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是唐、宋时期出现的一种新的教育形式，是中国古代教育深刻变革的产物。它以自主创办、自由讲学为主要特征，强调学术的传承和发展。但到清代以后，由于文化专制政策的加强，书院生动活泼，讲学论理的传统基本被窒息，日趋走向官学化、科举化，特别自“乾、嘉以来，书院所课者不外四书文、试帖诗，兼及经文、律赋、策论之类，终不敌八股文之重视。因此士半空疏，为识者所诟病。”[1]

咸同时期，因连年战乱，本已衰颓的书院又遭到了致命一击。首先，大批书院在战火中被破坏、焚毁，如贵州遵义启秀书院，“咸丰中，杨逆为灾，书院并书籍付之一炬。” ^[2]扬州安定、梅花两书院，“咸丰三年，夷为平地。”[3]湖南岳麓书院，“咸丰二年粤寇犯长沙，斋舍倾圮”，“城南书院，在府城南门外，咸丰二年寇犯长沙，堂室斋舍毁坏。”[4]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攻打杭州，浙江书院毁坏者不下50余所，有名的杭州诂经精舍也“鞠为邱墟。”[5] “总计咸丰年间，合新建和修复前代书院，不过130余所；而将广西、两湖、江、浙、皖、赣、云、贵九省毁废书院合计，已不下300余所。”[6]

其次，书院经费被挪作军饷，导致书院课业不能维持，遂至荒废。如寿县寿阳书院，“咸丰中提书院经费作军需，遂至中废。”全椒襄水书院，“咸丰四年，公提经费募勇，书院遂废。”泗州夏邱书院，“咸丰初，洪杨兵起，书院公款尽数提出募勇，院宇倾圮。”山东费县崇文书院，“咸丰七年土匪之乱，军需支绌，知县赵惟峄将书院存款提用无余。” 陕西绥德文屏书院，“同治六年，回匪陷城，各典焚毁，原先本项荡然。”[7]

可以说，经过战乱，书院教育受到严重冲击，特别在江南地区，书院基本陷于瘫痪。为底定人心，延揽人材，清统治者着意振兴文教，把恢复和重建书院作为一项重要政策颁令实行。如当时学者所称，“天子垂意斯文，封疆大吏咸承上意，兴书院以教育人才。”[8]具体政策如下：

筹措资金修复和新建书院。同治二年（1863），清廷下令各省督抚清理书院财产，恢复旧有书院：“近来军务省分各府州县，竟将书院公项藉端挪移，以致肄业无人，月课废弛。嗣后由各督抚严饬各属，于事平之后，将书院膏火一项，凡从前置有公项田亩者，作速清理，其有原存经费无存者，亦当设法办理，使士子等聚处观摩，庶举业不致久废，而人心可以底定。”[9]由于书院田产荒废，经费被挪用，很多再难恢复，督抚奉到清廷谕令之后只得自行设法，通过各种途径筹措资金。常见的方式有以下几种：

厘金。厘金本是太平天国运动期间为解决军费短绌问题，清廷允准地方督抚自行征收的。平定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厘金作为一项新的税种保留了下来。各省督抚除将小部分上交国库，大部分自留支配，有些督抚常以此充作书院经费。如同治六年（1867），福建正谊书局改作正谊书院，所需经费即来自厘金，“于厘金项下，筹拨银五万两发交殷实当商，每月完息一分一厘以资经费”。[10]

绅民捐资。自书院设立以来，民间绅民集资就是书院经费中最长久、最重要也最可靠的来源。清咸同年间各地书院毁废严重，地方官绅为培养士气，振兴地方文教，常有共同捐款兴办书院之举。如同治二年（1863），李鸿章称“皖省重建书院，程尚斋等广劝捐资，弟已助五百金。”[11]同治三年（1864），丁日昌在上海倡建龙门书院，自己捐银一千两作为经费。同治十三年（1874），四川绅民呈请总督吴棠于省城新建尊经书院，“所有一切经费，议由合省绅粮公捐分属措筹，尚属众擎易举。”[12]

置学田。明清以来，官府拨置田亩、山地以充师生膏火，被称为“学产田”，是书院经费的重要来源之一。太平天国战乱期间，许多书院田产荒废，地方督抚只得再行置田。如苏州紫阳、正谊书院旧有经费兵燹以后大半失没，即由历任抚臣随时筹款，置田征租，发商生息，充作师生膏火之用而使书院得以恢复发展。

在清廷谕令和各省督抚努力下，同治时期许多书院重新修复，并有大量新书院相继创设。据学者统计，同治十三年期间，全国共新建书院366所。[13]大批书院的恢复和新建，对重振士气人心，恢复社会秩序意义重大。

除此以外，针对书院教育的弊病，清统治者也制定相应的措施，对书院进行改革。

首先，引导书院以崇尚实学，储材致用为指归，纠正以八股举业为重的积弊。

同治元年（1862），清统治者批评翰林院庶吉士不事实学，专攻诗赋，无裨实用，下令整顿翰林院：“自明年癸亥科起，新进士引见分别录用后，教习庶吉士，务当课以实学，治经、治史、治事及濂洛关闽诸儒等书，随时赴馆，与庶吉士次第讲求，辨别义利，期于精研力践，总归为己之学，其有余力及于诗古文词者听之。”[14]此谕明确表明了清廷兼综汉宋，崇尚实学的倾向。在此政策引导下，各省督抚躬行实践，在各地书院倡导崇尚实学、讲求经世致用的学风。

如洋务大吏丁日昌于同治三年（1864）在上海南园创设龙门书院，其办学原则即是不专重举业，而着重实学，“月课性理、策论，期有合于胡安定经义、治事立斋之意，故不以举业诗赋列入课程，有志之士自亦不欲以遇合之心夺其学问之实也。”[15]龙门书院的设立，对当时的学风影响很大。曾国藩称：“不独沪上浮靡之风为之一变，即遐迩志士，亦当闻而兴起。”[16]士子欲入龙门书院学习，但名额有限。为解决此问题，同治十一年（1872），苏松太道沈秉成又仿照龙门书院，设立诂经精舍。当时《申报》曾有社论云：“沪城书院固不一，而自龙门以外，率以制艺为宗，间及诗赋，无有以经史切磋者。又地为通商巨埠，五方辐辏，士多寄籍，于是即欲肄业龙门，而额隘殊难容众。是以今观察沈公，有诂经精舍之建，……其课士不尚诗文，专讲经史。……惟此六经三史之精，实经济文章所自出，故以此嘉惠士林耳。”[17]

同治十二年（1873），陕甘学政许振祎奏设陕西味经书院，强调书院定章不同于其他书院者有三，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书院专课诗文，味经之设则要以实学为主，令诸生逐日研究《钦定七经》及《通鉴》《史》、《汉》、《大学衍义》、《文献通考》等书，引之识义理、稽故实，手抄口诵，日渐淹贯，匪惟腹笥可充，即政事亦差知大略。”[18]

此类书院为数众多，如江苏南菁书院、广州广雅书院、武昌两湖书院等。这些书院课程以经史、性理为主，以诗文词为辅，明显顺应了清廷崇尚实学的导向，表现出力破书院积习，抵制八股而发扬经世致用传统学风的进步倾向。

其次，力除积弊，整顿教官。

同治二年（1863），清廷颁谕内阁“方今大江南北，渐就肃清，一切抚绥安辑，叠经降旨，责成地方官吏妥为办理，而教养兼施，使百姓革面洗心，不致再为教匪邪说所煽惑。”“至书院义学，亦培植人材之一助，乃近来风气，延请者多循私情，为师者止图修脯，陋习相沿，牢不可破，并著各省地方官力除积弊，毋徒迁就官绅，务各延请耆硕，以副敦崇实学至意。”[19]要求各省延请经明行修之士担任教官，纠正陋风。

清廷明降谕旨后，许多地方大吏认真选择书院山长。许振祎强调山长对学风的重要性，称：“若书院山长得人而谓不能挽回风气，振兴人才者，未之有也。”要求味经书院山长“日登讲堂，传集诸生，将经史大义及《小学》诸条讲贯，而得服习，使之知植品之为先。”[20]同治五年（1866），杭州诂经精舍重建，颇负盛名的经学大师俞樾应邀主讲诂经精舍，不授八股时文，专以经义、词章课士。他说：“以场屋应举、文诗课士者，则有敷文、崇文、紫阳三书院在，至诂经精舍，则专课经义，即旁及词章，亦多收古体，不涉时趋。”[21]俞樾任诂经精舍山长达30余年，培养了一批汉学人才，其中就有晚清汉学的代表人物黄以周、章太炎等。

第三，支持地方官绅设立以传播西学为主的新式书院。

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改革书院教育，传授西方科学文化知识也为时代所必需。到同治末年，专门传播西方自然科学、制造技术等的书院开始设立，只是此类书院刚刚起步，为数极少，这其中以同治十三年（1874）上海设立的格致书院为代表。

上海格致书院由外国传教士和清朝官绅发起，在李鸿章等封疆大吏的支持下创办。书院经费80％以上由中国官员绅商捐助，直隶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李宗羲捐款都在千两以上，上海道台则捐了2000两。当时许多中外知名的学者都曾参与书院的创建和发展，如麦华陀、傅兰雅、徐寿、华蘅芳、王韬、郑观应等。格致书院全部课程均为西学，初设外语、天文、算法、制造、化学等，聘请中西教习，在院授课。所授之课，多以实验与讲解相结合，直观、生动，易懂。后来，傅兰雅重定书院章程，将书院课程分为六科：矿务、电务、测绘、工程、汽机、制造，各科之下又设置各种课程，分为全课、专课，学生可根据自己的情况，“任取某学，逐次讲习”。[22]为了普及科学知识，书院不定期邀请中外知名人士举行科学讲座，吸引了不少人前往参加。书院还从英、法、比利时等国募得大批机械、仪器，虽然不是西方最先进的科技成果，但对当时的国人来说，也是前所未见。此外，格致书院附设藏书楼，以收藏西学书籍、报刊、译书、各类机器图册等为主，兼收传统经史子集，这也是旧式书院所未有的。

上海开设格致书院，各地也有仿行，如光绪元年（1875）设立的厦门博闻书院等。而且越来越多的书院增加了西学课程，成为旧式书院向新式学堂转化的重要步骤。

总的说来，同治时期，统治者包括洋务派的各项改革措施仍是为了保存传统封建体制，正如美国学者芮玛丽所论“同治中兴的伟大目标是复兴儒家价值观念及其制度。”[23]因而对书院的改革亦非常有限。由于上有封建政治制度的保护，下受传统观念影响，同治时期的绝大多数书院教育仍不出经史、性理、八股、科举的范畴。这表明中国传统教育制度改革的严重滞后。但此一时期清政府对书院注重实学、强调经世致用、中西学兼修的政策调整，预示了后来书院改革的发展路向。随着形势的变化，书院更进一步的改革逐渐展开。书院由此成为近代新思想、新观念的发源地之一，培养了大批人才，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的观念更新和近代化发展。

（文章来源：《湖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