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换了一个台，又换了一个台，却始终逃不出清代”，歌手郑钧在《怪现象》中，唱出了近年《还珠格格》、《铁齿铜牙纪晓岚》、《孝庄秘史》等“清宫戏”充斥荧屏的局面。以“戏说”取胜的清宫戏一方面迎合了大众在快节奏生活重压下的娱乐诉求，另一方面也传达了影视创作人员的另类史观和价值取向。“戏说”成风误导了人们、特别是青少年对历史本来面目的认识，也引发了国内严肃历史学家的集体愤怒。清史专家单士元前辈说：“我从来不看‘清宫戏’，太胡编乱造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王春瑜也忧虑重重：“由于影视作品的巨大收视率、覆盖面，其中散布的错误历史知识，绝对不是几个历史学家写几篇文章、大声疾呼所能消除的。”
让历史学家们稍稍欣慰的是，北京社科院满学研究所研究员阎崇年先生，最近在央视十频道《百家讲坛》栏目录制的大型历史系列节目《清十二帝疑案》受到观众的欢迎。中华书局在此基础上推出的阎崇年《正说清朝十二帝》，上市3个月累计销售16万册，“现在一天最多卖1万册”。《正说清朝十二帝》刚刚荣获《出版人》杂志和新浪网联合主办的“2004年中国书业年度评选”最佳年度传记纪实图书奖。这应该是继阎崇年先生的《努尔哈赤传》和《古都北京》几年前获得“光明杯”优秀学术成果奖和法兰克福及莱比锡国际最佳图书荣誉奖后更大的喜悦，也是“正说”对抗“戏说”的一次重大胜利。与此同时，同类的“历史科普”书《正说明朝十六帝》（陈时龙、许文继著）等也相继推出。近日，阎崇年先生向记者道出了他的“正说”心得。
公正、真实是历史学的基本特征。“正说”是按照历史原貌，向广大受众公正地、真实地讲述历史。“正说”是相对“戏说”而言的。
记者：近些年来，对于历史类书籍，传统的通史因其专业性被大众所冷落，而“戏说”却受到了一些人的追捧，以至达到“戏说”成风的程度，但批评的声音也不绝于耳。您这本《正说清朝十二帝》一推出，就深受读者的喜爱，给人的感觉是，严肃的历史类书籍似乎开始“回暖”了，请问，您怎么看这种现象？您认为这本书与同类书有什么不同？
阎崇年：不同的历史学著作，受众是不一样的。学术类著作，主要针对学术同行，读者面窄。通史类书，是给专业及相关人士看的。我的这本《正说清朝十二帝》，一开始就是考虑给大众看的。如果给同行看，就要写成《清朝十二帝研究》。这本书的读者面比较宽，上到院士，下至8岁的小学生都可以读。具体说来，这本书在四个方面有所尝试，即“正说”、“细说”、“通说”、“新说”。
与“戏说”历史不同，这本书强调“正说”。按照许慎《说文·史》的解释，史就是用手记言载事、持中公正，公正、真实是历史学的基本特征。“正说”是按照历史原貌，向广大受众公正地、真实地讲述历史。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从《火烧圆明园》开始长达20多年间，中国的影视和文学作品，对中国古代历史，特别是清朝历史和清朝皇帝情有独钟，并且逐渐“戏说”成风。这既引发了人们对清史的关注，又对它的真实性疑惑不解。人们普遍期待“正说”清史，我的这本书卖得好正是“久旱逢甘雨”的结果。
看“戏说”时应该知道这是“戏”，看的是热闹，不可当真；看“正说”时，应该知道这是“史”，了解的是“真实”，不能只图热闹。
记者：“戏说”成风，责任主要在那些写历史题材的作家。像二月河这样专写“帝王系列”的作家，您会以一个历史学家的身份向他们抗议吗？
阎崇年：其实，人们对“正说”与“戏说”都需要，既不能要求史家去“戏说”，也不必苛求影视家去“正说”。对受众来说，看“戏说”时应该知道这是“戏”，看的是热闹，不可当真；看“正说”时，应该知道这是“史”，了解的是“真实”，不能只图热闹。
记者：但问题是读者往往很难辨认哪是“正说”，哪是“戏说”。如果任由戏说成风，那对大众特别是年轻一代有很大误导啊。
阎崇年：“正说”是历史，不能当故事讲。“戏说”是故事，不是历史，别当真。这个“度”要给读者分开。你禁止人家戏说也不行。老百姓的文化素养提高了，就能辨别。我们应该通过电视、广播、报刊多一点“正说”。
记者：“同情地了解”被认为是观照历史的可取态度，但一些影视剧创作人员以此为借口无限制地“人性化”、“立体化”，您觉得“同情地了解”和尊重基本历史事实的“度”在哪里？
阎崇年：文学强调人性，关键是语言、人物、故事。故事可以编，性格可以编，但史学的特点是“言必有据”，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戏说本来就不是历史，是历史故事。历史中不能有文学的想象，可以加一些分析论证。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加自己分析时会说“臣光曰……”司马迁在《史记》里的议论也说“太史公曰……”
历史是有血有肉、丰富多彩的。过去咱们的历史书比较粗，教科书和史学著作通常是概括地梳理历史发展脉络，阐述重大历史事件，评述重要历史人物。
记者：我们在读您这本书时感到，与过去教科书和史学著作的一个很大不同是，这本书侧重于故事性，并不是粗线条地介绍历史事件。
阎崇年：是的。这正是这本书的又一个特点，即“细说”。历史是有血有肉、丰富多彩的。过去咱们的历史书比较粗，教科书和史学著作通常是概括地梳理历史发展脉络，阐述重大历史事件，评述重要历史人物。比如光绪皇帝的死，就一个“崩”字。但这些小事件往往是观众、读者关注的重点、热点和疑点。我就把有关光绪帝死因的五种说法详细列出，从以前的档案、文献、口碑、论著的观点与资料出发，分析综合，加以解说。既有鲜明的观点、丰富的史料，又有细致的讲说、深入的分析，并讲述自己的见解。这样，历史就变得有血有肉，读起来就有味儿了。
对一个朝代的兴盛衰亡，横着看不出来，只有纵着看才可以。清朝全史、清朝列帝其贯通的内在联系，其兴衰、成败、治乱、福祸之镜鉴，需要系统地进行解说。
记者：看历史书的人，大多可能不只是看“热闹”，更重要的是汲取前人的经验和教训。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进书表》中说：“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那么您在书中是如何表现清朝历史的兴盛衰亡的？有哪些新意？
阎崇年：对一个朝代的兴盛衰亡，横着看不出来，只有纵着看才可以。清朝全史、清朝列帝其贯通的内在联系，其兴衰、成败、治乱、福祸之镜鉴，需要系统地进行解说。比如，清朝十二帝各有其历史贡献，也各有其政弊。那么，清朝的兴、盛、衰、亡，有些什么经验与教训呢？我认为：清太祖努尔哈赤既播下了“康乾盛世”的种子，也埋下了“光宣衰世”的基因。显然八旗制度是其“种子”与“基因”的一个枢轴。八旗制度是清朝根本性的社会制度。八旗盛则清兴，八旗衰则清亡。又比如，清朝图强维新的八次历史机遇。单独看一次维新机会的丧失，可能看不清事物的本质。如果将清朝八次历史机遇丧失联系起来，贯通来看，就会找到一条鲜明线索，从中得到一点新的启迪。这也是我这本书的特点，即“通说”。如果说“细说”是针对一般文化界，那么“通说”则有助于知识分子和领导干部学习历史。
听说青年中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忘记历史耻辱；一种是抹杀历史辉煌。历史之耻不能忘，它是我们前进的砥砺。历史辉煌是各民族人民共同的贡献。我们应当对历史感到敬畏：为什么要“敬”？因为吸取前人经验会得到宝贵的智慧；为什么要“畏”？因为重蹈前人错误要受到历史的惩罚。应当敬畏历史，既不要忘却历史的耻辱，更不要抹去历史的辉煌。
对清朝的好多事件，我做了“新说”。比如鸦片战争，以前中学教科书突出“落后就要挨打”，我讲“落后可能挨打”，我认为鸦片战争失败的责任主要由道光帝承担。
记者：您这本书的定位是“历史科普”，这种深入浅出的表达方式会不会损害它的学术价值？或者说这本书在学术上有什么价值？
阎崇年：对清朝的好多事件，我做了“新说”。比如鸦片战争，以前中学教科书突出“落后就要挨打”，我讲“落后可能挨打”，我认为鸦片战争失败的责任主要由道光帝承担。当时英军入侵，后方在大西洋那边，如果号召“勤王”，道光皇帝是有可能打败敌军的。弱胜强，少胜多的例子，历史上是很多的。道光皇帝的祖先，当年进行的萨尔浒之战、松锦之战，八旗军都是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再比如，以前教科书上说的是“张勋复辟”，而我讲是“张勋兵变，宣统复辟”。“复”是恢复，“辟”是帝位的意思。张勋是安徽督军，不过一个地区司令，怎么能说“张勋复辟”呢？
(资料来源：《中国青年报》2005年2月6日本网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