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的特质在于人民参与政权。召开国会，可以增进人民的宪政知识，历练人民的参政能力，获得人民的参政权。1907年，杨度曾把制定宪法、建立责任内阁和召开国会视为实行君主立宪最重要的三件大事。而三者相较，国会尤显重要。杨度说：“惟专心竭力以求国会之早成而已”；“既有国会，斯不患无宪；且必有国会，而后能有程度较高之宪法 。何以故？必有国会而后国民有提议宪法，承认宪法之机关，始可以国民之意思加入于宪法范围之内，乃可望宪法程度之高也”；有了国会，才能伸张民权，“国会者，所以代表国民之机关，国中而有此机关，则民权之伸张不待言矣。”[1]但国会的召开，又要靠国人的努力和争取，它不可能是政府自觉和主动地奉献给国人的。从世界范围看，未见哪国政府愿意自动召开国会以监督自己，中国亦如此。杨度在宣传鼓动召开国会的同时，还身体力行，组织同仁上书政府，请愿召开国会。至此，出现了1908年国会请愿运动。

一、1908年的国会请愿运动

1907年，杨度在东京发起组织了宪政讲习会，并率先发起了国会请愿运动。1907年9月25日，宪政讲习会选派熊范舆、沈钧儒、恒钧、雷光宇等人赴京，将有100余人签名的请愿书呈送都察院代奏。[2]请愿书指出：“国家不可以孤立，政治不可以独裁，孤立者国必亡，独裁者民必乱。” [3]中国今日“非即行开设民选议院，使国家内部无上无下，同心协力，共济艰难，则国家终无自强之机，外患终无杜绝之日。”[4]“非开设民选议院，使万机决于公论，政权广及齐民，则独裁之弊不除，内乱之源不塞。”[5]要求清廷“于一二年内即行开设民选议院，俾全国人民得以勉参国政，协赞鸿图，同德一心，合力御外。”[6]这次上书，并未得到政府的理会，但杨度与宪政讲习会同仁并未气馁，再作国会请愿之举。宪政讲习会的重要会员多是湖南人，他们在湖南、上海展开活动，结果湖南首先派代表赴京上书请愿。杨度亲自起草了请愿书，发动了绅商学界代表和青年学生4，000余人签了名。1908年3月10日，代表雷光宇将请愿书呈送督察院代奏，要求清廷于一二年内召集国会。[7]这两次上书请愿，“首为国民发未申之意”，[8]是中国旷古未有的伟大创举，启迪了国人参政意识的觉醒，对各省掀起请愿运动起了推动作用。1908年春夏，国内出现了第一次请愿开国会运动。有些省陆续派代表入京请愿，有些省虽末派出代表，但也进行了请愿签名运动。河南的请愿运动在宪政公会的重要干部熊范舆、贺绍的领导下，走在各省前列。他们组织了各府州县的代表讨论召开国会问题。认为“国会一旦不成，即政治无从整理。吾豫宜急起从湘人后，速开全省大会，推举代表入京请愿”，[9]得到与会者赞同。随即开始撰拟请愿书，举行签名活动。虽然政府以为“实属不成事体“，要“严密禁止”[10]，但河南人民并未因此动摇，决定赴京请愿。请愿书由在籍翰林院编修王安澜主稿，编修蒋艮领衔，签名5，000余人。[11]7月12日，请愿代表胡汝霖、杨懋源至都察院呈递了请愿书。北京士民对请愿非常热心，7月，工商各界联合1，000余人，公推电灯公司总理冯公度领衔，要求“定期三年，召集国会”。[12] 8月2日，代表孙毓文等将请愿书呈上。北京的八旗人士以旗人“世受国恩，身经国难，对于国事有应尽之天职”。[13] 7月，发出传单，集合同志，准备以八旗名义上书，八旗人士有1，600余人签名响应。请愿书由恒钧领衔，提出三年召开国会。8月8日，常文、黄容惠递交都察院。安徽省请愿代表许承尧、窦炎等于7月29日将有10，000余人签名，要求“诏示速开国会年限”[14]的请愿书呈递都察院。吉林省刊发了《要求国会启》，号召各界同胞“大发热诚，联袂奋起，始终赞成，共襄盛举”[15]。8月8日，请愿代表、自治会副会长庆山和参议文耆将要求“颁布开设国会日期”的请愿书呈送都察院，在请愿书上签名的共4，668人[16]。山东省代表于洪起、宋绍唐、陈命官于8月8日向督察院呈递了请愿书，要求“两年开设民选议院”，[17]签名者约1，000余人。[18]稍后，登州、莱州、青州各处又有数千人签名，拟作第二次上书。山西省组织了宪政期成会，入会者300余人。接着分遣会员赴各府州县动员，签名达20，000人之多。8月18日，代表常松寿、李凤翔、刘怀英呈递了请愿书，要求三年召集国会。江苏省要求“二三年之间开设国会”，[19] 7月29日，孟昭常、雷奋呈递了请愿书。湖南省自3月10日雷光宇将湖南人民请愿书呈递都察院后，都察院一直未予代奏。6月12日，湖南又召开了有3，000余人参加的大会，一致议决另推代表，进行第二次请愿，签名者达10，000多人。8月2日，二次请愿代表将要求“速定期限，召集国会”[20]的请愿书呈送都察院。直隶省7月通过了请愿书，签名者1，000余人，温世霖、孙洪伊等当选为代表，8月2日递交了请愿书。浙江省请愿书由前礼部侍郎朱祖谋领衔，签名8，000余人，其中800多名为老年人，还有500多名天主教徒。8月20日，代表叶景莱等前赴都察院呈递请愿书，要求“国会迅速成立”。[21]广东省在粤商自治会和广东地方自治研究社发动下，全省签名者11，000人。但代表出发较晚，进京后正在缮写请愿书时，朝廷已宣布了立宪年限，因而请愿书未再呈递。

这一时期，除了各省进行了请愿签名运动外，还有些立宪团体如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政闻社、帝国宪政会，郑孝胥、张謇、汤寿潜等人领导的预备立宪公会等也都发了请愿书和请愿电。留日学生以及日本、南洋的华侨也积极参加了请愿。

1908年的第一次请愿开国会运动映衬了国人对民主政治热烈向往的迫切心情。这次运动涉及到很多省份，每个省份又有数千乃至数万人在请愿书上签名，显示了这次运动已不仅仅是立宪派的少数先进分子独自的于狭隘范围内的一种政治活动，实际上已反映出相当的群众性。正是由于这种群众基础所显示出的威力，使清廷对此非常恐惧。这使清廷一方面不能不对涉及面如此之广的清末国会请愿运动进行必要的压制，一方面又要博个好名，“使天下臣民晓然于朝廷因时制宜，变法图强之至意。”[22]清廷下令革职陈景仁，实际正是借此事开刀，对国会请愿的一个正面回击。7月25日清廷发布上谕：“政闻社法部主事陈景仁等电奏，请定三年内开国会，革于式枚以谢天下，等语。朝廷预备立宪，……头绪纷繁，需时若干，朝廷自须详慎斟酌，权衡至当，应定年限，该主事等何得臆度率请；于式枚为卿贰大员，又岂该主事等所得擅行请革。闻政闻社内诸人良莠不齐，且多曾犯重案之人，陈景仁身为职官，竟敢附和比昵，倡率生事，殊属谬妄，若不量予惩处，恐诪张为幻，必致扰乱大局，妨碍治安”，“著即行革职”，[23]这里虽然只革职一个陈景仁，但所谓朝廷预备立宪，“头绪纷繁，需时若干，朝自须详慎斟酌，权衡至当，应定年限”，显然也是对签名请愿者的不满，并想借此宁息国人欲速开国会的热望。清廷查禁政闻社也是此用意。8月13日，清廷下令禁政闻社，命令说：“近闻沿江沿海暨南北各省设有政闻社名目，内多悖逆要犯，广敛资财，纠结党类，托名研究时务，阴图煽乱，扰害治安，若不严行查禁，恐将败坏大局。著民政部，各省督抚，步军统领，顺天府严密查访，认真禁止，遇有此项社伙，即行严拿惩办，勿稍疏纵，致酿巨患。”[24]查禁政闻社，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是立宪派又是国会请愿的领导核心。因为清廷对国会请愿运动的极度恐惧，所以要通赤查禁政闻社来打击一下立宪法派。清廷对国会请愿运动的恐惧也反映了当时这种群众性国会请愿运动对清造成的极大震慑力。清廷在压制国会请愿运动的同时，于8月27日又宣布定期九年如集国会，并颁发了“宪法大纲”和九年筹备事宜清单，想借此再博得一个诚心预备立宪法的懿美之名。九年筹图示事宜清单规定，1909年各省一律成立咨议局。于是立宪法派又以全部的精力投入到筹办咨议局的活动中，1909年10月，召开了各省咨议局第一次常年会。1910年，以咨议局为中心，由立宪法派领导，出现了一个全国性的国会请愿热潮，这次热潮前后进行了四次，长达一年之久。这既是国人强烈的参政意识的体现，也是国人为争取参与国家政权所付诸的实际行动。

二、奉天、直隶的国会请愿运动

清廷宣布1913年召开国会后，为往自己脸上贴金，利用各种方式表示庆贺。立宪派中以张謇为首的少数人也感到满意，认为用“平和之办法能收效如是，已非始愿所及”[25]。但绝大多数国人对清廷极为不满，据参加请愿代表团并在京主办《国民日报》的徐佛苏回忆说，1910年11月4日，“各代表闻此乱命，亦极愤怒，即夕约集报馆中，秘议：‘同人各返本省，向咨议局报告清廷政治绝望，吾辈公决秘谋革命，并即各咨议局中之同志为革命干部人员，若日后遇有可发难之问题，则各省同志应即竭力响应，援助起义独立’云云”。[26]这种不满情绪极为强烈，已把国人推向反叛朝廷的边缘。

代表们一方面要继续与政府斗争，一方面要商议善后问题。代表们以国会请愿代表团名义最后决定：

解散国会请愿代表团。朝旨要求解散，若不遵旨，必招干涉。请愿国会暂时已无效力。不如暂时解散，再请愿时，另行组织。

保留国会请愿同志会。作为请愿组织和担负向国民灌输宪政知识机关的同志会，非国会成立不得解散。

督促朝廷早日召集国会。采用各种方法，望朝廷于1912年春间或秋间召集国会。

人民要积极参预宪法、议院法、选举法、内阁组织法和官制的拟订。

拟组织政党，在请愿同志会的基础上改组政党，先拟出政纲，暂以请愿同志会为机关总部。

继续要求速开国会。要唤起民众，推动政府，以增长国民的宪政热情。[27]以上这些主张得到了许多省份咨议局和请愿国会团体的支持，这种支持和声援，对国会请愿代表团的代表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京师请愿活动虽告一段落，但地方请愿活动仍在进行，尤以奉天和直隶为突出。

12月2日，奉天学界30余人前赴咨议局，与议长等商定行期，并选出刘焕文、舒继祖作为赴京请愿代表。12月4日，省城学生5千余人手执“请愿国会”旗帜，游行至督署请愿。12月6日为替天大请愿的日子。这天全省8个团体46个州县城工、商、学各界群从万余人游行，血书旗字，齐赴督署 。东三省总督锡良上奏，认为东三省形势“有迫不容待者”，国会为救亡之良药，“早服一日即早救一日之亡”，[28]希望朝廷深洞时势，早开国会。可是对于锡良这份奏折，清廷立即明谕批驳，责斥：“东三省总督锡良奏：奉天绅民因时局迫不及待，要请明年即开国会。得旨：缩改开议院年限，前经廷议详酌，已降旨明白宣示，不应再奏。东三省地方重要，该督有治事安民之责，值此时限，尤应力任其难，毋许藉词诿卸，致负委任。”[29]清廷对继续国会请愿表示出了反感和不耐烦。但奉天各界推选出赴京的全省人民代表董之威等15人。12月10日各界公饯赴京请愿代表。11日，董之威等肩负着东三省人民（吉、黑代表未及时赶到）的重托，乘车启程赴京。12月21日，奉天代表至资政院呈递了请愿书。22日，又谒见奕劻、那桐，面呈上监国书。24日，清廷颁布上谕说：“开设议院缩改于宣统五年，乃系廷臣协议请旨定夺，并申明一经宣示万不能再议更张。诚以事繁期迫，一切均须提前筹备，已不免种种为难，各省督抚陈奏，亦多见及于此，乃无识之徒，不察此意，仍肆要求，往往聚集多人，挟制官长。今又有以东三省代表名词来京递呈，一再渎扰，实属不成事体，著民政部、步军统领衙门立即派员将此项人等迅速送回原籍，各安生业，不准在京逗留。……各省如再有聚众滋闹情事，即非安分良民，……查拿严办，毋稍纵容，以安民而防隐患。”[30]当晚善耆带着军警强将董之威等架至车上，押回奉天，刘焕文等坚决不走，被拘留警厅，旋亦被劝回。

继奉天而起的是直隶。奉天代表进京过天津时，下车曾与各界人士座谈。12月15日下午，由东三省籍的在津学生函请各省在津学生与奉天代表共开茶话会，谈及组织全国学生请愿同志会。与会者热情奋发，公决全体进行第四次请愿，立即组织全国学界同志会，推温世霖为会长。12月20日，各学堂学生3，859人在同志会会长温世霖、咨议局议长阎风阁和商会总理王竹林带领下，打着各色旗帜，呼喊“誓死请愿”的口号，游行至督署请愿。清廷为杀一儆百，把请愿镇压下去，曾密电指示奉、直总督侦察请愿领导人，“稍有可疑，即行密拿请惩”[31]直隶总督陈夔龙心领神会，于1911年1月7日晚逮捕了温世霖。次日电军机处提议“应否将温世霖即温子英从重发往新疆，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以遏乱萌，而弭隐患之处。”[32]第二天，清廷发出上谕，批准严惩意见，“温世霖著即发往新疆，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以遏乱萌，而弭隐患。”[33]清廷对各省罢课停学、散发传单、请愿国会的学业生采用“从严惩办”的镇压手段。上谕云：“各学堂学生，多系年幼无知，血气未定，往往被其愚弄，轻发传单，纷纷停课，聚众要求。闻奉开、直隶、四川等省，均有此项情事，恐他省亦在所不免。似此无端荒弃正业，奔走呼号，日久恐酿生他变，贻害民生。学堂学生，历练未深，本不准干预国家政治，曾奉先朝严谕，刊入文凭，悬为厉禁。乃历时未久，复染嚣张之习，是皆由办学人员管教不严所致。前已面谕学部尚书唐景崇，通饬各省，严行禁止。著各省督抚，再行剀切晓谕，随时弹压，严饬提学使及监督、提调、堂长、监学等，按照定章，随时开导查禁，防范未然。倘再有前项情事，立即从严惩办，并将办学人员一并重处，以儆其余。如或仍前玩愒，以致滋生事端，惟该督抚等是问。”[34]

1910年12月至1911年1月，清廷还对四川、湖北、江西、吉林等省的人民请愿与学生游行，进行了破坏和镇压。1910年12月22日，成都各学堂通电全国，“据津奉电，东省危急，蜀学全体罢课，筹对付，请即开国会，望转各界，誓死同行。”[35]全体学生上街游行演说，风潮越来越大。1911年1月上旬，川督赵尔巽将风潮镇压下去。湖北学生代表彭康年、邱崇等发动学生实行罢课。定于1911年1月15日在黄鹤楼召开签名大会。总督瑞徵加强防范，会前将彭、邱两人“驱逐出境”，[36]学生请愿遭到破坏。江西省筹备会议定于1910年12月25日召开特别大会，发动群众游行请愿，被巡抚冯汝騤饬令取消。吉林人民也因清廷上谕阻挠，未能实现再度进京请愿的目的。至此，以奉天、直隶为中心的国会请愿运动遭致失败。这也标志着一年来全国性的国会大请愿运动失败了。

三、国会请愿与国人参政意识的觉醒

国会请愿运动所反映的国人参政意识的觉醒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由于部分国人有了一定的参政意识，所以才能够形成清末国会请愿运动；其二，通过国会请愿运动，又教育了更多的国人，进一步提高了国人的参政意识。

国会请愿运动一开始就体现了它的群众性。前文已经谈及，1908年的国会请愿运动进入高潮时，先后有十数省派代表入京上请愿书。各省签名人数可谓成千上万。江苏签名人数达一万三千多人，山西达二万多人，河南达五千余人，北京八旗人士有一千六百余人，安徽达四千六百多人，山东达数千人，湖南达一万多人，直隶达一千余人，浙江达八千余人，广东达一万一千多人。各省签名总数可近十万人左右。[37]在十万余人的签名中，尽管我们不排除有人对自身的参政权还认识不够，也不排除有人是在从众心态的驱使下而签名的，但如果没有一定数量的国人已经对自己的参政权力有所认识，那么很难在1908年第一次国会衣愿运动中，就能在民众中出现一次如此规模的签名运动。这次签名运动的本身已足以证明当时部分国人的参政意识已有了觉醒。1910年清廷被迫宣布提前三年召开国会，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国人参政意识觉醒和一种恐惧，以至使清廷不得不作出些许的让步，以此作为对国人强烈参政愿望的某种慰藉。

清未国会请愿运动不仅是一场要求政治革新的民主运动，也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通过国会请愿运动，使国人受到一次民主的锻炼和考验，激发了国人的爱国热情，提高了国人的政治参与能力，尤其是丰富和提高了国人的参政意识。在国会请愿运动中，先进的国人作了大量的宣传和鼓动工作，运用报刊、传单、图画、演说等形式开展启蒙动员工作，如有些报刊极力宣传要召开国会一事。至1908年，国内已是“国会国会之声，日日响彻于耳膜”了[38]有些宣传文章专门论述国会与商人的利害关系，鼓动商人要求速开国会，“今日最有便利于商民之事，莫国会若矣。”[39]有人为了“叫那些女人与小孩儿都晓得”什么是国会，特以白话文撰写《开国会真正好》的宣传稿。[40]在南京，还有人把江南阅报所、法政讲习所、教育会、劝学所、各学堂、衙门局所全都动员起来，派人手持签名单到处征求签名，并在各花园、茶馆、酒肆遍贴了传单。湖南通过宣传鼓动，一些有知识、思想开通的女士“亦为震动”，有位女士写了一篇女界国会请愿书，洋洋数千字，不少女士阅后跃跃欲试，准备征求签名，推举自己的代表入都请愿。广东地方自治研究社也刊布传单，分发各地签名，召集各界人士开会，讲解国会的意义。通过多种形式的宣传鼓动工作，提高了国人的民主主义觉悟和爱国主义思想。这不仅在知识分子和中等阶层有所体现，在下众中也有所反映。如天津“一般劳力家”亲到请愿同志会签名的，“日必数十起”；[41]广立顺洋货庄年仅18岁的店员王金魁在致请愿同志会要求签名的信中写道：“现观我国政府之腐败专制之酷烈，官场之舞弊交涉之棘手，无一非速亡之现象。惟诸公组织请愿国会，诚为救亡要图。”[42]义昌新洋广货店店员黄辑五、庞尚先等十余人的信写道：“不才等愤民权之不人伸，惧国运之危厄，是以连袂而起，愿附诸大君子之未，争吾辈天赋之权利，虽粉身碎骨，亦所不惜。”[43]陕西省在请愿时出现了捐款的动人场面：“此次陕民气动诚发于中，士众捐集踊跃，姑无论已。乃有弟剃头人捐大钱六百者。南院门说书某捐贴子钱数千，人以贫穷阻止，彼奋然曰：‘我日得钱，岂不令我与国事？’既而有僧人、道人、小学堂学生，皆先后签名输资，各三数百不等。最后有青年妇女桑氏、荀氏揄资，使该翁某送到。又有孀妇某氏，亦使人送资。”[44]由此可见，国会请愿运动作为一场思想启蒙运动，教育了广大的民众，提高了国人的民主觉悟和参政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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