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是清代乾隆年间进行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文化工程－－《四库全书》编纂的重要成果之一。它既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目录著作，也是封建盛世时期最负盛名的文化巨著。以纪昀为首的众多著名学者对历代典籍以及传统学术所作的总结和评判，为我们展示了中国古代文化最为辉煌灿烂的篇章。其中，对传统经学的梳理和总结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经学观，构成了这一灿烂华章中的主旋律。一代学术思想状况及其发展趋势，几乎都与之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受到其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因此，分析《四库全书总目》的经学观，探讨其对学术思想发展、变化的影响，对了解清中叶的学术思想概况及其发展趋势，或许是不无裨益的。

                                                                                  一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儒家经典是封建阶级进行思想统治的主要工具。经典的研究，亦即经学，也相应成为封建社会的官方学术，构成封建文化的主体。历代封建知识分子，根据不同时期统治阶级的需要，在对儒家经典的研究中，不断予以新的解释，阐发新的涵义，经学本身也因此而经历了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各有其长处，也各具其弊端。《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以睿智的眼光，鸟瞰流泻二千余年的经学长河，精辟地概括出其发展变化的大致轮廓：“经禀圣裁，垂型万世，删定之旨，如日中天，无所容其赞述，所论次者，诂经之说而已。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其初专门授受，递禀师承，非惟诂训相传，莫敢同异，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闻，其学笃实谨严，及其弊也拘。王弼、王肃稍持异议，流风所扇，或信或疑，越孔、贾、啖、赵以及北宋孙复、刘敞等，各自论说，不相统摄，及其弊也杂。洛、闽继起，道学大昌，摆落汉唐，独研义理，凡经师旧说，俱排斥以为不足信，其学务别是非，及其弊也悍。学脉旁分，攀缘日众，驱除异己，务定一尊，自宋末以逮明初，其学见异不迁，及其弊也党。主持太过，势有所偏，材辨聪明，激而横决，自明正德、嘉靖以后，其学各抒心得，及其弊也肆。空谈臆断，考证必疏，于是博雅之儒引古义以抵其隙，国初诸家，其学征实不诬，及其弊也琐。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1]可以说，这既是对经学发展变化历史的高度概括，又是对经学各派得失利弊的中肯批评。而“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的总结，则透过纷然杂陈的学派，汉牛充栋的经说，相当准确地把握住了两千余年经学流变的主要脉络。当然，《总目》对经学派别的划分和总结并非无可商榷之处，后世学者就多有修正和补充，或提出三派说，或主张四派说。[2]但就其本质而言，人类认知的基本方式大致可以归纳为两大类型：或重经验，主张就事论事，强调征实有据；或崇思辨，强调感悟发挥，注重建立理论体系。由此观之，《总目》关于汉、宋学派的划分，是基本符合人类认知的普遍规律的。

    在比较准确地把握每一时代学术思潮的特点，揭示经学自身逻辑发展和变化规律的基础上，《总目》通过对历代书籍的进退取舍，分类编次，以及钩玄提要，议论评介等方式，鲜明地表达出了自己的经学观点。

    1、坚持儒学正统观念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便逐渐成为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尊奉的正统学术。《总目》同样“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以儒家的圣经贤传为准则，不仅在书籍的分类排列方式上承袭历代目录著作的做法，把儒家经典列于卷首，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且在书籍的别择取舍方面，独于经部书籍“甄录最宽”，其他各部则严于去取。至于经部与其他各部书籍的关系，也被视为源与流、干与枝的主从、支配关系。如果说，史部书籍因其具有“资治”作用还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那么，“自六经以外立说”的子书，以及数量庞大、流别繁杂的集部书籍，则皆被视为“杂学”，不过存之以为“鉴戒”，或者姑备一格而已。所谓“圣朝编录遗文，以阐圣学、明王道者为主，不以百氏杂学为重也”[3]。特别是处在清朝统治的全盛期，适应封建统治阶级加强思想控制的需要，《总目》对异端思想的排斥抨击十分严厉苛刻，对伦理纲常的宣扬提倡也更加不遗余力。

    《总目》毫不隐讳地宣称：“今所采录，惟离经叛道、颠倒是非者，掊击必严；怀诈挟私、荧惑视听者，屏斥必力。”[4]东汉王充“内伤时命之坎坷，外疾世俗之虚伪，故发愤著书”，所著《论衡》敢于针砭时弊，表现了作者独立思考、不随波逐流的个性和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总目》虽然不能不承认其书“订讹砭俗，中理者多”，但却指责“其言多激，《刺孟》、《问孔》二篇，至于奋其笔端，以与圣贤相轧，可谓悖矣”[5]，并因此将该书贬入杂家一类。明末李贽具有鲜明的反封建思想，所著《藏书》等著述坚决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说教，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正统儒学的轨道。《总目》对此深恶痛绝，攻击其人“为小人无忌惮之尤”[6]，其著述“皆狂悖乖谬，非圣无法”。《藏书》更是“排击孔子，别立褒贬，凡千古相传之善恶，无不颠倒易位，尤为罪不容诛”。指斥“其书可毁，其名亦不足以污简牍”，只因“至今乡曲陋儒，震其虚名，犹有尊信不疑者。如置之不论，恐好异者转矜创获，贻害人心，故特存其目，以深暴其罪焉”[7]。对其他掺杂有非儒学思想的著作，《总目》也大多斥入杂家，横加苛责。如谓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中“归心等篇，深明因果，不出当时好佛之习”[8]；批评宋崔敦礼《刍言》“首卷以道德仁义分析差等，中又以诸经传注为蠹道之书，其旨颇杂于黄老，未为粹然儒者之言”[9]；指责明罗汝芳《一贯编》“持论洸洋恣肆，纯涉禅宗，并失守仁之本旨”，并引明末杨时乔之语，斥其“假圣贤仁义心性之言，倡为见性成佛之教，谓吾学直截，不假修为。于是以传注为支离，以经书为糟粕，以躬行实践为迂腐，以纲纪法度为桎梏，逾闲荡检，反道乱德，莫此为甚”。甚而明末之所以“世道人心日加佻薄，相率而趋于乱亡”[10]，其因亦在于此。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直接表现出《总目》编纂者竭力维护儒学正统地位的思想宗旨。

    在大肆贬低儒学内部异端思想的同时，《总目》对佛、道、天主教之类的著述，也采取了极为轻蔑的排斥态度。在《总目》编纂者看来，佛、道及天主教之类，皆属“外学”、“外教”，其论有悖儒学正统，理当在摒弃之列。因此，对释道著述，仅“择其可资考证者；其经忏章咒，并凛遵谕旨，一字不收；宋人朱表青词，亦概从删削”[11]。即使勉强收录的“可资考证”的著述，也挂一漏万，阙略颇多。如著录《宋高僧传》，而不著录《梁高僧传》、《续高僧传》，著录《开元释教录》，而不著录《出三藏记集》和《历代三宝记》。后世学者批评这种做法“犹之载《后汉书》而不载《史记》、《汉书》”，“载《唐书·经籍志》而不载《汉志》及《隋志》”[12]，确实切中要害。至于西方天主教，《总目》也指责其“欲人舍其父母，而以天主为至亲；后其君长，而以传天主之教者执国命。悖乱纲常，莫斯为甚，岂可行于中国者哉”[13]！对明末清初传教士著译的有关介绍天主教义的著作，也大多摒弃未录。当然，对任何一种宗教的性质及其作用，都应该而且有必要进行分析，特别是明末清初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还有其复杂的政治、历史和文化背景，绝不可等闲视之。但《总目》对这些“外学”、“外教”的攻击和排斥，归根结底是为了维护儒学正统地位，显示出其卫道者的真实面目。

与尊崇儒学相辅相成的，是《总目》对封建伦理观念的大力提倡和表彰。儒家的纲常名教，是儒学的核心和基础，历来被封建阶级奉为维护社会秩序，加强专制统治的法宝。在清统治者看来，“若无孔子之教，则人将忽于天秩天叙之经，昧于民彝物则之理，势必以小加大，以少陵长，以贱妨贵，尊卑倒置，上下无等，干名犯分，越礼悖义，所谓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其为世道人心之害，尚可胜言哉”！[14]因此，尽管乾隆时期的中国封建社会，处在一个相对稳定并有所发展的阶段，但统治者仍然大力扶植封建纲常名教，以防患于未然，确保封建王朝的专制统治。《总目》编纂者秉承统治者的意旨，在宣扬封建伦理道德方面花费了相当多的笔墨。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清统治者为表彰忠义，在全国范围内对明代“死不忘君，无惭臣节”的忠臣义士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普查、赐谥活动，“凡立身始末卓然可传，而又取义成仁， 搘拄名教者，各予专谥，共三十三人。若生平无大表见，而慷慨致命，矢死靡他者，汇为通谥：其较著者曰忠烈，共一百二十四人；曰忠节，共一百二十二人。其次曰烈愍，共三百七十七人；曰节愍，共八百八十二人。至于微官末秩，诸生韦布，及山樵市隐，名姓无征，不能一一议谥者，并祀于所在忠义祠，共二千二百四十九人”。与此同时，还将所有赐谥人名汇成一编，题为《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收入《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者即在此书提要中，一方面称颂这些明臣“毅魄英魂，自足千古”，一方面竭力吹捧清统治者表彰前代忠臣之举，认为“自古代嬗之际，其致身故国者，每多蒙以恶名”，“其间即有追加褒赠，如唐太宗之于尧君素，宋太祖之于韩通，亦不过偶及一二人而止。诚自书契以来，未有天地为心，浑融彼我，阐明风教，培植彝伦，不以异代而歧视，如我皇上者”。[15]其他如将关羽的谥号改称“忠义”，以崇奖忠义，风励臣节，删除宋穆修《穆参军集》中歌颂曹操的篇目，斥其“奖篡助逆，可谓大乖于名教”[16]，这些极力凸显“人品学术之醇疵，国纪朝章之法戒”的做法[17]，也都表现了《总目》编纂者大力维护儒学正统观念的孤诣苦心。

但是，置身于学术文化总结集成的历史时期，《总目》在坚持儒学正统观念的前提下，也表现出一种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主张“阐明学术，各撷所长；品骘文章，不名一格。兼收并蓄，如渤澥之纳众流”[18]，力图做到“协于《全书》之名”[19]。因此，《总目》对各个学科门类和各个专门领域大体能够兼容并包，从而基本囊括了中国历史上的主要典籍，也系统反映了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整体面貌。这种包容与兼收，显示了18世纪学术文化所特有的总结过去、清理传统的宏大气象，是值得充分重视的。

    2、倡导经世主张

    经世，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也是传统儒学所特有的一种价值取向。《总目》承袭这一基本精神，大力倡导经世主张，表现出明显的“务切实用”的价值指向。在《总目》看来，儒家经典的重要价值之一，就在于它的经世性，如“《诗》之教，理性情，明劝戒”，“《春秋》之教，存天理，明王政”[20]，即便是其道广大、无所不包的《易经》，其大旨亦在“即阴阳往来刚柔进退，明治乱之倚伏、君子小人之消长，以示人事之宜，于帝王之学，最为切要”[21]。由此出发，《总目》明确提出：“圣贤之学，主于明体以达用。凡不可见诸实事者，皆属卮言。”以此衡之，《总目》特别注意阐发典籍所包含的经世意蕴和实用价值，“庶读者知致远经方，务求为有用之学。”[22]如北宋司马光《温公易说》一书，虽篇帙未完，“解义多阙”，但其书“意在深辟虚无玄渺之说，故于古今事物之情状，无不贯彻疏通，推阐深至”。《总目》编纂者认为，其“有德之言，要如布帛菽粟之切于日用”，所以专从《永乐大典》中辑入《四库全书》，以使学者“知名贤著述，其精义所在，有不终泯没于来世者矣”[23]。又明末黄道周所著《月令明义》等五书，本“借以纳谏，意原不主于解经”[24]。但《总目》编纂者既嘉其立身正直，大节凛然，又推崇其书“议论正大，发挥深切，往往有关于世教”[25]，因而不仅将其列入经部《礼》类经解著述之中，还特别加以说明：“苟其切于实用，则亦不失圣人垂教之心。故虽非解经之正轨，而不能不列之经部焉。”[26]他如唐代杜佑《通典》，凡分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八门，意在“征诸人事，将施有政”。《总目》高度评价其书“博取五经群史，及汉、魏、六朝人文集、奏疏之有裨得失者，每事以类相从，凡历代沿革，悉为记载，详而不烦，简而有要，元元本本，皆为有用之实学，非徒资记问者可比”[27]。诸如此类，随处可见，明白无误地传达出《总目》对“有裨世务”的经世精神的推崇。并且，这种强调经世实学的价值取向，也反映在《总目》对诸子百家书籍的分类排列以及重视的程度上。《总目》编纂者认为：“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书也。其初亦相淆，自《七略》区而列之，名品乃定。其初亦相轧，自董仲舒别而白之，醇驳乃分。其中或佚不传，或传而后莫为继，或古无其目而今增，古各为类而今合，大都篇帙繁富，可以自为部分者，儒家之外有兵家，有法家，有农家，有医家，有天文算法，有术数，有艺术，有谱录，有杂家，有类书，有小说家。其别教则有释家，有道家。叙而次之，凡十四类。”面对种类繁多，包罗宏富的子部书籍，《总目》着眼于经世致用的角度，进行了分类排列：“儒家尚矣。有文事者有武备，故次之以兵家。兵，刑类也，唐虞无皋陶，则寇贼奸宄无所禁，必不能风动时雍，故次以法家。民，国之本也，谷，民之天也，故次以农家。本草经方，技术之事也，而生死系焉，神农、黄帝以圣人为天子，尚亲治之，故次以医家。重民事者先授时，授时本测候，测候本积数，故次以天文算法。以上六家，皆治世者所有事也。”[28]所以《总目》把它们顺序排在前面，而把那些与国计民生无直接效用的其余各家，依次列在后面。特别是其中的“农家、医家，旧史多退之于末简”，而《总目》“独以农家居四，而其五为医家”，就是因为“农者民命之所关，医虽一技，亦民命之所关，故升诸他艺术上也”[29]。总之，《总目》始终主张：“儒者之学，明体达用，道德事业，本无二源。歧而两之，殊为偏见。”[30]这种强调经世实学的价值取向，真切地反映了封建盛世时期一代知识精英以社会现实和国计民生为重的积极向上的文化心态。

    3、尊崇汉学，批评宋学

    在比较准确地把握两千年来经学流变主要脉络的基础上，面对宗旨迥别，学风各异的汉学、宋学两大学术派别，《总目》承继明末清初以来学术界崇实黜虚的潮流，鲜明地表现出尊崇汉学，批评宋学的思想倾向和学术特征。

    《总目》首先着眼于经世这一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批评宋学的空疏无用，不切人事。《总目》认为，宋明理学“崇王道，贱霸功”，热衷心性空谈，讲求内省自修，“一切国计民生，皆视为末务”[31]，结果是“务彼虚名，受其实祸”[32]，最终误国误民。对此，《总目》在诸多书籍的提要中都有所阐发。如对宋儒热衷的理气、心性、太极诸说，《总目》抨击说：“宋儒因性而言理气，因理气而言天，因天而言及天之先，辗转相推，而太极、无极之辨生焉。朱、陆之说既已连篇累牍，衍朱、陆之说者又复充栋汗牛。夫性善性恶，关乎民彝天理，此不得不辨者也。若夫言太极不言无极，于阳变阴合之妙，修吉悖凶之理，未有害也。言太极兼言无极，于阳变阴合之妙，修吉悖凶之理，亦未有害也。顾舍人事而争天，又舍共睹共闻而争耳目不及之天，其所争者毫无与人事之得失，而曰吾以卫道。学问之醇疵，心术人品之邪正，天下国家之治乱，果系于此二字乎？”[33]对宋明时期理学家空谈议论造成的危害，《总目》更是毫不留情地予以严厉指责：“宋明人皆好议论，议论异则门户分，门户分则朋党立，朋党立则恩怨结。恩怨既结，得志则排挤于朝廷，不得志则以笔墨相报复。”[34]特别是明中叶以后，“风气渐移，朝论所趋，大致乃与南宋等。故二百余年之中，士大夫所敷陈者，君子置国政而论君心，一札动至千万言，有如策论之体；小人舍公事而争私党，一事或至数十疏，全为讦讼之词。迨其末流，弥增诡薄，非惟小人牟利，即君子亦不过争名。台谏哄于朝，道学哗于野。……盖宋人之弊，犹不过议论多而成功少，明人之弊，则直以议论亡国而已矣。”[35]据此，《总目》总结说：“儒者明体达用，当务潜修；致远通方，当求实济。徒博卫道之名，聚徒讲学，未有不水火交争，流毒及于宗社者。”[36]

    在批评理学空言误国，不切实际之外，《总目》更多地从解经方法论的角度，揭露理学空疏措大，舍传求经的弊病。本来，宋儒说经，注重义理，长于哲学思辨。但这种解经方法本身易流于空疏玄虚，甚而删经、改经以就己说。如关于《易经》的研究，《总目》认为，“盈虚消息，理之自然也。理不可见，圣人即数以观之，而因立象以著之”。“至于互体变爻，错综贯串，《易》之数无不尽，《易》之理无不通，《易》之象无不该矣。左氏所载即古占法，其条理可覆按也。故象也者，理之当然也，进退存亡所由决也；数也者，理之所以然也，吉凶悔吝所由生也。圣人因卜筮以示教，如是焉止矣”。而“宋人以数言《易》，已不甚近于人事，又务欲究数之所以然，于是由画卦推奇偶，由奇偶推《河图》、《洛书》，由《河图》、《洛书》演为黑白方圆，纵横顺逆，至于汗漫而不可纪。曰：此作《易》之本也”。《总目》批评说：“圣人垂训，实教人用《易》，非教人作《易》。今不谈其所以用，而但谈其所以作，是《易》之一经，非千万世遵为法戒之书，而一二人密传玄妙之书矣。经者常也，曾是而可为常道乎？”[37]又如关于经传之间的关系，《总目》坚持认为，解经不能离传，尤其不能全弃史实事迹，凭空臆说。而宋儒往往舍传求经，结果是其说愈繁，离经书旨意愈远。对此，《总目》以《春秋》、《左传》为例，尖锐指责了宋儒舍传求经的弊端：“苟无事迹，虽圣人不能作《春秋》；苟不知其事迹，虽以圣人读《春秋》，不知所以褒贬。儒者好为大言，动曰舍传以求经，此其说必不通。”[38]对宋儒任意删经、改经的做法，《总目》也多次予以严厉抨击。如理学家说《诗》“务绳以理”[39]，凡有认为不合于其“理”之处，即加删削。王柏所著《诗疑》，即悍然删《诗》达三十二篇之多。对“此自有六籍以来第一怪变之事”，《总目》编纂者忍无可忍，愤然直斥“柏何人斯，敢奋笔而进退孔子哉”[40]！当然，《总目》对宋儒说经之弊，更多的还是冷静的理性分析。在比较了汉学、宋学两家说经的差异之后，《总目》明确指出：“汉儒说经以师传，师所不言，则一字不敢更。宋儒说经以理断，理有可据，则六经亦可改。然守师传者其弊不过失之拘，凭理断者其弊或至于横决而不可制。王柏诸人点窜《尚书》，删削二《南》，悍然欲出孔子上，其所由来者渐矣。”[41]应当说，这一分析是颇中肯綮的。

    在批评宋学的同时，《总目》对汉学采取了明显的褒扬态度，推崇汉学的征实，把“考证精核”奉为正宗。在它看来，“说经主于明义理，然不得其文字之训诂，则义理何自而推；论史主于示褒贬，然不得其事迹之本末，则褒贬何据而定。”[42]因而，《总目》对讲求文字、音韵、训诂、考证，力图恢复经书原貌和圣人原意的的清代汉学，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古者漆书竹简，传写为艰，师弟相传，多由口授，往往同音异字，辗转多歧。又六体孳生，形声渐备，毫厘辨别，后世乃详。古人字数无多，多相假借，沿流承袭，遂开通用一门。谈经者不考其源，每以近代之形声，究古书之义旨，穿凿附会，多起于斯。故士生唐宋以后，而操管摛文，动作奇字，则生今反古，是曰乱常。至于读古人之书，则当先通古人之字，庶明其文句而义理可以渐求”[43]。以《易经》的研究为例，“自王弼《易》行，汉学遂绝。宋元儒者，类以意见揣测，去古寖远。中间言象数者又歧为图书之说，其书愈衍愈繁，而未必皆四圣之本旨。”[44]清代汉学兴起之后，以惠栋为首的汉学家“乃追考汉儒《易》学”，“采辑遗闻，钩稽考证，使学者得略见汉儒之门径”[45]，为追索圣人本旨提供了便利条件。《总目》即在有关书籍的提要中，盛赞惠栋等学者“能一一原本汉儒，推阐考证，虽掇拾散佚，未能备睹专门授受之全，要其引据古义，具有根柢，视空谈说经者，则相去远矣”[46]。《总目》对汉学的尊崇，还突出地反映在书籍的别择去取上，即“谢彼虚谈，敦兹实学”，“所录者率以考证精核，辨论明确为主。”[47]如关于《诗经》的著作，唐代以前古文《毛诗》一家独传，宋以后则异说纷起，大抵汉、宋两家相互攻驳，争论不已。《总目》认为，《诗经》研究所涉及的“鸟兽草木之名，训诂声音之学，皆事须考证，非可空谈”，因而所采辑的著述，大都以“尊汉学者居多”[48]。又如有关群经解义之作，《总目》评论说：“先儒授受，大抵专治一经。其兼通诸经，各有论说者，郑康成以下旷代数人耳。宋以后著作渐夥，明以来撰述弥众。非后人学问远过前修，精研之则见难，涉猎之则见易。求实据则议论少，务空谈则卷轴富也。”[49]故“今所甄录，征实者多，不欲以浮谈无根启天下之捷径也”[50]。

    但是，《总目》编纂者毕竟是处在文化成熟时期的一代知识精英，这使得他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超越汉宋之争的藩篱，而以一种比较雍容大度的平和心态来对待这一学术公案。《总目》清醒地看到，汉学和宋学之间的相互攻驳，除思想方法的差异之外，还缘于门户意气之争。所谓“攻汉学者意不尽在于经义，务胜汉儒而已；伸汉学者意亦不尽在于经义，愤宋儒之诋汉儒而已。各挟一不相下之心，而又济以不平之气，激而过当，亦其势然欤”[51]。如果不持门户之见，应当说，汉学、宋学是各有其长处的。《总目》明确指出：“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因此，《总目》十分强调“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则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经义明”[52]。并在书籍别择去取上，主张“铲除畛域”，“一本至公”，但凡“阐明学术，各撷所长；品骘文章，不名一格”[53]，努力做到兼收并蓄，归诸至当。当然，《总目》在学术评判以及书籍甄录上，并未有也不可能做到完全公正，特别是对明代理学家的著述，其批评不免严苛，但它这种力求“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的宽容境界，仍然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二

    十八世纪，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最后一个高峰时期。置身其中的一代知识精英，自觉不自觉地担负起了总结传统学术文化的重任。他们依据前代学者遗留下来的丰厚的思想资料，以前所未有的高屋建瓴的眼光，清理经学源流，评骘各家学说，总结各派得失。在此基础上成书的《总目》，对当时乃至其后的学术思想文化发展趋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清代学术以汉学复兴为最大特征，而汉学又以乾嘉时期为极盛。毋庸置疑，在清代学术发展、变化的过程中，《总目》对汉学的推崇，起到了转移风气，推波助澜的作用。此前，汉学虽然方兴未艾，但在政治地位上，尚未能与朝廷崇尚的宋明理学分庭抗礼。《四库全书》及《总目》编纂工作展开之后，统治者逐渐发现汉学也可以用作其炫耀文治、点缀盛世的工具，便转而采取“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的兼容并包政策[54]，大力提倡注经编书，肯定汉学“发挥传注，考核典章，旁暨九流百家之言，有裨实用”[55]。这一文化政策转变的直接体现，就是四库馆实际上成为“汉学家大本营”[56]，以及随之而来的《总目》对汉学的大力推崇。自此而后，汉学也上升为统治阶级认可的官方学术，并很快占据了学术界的主导地位，文字、音韵、训诂、校勘、考证、辑佚的研究成为一时风气，考据学迅速发展到全盛阶段，并形成独具特色的乾嘉学风。许多学者竭毕生精力，从事于文字、音韵、训诂、校勘、辑佚，乃至目录、版本的研究和考证，丛书的汇刻、佚书的搜辑、古书的校勘、目录的编纂等各门专科学术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从而使许多散失亡佚的古书得以发掘复出，残缺脱误的典籍得到爬梳整理，难以卒读的古籍也再经疏通证明。清代学术特别是乾嘉汉学以对中国历代典籍的整理和对传统学术文化的总结为其最大功绩，就此而言，《总目》的导向之功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随着汉学的逐渐兴起并上升为统治阶级认可的官方学术，理学的命运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尽管在形式上，理学仍然高踞于官方正统思想的地位，但清统治者所关注的，已不再是理学自身的庞大体系和那些高远空洞的性理之旨，而仅仅归结为对儒家思想的核心，亦即纲常名教的提倡。继康熙帝制定著名的《圣谕十六条》，雍正帝对其加以注释发挥，刊为《圣谕广训》，颁发全国，朔望宣讲之后，乾隆帝更为强调“阐明风教，培植彝伦”，注重用儒家的纲常名教来统一思想，维系人心，使广大臣民心甘情愿地做朝廷的“忠臣”与“顺民”，以确保大清帝国的“亿载基业”。《总目》一方面贬抑理学的空疏措大，一方面仍奉传统儒家思想和纲常名教为正宗，并不遗余力地加以提倡。这一做法，既透露了清统治者文化政策因袭转变的个中消息，也起到了“正人心，厚风俗”，维护封建统治、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

    如果说，在清统治者那里，理学已由一种理论体系降格为一种实用哲学，那么，在知识界，理学虚无飘渺的性理之旨和随心所欲的解经方法，则遭到了学者的严厉批评和普遍唾弃。钱大昕指责“宋儒说经，好为新说，弃古注如土苴”[57]，以致“元明以来，学者空谈名理，不复从事训诂，制度象数，张口茫如”[58]。江藩批评“濂、洛、关、闽之学，不究礼乐之源，独标性命之旨，义疏诸书，束之高阁，视如糟粕，弃等弁髦。盖率履则有余，考镜则不足也”[59]。王鸣盛则一概反对“横生意见，驰骋议论”，明确主张“学问之道，求于虚不如求于实，议论褒贬，皆虚文耳”[60]。可以说，乾嘉年间，学术界弃宋返汉的风气盛行一时，几乎“家家许郑，人人贾马”，甚而“有一知半解者，无不痛诋宋学”[61]。这种状况的出现，与《总目》尊汉抑宋的思想倾向，是不无关系的。诚如后人所言：“自四库馆启之后，当朝大老，皆以考博为事，无复有潜心理学者。至有称诵宋、元、明以来儒者，则相与诽笑。”[62]宋学已然溃不成军，难以与汉学争锋抗衡了。

    当然，从中国儒学发展的历史来看，汉学、宋学都是儒学内部的不同派别，尽管其研究对象不同，治学途径与方法有异，但归根结底，它们都是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学术。《总目》在尊汉抑宋的同时，仍然主张“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其着眼点正在于此。也正因为如此，乾嘉年间，即便在汉学风靡一时，汉宋之争始终或隐或显，持续不断的情势下，已不乏有识见的学者觉察到汉学、宋学各自的弊端，而主张相互取长补短，共同补偏救弊。如姚鼐“尝谓天下学问之事，有义理、文章、考证。三者之分，异趋而同为不可废”。学者“凡执其所能为，而毗其所不为者，皆陋也。必兼收之，乃足为善”[63]。焦循不满考据学“跼蹐狭隘”的弊病，大力强调“通核”，反对“据守”[64]，甚至主张摒弃“考据”之名，直称“经学”[65]，以融会众说，兼收并蓄。而被称之为汉学护法大师的阮元，则更明显地表现出一种折衷汉宋，二者兼采的倾向。他以《周礼》师、儒之分来涵盖汉宋之别，认为“两汉名教，得儒经之功；宋明讲学，得师道之益。皆于周孔之道得其分合，未可偏讥而互诮也”。因而他既反对“学人求道太高，卑视章句”的倾向，也不赞成“但求名物，不论圣道”的弊端[66]，而主张兼采二者之长，使其共同为封建统治服务。可见，乾隆以后，特别是嘉道年间，无论是汉学家，抑或宋学家，都已经觉察到各自的弊端，并且自觉不自觉地吸收了对方的某些合理因素，试图为本学派补偏救弊。而《总目》融合汉宋，各取所长的宽容主张，无疑为清中叶以后出现的汉宋合流趋势开启了先河。

    乾嘉年间，是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而衰的转折时期。处于乾隆时期的封建盛世，站在两千年来封建思想文化发展高峰的《总目》编纂者，继承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和传统儒学的价值取向，大力倡导经世主张，注重发掘古代典籍中蕴含的经世意蕴，从而使得一部传统意义上的目录著作，强烈地传递出一代知识精英以社会现实和国计民生为重的积极心态和文化信息。而乾隆以后，社会危机逐渐暴露，各种矛盾也由隐而显，许多“在其位，谋其政”的封疆大吏和朝廷官员，以及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则直接面对当时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现实问题，相继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和经世主张。诸如漕运，历来号称“天庾正供，关系甚钜”[67]，在朝廷大政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清代前期，特别是康熙、雍正年间，社会经济发展，吏治民风整肃，漕运基本正常运行。至乾隆末年以后，随着社会危机的日渐加深，吏治败坏，风气奢靡，漕政弊端丛生，形势日趋严峻。对此，一些朝廷官员和地方大吏，乃至有识之士，纷纷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们有的揭露漕政弊端：今地方“往往视收漕为畏途”，“盖缘丁力久疲，所领行赠钱粮，本有扣款，而长途挽运，必须多雇人夫，以及提溜打闸，并间有遇浅盘剥，人工倍繁，物价昂贵，用度实属不敷，势不能不向州县索费。州县既需贴费，势不能不向粮户浮收。州县既有浮收，势不能不受包户挟制”。故而“吏治、民风、士习，由此日坏，此漕弊之相因而成积重无已之实在情形也”[68]。有的提出整饬办法：或申明漕船定式，不得夹带其他货物；或优恤运弁旗丁，保证沿途开销；或更定漕政章程，不得随意勒收折色，等等。更多的官员士子则开始从根本上考虑漕运的改革办法，提出了改河运为海运的主张。他们一致认为，海运一省费用，二能避免沿途需索，三可根据四时风信，通盘筹算，使南粮北货互通有无，种种优势，皆河运所不及。虽然由于种种原因，终嘉庆一朝，海运之事始终未能付诸实施，但诸多官吏士子对漕运的关注以及改革的设想，却仍然反映了他们的经世精神，并最终促成了其后漕政改革的实现。他如河工、盐政、铜政，乃至人口等重大问题，也不乏有识见的官吏士子起而揭露其弊端，并提出种种改革的建议。可以说，乾嘉时期知识界和统治阶级上层的有识之士，正是面对社会经济方面河工、漕运、盐政、铜政等大政的危机，以及日趋严重的人口压力，提出他们的救弊方案和经世主张的。这些经世主张与当时隐而复彰的今文经学以及方兴未艾的边疆史地学一道，汇成了乾嘉时期经世思潮的潜流。尽管它还十分弱小，也并未占据主导地位，但它毕竟在学者面前重新展现出一片广阔的天空，为更多的学者走出汉学狭小的书斋，摆脱理学的束缚，直面现实，经世致用，提供了新的用武之地。而《总目》倡导的传统儒学的经世精神，无疑为乾嘉时期出现的经世思潮，起到了导夫先路的作用。

    清代中叶，伴随《四库全书》编纂而产生的《总目》一书，以其比较完善的分类体系，提要、小序俱全的著录方式，详晰介绍、评骘了《四库全书》著录、存目的各种书籍，系统考查、总结了中国学术的渊源流变，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传统目录学史上的丰碑。但是，它又绝不仅仅是一部普通的目录著作，编纂者渗透于其间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愿望情感，乃至学识水平，已经使得它远远超出了一般目录著作的功用和意义，而堪称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时代结晶。毫无疑问，《总目》本身所包涵的丰富的思想观念和文化意蕴，它对当时乃至后世的学术思想文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确实是值得我们深入探讨并予以正确评析的。

（资料来源：中华文史网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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