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是活跃在乾隆中
一、从江永到戴震
戴震,字东原,一字慎修,安徽休宁人。生于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休宁地处皖南山区,乏平原旷野,缘地少人多,一方山民每每“商贾东西,行营于外”[1]。戴震早年
乾隆五年,震随父贩布江西、福建,并课督学童于邵武,时年18岁。七年,自邵武归,值儒臣程恂在乡,震遂拜谒师从。恂为雍正二年进士,乾隆元年中式博学鸿词,官翰林院检讨,有“休宁山斗”[3]之称。此时,婺源著名学者江永正以西席而深得程恂器重。永为一方大儒,学宗
戴震既秉程恂之教,亦受江永为学影响,于乾隆九年至十二年间,相继撰成《筹算》、《六书论》、《考工记图》、《转语》诸书。尤以《考工记图》最为程恂所重,十二、三年间,曾
乾隆十四年,戴震学已粗成,以正致力的《大戴礼记》校勘稿,而与歙县学人程瑶田定交。翌年,又经瑶田而交西溪汪氏叔侄。据程瑶田事后追记:“庚午、辛未(乾隆十五、六年——引者)之间,余与稚川及余姊婿汪松岑三人同研席,每论当世士可交而资讲习益者,余曰戴东原也。东原名震,休宁隆阜人。先是己巳岁,余初识东原。当是时,东原方踬于小试,而学已粗成,出其所校《太傅礼》示余。《太傅礼》者,人多不治,故经传错互,字句讹脱,学者恒苦其难读,东原一一更正之。余读而惊焉,遂与东原定交。至是,稚川、松岑亦交于东原矣。”[5]此后,震与诸友皆问学江永,成为江氏学术的追随者。震尤为江永所喜,叹为“敏不可及”[6]。时值清廷诏举经学特科,永以年逾古稀而辞荐,并致书戴震,表示“驰逐名场非素心”[7]。
十六年,戴震补为休宁县学生,年已29岁。十七年,震应汪梧凤聘,执教歙县西溪汪氏家馆。翌年,江永亦来西溪,应聘主持汪氏家馆讲席,于是汪氏一门学人及戴震、程瑶田等,皆得朝夕从永问业。据《
乾隆十九年,因与同族有权势者发生坟地纠纷,戴震被迫负笈远游,避仇入都。抵京之后,虽困于逆旅,但却以所擅天文历算、声韵、训诂和古代礼制诸学,广交钱大昕、纪昀、王鸣盛、王昶、朱筠等新科进士,遂以天下奇才而声重京师。钱大昕于此所记甚明:“
在京三年,戴震既播扬一己之学,反对“株守”成说,“信古而愚”[13],主张
《说文》于字体、字训,罅漏不免,其论六书,则不失师承。……大
述许慎六书学说而明晰如此。难怪江永于问学诸人中,要独称戴震“敏不可及”[19]了。
二、惠栋与戴震
乾隆二十二年冬,戴震离京南还,途经扬州。此时的扬州,正值两淮盐运使卢见曾驻节,见曾擅诗,雅好经史,一时江南名儒多集于其幕府,南来北往的学术俊彦,亦每每出入其间。戴震抵扬,恰逢大儒惠栋、沈大成主卢幕西席,助见曾辑刻《雅雨堂藏书》,以表彰东汉经师郑玄学说。此后二三年间,戴震皆客居于卢见曾幕。面对饱学务实的前辈大儒,戴震为宗法汉代经师的风气习染,与先前在京中俯视一辈新科进士,自是不可同日而语。
惠栋长戴震27岁,乾隆十九年即入卢氏幕府,最称前辈,影响卢氏及一方学术亦最深。惠栋早先即从亡友沈彤处得闻戴震博学,此番晤面,若旧友重逢。据戴震称:“震自京师南还,始觌先生于扬之都转盐运使司署内。先生执震之手言曰:‘昔亡友吴江沈冠云尝语余,休宁有戴某者,相与识之也久。冠云盖实见子所著书。’震方心讶少时未定之见,不知何缘以入
首先,推崇郑玄学说,抨击宋明经学为“凿空”。王昶为惠栋学说的追随者,早年求学苏州紫阳书院,即问业于惠栋。乾隆二十一、二年间,昶又与栋同客卢见曾幕。二十三年五月,惠栋在苏州病逝,王昶为栋撰墓志铭,文中记云:“余弱冠游诸公间,因得问业
其次,继承惠栋遗愿,引
明于古今,贯天人之理,此儒林之业也。
惠栋故世,沈大成与戴震在卢见曾幕府朝夕共处。大成喜震乃“耆古之士”,乾隆二十五年夏,约震复校何焯校本《水经注》。大成有校记云:“庚辰初夏,从吾友吴中朱文斿奂借何义门校本,复校于广陵。同观者休宁戴东原震,亦耆古之士也。”[24]戴震则以得前辈师长的护爱而感念不忘,欣然撰文,尊沈大成为“卓然儒者”。据称:“
之后,戴震北游,阔别有年。乾隆三十六年,
夫先生之可传,岂特在是哉!以今之去古既远,圣人之道在《六经》也。当其时,不过据夫共闻习知,以阐幽而表微。然其名义、
再次,弘扬惠栋学
然病夫《六经》微言,后人以歧趋而失之也。言者辄曰:“有汉儒经学,有宋儒经学,一主于故训,一主于理义。”此诚震之大不解也者。夫所谓理义,苟可以
在乾隆中
贤人圣人之理义非它,存乎典章
彼歧故训、理义二之,是故训非以明理义,而故训胡为?理义不存乎典章
乾隆三十四年,戴震为惠栋弟子
士贵学古治经者,徒以介其名使通显欤?抑志乎闻道,求不谬于心欤?人之有道义之心也,亦彰亦微。其彰也是为心之精爽,其微也则以未能至于神明。《六经》者,道义之宗,而神明之府也。古圣哲往矣,其心志与天地之心协,而为斯民道义之心,是之谓道。
这就是说,学古治经,旨在闻道。道何在?戴震认为就在《六经》蕴含之典章
士生千载后,求道于典章
既然宋明数百年的凿空治经不可取,那
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譬之
从惠学到戴学,有继承,更有发展。戴学之继承惠学者,为训诂治经的传统。这一传统导源于清初顾炎武的“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30],至惠栋而门墙确立。惠栋于此有云:“汉人通经有
三、戴震学说的传播
出入扬州幕府,倏尔五年过去。其间,继《考工记图》之后,随着《句股割圆记》、《屈原赋注》诸书的先后付梓,戴震学说不胫而走。而凭藉多年校勘《大戴礼记》的积累,震又与前辈硕儒卢文弨合作,书札往复,精心切磋,克成《大戴礼记》善本。乾隆二十三年,卢见曾将文弨与戴震所校订《大戴礼记》收入《雅雨堂藏书》,有序记云:“《大戴礼记》十三卷,向不得注者名氏,……错乱难读,学者病之。余家召弓太史,于北平黄夫子家,借得元时刻本,以校今本之失,十得二三,注之为后人刊削者,亦得据以补焉。又与其友休宁戴东原震,泛滥群书,参互考订。既定,而以贻余。夫以戴书卢注,经千百年后,复有与之同氏族者,为之审正而发明之。其事盖有非偶然者,因亟授诸梓。”[33]两年之后,新刻《大戴礼记》蒇事,卢文弨亦有跋称:“吾
乾隆二十七年,在经历三年前北闱乡试的挫
乾隆三十年,戴震
三十一年,震再度入都会试,复遭挫
往仆以读书当得大意,又年少气锐,专务涉猎,四部九流,泛览不见涯涘,好立议论,高而不切,攻排训诂,驰骛空虚,盖未尝不憪然自喜,以为得之。独怪休宁戴东原振臂而呼曰:“今之学者,毋论学问文章,先坐不曾识字。”仆骇其说,就而问之。则曰:“予弗能究先天后天,河、洛精蕴,即不敢读元亨利贞;弗能知星躔岁差,天象地表,即不敢读钦若敬授;弗能辨声音律吕,古今韵法,即不敢读关关雎鸠;弗能考《三统》正朔,《周官》典礼,即不敢读春王正月。”仆重愧其言!因忆
惟章学诚与段玉裁为人为学之旨趣不一,玉裁心悦诚服,执意师从;学诚无非耸动一时,别有追求。因之,段氏终身光大师门,言必称先生,年届耄耋,依然勤于纂辑《
乾隆三十八年二月,清廷开馆纂修《四库全书》。闰
纂辑《四库全书》,
此奏为高宗允行,调令下颁。此时,戴震正客游浙东,主持金华书院讲席。闻讯中断教学,临行,至宁波,在宁绍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夏,与戴东原相遇于宁波道署,
四、献身《四库全书》
乾隆三十八年八月,戴震奉召抵京,预修《四库全书》。书馆初开,意在自《永乐大典》中辑录散佚古籍,震获授校勘《永乐大典》纂修兼分校官。震校勘《水经注》多历年所,自上年起即在浙东刊刻自定《水经注》,未及四分之一,因奉调入京而中辍。入馆修书,有《永乐大典》可据,校订《水经注》遂成驾轻就熟的第一件工作。同时,则根据其为学所长,分任天文、算法、小学、方言、礼制诸书的辑录。是年
乾隆四十年四月,戴震会试又告落第,奉高宗谕,
昨箨石与东原议论相诋,皆未免于过激。戴东原新入词馆,斥詈前辈,亦箨石有以激成之,皆空言无实据耳。箨石谓东原破碎大道,箨石盖不知考订之学,此不能
当然,这场争议并非以翁方纲一言即可弭平。所以戴震故世20余年之后,章学诚又借端生事,称:“戴东原尝于筵间偶议秀水朱氏,箨石宗伯至于终身切齿,可为寒心。……戴氏之遭切齿,即在口谈。”[41]
戴震家境本不宽裕,入京修书,官俸微薄,维持一家老少生计,更形拮据。早在入京之初,震即在致段玉裁书札中道出忧虑:“仆此行不可谓非幸邀,然两年中无分文以给旦夕。曩得自由,尚内顾不暇,今益以在都费用,不知何以堪之。”[42]修书既已辛劳,又有生计之虞,加之与同官争议所致愤懑,自乾隆四十一年三月起,戴震即已罹患足疾。是年
四十二年春,戴震得悉山东布政使陆燿著《切问斋文抄》,己撰《璿玑玉衡解》、《七政解》二文录入该书
春杪接书,久未裁复,纷纭案牍之中,力小任重,日夜惶疚,即此稽缓,亦足见其才力之
戴震的同样心境,亦见于同年
此札发出二日,戴震病势转重。
自乾隆三十八年八月入《四库全书》馆,迄于四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逝世,五年之间,经戴震之手辑录校订的古籍,凡16种,计为:《水经注》、《九章算术》、《五经算术》、《海岛算经》、《周髀算经》、《孙子算经》、《张丘建算经》、《夏侯阳算经》、《五曹算经》、《仪礼识误》、《仪礼释宫》、《仪礼集释》、《项氏家说》、《蒙斋中庸讲义》、《大戴礼》、《方言》。戴震之于《四库全书》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五、《孟子字义疏证》及其遭遇
戴震一生著述甚富,由早年著《考工记图》、《句股割圆记》、《屈原赋注》诸书始,迄于晚年成《孟子字义疏证》,多达30余种、一百余卷。其中,尤以《孟子字义疏证》最成体系,亦最能反映著者一生的学术追求。正如戴震逝世前一月所自言:“仆生平论述最大者,为《孟子字义疏证》一书,此正人心之要。今人无论正邪,尽以意见误名之曰理,而祸斯民,故《疏证》不得不作。”[48]
关于戴震的毕生学术追求,他曾经对其弟子段玉裁讲过这样的话:“六书、九数等事,如轿夫然,所以舁轿中人也。以六书、九数等事尽我,是犹误认轿夫为轿中人也。”[49]这就是说,文字音韵、训诂考证以及天文历算等等,无非戴震为学的工具而已,他的根本追求则别有所在。至于这一追求之具体目标,用戴震的话来说,就是求之《六经》、孔孟以闻道,而闻道的途径只有一条,即故训,所以他说:“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50]
戴震的此一为学宗旨,发轫于早年在徽州问学程恂、江永,确立于中年在扬州与惠栋相识之后。从此,他便开始致力于《六经》理义的阐发。由至迟在乾隆二十八年完稿的《原善》三篇始,中经乾隆三十一年扩充为《原善》三章,再于乾隆三十七年前后修订,相继增补为《孟子私淑录》、《绪言》各三卷。尔后再集诸书精萃,删繁就简,区分类聚,终于在乾隆四十二年逝世前,完成了自己的代表作品《孟子字义疏证》。
《孟子字义疏证》凡三卷,卷上释理,卷中释天道、性,卷下释才、道、仁义礼智、诚、权。全书以文字训诂的方式,就宋明理学家在阐发孟子学说中所论究的上述诸范畴,集中进行探本溯源。尤以对程颐、朱熹等理学大师学术主张的针砭,形成了具有鲜明个性的思想体系。
理与气的关系,这是宋明数百年理学家反复论究的一个根本问题。入清以后,迄于戴震的时代,理学中人重复前哲论究,陈陈相因,依然如故。就这一论究的终极目的而言,它所要解决的,是世界的本原问题。在这个根本的问题上,戴震不赞成朱子“理先气后”的主张,尤其反对把“理”界定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孟子字义疏证》从对理的集中诠释入手,以朱子学说为排击目标,提出了有力的辩诘。
戴震认为,理字的本义很平实,并非如宋儒所说出自上天的赋予,而是可以在事物中把握的条理。他称引汉儒郑玄、许慎“理,分也”的解释以证成己说,指出:“理者,察之而几微,必区以别之名也,是故谓之分理。在物之质,曰肌理,曰文理(亦曰文缕,理、缕,语之转耳);得其分则有条而不紊,谓之条理。”[51]这就是说,归根结蒂,所谓理就是事物的条理。他进而把理和情结合起来,加以解释道:“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戴震的结论是:“苟舍情求理,其所谓理无非意见也。”因此,他否定以一己的意见为转移的私理,主张在事物中求条理。他说:“物者事也,语其事,不出乎日用饮食而已矣。舍是而言理,非古圣贤所谓理也。”这样,戴震通过对儒家经典中“理”字本来意义的还原,把理从“得于天”的玄谈召唤到现实的人世。沿着这样的逻辑程序走下去,“理在事中”、“理在情中”的命题,则已呼之欲出。
事实上,理气之辩的是非,在戴震著《绪言》时即已解决。他在那部书中说得很明白:
举凡天地、人物、事为,不闻无可言之理者也,《诗》曰“有物有则”是也。天地、人物、事为求其不易之则,是谓理。后儒尊大之,不徒曰天地、人物、事为之理,而转其语曰“理无不在”,以与气分本末,视之如一物然。岂理也哉!
因此,戴震断言,“理先气后”说,“将使学者皓首茫然,求其物不得,合诸古贤圣之言牴牾不协”[52]。随着他思想的发展,《孟子字义疏证》出,其论究重点已转移到对天理、人欲关系的探讨,试图以此去对宋学进行彻底清算。
天理、人欲关系的辨证,这是《孟子字义疏证》全书的论究核心,也是戴震思想最为成熟的形态。虽然这一思想在他早先撰写《原善》时即已萌芽,但是作为一种完整的系统思想主张揭出,则是由《孟子字义疏证》来完成的。
在宋明理学的精致体系中,天理是最高的哲学范畴。理学家将传统的纲常伦理本体化,使之成为至高无上的天理,用以主宰天下的万事万物。在他们看来,与之相对而存在的,便是万恶之源的人欲,因此必须竭尽全力加以遏制。于是“存天理,灭人欲”遂成宋明数百年理学中人标榜的信条。入清以后,经过康熙后期确立朱子学独尊的格局,到戴震的时代,已是“理欲之分,人人能言之”。戴震对此深恶痛绝,为了正人心,救风俗,他与之针锋相对,在《孟子字义疏证》中,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理欲一本论。
如同对理气之辨的探讨一样,在理欲观的论证上,戴震也采取了由训诂字义入手的方法。根据以情释理的一贯思想,他对天理的诠释也丝毫没有离开情。他说:“天理云者,言乎自然之分理也。自然之分理,以我之情絜人之情,而无不得其平是也。”又说:“情得其平,是为好恶之节,是为依乎天理。”这就是说,谈天理不能与人情对立,天理就在人情之中。戴震认为,这才是天理的原始界说。用他的话来说,就叫做:“古人所谓天理,未有如后儒之所谓天理者矣。”显然,这同宋儒所说的天理就不是一回事情了。至于人欲,戴震同样没有如理学家那样视若洪水猛兽,他反复称引《诗经》“民之质矣,日用饮食”;《礼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的儒家经典中语,以论证人的欲望存在的合理性。在他看来,人欲并不可怕,也不存在有无的问题,关键只是在于节制与否。所以他说:“天理者,节其欲而不穷人欲也。是故欲不可穷,非不可有。有而节之,使无过情,无不及情,可谓之非天理乎!”也就是说,只要能以情为尺度加以节制,那么天理就存在于人欲之中。
至此,天理、人欲的鸿沟,在戴震的笔下顿然填平,宋儒“截然分理欲为二”的天理、人欲之辨,也就理所当然地应予否定。于是戴震“理者,存乎欲者也”的理欲一本论便宣告完成。他的结论是:“凡事为皆有于欲,无欲则无为矣。有欲而后有为,有为而归于至当不可易之谓理。无欲无为,又焉有理!”戴震进而指出,宋儒所喋喋不休的理欲之辨,“
古之言理也,就人之情欲求之,使之无疵之为理。今之言理也,离人之情欲求之,使之忍而不顾之为理。此理欲之辨,
以天理、人欲之辨为突破口,戴震一改先前著《原善》和《孟子私淑录》、《绪言》时的闪烁其词,对宋明理学进行
自宋儒杂荀子及老、庄、释氏以入《六经》、孔、孟之书,学者莫知其非,而《六经》、孔、孟之道亡矣。[56]
依戴震之所见,既然程、
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于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达于上,上以理责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58]
这样的社会政治格局,在戴震看来,同样不能再继续下去。因此,他在书中提出了“体民之情,遂民之欲”的政治主张,憧憬“与民同乐”;“省刑罚,薄税敛”;“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粮”;“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的“王道”。戴震的政治思想,虽然并未逾越孟子的“仁政”学说,但是它在乾隆中叶的问世,实质上正是清王朝盛极而衰现实的折射,蕴涵于其间的社会意义是不当低估的。
作为一个杰出的思想
戴震崛起,正值乾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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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戴震:《东原文集》
[2] 戴震:《戴震全书》之三十五《与段茂堂等十一札》之第九札。又见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乾隆四年、十七岁条。
[3] 江锦波、汪世重:《江慎修先生年谱》乾隆五年、六十岁条。
[4] 纪昀:《纪晓岚文集》
[5] 程瑶田:《通艺录》之《修辞
[6] 洪榜:《初堂遗稿》不分
[7] 戴震:《东原文集》
[8] 江锦波、汪世重:《江慎修先生年谱》乾隆十八年、七十三岁条。
[9]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
[10] 纪昀:《纪晓岚文集》
[11] 卢文弨:《抱经堂文集》
[12] 戴震:《东原文集》
[13] 戴震:《东原文集》
[14] 戴震:《东原文集》
[15] 戴震:《东原文集》
[16] 洪榜:《初堂遗稿·戴先生行状》。
[17] 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乾隆二十八年、四十一岁条引述。
[18] 戴震:《东原文集》
[19] 洪榜:《初堂遗稿·戴先生行状》。
[20] 戴震:《东原文集》
[21] 王昶:《春融堂集》
[22] 戴震:《东原文集》
[23] 惠栋:《
[24] 杨应芹:《东原年谱订补》乾隆二十五年、三十八岁条。
[25] 戴震:《东原文集》
[26] 戴震:《东原文集》
[27] 戴震:《东原文集》
[28] 戴震:《东原文集》
[29] 戴震:《东原文集》
[30] 顾炎武:《亭林文集》
[31] 惠栋:《
[32] 戴震:《东原文集》
[33] 卢见曾:《雅雨堂文集》
[34] 卢文弨:《抱经堂文集》
[35] 戴震:《水经考次》
[36] 章学诚:《章氏遗书》
[37] 《高宗实录》
[38] 章学诚:《章氏遗书》
[39] 戴震:《戴震全书》之三十五《与段茂堂等十一札》之第七札。
[40] 翁方纲:《复初斋文集》
[41] 章学诚:《章氏遗书》
[42] 戴震:《戴震全书》之三十五《与段茂堂等十一札》之第八札。
[43] 戴震:《戴震全书》之三十五《与段茂堂等十一札》之第八札。
[44] 戴震:《戴震全书》之三十五《与段茂堂等十一札》之第九札。
[45] 陆燿:《切问斋集》
[46] 戴震:《戴震全书》之三十五《与段茂堂等十一札》之第十札。
[47] 戴震:《戴震全书》之三十五《与段茂堂等十一札》之第十一札。
[48] 戴震:《戴震全书》之三十五《与段茂堂等十一札》之第十札。
[49] 段玉裁:《戴东原集序》,《戴震集》
[50] 戴震:《东原文集》
[51]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
[52] 戴震:《绪言》
[53]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
[54] 戴震:《孟子私淑录》
[55] 戴震:《绪言》
[56]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
[57] 王国维:《观堂集林》
[58]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
[59] 彭绍升:《二林居集》
[60] 戴震:《东原文集》
[61] 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
[62] 凌廷堪:《校礼堂文集》
[63] 焦循:《雕菰楼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