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失败后，中国思想界汲取了半个世纪以来救亡图存的经验教训，开始进一步探讨中国自身的问题，并逐步把对中国社会客体的思考转向对社会主体的探索，把救国与国人是否具备国民意识紧密联系起来，从而构成清末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特征。所谓国民意识是指权利、义务、责任、自由、平等、独立、自尊、自信、自治、尚武、冒险、进取、合群、公德、国家思想等近代思想意识。清末有识之士开始走向艰难的塑造国民意识的步履之途。国民意识是通过国民教育来进行文化启蒙的。而清末国民教育的形式不拘一格，正如蔡元培所说：“夫教育者，非徒一二学堂之谓，若演说，若书报，若统计，若改革风俗，若创立议会，皆教育之所范围之。”[1]（P.26）清末塑造国民意识的国民教育的确体现于诸多方面，而其中主要反映在学校教育、报刊教育和文艺教育上。

至今还没有专门论述国民意识与文化启蒙的研究成果。只见一篇《卢梭民约论的一份中国遗产——略论梁启超的国民国家思想及其历史价值》，文章论述了梁启超流亡日本后，围绕着争取民族独立与自强的思想主旨，建构独居具特色的国民国家思想。

一

“欲养成国民，不可不注意于学校教育”，清末兴学热潮的出现与这种认识不无关系。清末进步人士特别注意小学教育与普及教育，视其为国民教育的基本途径，并倡导通过编写新教科书来反映救亡图存及爱国的思想意识，从而进行国民教育。国民教育应“以救亡国亡种为宗旨，以爱同胞合群力为精神，以输灌新道德，新知识为手段。”[2](p.56)以这样的宗旨作为编制新教材的指导思想，显示了具有中国特点的时代教育。而这种“为中国之救亡之教育，现今各国小学校所不设，而我国所宜独有”[3]的教育思想反映在教材的编制上，就突现了“明耻”与“雪耻”的教学内容。“明耻，辑近百年来外人侵略中国土地，虐待中国人民，夺我路矿权利等事，以官话编成小学教科书”[3]；“雪耻，讲明御侮之道，不在仇洋闹教，如义和团之行为，须求文明御外之法，并述德、意自立等往事，以官话编成教科书”[3]。这里对义和团运动虽有非议，但“明耻”、“雪耻”的救亡思想却是十分明确的。用这样的宗旨编制教材，对学生进行国民教育，意义重大。

国人进行了新教科书的编写工作。留学生陈宝泉归国后曾与高步瀛合作，用语体文编写《国民必读》一、二、三编，发行约10万余册。这个数字可以反映当时的影响范围。1904年至190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初等小学用的《最新国文教科书》，共10册。这一套书的前几册，经过不少专家如蔡元培、蒋维乔等人的悉心研究，质量很高。新编教科书被视为国民教育的教材，是因为其内容反映了近代国民意识的理念。有些教材直接发挥着爱国主义的主题思想，如天津普通学社第十三期舆地学讲义的内容，就直接论述了“俄人注意亚东，欲得一海军根据地，从蓄其席卷南下之势”的原因，从而揭露沙俄妄图侵占我国东北的阴谋。该社第十二期史学讲义则用史事来阐发恢复国家主权的意义。

学校从事国民教育，直接受到启迪的便是学生。受到启蒙的学生们开始关心社会现实，接受新思想，接纳自由、平等、权利、独立等近代国民意识，从而开始改变封建文化塑造的病态人格，并用自己的行动在学校内展开了与黑暗腐朽进行斗争的活动，进而维护自身的利益。学生的斗争方式最初是以退学及罢课等学潮形式进行的。二十世纪初学堂退学事件接连不断，反映学生正在用实际行动改造以往那种逆来顺受的性格，而替代以抗争进取、无所畏惧的新人格。1903年，浙江大学堂稽察戴氏经常压制学生，动辄斥退学生，“学生见之，均愤愤不平”，向校方要求辞退戴氏，校方却庇护戴而斥责学生，学生为反抗这种“野蛮压制”，“相率而退”，“告退者计有八十余人。”[4] 1903年10月上海南洋公学学生200余人也因不满学校禁止阅读新书，束缚学生思想自由而纷纷退学，被视为“学生脱离专制学校之新纪元”。[5](p.76)郭沫若回忆他的中学时代，讲述过当时一名监学无理蛮横，斥退学生，“便激起了全校学生的公愤，当天下午便罢了课，”[6](P.108)并开始与校方的交涉。1905年底“江宁省城各学堂苏籍学生因争执学额，一律罢学。”[7](P.63) 1907年11月，山西大学堂中等科学生罢课，反对学部推迟其毕业时间。1910年11月，广东方言学堂全体师生五百余人罢课，抗议学堂监督无故辞退一教师，罢课持续20余天，最后迫使广东提学将该学堂监督罢去。[8]此外还有些学生利用较为得力机敏的斗争方法，一扫校方的专制威棱。如《大公报》载闻：“算学馆委员颜楷平日蹂躏学生，众怨沸腾，学生恨之已极。兹者禁屠祈雨，乃颜委员在馆中肆筵设席，大开屠宰，正举箸时，被学生闯入其门，夺其食器，以献于云帅祈雨处，幸云帅未到，颜托人再三说情，又遍向学生磕头始得了事。”[9]郭沫若曾回忆说，他读小学时，有一个监学外号叫易老虎，因随意打学生受到了学生们的围哄，“易先生，你这未免野蛮！”“是的，野蛮！野蛮！”“野蛮校长！野蛮校长――那有在这文明时代还要打学生的！――太无人道了，蔑视了我们学生的人格！……”“窗外的人你一句我一句地闹作一团，易老虎还要起来咆哮，但他看见他的虎威完全倒了，他怫然的站起来走进了他的房里去。”[6](P.80-81)这样的斗争，易于增强学生们的独立、自主、权利及人格意识。正是由于学校教育的启迪，国民意识在学生中兹生发展。显然，这种人群的逐渐扩大自然给专制统治带来畏惧和慌恐，“近世学术多歧，士气不靖。学堂诸生见异思迁，往往眩于新入之奇袤而忘夫本来之纯粹，其始争言平等自由，其后遂至于革命排满，遂节悖理，习为固然，其说浸淫恣肆，大率以日本留学生中为原动力，而内地各省学堂亦多渐杂，虽有纯谨之士亦祗自救不暇。”[10](P.89)广而言之，具有国民意识的国人与专制统治者之间的裂痕鲜明地显露，趋于对抗在所难免。这种对抗是维护专制统治利益还是维护国人利益的对抗，是巩固封建王朝的江山还是救亡图存的对抗。

二

报刊教育是启蒙国民意识的重要手段。报刊作为近代社会的传播媒介，它有着迅速传播和敏捷反应的特征，从而可导拨舆论，操纵和控制社会意识。受报刊影响，人们容易认同报刊上的思想并形成自己的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讲，精神文明的进化是不能不借助报刊之力的，“一国文明之程度，常视其报纸之多寡为差。”[11]有人还把国民的智愚和国家的强弱与有无报馆联系起来，若使国家速强、国民速智，“莫如办报”。因此，清末有识之士纷纷办报，出现了兴办报刊和书报社的热潮。以京师为例，1906年报导，“近半年来京师新出报章几十种，近闻又有开通报、警世钟等不日出版。”[12](P.121) 1907年报导，“京师报界近愈发达计年前先后出版者有中直报、公理报、通报、京话汇报、华字汇报、北京画报、星期画报、开通画报、白话国民报等九种，今岁出版者又有京报、政治报、中国妇人会小杂志等三种。闻京报即在中华报馆旧地开设政治报。”[1]清末华文报刊共有700种之多，总发行量亦达五千万份左右。为了更有效地发挥报刊的启蒙作用，清末先进分子于城乡各地广设阅书报社或报馆。京师邓寿峰“特设一正俗阅报社”，以祛“邻佑亲戚等昧于外事”[2]之弊；四川“绵竹陈山彭温如诸君纠合同志开设益闻阅报公所，所办报章无论何人均可售阅，取介甚廉”。[3]到1905年，北京城内已有阅报社26处，山东济南11处，河南南阳16处。[4]此外，民间还设立了一些小型图书馆和图书社，购置图书报刊，以飨读者。为了扩大受教育者的范围，使更多的文化水平不高者也受到教育，清末先识者在兴办报刊和创设阅书报社的同时，开始兴办白话报刊，“近年来，一往热心公益的人，知道文言报章，不能普及国民，所以办起了许多的白话报来。据现在出版的说起来，却也不少，各省有各省的白话报，各府也有一府的白话报，甚至那开通点的县城里，市镇里，亦统有白话报，或是日报，或是旬报，或是星期报，却也各色都有。”[5]清末有直接以白话或俗话命名的报刊，也有些报刊开辟了白话专栏。清末（1897－1911）的白话期刊和报纸总数约在八九十种以上。这些白话报刊设计的栏目很多，可以容纳许多内容，供广泛的读者群选阅。这些栏目包括：论说、评论、国文、历史、地理、伦理、教育、理化、格致、算学、生理、卫生、科学、学术、实业、商务、军事、体操、小说、诗词、戏曲、音乐、歌谣、美术、舞蹈、新闻、纪事、时闻、时评、杂录、杂文、调查、风俗、演说、闲谈、传记、通信等。这些栏目可容纳极为广泛的内容，若我们翻开这些栏目，通过对具体篇目的内容进行分析，则可以发现，白话报反映较多的内容有：强调国民教育、家庭教育、普及教育；主张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婚姻自由；揭露社会腐败，批判封建陋俗；力主开民智，希望国人都有爱国、强国、救国的责任和义务思想，都有自由、平等、合群、权利等近代文明意识。这些思想主张与近代国民意识的内容恰好合拍。可见、清末白话报刊是宣传国民意识的一个重要的舆论阵地。下面我们举一实例，看白话语体的通俗以及因其说理透彻、是能给一般阅读者带来心灵的震撼和情绪的感染的。《竞业旬报》第34期《爱国》一文在谈及人人都要爱国、爱国是人人的本分时说：“一国之中、人人都晓得爱国，这一国自然强大，一国的人，人人不受人欺，人人都受人恭敬。你看那英国人德国人，谁敢惹他一惹，碰他一碰，因为他们个个都晓得他们自己的祖国，他祖国强了，便人人都可以吐气扬眉了。你再看我们中国人到处都受人欺侮，到处给人家瞧不起。唉，这都是因为我们国民不爱国的结果了。这便是人人爱国的好处。……一个人本分内第一件要事，便是爱国。”[6]白话报刊正是运用这种文体语气来跟普通民众进行交流，使一般民众受其启发和教育，在潜移默化中提高了觉悟。

然而，无论是用文言报刊启蒙，还是用白话报刊启蒙，其影响面都是有限的。它把不识字者排斥其外。清末社会，“识字者什不得一，白话报纸之在社会，得其一而失其九，遗憾犹多。”[7]为能让更多的国人接受近代文明的洗礼，清末有识者注意在阅书报社或其它适宜之地创设讲书报社和宣传所，来进行演说活动，专职或义务讲演人员通过讲书和讲报的方式，对广泛民众阶层进行启蒙宣传。“报章能激发识字之人，演说则能激发不识字之人。”清末先进分子把演讲书报视为弥补白话报刊不足的手段，认为“济白话之穷，舍演说莫为力也，演说者，又白话之先锋也，”[8]通过“演以浅说”，可达“智群之实”。正是由于这样的认识，清末在阅书报社及宣讲所内掀起一股演讲书报的热流。福建“福州黄某捐资创一说报社，延聘讲员于每星期至各地演说紧要时事，藉以开通民智”[9]；四川绵竹陈象山诸君创力阅报公所，“并拟轮流演说，以开民智”[10]；河南驻防钟君瑾如等设阅报社，“且逐日轮流演讲，俾不识字者亦可熟悉时事云”[11]；京师端君松乔筹创设阅报所，“并按期联合同志前往宣讲”，[12]启发听众爱国保种之心智；山东威海沈君等创设阅报社，“每逢星期并开会演说，以通风气”[13]；直隶长垣县令到任后建立宣讲所，辅助新政，并“选派绅士，按期演讲”，[14]以开绝少热心公益乡民之风气；吉林“南关小学教员周君殿侯等在省创设集报公所，并附宣讲所，藉开风气”[15]；京师“西四眚楼永顺轩之说书人张智兰者以讲演聊斋著称，近被报纸激动热诚，故拟每日演讲报纸两小时，不取书资，并愿将每天末一回书资全行报效国民捐云”。[16]利用阅书报社进行定期定时的演讲，坚持久远，颇有收效。此外，临时性的大型演讲，对鼓动民众，开启爱国之心，亦有其功。这种临时性的大型演讲，清末也时见报刊，如1905年《时报》报导，“本月初三日山西省城各学堂学生于上午十点钟时，集于贡院之丰树堂开晋省第一次演讲会，摩肩结袂，履行迹塞门，与会者约千人，由留学日本归国之某君及各学堂学生先后演说。演说之事一为福公司于山西矿务言专办二字，原定合同廖，谋抵制主之法；二为学堂公约禁购美货；三为创设山西全省学会并民立中学堂一处。痛且指陈，闻者鼓掌，至午后一点钟始散。各学生以筚路蓝缕之资格振刷精神，结成此空前之一大团体，进步之速殊可惊也”。[17]

清末国人国民意识的增长，“报馆鼓吹之功最高”。[18]报刊“时时轰动我耳膜，击醒我眼球，洗刷我脑筋，灌输我知识，教导我改革者，翳何物？翳惟十九世纪第四种族之报章”。[19]在报刊的鼓吹下，官绅士商学及一般市民加入了阅报及聆听演讲的行列，一时风气为之大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下流社会已渐见通”。[20]这种开通无疑表现在否定以往的守旧意识、国民意识的觉醒以及产生爱国的激情和促发爱国的行动等方面。清末报刊详尽报导了国内历次大规模的全国及地方性爱国民众革命运动，此外，还报导了498次学潮，208次罢市和982次民变。这里的报导和数字是国人爱国行动和勇于维护自身利益的有力说明，是国民意识在国人身上的充分体现。

三

清末知识阶层除了主张用学校教育和报刊教育来培养国民意识外，还主张利用文艺教育的形式来开通民智民风，即主张利用民众喜闻乐见的诸如音乐、戏剧、美术、小说  等最感人、最易让人接受、让人喜爱的文艺形式来培养国人的爱国思想与文明意识。

音乐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在清末社会变革中对陶冶国人的精神世界起着重要作用。清末知识阶层认为“音乐之于社会，改良一般人民性质更大”，[21]音乐可以用来鼓吹国民的进取精神，可以用来“宣扬国魂，振刷末俗”。[22]清末知识分子把音乐教育，分为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两个方面。学校音乐教育是指中小学生的音乐教育，视其为培养新国民的教育手段之一。从1904年起，国内许多新式学堂开始设置“乐歌课”，到1905年以后，学校唱歌形成了风气。这时在学校演唱的新歌曲称为“乐歌”，后来又统称为“学堂乐歌”。“学堂乐歌”思想鲜明，以救国、强兵、御侮等爱国思想为主题，以培养国民意识和开通风气为目的。清末学堂乐歌创作风起云涌，据有人统计，目前已收集到的有1300多首。[23]“学堂乐歌”的内容大致包括如下内容：爱国及对祖国前途存亡的忧虑；反抗封建王朝与宣传革命；宣传近代文明；普及科学知识和反对封建迷信；反对封建伦理道德与封建陋俗和追求新的文明生活方式；主张自由平等人权等民主思想和资产阶级共和政体思想；对儿童进行民主爱国教育及思想品德和知识教育。从上面的内容不难看出，清末“学堂乐歌”对国人树立近代文明意识将会起到的开蒙作用。郭沫若回忆他在高等小学读书时，学了很多如《何日醒》等爱国歌曲。[24]丰子恺在小学堂学习唱歌时，觉得滋味特别新鲜，“所唱的大都是沈心工编的《学校唱歌集》里的歌曲。但也唱李叔同作歌词的《祖国歌》。……那时正是外患日逼、丧权辱国的时候。丰润与同学们一起在金老师的带领下，举着龙旗，吹剌叭，敲铜鼓，挺起喉咙唱《祖国歌》，以及‘男子第一志气高，年纪不妨小……’等歌曲，并作劝用国货的宣传。”[25]可见，受爱国歌曲的熏染与激扬，小学生们已经有了最初的爱国行动。

社会音乐教育亦是被注重的一个方面。国内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开始组织音乐会或音乐讲习会来进行救亡和改革风气的宣传工作。蒋维乔就曾与严练如、谢仁冰等进入乐歌讲习会学习，三人曾商议利用暑假的机会，回故乡开办音乐会和演讲会。在蒋维乔等人的倡导和带领下，也有一些青年学生仿效他们的做法，利用假期回家乡从事举办音乐会等开风气的宣传鼓动工作，在一些地方，出现了高唱爱国歌曲和提倡尚武精神的热潮。在这些进步青年的努力下，一些小城镇也出现了音乐团体，如常熟设立了音乐会，松江设立了音乐讲习会等。“种种科学发达之精神，尚武激昂之志气，将于唱歌一科中系之，唱歌诚吾国学业方针之指引哉。”[26]音乐在国内成为宣传民众的有效方式。常熟县1904年夏季举办的音乐讲习会，“入座听讲者，百数十人。会场既窄，座满不能容，则有立而听者……且有下等社会及妇女孺子，亦于于而来。其视演说，则以为说书也；其视风琴，是犹说书之弦索也。故虽盛暑，皆眉开眼笑，闻声低徊勿去。盖声音之感人深矣。”[27]国人对这样的音乐会虽陌生，但感新奇亦向往之，也就易于受其影响。梁启超就十分坚信音乐能起振奋国民精神的作用，他认为，著小说、诗词、歌曲，“市衢传诵，妇孺知闻，将来民气渐伸，或者国耻可雪。”[28]事实也正是如此，清末知识分子所从事的音乐活动，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中国人。从“沪滨各学堂，乐歌之声，洋洋盈耳”，[29]到早期学堂乐歌“家弦户诵”以及军歌军乐的盛行，使成千上万的学生和兵士走向觉醒，起而投入救亡图存的斗争之中。这些洋溢着爱国主义热情和革命精神的乐歌和军歌传出学堂和军营之外，以其激昂和优美的旋律，感染着民众阶层，取得了爱国保种与开化风气的特殊效果。

戏剧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其社会功能和教育作用，受到清末思想理论界的特别重视。陈独秀曾以“三爱”为笔名，在1904年《安徽俗话报》第11期上发表的《论戏曲》一文中说，“戏馆是众人的大学堂，戏子是众人大教师，世上人都是他们教训出来的”[30]。戏剧作为艺术形式之一，有着自身的艺术感染力和改善风俗教化的艺术功能。清末出现了戏剧变革的思潮，它体现在戏剧思想内容的更新上。新编戏剧宣传民主爱国思想，激励自由民主精神，从而唤起国民意识。欧阳予倩回忆春柳社在剧目选材上所表现出的思想特点时曾说，春柳社上演的剧目，“多半称赞爱国志士，见义勇为的人和江湖豪侠之流；宣扬纯洁的爱情、婚姻自由、爱人如已、牺牲自己成全别人；反对的是：高利贷、嫌贫爱富的、以富贵骄人、恃强欺弱的、纵情享乐的，不合理的家庭、不合理的婚姻制度、腐败的官场等等；同情被压迫者，同情贫穷人；有些戏写一个人能运用聪明智慧打破坏蛋的阴谋；有些暴露社会的腐败和黑暗。”[31]清末进步戏剧的思想内容主要表现如下方面。首先，宣传自由平等民主独立的思想观念。1903年，《新民丛报》发表了玉瑟主人的《血海花》，描写反对专制的法国女英雄罗兰夫人的事迹，剧中人呼喊：“难道这幸福自由美人享得，我法人便享不得！”剧本宣扬的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意识，以激发国人的爱国心。1904年汪笑侬演出《瓜种兰因》，该剧表达的“依外人则亡，依政府则败，欲使观众知外交之险恶，内政之腐败，非结团体用铁血主义，不足自存”的“以独立为宗旨”[32]的思想引起观众的强烈共鸣，影响很大。第二，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痛悲中国的败弱。戏剧《黑龙江》揭露了沙俄对外扩张的野心和凶恶残暴的面目：“赫赫炎炎树国旗，亚洲是我殖民基。时常须用暴殄手，好等旁人怕露西”，充满了对沙俄侵略者的仇恨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1903年，吴梅在《中国白话报》上发表了传奇《风洞山》的首折初稿，副末老衲在开场时直接议论国事：“印度是世界上的强国……国势亦渐渐地弱了，那法兰西国便侵略他土地，其后英吉利通商互市，竟把全国的财产利权归入英人掌下，印度从此亡却了……俺老衲的身世，也眼见中国衰败，异族称雄，却是同佛子同一感慨。残山无色，古水不皮，教俺怎不悲痛他呢！”这里表达了“家国复亡之惨，人民流离之悲”[33]的哀痛之情。第三，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博浪椎》、《摘星楼》等剧目都是反君主专制的，鼓吹“推翻这专制政府，扫灭那无道昏君”。《叹老》剧目将衰老陈腐拟人化：“老夫姓陈，名腐，排行老大，混沌帝国人也。冉冉龙钟，奄奄一息。”这里寓意封建专制制度的衰亡已无可挽回，挽救也无济于事。从上面所反映的思想内容看，清末戏剧揭示了中国当时面临列强瓜分的民族危机，提出了必须拯救祖国危亡的问题，以民族主义思想与国民意识激励国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因此颇能引起当时观众和读者的共鸣。这是清末戏剧为培育国人的国民意识所发挥的历史作用。戏剧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感染着广大的观众，清末戏剧思想内容的更新，使国人在很大程度上树立了爱国主义思想，并直接参与了社会改革和救国御外的斗争，“乃群思拨乱而为治，开新国，除淫昏也。”[34]田汉论述戏剧在清末发挥社会作用时曾指出：“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战争以后，爱国的知识青年们为了吐露他们对清朝腐败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愤怒，为了唤起广大痛苦人民的醒觉，曾经使用过昆曲、京戏以及鼓词快板等艺术形式进行爱国主义的启蒙的宣传，这也都起过一定作用。”[35]冯自由也说当时编演过的许多新剧目“颇足发人深省”、“于移风易俗，至有裨益”，[36]并说这些剧目“或破除迷信，或讽刺时政，或表扬忠义，或排斥异族，均为有益世道人心之作。”[37]当时上演的一些反映现实生活及与国家命运相关的剧目，不但深受国人欢迎，也着实在国人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1900年底，“上海南洋公学中院二班演出新剧《六君子》，虽一切简陋，但是师生们为这种新的戏剧吸引，来看戏的都带着蜡烛，将教室照得通明，演出简便易行，观众反应热烈，给学生们很大鼓舞。”[38]1907年1月“上海南翔镇小学组织演出新剧《黑龙江》，反对沙俄侵占黑龙江，剧情慷慨激昂，观众深为感动。”[39]《热血》演出后，不但“在中国留学生当中博得很高的评价”，“尤其是同盟会员，认为这次演出给了革命青年很大的鼓舞”。[40]欧阳予倩在谈到王钟声和“进化团”所演的剧目时称颂道：“可以说百分之八九十都有它宣传的目的。”[41]有些剧目流传于市井、街巷，“演剧之时，合境老稚男女多往观之”[42]，并在民众中产生影响。清末还出现了学生演戏活动，并在社会上产生了影响。1905年，学生演剧活动有了新的发展。这年寒假，上海民立中学学生汪优游联合了几个学校的新剧爱好者，组成业余剧团――文友会，使学生演剧从校园走向社会，引起了社会上的注目。继文友会之后，1906年在上海等地又出现了一批剧社，如上海沪学会演剧部、上海群学会演剧部、上海学生会演剧部、开明演剧会以及开明演剧会南京分会等。这些戏剧团体演剧频繁，获得了社会的承认和欢迎。清末戏剧活动对国人国民意识的形成及精神面貌的变化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美术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在清末社会变革中发挥了它教育和醒示国人的作用。其中漫画是发挥其作用的主要形式。清末漫画主要以揭露帝国主义侵略，揭露封建统治阶级对内残压迫、对外屈膝投降的丑态以及讽刺国人的病态人格和不良习俗为重要内容，主题鲜明，内容积极，通俗易懂，颇受国人的欢迎。“这些漫画，反映了急剧变动的社会现实，起到了唤起民众反帝救国和促使清王朝垮台的进步作用。”[43]

清末思想界还特别看重小说在“开通民智”上的重要性。一反过去鄙视小说的传统观念，把小说视为改造民气的重要利器。认为小说足以“支配人道左右群治”[44]，足以“影响世界普通之好尚，变迁民族运动之方针”[45]，甚至把小说视为救亡图存的手段，打起了“小说救国”的旗号。在“小说救国”的  思潮影响下，清末出现了二三十种以“小说”命名的杂志，其中又以《新小说》、《绣像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等最为突出。而小说的数量之多，影响之大，实空前未有。小说的类型十分繁多，如政治、历史、社会、军事、科学、冒险、侦探、言情小说，大约在30种以上，使小说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盛景象。清末小说所反映的积极思想内容，主要包括如下诸方面。其一，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奴役；其二，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和官场陋习；其三，鼓动革命；其四，反迷信，讲科学。此外，清末小说有批判旧伦理思想，主张妇女解放、男女平等以及反映华工苦难生活的作品。清末小说的繁盛吸引了广泛的读者，并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果。小说的广泛流传，产生巨大的影响力量，“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46]梁启超在《新罗马》的“楔子”里借但丁的口说：“念及立国根本，在振国民精神，因此著了一部小说传奇，佐以许多诗词歌曲，庶几市衢传诵，妇孺知闻，将来民气渐伸，或者国耻可雪。”谴责小说“揭发优藏，显其弊恶”，直接描述现实，引起了社会的共鸣。吴沃尧称李伯元的小说“每一脱稿，莫不受世人之欢迎，坊贾甚有以他人所撰小说，假君以出版者，其见重于社会可想矣。”[47]曾朴的《孽海花》影响很大，当时有人说至1911年《孽海花》已重印至六七版，已在二万部左右。阿英则称“不到一二年，竟再版至十五次，销行至五万部之多。”[48]宣传革命思想的小说，如黄世仲的《洪秀全演义》，“以激励人心，鼓吹种族思想为主旨，给予海外华侨影响至大”，“出版后风行海内外，南洋美洲华侨几乎家喻户晓，且有编作戏剧者，其发挥种族观念之影响，可谓至深至巨。”[49]《黑奴吁天录》所描写的黑奴的悲惨处境使面临亡国之祸的中国人产生了深深的同感。《觉民》杂志的一篇文章《读〈黑奴吁天录〉》称：“我读《吁天录》，以哭黑人之泪，哭我黄人，以黑人以往之境，哭我黄人之现在，我欲黄人家家置一《吁天录》，我愿读《吁天录》者，人人发儿女之悲啼，洒英雄之热泪。”这些都反映了小说在清末所产生的巨大社会影响。

清末国人的国民意识在救亡图存的历史条件下生发成长，并付诸实践，使中国社会朝着独立、富强与民主的方向进化，其历史意义是巨大的。而清末学校教育、报刊教育和文艺教育对国民意识的生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国民意识的发展作为一种文化变革要经历着非常艰难和曲折的道路，绝不会一蹴而就便会成功的。事实上，清末国民意识的发展是极为有限的。然而，在一个封建制度长达几千年的专制国家里，清末国民意识在国人中萌生和发展，它标志着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开始摆脱封建专制文化的束缚，开始追求近代民主政治文化，是封建专制社会向近代民主社会演进过程的一个重要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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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中华新报[N].1900-10-26(3).

[9] 时事要闻[N].大公报,1903-2-14(4)

[10] 政艺通报[J].1906(11).

[11] 论定报律之宜慎[N].时报,1905-10-25(4).

[12] 各省报界汇志·京师[J].东方杂志,1906(3).

[13] 各省报界汇志·京师[J].东方杂志,19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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