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学之开端与清史儒林传的“卷首”问题（上）

 

前言 

 

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殆可以称之为第一本有关清史儒林传前置阶段的写史之作，用近代的语汇来说，则可说是第一本有关“清代学 术 史”的著作。同时，本书在有关“清学的开端”之 卷 次安排及论述解释上，也启后人在续作或重写清学史时，对清学的开端问题，展开 了 “ 卷 首”的争议。 

江藩之书，殆为专论其心目中“儒学”主流——“汉学”之史述；用近代之学院语言而视其为第一部“清代学 术 史”之著作亦无不可。是故，江藩之“记”，其存心与著述之旨，即在于为“汉学”成就一“史记”，同时亦树“汉帜”。“汉学”实为其心目中之“清史儒林传”之主体。江藩反“宋学”，故《国朝汉学师承记》明白排斥“宋学诸儒”，其另部著作《国朝宋学渊源记》盖已视为“儒林外史”矣，江藩此举，在我人视之，实与《宋史》之写作为同一举措。《宋史》纂修史臣实以“道学”为宋代儒学之主流，故别立《道学传》尊之，《儒林传》反成儒学之次。此举已为黄宗羲明确反对之，故万斯同北上修史，终只立《儒林》一传，有明学 术 ，并未区分甲乙，别“王学”于“宋学”之外为儒林两传之例。江藩则有是有非，其掌握一股明末以来之儒学新动 向 ，以“汉学”称之，欲确立此一“汉学”动 向 为清代儒学之主体与主流，同时既区分“宋学”而又排除之于“儒林”之外，与《宋史》不同者，江藩承前而来仍确立“儒林”为“儒学之主名”，而“汉学”则为此“儒林”中之主体。 

江藩此书，有一极大之争议，即置阎若璩与胡渭于“ 卷 首”，绌今日我人所熟知亦为清儒所景仰之顾炎武与黄宗羲于 卷 末之“附录”中。由此，而开启出 了 迄今尚未能决未有定论之“清学”、《清史儒林传》、“清代学 术 史”、甚至是当今新修本《清史学 术 传》的“ 卷 首”及何以为“ 卷 首”的书法、体例及铨解的问题。 

本文即以此为主轴，历清代迄今之种种有关清学开端斯义及清学案、清学 术 史、儒林传等等新编、旧编之“ 卷 首”问题作一论述焉。 

 

《国朝汉学师承记》中的“首 卷 ” 

 

江藩此书，主要意图与旨趣即在于确立“汉学”为“国朝之学”的主轴。是故必有“汉宋之争”,不仅在于由明入清以来之当代汉学与宋学争端正统的反映，同时也更是一种孔子以下的中国学 术 主流与统脉之辨识的观点陈述。自前者视之，可以谓有宗派意识与门户之争，甚至当代的人事相诟与纠葛，特别是与桐城之间的学 术 与人世恩怨，姚鼐、方东树是与戴震、江藩、阮元等人纠葛的重要人物，很多汉宋之争的叙事版本，皆从这里入手。但是，自后者而言，所谓的汉学与宋学之争，反映的以及陈述的，确是一个身处于清代的学 术 动 向 中，对自我之学欲从整个中国学 术 文化之史的角度，来作出一个定位，从而自反对前代的宋明之理学---汉学 家 的 术 语 系 用“宋学”——立场出发以展开定位论述。因此，当自我是一个“反宋学”的历史立场时，便也映照 了 宋明理学中的“反汉学”的历史立场，同时更复兴 了 被宋明道学 家 所贬的两汉儒林之治经儒者。不论清代学人的用词见诸于文、言者是“宋学”还是“汉学”，都已不是宋人所用的“道学”，也不是汉人所用的语汇。而只能表明惟一的一种历史时间铭刻之迹，此便是“清学”。这样才能解释何以清末以来的学人会出现一种“清代学 术 ”的新用语---既非我朝，亦非国朝。因为历史时间的推移，乾嘉道以来一种当代人用诸自我处境的“汉学”，或“宋学”，“国朝学 术 ”已经在意识上成为既往，新的当代意识出现于西来文化之际，同时也把“我朝”推移置入前代，成为“清代”，新的“我朝”已是另一个“新时代”的出现！同样地，在江藩的当代书写尤其是呈现于《记》中的写史意识中，“我朝”与“我朝学 术 ”在于新兴的“汉学”，而不在承于旧的“宋学”；江藩的整篇《国朝汉学师承记序》，都在以“经学”作为一个贯穿中国学 术 文化史的主要轴线，来陈述出不以“宋学之道”为立场而 系 以“孔孟汉唐”之“经义”为立场的历史书写，直入于“我的朝代——国朝”，以摆置“我朝学 术 ”的位置，同时也是我、我的师门、我的同道的学 术 位置。 

其次，“汉学”之定位既明，江藩便再度从 卷 次上来安排“汉学之统”的意义阐发。江藩的 卷 次布局微意很有意思，很有文人的诗意而不像一位经学考据专 家 ——就像他欣赏的最好故友汪中之《自序》一文之被收入在《师承记》中，并且自己还加上 了 感性自比的文字一样，完全是太史公式的史述类型。[1]江藩的“布局”是一种从“中间”开始的叙事。为 了 这个从“中”开始，他先将清初以来已获三大儒尊称的孙奇逢、黄宗羲、顾炎武作 了 一番调动——更新叙事。孙奇逢在《国朝宋学渊源记》的“ 卷 首”——这当然不是江藩重新书写与认知下的“清学”之主脉，更不是主脉的“开端”；而只是“清学/清代学 术 ”中的非主脉之偏统——宋学的叙写位置。其次，将黄宗羲与顾炎武移至于 卷 末作为一种附录，其实便是表明江藩的认知观点，黄与顾有着前朝的血液。江藩的真正意图在于表明这样的一种叙事观点： 卷 二是他为《记》称“汉学”的真正旨趣与主意之所在。江藩交付给亡友之后的晚辈汪喜孙的任务，便是代江藩写一篇跋文，俾以明说江氏所不欲大张的主旨，这个跋文在晚近的点校本《国朝汉学师承记》中则已直接收入于江藩之《记》后或《国朝经师经义目录》后，汪喜孙于此跋中云： 

国朝汉学昌明，超轶前古。阎百诗驳伪孔，梅定九定历算，胡朏明辨易图，惠定宇述汉易，戴东原集诸儒之大成。[2] 

又云： 

吾乡 江 先生博览群籍，通知作者之意，……辑为《汉学师承记》一书，异时 采 之柱下，传之其人，先生名山之业，固当附此不朽。或如司马子长《史记》、班孟坚《汉书》之例，撰次《叙传》一篇，列于 卷 后，意足摒后儒拟议规测之见，犹可与顾宁人、钱晓征及先君子后先辉映者也！[3] 

再云： 

喜孙奉手受教，服膺有年，被命跋尾，不获固辞，谨以所闻质诸左右，未知先生以为知言不也！[4] 

是 卷 一之阎、胡二 家 及其它列于 卷 一记中 诸 君子，仅能为开先，此是一历史序次笔法，重要者在 卷 二出，于是“我朝汉学遂昌明”。此见之于江藩置于此书 卷 一中之总序中所陈言： 

经 术 一坏于东西晋之清谈，再坏于南北宋之道学。元明以来，此道亦晦。至本朝，三惠之学，盛于吴中；江永、 戴震诸 君，继起于歙。从此汉学昌明，千载沉霾，一朝复旦。[5] 

此处江藩很明白的用语：“汉学”一词指的是我朝之“汉学”。而且“我朝汉学”开端于三惠，也是“我的”师门之所自的吴门。很明显地，对江藩此书之史笔而言， 卷 二是其“清学/汉学”之开端所在，“清学/汉学”的开山人物应当是吴门之惠氏。江藩在 卷 二述其师 余 萧客之《古经解钩 沈 》时，批评 了 戴震，其文曰： 

惟《古经解钩 沈 》已入《四库》经部，当日戴震谓是书“有钩而未 沈 者，有 沈 而未钩者。”然 沈 而未钩，诚如震言，若曰钩而未 沈 ，则震之妄言也。[6] 

是故或有以为江藩此书有区分吴皖、右吴抑皖之心，持此论者，最见之于章太炎，其《说林下》云： 

甘泉江翁为《汉学师承》、《宋学渊源》两《记》，……《汉学记》与 戴 君。江翁受业 余 翁， 余 翁之学，本 吴惠 君，坚贞守师遂擅其门，以褊心訾异己。非直江翁，清光禄卿王鸣盛，自 惠 君出，为《蛾 术 篇》，亦訾休宁。[7] 

江藩诚是吴门之嫡传，故其为师 余 萧客古农立传且辩护。然江藩是书，非仅并无太炎所谓“右吴抑皖”之心，并且全书且持“惠戴”之立场与书写“汉学史”之主轴。故《序》中言“国朝汉学”，则以“惠戴”为主，近代以来言惠戴之学者，实皆本诸江藩；若“右吴抑皖”，则积非成是，实导源于章太炎[8]。 

以上所述，足以见江氏此书之要义，而亦以见启争端之所在。其 卷 一已异于常，近代学人亦多不能接受。然其以 卷 二承担书名“汉学记”之“汉学始于吴中三惠之学”的“清学/清代学 术 ”之“开端”的要义微言，与“汉学”实以“惠戴”为主，则确实已影响 了 近代许多学人的视野与基本观点---无论他们的措词是“近代的”还是“传统的”！ 

 

从章太炎《清儒篇》到梁、钱两部《中国近三百年学 术 史》： 

《近代脉络》下的清学之开端 

 

(一)章太炎的《清儒》篇 

严格说来，章太炎的《清儒》篇并不能算是一部较为完整的论“清学”之著作，章氏以片段的方式论“清儒”，但实际上却主要以惠栋、戴震为中心的论断与分析之言。[9]偏偏梁启超被称之为中国“近代”第一本学 术 史著作的《清代学 术 概论》或《中国近三百年学 术 史》中讨论“清学”的部份，继承 了 章太炎在《清儒篇》中以惠、戴为“清学/清儒”为中心的作法，而将“清代学 术 史”的史述主线形成 了 惠戴之学或吴皖二派为其高峰的学 术 史观，并且自此以降形塑 了 后代学人对清学的认知。因此，无论是吴皖派或是惠戴学，由此种“中心”的认知史述轴线而上溯清学开端的作法，显然便是近代以降多本著作以及更多篇论文意欲探讨所谓乾嘉汉学/考证学所以出现及其起源的缘由。[10]这些著作与大量的论文恰足以证明 了 章、梁在“清学”这个课题上的影响，同时，也正足以说明章、梁有关“清学”的“史观”正是一种“近代”意义下的“开端”；但是，“史观”上的“近代开端”却不足以说明章、梁的“清学开端”之说法或观点就是唯一、或是必然的“清学”之开端。这点也可以更进一步地提供 了 某种讯息，告诉我们为何受到章、梁影响下的近代学人们的学 术 著作或论文总是在明代中晚期寻源，而从未涉及过《清史儒林传》的 卷 首此一重大课题的原因，这里 面 还是潜藏 了 一个《清史儒林传》的纂修乃是一“传统的”课题，而不是“近代的”课题，或许这足以部份地解释“清史儒林传”及其 卷 首之课题为何迟至二十世纪末 叶 才又出现之故；同时更证明 了 章、梁在“近代清学研究”上作为“开端”的位置与意义。[11] 

持此观察的重要立论基础之一便是来自于章、梁对于“清儒”或“清学”乃至”清代学 术 史”的论点基调，实可导源于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只是用 了 新措词，或者其人其学在“近代”的“开端”位置，便与作为“传统”的“江藩”区别开来。而实则章太炎的《清儒》篇文字所受江藩于书中所塑之惠、戴学 术 场景与位置的影响，即便在《检论》中的《清儒》版本已经开始反省“清/汉学”，提出 了 “康有为之学”实“吴学尸之”的新论点，但基本的惠戴与吴皖之论，却都来自江藩这本与“近代”相对的“传统/古代”旧式体裁书写之书。 

章太炎的《清儒》篇共有两种文本书写，分别收在《訄书》重订本与《检论》中。在《訄书》重订本中，《清儒》篇置于第十二，其前为《颜学》第十一、《王学》第十，其后则为《学隐》第十三。 

《清儒》篇确实是一篇专门议论“清儒”及其学 术 的文字，自“古之言虚”开始一长段文字，主要是论“六艺”之原，其后则论汉儒治六经之学。值得注意者为其末句，云： 

乱于魏晋，及宋明益荡。继汉有作，而次清儒。[12] 

以此而带出下文。下文则专论清儒之学，是本篇正文。然正文之前，犹先言清世理学。其云： 

清世理学之言，竭而无 余 华；多忌，故歌诗文史楛；愚民，故经世先王之志衰。 家 有智慧，大凑于说经。[13] 

在笔者看来，章太炎的这一段文字，根本就是意欲排摈“清世理学”的文字， 藉 此而引出所欲专门论之的“汉学”。这种表述，在江藩那里，我们是何等熟悉此种模式与此模式之后的立场与观点。抑又不止于此，章氏的首段之末所言的“乱于魏晋，及宋明益荡”，也根本就是江藩在《国朝汉学师承记序》中的经学史观所表述的“经学三坏论”，“清学/汉学”的位置便在此种史观中，“继汉有作，而次清儒”被表述出其历史的定位。章太炎的书写，显然是袭自江藩的，或者宽泛地说，是受到江藩以及其它清代汉学 家 的典型论述——继汉、反宋明之论调影响且犹在此视野的藩篱中。 

章氏从排摈“理学”以后的文字，皆论经学与汉学，直至晚清。是故这一段文述便是章氏在《清儒》篇中所表述出的“清学史大要”。在此“简史”中，有几点值得分析：其一，章氏所述实以“故明职方郎昆山顾炎武”为首，以次则为阎若璩、张尔岐、胡渭。这又是江藩《师承记》中的 卷 一所记之诸儒。除 了 顾炎武之外，当然，章氏是没有提到黄宗羲的。其二，章氏的以下之文，提出 了 近代以降学人以为 系 “近代首出”之“清学分派观”的说法。其云： 

其学箸 系 统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吴，一自皖南。[14] 

又云： 

吴始自惠栋，其学好博而尊闻；皖南始戴震，综形名，任裁断。此其所异也。[15] 

极为明显的，除 了 述清儒以顾炎武为首之外，其 余 皆本诸江藩在其《记》中的看法。所谓吴、皖南，此是由江而至章，一变也；而至梁启超书中，则已成吴派、皖派的提法，此二变也。而梁氏书中所言的惠、戴为清代汉学之中心，此则一以贯之，盖与章氏皆本之江藩。在江藩的《师承记》中并未多与常州今文学注意，盖其亦未料及常州学之流衍与影响，若此，则梁启超的书中则大篇幅的叙述，此与章太炎在《清儒》篇后段所批判的力度，便正好显示 了 章、梁与江氏的差异，原在于历史的推移与时移势异，而不在于“近代”与“前近代”的画界意识。因此，在《清儒》篇后段，章太炎论晚清诸儒皆以古文为轴而诟今文，犹未已，遂于下篇《学隐》第十三中，尤魏源为首而批判之，说者谓訾魏源即是以比康有为也。[16]堪注意者，《学隐》篇中章氏皆喜用“汉学”一词，是用江藩语，盖章氏未用焦循与龚自珍之言也；且《清儒》篇中实未提到“焦循”， 适 足以证章氏熟读江藩之《记》，故视野常为其所藩篱犹不自知也。盖焦循可以有另外之观点与清学史中之位置，此即后来张舜徽所提出之“扬州学派”之观点，焦循即为此一于吴、皖之外另出扬州派之佼佼中坚，张氏谓扬州诸儒之特色在“通”。[17] 余 故曰，章氏论清学与清儒，多本江藩。近世学人以近代论文体而作清学/清学史/清代学 术 史之研究者，多在“近代意识”下以章、梁为先导，而不知章氏更有先导也！ 

章氏收于重订本《訄书》中之《清儒》、《学隐》等篇，后又重修订于《检论》中，大要而言，前述诸篇，已重编为 卷 四之《议王》、《正颜》，增入《许二魏汤李别录》、《哀焚书》等。《许二魏汤李别录》中以元许衡、清魏象枢、汤斌、李光地等并之，以论诸理学诸儒与朝臣。对清世理学已有新的想法与体会。而《清儒》与《学隐》两篇，虽大旨未动，然亦有一二处颇应注意。尤其《清儒》篇中除论汉儒章句经学篇幅已减缩外，最可注意者，为“皖南始戴震”在《检论》本中已改为“皖南始江永、戴震”，虽仅二字之增，然所关讯息不小；其后段之言“大湖之滨”一段，原“及戴震起休宁”亦改为“及江永、戴震起徽州”。此则章氏重心细览江氏之《记》 卷 五耶？[18]抑受章氏实斋之影响？此处大可细究。章氏于《检论》本《清儒》中所增添之“江永”，区区二字，表示章氏已重新看待戴震学之脉络，此一重省之观点，要义当在欲导戴震学 术 之源，实在徽州，亦即出于江永。此种观察，依笔者所见， 适 与钱穆氏于《中国近三百年学 术 史》中论戴震一节不同，钱氏主张戴震学 术 历程变化之转关，在于“惠戴之会”，亦即钱氏对于清学中汉学主流之看法， 系 持“由惠至戴”之观点，而非“惠戴并立”之观点。 余 英时氏在其《论戴震与章学诚》书中对戴震之学 术 历程，尤其是与惠学、与江永学之间的关 系 与变化，已有极精 辟 之分析与讨论。[19]总之，《检论》本《清儒》篇中关于由惠、戴而至惠、江戴之文字的转变，仍然值得再予注意。 

至于原来在《訄书》重订本《学隐》篇中所隐指康有为者，在《检论》本《学隐》篇中，对康有为之不满及评訾语气极强的文字已经正式出现，甚且对于由常州学导源而下且令其专文批评的魏源与康有为，也已谓实由惠氏启之。看来在《学隐》篇中所反映的，是惠学与戴学相较，戴学尤高。此点则梁启超尤发挥之，持论以倡右皖抑吴，容后论之。 

(二)梁启超的“清代学 术 史”：《清代学 术 概论》与《中国近三百年学 术 史》 

梁氏持论于清代汉学与清学之开山者，其实多承自章太炎之《清儒》篇，章、梁两氏于清学之观点、立论，遂成为近代学人在“近代”以来，重新探讨清代学 术 时的一个开端视野；特别是在以下两点上：一是吴、皖分派说。二是惠学与戴学说。无论是或否，赞成、继承、发挥、修正、反对，其中实都有着章、梁说的近代身影。 

梁氏在此两点上对于章氏的多所承，若自梁氏的两部清学史之名著——《清代学 术 概论》(《中国学 术 史第五种》)与《中国近三百年学 术 史》---以考实，则一种有关“清学/汉学”近代观点的典 范 与规 范 之形成与繁衍，当更为清楚。不仅梁氏于清代汉学诸说大处皆本自太炎，其后的钱穆氏之名著，与梁氏书同一书名的《中国近三百年学 术 史》，其书中之基本立场与义例所在，也是从欲与梁书持异论而别抒主轴，转出以立论，然此可谓 适 以见章、梁于近代学 术 性上之影响矣。 

梁氏之《清代学 术 概论》先出，本为蒋方震《欧洲文艺复兴史》作一序言，不意下笔成数万言，遂由“序”而成“书”。盖梁氏实视此书为其“中国学 术 史”序列之一种，而可称之为《清代学 术 史》，属于其《中国学 术 史第五种》。然其自言曰： 

本书属稿之始，本为他书作序，非独立着为一书也，故其体例不自惬者甚多。既已成编，即复怠于改作，故不名曰《清代学 术 史》，而名曰《清代学 术 概论》。[20] 

是《清代学 术 概论》之性质即是梁氏的新名——“学 术 史”之性质的著作。[21]可以视之为 系 梁氏心目中的“清代学 术 史”之“概论”本。第二自序作于民国九年11月29日，第一自序则撰于民国九年10月14日。梁氏于第一自序中曰： 

有清一代学 术 ，可纪者不少；其卓然成一潮流，代有时代运动之色彩者，在前半期为“考证学”，在后半期为“今文学”；而今文学又实从考证学衍生而来，故本篇所记，以此两潮流为主，其它则附庸耳。[22] 

梁氏于“清学”之基本观点实于此见之。“清学”前期之主轴，梁氏喜用“考证学”一词，有两点原因：其一，梁氏视吴派之惠学为“汉学”，而惠学只能“求真”，尚未能如戴学之“求是”以为高；此乃梁氏于《中国近三百年学 术 史》中常见之持论以区别惠学、戴学者。其二，则与其视考证学为一种针对前代理学而来的反动，而且是方法论的反动之观点有关。前期理学在梁氏视之既虚又玄，则此一入清之考证学，自是以“实事求是”与“科学研究之态度”为其特质，故由“惠”而“戴”，在梁氏视之，即属清代学 术 之史的一种“进化的”发展。此固梁氏喜用“考证学”一词也，既可以表达其对清学特色之论调，复可以衔接民初以来的科学主义与方法意识之思潮。是故由梁氏于《清代学 术 概论》之中所喜用的“考证学”，以视其后一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 术 史》，当更可以掌握梁氏与章氏于清学持论之异同处。 

梁启超后来以在清华、南开两校任教时所编写之讲义，于民国十八年世正式出版单行本。这本被西方学界视为是中国近代第一本使用“学 术 史”一词作为书名的著作，虽然在内容上仍以有清一代之学 术 史为主体，但是，至少在断限上，已经不限于有清一代，而用 了 “近三百年”一词。梁氏自云其故，曰： 

这部讲义，是要说明清朝一代学 术 变迁之大势，及其在文化上所贡献的分量和价值。为什 么 题目不叫做“清代学 术 ”呢？因为晚明的二十多年，已经开清学的先河；民国的十来年，也可以算清学的结束和蜕化。[23] 

把跨代的“晚明学 术 ”入于“清学”中视作“先河”以述之。这是梁启超解释何以称书名为“近三百年”之故。虽然用的是一种新名，但是我们反而可以很深切的 了 解到梁氏还是在处理“清初学 术 ”的问题。如此一来，若要为“清学”作一上限的断代，便其实有 了 某种基本的态度。其一，便是把清初遗老之学从晚明学 术 开始述下，以显清学开端之有先河。这也就是为何许多清学史的著作，在其作为开端的章、 卷 首，选择 了 清初三大儒中的孙奇逢、黄宗羲；或者是程 朱 之学的陆稼书、张杨园；或是作为清代汉学之源、开国儒宗身份的顾炎武之故。“开端”选择的种种分歧与所以分歧，其实便是一种在近三百年的 范 维中寻求上限之有意义的起点以之作为“ 卷 首”之下的分歧。梁启超在其书中开端式的说明，很有意义地点明 了 跨越两代的晚明遗老或是清初大儒，都是可被视作“清学”的早期之源，不明此源，则无以知“清学”。另一种，则是将晚明遗老之学从清初划开，使“清学”的精神与“晚明/清初遗老”的学 术 精神，作出一种区判；江藩所为正是这样的一种立场与调性。如此，江藩一书的书名中之取“汉学”之意，更为豁然。盖晚明诸遗老之学，绝未闻以“尊汉”为的为帜也。则“汉帜”之尊，便推尊于惠氏之学风；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正是这样的一部建构”清学”中主体性而不将之视为明学之绪的著作。明乎此，则可以知梁启超在《清代学 术 概论》中分清代学 术 为四期之故。此四期为：启 蒙 期、全盛期、蜕分期、衰落期。正因清学是自晚明发展而来，所以所谓的晚明与清初，在梁氏的眼中，实是一种初期的启 蒙 期之学 术 ，真正的清学之来临，还是要待乾嘉之时的惠、戴之学。梁氏云： 

其启 蒙 期之代表人物，则顾炎武、胡渭、阎若璩也。[24] 

其全盛运动之代表人物，则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也。[25] 

表 面 上看来，梁氏之此种四期观， 系 以佛学为说，故曰四期即如生、住、异、灭。[26]实际上，梁氏的清学基本观还是受到 了 所谓“以汉学为清学”之基调的影响，自江藩、章太炎处承来。故其清学史观，既曰“全盛期”之学 术 为“正统派”[27]，又曰“启 蒙 期之考证学，不过居一部份势力，全盛期则占领全学界；故治全盛期学史者，考证学以外，殆不必置论。”[28]而在《中国近三百年学 术 史》中则云：“清儒的学问，若在学 术 史上还有相当价值，那 么 ，经学就是他们惟一的生命。清儒的经学，和汉儒、宋儒都根本不同，是否算是一种好学问，另为一问题。”[29]又云汉学 家 所乐道的是“乾嘉诸老”。因为乾隆、嘉庆两朝，汉学思想正达于最高潮，学 术 界几乎全被他占领。但汉学也可以分出两个支派：一曰吴派，二曰皖派。吴派以惠定宇(栋)为中心，以信古为标帜，我们叫他做“纯汉学”。皖派以戴东原(震)为中心，以求是为标帜，我们叫他做“考证学”。”[30]既称全盛期、正统派，又曰经学、汉学、考证学。其中，汉学分为两个派别的分法，已见端倪，梁氏最喜欢的，还是“考证学”这一词。在《清代学 术 概论》中，其曰： 

其在我国自秦以后，确能成为时代思潮者，则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四者而已。[31] 

是故，虽然在其意识中，或不自觉将惠、戴之学皆称之为“汉学”，或皆视为正统派、全盛期的经学考证学，但一旦在吴、皖二派中作出比较时，梁氏的“汉学”专称就给 了 吴派惠学，而将皖派戴学称之为“考证学”。在其比较中，皖派的“求是”是要比吴派的“信古”来得高！如曰“正统派之中坚，在皖与吴，开吴者惠，开皖者戴”。以及“惠戴齐名，而惠尊闻好古，戴深刻断 制 ”。这样的语句，都是意图对吴皖做比较。梁氏评比惠戴，一如太炎，均以戴为高，但奇怪的是其语式用词皆袭仿自太炎。笔者以为，更为重要的一点，在于梁氏接受 了 章氏承自江藩基本述《记》之清学史观，即“清学/汉学”中有“吴皖二派”与“惠戴之学”且实为彼等持之以论“清学/汉学史”的视野中心，只是总称之词略有不同，或曰汉学，或曰考证学。要之，这种以“中间”为开始的叙史之法，在梁氏的两本清学史着中特别明显。表 面 上看起来是套上佛学之生、住、异、灭观的清学史阶段观，其实便是一种以“汉学/考证学”为其中心与主轴的从“中间”开始的述史之法。因为从“中间”开始，所以清初的启 蒙 期是从“中间全盛期”倒推逆溯的“初期”；同样的，蜕分期也是从“中间的汉学”为基点而方有所谓“蜕分”之历史的概念分期与语言。[32] 

在梁氏此种史观下的“清学史”，其居于“ 卷 首”之开端地位者，便极有意思。梁氏视野中的清学之开端人物是顾炎武。在《清代学 术 概论》中，梁氏有言： 

吾言清学之出发点，在对于宋明理学一大反动。 

当此反动期而从事于“黎明运动”者，则昆山顾炎武其第一人也。[33] 

于《中国近三百年学 术 史》第六《清代经学之建设》中，则曰： 

清儒的经学，和汉儒、宋儒都根本不同，……他们这一派学问，也离不 了 进化原则，经一百多年才渐渐完成。但讲到荜路蓝缕之功，不能不推顾亭林为第一。[34] 

试揆梁氏以顾亭林以“开端”之故，当先从何以视戴震之学为整个“清学”精神之代表言起。梁氏云： 

惠仅“述者”而戴则“作者”也。……故正统派盟主必推戴。[35] 

又曰： 

当时巨子，共推惠栋、戴震，而戴震之学精深，实过于惠。[36] 

再则曰： 

故苟无戴震，则清学能否卓然树立，盖未可知也。[37] 

而其所以推尊休宁，其实意有梁氏于民初学风之时代背景，此则科学主义的重视心态。故梁氏论东原所以为最高，其论学之言，竟多为近代之科学、客观等词汇。梁氏于论东原学时，先举东原幼年能疑能问 朱 子何以知孔子学之例后，即继言之曰： 

此一段故事，非惟可以说明戴氏学 术 之出发点，实亦可以代表整个清学派时代精神之全部。盖无论何人何言，决不肯漫然置信，必求其所以然之故，长从众人所不注意处觅得间隙，既得间，则层层逼近直到尽头处，茍终无足以起其信者，虽圣哲父师之言不信也。此种研究精神，实近世科学所赖以成立。[38] 

凡科学 家 之态度，固当如是也，震之此论，实从甘苦阅历得来。所谓“昔以为直而今见其 曲 ，昔以为平而今见其坳”。实科学研究法一定之历程。[39] 

盖梁氏实 藉 戴震学以联 系 其心目中所理解之“近世科学”，复以此而诠戴，诠汉学精神与考证学精神。故以戴氏为清学精神之代表。章太炎谓江藩有“右吴抑皖”之 曲 心，梁氏亦继承此看法。章氏于《清儒》实重戴，观《检论》中诸篇：《议王》、《正颜》，已一改原《訄书》重订本中的《王学》、《颜学》篇名，而惟戴学则仍题曰《释戴》。 

梁氏则于右吴抑皖说之外，更反过来倡右皖抑吴之调，且逼说复说而数见，其推尊戴学，比较惠戴高下之有意，已然明白可见。此种立场与持论，笔者以为，仍是来自于其对于“清学”之基调实以“求是”、以“考证学之方法论”皆符其心目中的科学态度与精神有关。一言以蔽之，推尊戴震之学即其所以置顾炎武为清初学人之首之故。而尊戴与尊顾，固同在于其能有科学的精神与态度治学也。故梁氏以顾炎武则为“正统派”之所出与所宗。则顾氏之所以为梁氏置诸于其“清学史”之开端，其故当在是。总言之，梁氏之“清学史”实以考证学为主轴，以此学而推戴震学为最高，顾氏则以此而遂为清学之“ 卷 首”。 

与梁氏之书同名，而意趣则截然不同之钱穆氏之《中国近三百年学 术 史》，别以黄宗羲梨洲为其书之第二章，盖钱氏非不尊顾氏而特以黄而为尊者，其持论对扬异趣则在章、梁。章氏《非黄》，而梁氏则亦反对章氏之非黄；梁氏尊戴尊顾，旨在汉学与科学求是之精神，钱氏则秉实斋之《 朱 陆》与《浙东学 术 》以论顾、黄，意谓清学之宗实不当在客观求是之学，而更应在能有自我人格与风俗教化之学，此为更根本所在；故与梁氏屹立，曰“盖不知宋学亦无所谓知清学”；[40]其次，钱氏既亦曰“近三百年”，则清学之上限自不能从江藩汉学之断，则必如梁书之式，上溯其源而至晚明，更于“引论”中由黄氏而逆溯东林，复由东林而推至于“宋学”矣！[41]钱氏既以“引论”为第一章，故以黄宗羲梨洲为其书第二章；若钱氏果更别有所发挥，则固其宜所云者：“ 余 故述近三百年学 术 ，而先之以东林，见风气之有自焉。”[42]知此，则梨洲何以为第二章亦可以知见其意(王船山为第三章，顾亭林为第四章)。若然，此钱氏“近三百年”之义，与梁氏于内涵上实大异趣！然若以其模式论之，则仍有同类且相近处者矣。[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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