宿，故周、秦诸子，其堂奥也。[29] 

 

《国粹学报》逐渐放弃社会学原理、进化论思想，还怎么谈史？其基本倾向和方法大都因袭“以音韵训诂为管籥”、“以周秦诸子为堂奥”的“朴学”方法，自然难以与史相涉。 

新文化运动前后，章太炎的思想进一步回归，改变早年孔不如老，中年孔、老不如佛的观念，基本回到“仍以儒术为佳”[30]的原地。论经史关系，以经为史的价值标准：“但究史学而不明经学，不能知其情理之所在，但究经学而不明史学，亦太流于空论，不能明其源流也。”[31]认为“信神教之款言、疑五史之实录、贵不定之琦辞、贱可征之文献”，“横欲寻求鸟迹”，“以金石匡史传”，都是“空穴来风”，“只自罔耳”。[32]1922年6月致书柳翼谋（诒徵），以“胡适所说《周礼》为伪作，本于汉世今文诸师；《尚书》非信史，取于日本人”，“此种议论，但可哗世，本无实证”，“则在抹杀历史”。[33]对于“科学”也表异议，1933年10月在《适宜于今日之理学》一文中直言：“科学者流，乃谓道德礼俗，皆须合于科学，此其流弊，使人玩物丧志，从（纵）欲而败度。” 1934年 2月 9日 致书邓之诚，不仅认为“三代彝器，作伪者众；更有乍得奇物，不知年月名号者，其器既非可信，而欲持是以考史之耑（专），盖见其愚诬也”，而且不满新型学校的历史教学，认为“史书宜于阅读，不宜于演讲也。然苟因是使学子得见崖略，所谓聊胜于无者。若诚欲昌明史学，非学校改制不可。”[34] 

与章太炎思想回归相反，此时的“国故”、“国学”论辨从一开始就与“科学的精神”紧紧联系在一起。引发论辨的第一篇文章题目即为《国故和科学的精神》，明确提出： 

 

“科学的精神”这个名词，包括许多意义，大旨就是从前人所说的“求是”。 

 

吴文祺《重新估定国故学之价值》将科学与国故学加以对比，点明二者的相通之处： 

 

科学只是要求真，并不含什么浅狭的功利观念；而国故学的目的，也是要求真。科学用分析综合比较的方法，以求事物的秩序关系，国故学也是如此。科学家有“无信不征”的口号，国故学家也最重客观的证据。 

 

虽然论辨中各家对于“国故”或“国学”的认识与理解很不一致，但几乎没有不把“国故”或“国学”与“科学的精神”联系在一起的。 

对于“科学的精神”的认识与理解，可以归纳出最基本的一条，即“求真”，或叫做“还他一个本来真面目”。正是基于这一“科学的精神”，“整理国故”或研究国学从观念到方法被逐渐系统化。“整理国故”、研究国学在注入“科学的精神”之后，其范围逐渐出现史学化的趋势。 

胡适“代表全体”所写《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归纳国学研究三大方向的第一条就是“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并说明“历史是多方面的”，“过去种种，上自思想学术之大，下至一个字、一支山歌之细，都是历史，都属于国学研究的范围”。 

梁启超在东南大学作《治国学的两条大路》的演讲，说第一条路“便是近人所讲的‘整理国故’这部分事业。这部分事业最浩博最繁杂而且最有趣的，便是历史。” 

吴文祺《重新估定国故学之价值》也作如是说：“中国枉为有数千年的文化，但是到现在还没有一部完全的历史。……研究国故，一方面他自身本来具备历史所有的优点，一方面又是完成这种历史的重要工作”。 

1925年4月，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先设国学一科”，延聘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为专任教授，李济为特约讲师。“五大导师”之中，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均以史学见长。日后，历史语言研究所以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分别主持历史、语言、考古工作，正是延续着史学化的国学研究路径。 

1925年底，顾颉刚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作《一九二六年始刊词》，明确提出：“研究国学，就是研究历史科学中的中国的一部分，也就是用了科学方法去研究中国历史的材料。” 

这些演讲、言论，首先深入到学界，进而及于学生，产生出“整理国故”或研究国学史学化的久远影响，推动着20世纪学术文化的长足发展。 

概括而言，“科学”的观念，使“整理国故”或国学研究范围史学化；“科学”的方法，赋予“整理国故”或国学研究史学方法。由此，“整理国故”或国学研究朝着史学化方向推进。以“科学”观念生出的疑古精神，引发古史论辩，推动着对中国上古社会的重新认识；以“科学”观念生出的缜密精神，形成“古史新证”的科学方法，为中国古代研究“另辟一新纪元”。 

第三，留下的启示。 

1、两次论辨，正当社会变革、新旧交替之际。提倡“国粹”、“国学”，是为保存，还是为创新，成为一个重要标志。凡遇到“国粹”或“国学”被滥用时，不妨先弄清楚是“赛先生之‘国学’”，“冬烘先生之‘国学’”，抑或“神怪先生之‘国学’”，不要“莫解国学之实质，而皆以国学名其高”，弄出一些懵懂浅陋、神怪迷信出来，使得研究不是研究，学术不是学术。 

2、考订学、文字学、校勘学、训诂学等，是国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从事国学研究、国故整理乃至历史研究，都离不开这些最基本的方法。但如果缺乏历史的眼光、疑古的态度、系统的条理等“科学的精神”，难以取得更大的成绩。 

3、“科学的精神”与20世纪学术文化的关系，以“国学”与“国故”论辨为契机，经疑古辨伪、古史新证，以及随后兴起的文化史热，成为20世纪学术文化发展的重要环节，需要进行认真细致、科学缜密的总结。 

总之，谈“国故”要有“述往事，思来者”的历史观念，不只是从“国故”中寻找所谓的“精粹”，而是要创造民族新文化；讲“国学”需要科学精神，不只是担心“国故”的沦丧，必须具有包容人类一切先进思想、科学文化的博大胸怀。不愿接受人类先进思想、科学文化，不以创造民族新文化、推动社会进步为旨归，谈“国故”、讲“国学”，已有上述说“国粹”、讲“国学”者的前车之鉴。 

最后，说一下“冬烘”的出典。《唐摭言》卷8《误放》记述：唐宣宗大中八年（854），“郑侍郎薰主文，误谓颜标乃鲁公之后。时徐方未宁，志在激励忠烈，即以标为状元。谢恩日，从容问及庙院。颜标曰：‘寒畯进也，未尝有庙院。’薰始大悟，塞默而已。寻为无名子所嘲曰：‘主司头脑太冬烘，错认颜标作鲁公。’”由此，“冬烘”即用来形容主观、懵懂。 

 

 

文献参考： 

• 清末、民国两次关于“国学” 与“国粹”、“国故”的论辨及启示
• 清末民国中央对蒙藏施政研究述评
• 清末民国国家体制的转型与北京寺庙历史变迁
• 清末民国年间日本对华调查报告中的财政与经济资料
• 清末民国时期“中华民族”观念认同性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