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师承记》为清嘉庆时学者江藩（1761-1831）所撰，全书收录自清初至中叶时学者凡正记40人，附记17人，又附62人（每记末言及之人），总计119人。其书刊行後，影响极大，几为研治清代学术必读之工具书。但因江氏乃乾嘉时人，又因体例所限，故所记学者时间止於嘉庆时期，以降则付诸阙如。江氏之後，续之者不绝，但传世者几稀。

1999年5月，笔者应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所之邀，参加清代学术讨论会，时聆听中研院史语所陈鸿森先生言教，告以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赵氏《汉学师承续记》，遂铭於心，回北京後，果在国图善本部觅到此书稿本残册。然因碌碌度日，故未暇细究其稿。2001年寒假期间，得空董理此稿，故断断续续用约两月的时间，骑车往返，过录钞校，现全稿已整理完毕，将於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主编的《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发表。赵书在百餘年後得以获见天日，陈先生指示之功，实不可没。此则为赵氏之幸，学林之幸，亦为两岸学术交流之结果，其因缘际会，可发一慨！此稿之刊布，或於清代学术之研究有所助焉。

一，赵之谦其人其学

赵之谦（1829-1884），字益甫，号撝叔、亦号梅庵、悲庵等，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咸丰九年（1859）举人。五上礼部不第，以誊录劳叙官，分发江西知县，初权鄱阳，继权奉新、南城。光绪十年十月，卒於官。赵氏以书画名世，然著述亦颇丰，曾主纂《光绪江西通志》一八五卷；其自著者，笔者所见刻本有《补寰宇访碑录》五卷《失编》一卷、《张忠烈年谱》、《勇庐闲诘》一卷等，另刻有《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五集。国图尚藏有赵氏稿本如《汉学师承续记》、《六朝别字记》、《悲盦家书》、《悲盦书札》、《章安杂说》、《赵悲盦诗文稿》等多种。

之谦以书画篆刻名世，故其学反为所掩，人多不知。蔡冠洛纂《清代七百名人传?金石书画?赵之谦》谓其论学“主金坛段氏、高邮王氏及武进庄氏、刘氏，蕲进於西汉巨儒微言大义之旨”。此与《师承续记》中所言亦吻合。如《续记?王念孙记》中，对王氏之学大为赏赞。其曰：

先生之学，出於休宁，而精寀过之。金坛段先生序其书，称先生“能互求古今形、音、义三者分合，能以古音得经义”。推为天下一人，非过誉也。……

先生所著书，流播寰海，穷经学古之士，咸知服习。……福德长寿，洞源儒朴，冠伦魁师，天下宗仰，後生小子，虽饕詖愦毷，敢有毁郑、服，议贾、董，於先生卒无閒言，且有文其说，谓宋儒再生，必取其说者，亦可见学行至是，断不能颠到白黑以是为非也。

同时，赵氏对於绩谿胡氏之学也私淑有加，《续记》仿江藩原书“余古农先生”、“江艮庭先生”、“王兰泉先生”、“朱笥河先生”等例，遵其私淑之师胡秉元为“胡云林先生”，称字而不称名。在谈到与秉元子培系交往的旧事时，赵氏深有感触。其在《胡云林先生记》中曰：

之谦与培系同受业先师溧阳缪君之门，求其先世行谊至悉，时方驰意禅说，好谈清虚，自识培系，得聆绪论，管穴之窥，实启此日，忽忽二十餘年，精神遐漂，摩研编削，迄无阐绎，然於先生窃有私淑艾之志焉。

在论及胡秉元殁後的情形时，赵氏又曰：

及门请业及远方学者，自闻其殁，皆相向哭，悲老成之徂谢，卬景行而末由。天不憖遗，著述未竟，教思无穷，奋乎百世。在昔仲弓至德，桂树生於泰山；林宗甄藻，百川归之巨海。虽遭际有殊，衡斯忌谊，何多让焉！

此可见赵氏学之所向焉。？

就今所存著述而言，赵之谦之学，以研搜金石较为特出，此殆与其研习书法有关。《补寰宇访碑录》书前《自记》曰“之谦十七岁，始为金石之学”，其中《补寰宇访碑录》与《六朝文字记》即此方面之作。《补寰宇访碑录》五卷《失编》一卷，乃补续孙星衍、邢澍所编《寰宇访碑录》，是书前後历十九年，收录碑文1800餘通。所收自先秦至元，朝鲜碑亦依时代先後录入数十种，每碑皆註明藏於何地何人，正、行、楷诸书年月，间有考证文字。《六朝别字记》不分卷，在赵氏之前，邢澍即著有《金石文字辨異》，以碑字之别体者分四声韻，自汉迄唐，以类相从。赵氏之书，则专收六朝，体例亦与邢书小異。胡澍《序》谓赵氏多见汉魏以来碑刻，称其作隶书“有延熹、建宁遗意，今体纯乎魏齐，又深明古人文字通转之旨。因刺取六朝别字，依类排比，疏通证明，使学者知由篆而隶、而今体递变之故，更由今体而上溯隶变，以得声音文字之原。”

赵氏其他著述有《章安杂说》不分卷，全书七十多条，凡记书法、花草、评《红楼梦》、诗古文、小说、戏剧等事。其诗文书札等，亦为研读当时社会与学术相当有价值的资料。

二，《续记》存佚现状、种种推定及整理方式

清代公私目录中，皆不见有著录赵氏《国朝汉学师承续记》，笔者遍检赵氏所著书，凡已刻未刻，亦不见自言著有此书。清末学者程秉銛在为赵氏所撰《墓志铭》中谓，“君学治训诂，尤好《公羊》师说。撰《国朝汉学师承续记》如干卷，多明微言大义之学，师法谨严，论说精美，在江藩原书之右” ？。《清代七百名人传?金石书画?赵之谦》亦曰赵氏著“《国朝汉学师承续记》，未成”。今人项慈元等所编《两浙著述考》虽著录，然亦曰“未见”。

今国图所藏赵氏《汉学师承续记》，仅残存手稿三册，前後无目录，无序跋，无页码，每页9行，每行字数不等，总计约4万餘字。其中一册封面有“国朝汉学师承续记稿本第二”字样，餘二册皆书衣无字，全稿以行草书之，遇清帝讳则或出格跳行，或无。因为是手稿，故改窜涂乙，处处皆见。书中有“之”“谦”连珠、“大兴冯氏玉敦斋收藏图书记”长方、“大兴”小长方、“御赐蕴真灵迈”、“御赐凤庭集祉”、“御赐经厚”“御赐蕃祉”、“公”圆形、“公度”小长方、“御赐景星照堂”、“北京图书馆”小方诸印。其书之流传与收藏，或可从这些藏印中能窥其端倪，但笔者虽多方检寻，亦不知是何方人氏之印，倘有知者，敬希赐告！

从赵氏此稿现状看，笔者做出如下推定：

其一，从赵氏文中情况看，此稿虽在生前未能撰成全帙，但应较现存三册为多，盖赵氏亡後，有所散佚。何以言之？稿中《洪震煊记》原无大题，与全稿体例不符；正文“震煊”前亦无“洪”字，且在“煊”字下註曰“当附其兄後”。此可推见当有震煊兄颐煊之成稿，今全稿不见颐煊者，正因散失故耳。

其二，现存三册中，其编订成册及诸人次序亦非亲出赵氏之手。最明显的是，书无页码，装订不知出自谁氏，尤其是其中一册中如《王念孙记》、《龚巩祚记》、《胡云林先生记》、《洪震煊记》、《胡秉虔记》等，前後错页，纷如乱丝，几不可理，倘出自赵氏手订，断不至此。而其中排序亦非赵氏之旧，如《王念孙记》末曰“子引之，世其学，记於後”。然现存稿中，《王念孙记》在一册中间，而《王引之记》则在另一册末，此既与赵氏所述不合，亦与原书体例不类。

其三，赵书为未完之稿，今存稿中，已经完稿无缺者有钱大昭、钱侗、朱右曾、王念孙、汪莱、洪震煊、丁履恒、张澍、龚巩祚、凌堃、张穆、胡承珙、胡匡宪、胡秉虔、胡秉元、胡培翬、胡廷绶。而有全稿尚未完成或缺畧太甚者，如《胡匡宪记》为未完之稿；《朱右曾记》附陈瑑，录其《祁大夫字说》一篇，“说曰”下无正文；又如《汪喜荀记》仅述生平，尚未论学；《王引之记》且不足200字，生平叙述亦尚未完毕；《刘文淇记》引刘氏《春秋左氏传旧疏考正自序》仅一小节，餘阙如；所附文淇子毓松，以及戴清，因《文淇记》未完，故二人有题名而无正文。

笔者在整理过程中所做的工作是：1，参照生卒年月、师承关係、家学渊源、地域关联等，进行大致之编次工作，并将原来窜乱之页，各归本人名下，因原书不分卷，故整理稿也不再分卷；2，参考清代史籍及诸家碑状、文集、笔记等书，进行标点与校勘；3，原稿中所述传主生卒年及著书卷数多所遗漏或空缺，今依诸书据补；4，原稿引文多为删节而成，故若非节引过简而失其原意者，皆不出校；5，错讹脱漏者进行补校，皆出校记；6，对古今字、異体字进行适当的统一；7，避清帝讳字及明显笔误之字，则迳予改正，不再出校。

三，《续记》史料来源

笔者曾撰文指出，江藩《汉学师承记》的史料来源可分如下四种：

其一、全部或大部分袭自当时学者所作行状、墓表、传记。其二、删节或加工墓表、传状而成。其三、将墓表、传状文字与传主或他人文集中与传主有关的学术文章相结合。其四、全部或大部分由江藩自撰。赵书为赓江书之作，所取资料来源，与江藩《汉学师承记》大同。有採自传状文字者，有採自诸家文集笔札者，有赵氏亲得资料者。现畧考之，举例如下：

1，有赵氏亲为撰写者。如《钱大昭记》为赵氏自得资料，其曰“乙丑之冬，余过杭州书肆，得萧山王抚军绍兰家藏残帙”《广雅疏义》，尚存五卷，因取王念孙《疏证》“参伍校读，其所徴引繁富相埒，若创通大义，考索幽隐，诚有不如《疏证》之精，然而旁搜远绍，务为其难，苦心不可没也。兵燹之後，遗书散失，断简数寸，长留难言，因刺其中与《疏证》異者若干条亟录之”。如今记中所存释“月行九道”及其他条皆是。又如《胡秉虔记》，赵氏亲见其《说文管见》稿本，录其中5条。《胡云林先生记》中录汪泽《诔辞》文。《胡廷绶记》引其《古今文五藏说》，赵氏得之胡培系钞本等，都是赵氏得於稿本、钞本等的难得资料，有较高之学术价值与文献价值。

         2，有全部出自他人所撰传记资料者。如《胡承珙记》包括引文全出於胡培翬《别传》？，惟末段一小节为《别传》所无。而《别传》所引，则又出自承珙《求是堂文集》卷3《与竹邨书》、卷4《仪礼古今文疏义自序》、《小尔雅义证自序》等文。

3，有採自文集、专著、笔记等书者，此类最多。如《钱侗记》主要录钱氏《释声自序》；《朱右曾记》录其《逸周书集训校释自序》；《张澍记》生平事迹採自张澍《养素堂文集》钱仪吉《序》，其他文字则出自《养素堂文集》卷17《姓氏论上》《姓氏论中》、卷30《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解》、卷29《驳王泉之〈何彼秾矣〉诗说》及《驳王泉之卫灵公无子说》等。

         4，有既参考他人传状文字，又参考传主书籍者。如《王念孙记》参考王引之《石臞府君行状》，？徐士芬《事畧状》？，而记中文字，则摘自王氏著述，今见於罗振玉辑《高邮王氏遗书》本《王石臞先生遗文》卷1《上颜制军论直隶河渠书》、卷4《与李许斋方伯论古韻书》、《答江晋三论韻学书》、《致陈硕甫书》、《与桂未谷论慎愤二字说书》等。《丁履恒记》则参考吴育《家传》，而记中徴引，则有丁氏《形声类篇》卷1《形声部分篇》末案语、卷2《形声通合篇?通论》（删省註文例句）。《凌堃记》则参考戴望所撰《墓铭》，又录凌氏《周易翼序》、其妻安氏《周易翼释义?释十翼篇第》文。《张穆记》参考祁寯藻、吴式训分别所撰《斋文集序》，另录张穆《斋文集》卷1《爻法之谓坤解》、《二十二人解》、《允征序义》、《淇奥正义纠谬》、《隰则有泮解》、《翦商解》诸文。

         5，有全记未完，不明因袭情形者。如《王引之记》、《汪喜荀记》、《刘文淇记》、《胡匡宪记》等。

四，《续记》选录原则及编撰特色

《汉学师承续记》与江藩《师承记》相同，皆以一名学者为传主，下附其亲族、弟子或友朋，若这些人中有著名学人，不能悉载一人之记中者，则见诸别传。如《钱大昭记》末曰“侗别见”，故另有《钱侗记》；而《胡匡宪记》中曰“子秉虔、秉元别见”，故有《胡秉虔记》、《胡秉元记》； 《汪莱记》末曰“弟子传其学者，绩谿胡君培翬”，故另有《胡培翬记》等等。至於其选人原则，笔者曾在论及江藩《汉学师承记》的选人原则时曰：

其一、学术取向上侧重考据学派学者。其二、时间下限以当时已逝之学者为主，健在者不为做记。其三、着意收录遗落草泽、踏实治学而默默无闻的学者。？

赵书之选人原则，与江书基本相同。就现存三册所记人物，其中一册所记依次为张澍，凌堃（又附妻安璿珠），张穆附苗夔，丁履恒（又附子嘉荫、嘉葆），刘文淇附子毓松、戴清[原第二册]；又一册为汪喜荀，王念孙，龚巩祚（又附曹籀），洪震煊，胡匡宪，胡秉元附汪泽（又附子培系、培受、培字），胡秉虔附胡肇昕（又附胡培孝、族孙胡澍）；又一册为胡培翬附章遇鸿、胡绍勋、胡绍煐、杨大堉、涂煊、韩印、席元章、马钊（又附葛良冶、汪士铎、马寿龄、杨秉耙），胡廷绶（又附周白山），钱大昭附子东垣、绎，钱侗附从子师徵（又附子师璟），胡承珙，朱右曾附葛其仁、陈诗廷、陈瑑，汪莱，王引之。？嘉庆以降，考据学衰微，但如嘉定钱氏、高邮王氏、绩谿胡氏之学，仍各领风骚并多有建树，此在赵氏书中受到的重视亦明显可见。

同时，随着今文经学的兴起，常州庄氏与龚自珍、魏源诸人之学，成为继起之军。赵氏本人又“好《公羊》师说”，龚自珍的入选即为明证。江藩《汉学师承记》书成时，龚氏认为书名有“十不安”，建议改为《经学师承记》，“则浑浑圆无一切语弊矣”。但赵书不仅仍袭“汉学”之名，且表彰龚氏之学，可见其收录范围在学术取向上似较江藩更为宽泛。《续记》，乃续江书之作。所记之学者，起嘉庆时，迄太平天国之後。今存稿中有正录20人，附录19人，又附15人，总计54人，仅江书之半，体例亦是正记记已逝之学者，附记及又附中大部分学者仍存於世，如《龚巩祚记》曰“龚君之友曹籀，今尚存”。《胡培翬记》云葛良冶“今官贵州府知府”，等等。笔者推猜，赵氏全书计划，无论从所记学人及全书字数，皆当远大於现存之稿，至少不会少於江藩之书。就当时学者而言，随手拈之，当入《续记》者如段玉裁、洪亮吉、孙星衍、朱彬、郝懿行、江藩、钮树玉、焦循、阮元、顾广圻、臧庸、李锐、陈寿祺、刘逢禄、宋翔凤、马瑞辰等，今皆不见，则因全书未成之故耳。

在选人原则上，赵书与江书相同，都注重当时无名、後人鲜知但学有专长的学人，如其中所附记之人，附钱大昭後之东垣、绎，附钱侗後之从子师徵、子师璟等，为继承家学者；丽於龚巩祚的曹籀为商人而治学者。至於附於胡培翬後之人，如弟子章遇鸿、葛良冶，族弟绍勋、绍煐、侄肇昕，又有杨大堉、涂煊、韩印、汪士铎、席元章、马寿龄、杨秉耙等，则著书或有所传，或毁於太平天国兵燹之中。绩谿胡氏家族及其弟子们入选人多，另一原因是因为赵之谦本人与他们多有交往之故。胡培系在为胡澍所写《事状》中曰：

培系与君客缪武烈公，前後六七年，与同门餘姚周君双庚、会稽赵君撝叔、溧阳王君西垞、缪君芷汀、穉循昆季，以文章道义相切磋，数君俱负雋才，然皆雅爱君，每考古订今，搜奇选胜，非君在不乐也。此当然有赵氏交往关係与主观因素在焉，这与江书所记多与之交往的扬州学者，亦有相同之处。

在史料的甄别与选择上，《汉学师承记》由於是对学术人物作传记，江藩在书中首先突出的是学术性，《续记》完全遵守此原则。如《钱大昭记》主要述钱氏天文、《广雅》之学，钱侗主要论其声韻之学，朱右曾述其论今古文之学，王念孙论其文字、音韻、训诂之学，丁履恒主要论其音韻之学，张澍重其姓氏、舆地之学，龚巩祚述其论《尚书》古今文之学，凌堃重其《周易》之学，胡承珙论其《毛诗》、《仪礼》、《尔雅》之学，胡培翬述其《三礼》之学，等等。赵氏记中所述，都较为准确地将每位学者的特长之学及其贡献表述出来，基本起到了学术类传记应有的作用。

赵之谦也重视对所记学者事功之学的记载，对於他们在做官为宦期间的所作所为也多有论述。如王念孙做官，起踬皆与治河有关，赵氏在《王念孙记》中述其治河工作的同时，还录其《上颜制军论直隶河渠书》文。《张澍记》论其历任地方官时刚果治事，造福百姓，不党同僚，不畏上官，故大受排挤，难竟其志。他如胡承珙、胡秉虔、汪喜荀等人记中，亦记述他们各自的政绩，与学问相得益彰，更为全面切实。此与清儒所谓“学问、人品、政事”同条共贯的理想也是一致的。

赵书还有一个优於江书的特点，就是叙事简洁，整饬有法。江书中如《顾炎武记》、《黄宗羲记》中详叙二人在明末清初诸行事，又如《王兰泉先生记》中详述其贵州平苗事，所述太多，有喧宾夺主之讥。赵书则无此病，虽然在《胡云林先生记》中录汪泽《诔辞》文，有乖全书体例，此亦因其私淑之师，故为特出之例。其他总体而言，较江书更为论述得体，言简意赅，故前引程秉銛之说，并非全是溢美之辞。

但无论《汉学师承记》还是《续记》，这种“集句式”的叙述方式，总是难以详悉准确地概括一位学者的学术成就与学术地位，也不能全面有序地综括一代学术，故不能惬人心意，此为其体例所限。因赵氏全书为未完之稿，又无序跋文字以明其之旨，故笔者亦仅就整理中所得资料，加以论述如上。

（资料来源：台湾中山大学清代学术研究中心编《第七届清代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2002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