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京皇宫是国内仅存的两大宫殿建筑之一，是清太祖、太宗开业拓基之地，它以独特的宫殿建筑和丰富而珍贵的典藏而闻名于世。盛京皇宫又是一座积累式建筑群，它的东、中、西三路建筑大体来说分别建于太祖、太宗、乾隆重时期，而其典藏的入储则多在乾隆重时期。由于“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1所以盛京皇宫的每一路建筑和典藏都是当时满族统治者的思想和当时文化的直接体现和结晶。本文欲通过盛京皇宫的建筑与典藏两方面探讨当时满族统治者的思想文化，错谬之处，尚祈教正。
一
盛京皇宫东路，是大政殿、十王亭一廓建筑。大政殿位于东路中抽线北端，坐北朝南，建于京1.5米的须弥座上，是一座大木架结构、八角重檐攒尖亭式建筑。须弥座上绕以荷叶、净瓶每面立柱双根，周围二十四根内檐柱八根，殿内金柱八根，共计二十四根，外檐下为五彩双下昂斗共，殿顶正中高耸一组通高3.15米五彩琉璃铺成的包括相轮、宝瓶、火焰珠组成的宝顶。殿身八面名为“叔叔绵”式隔扇门，殿内斗共，藻井、天花。殿南面中间开间外檐下有一对金龙蟠柱，龙首上翘，面向额枋上火焰宝珠两支尾均紧贴于柱身，雕刻生动、造型逼真。大殿阶前有一条浅经色条石御路由经向南伸延，东西两侧的御路为中轴对称依序排列十座亭式建筑，东侧为左翼王、镶黄、正白、镶白、正兰四旗王亭，西则为右翼王、正黄、正红、镶白、正兰四旗王亭，人称“十王亭”或“八旗亭”。亭平面呈正方形，三面砌青灰色砖墙，正面隔扇门，四周出廊，起脊歇山顶，翼角高张，上覆青灰瓦顶。登大政殿向南眺望，十亭排列似群星共卫，南宽北狭，似无穷尽。综观整个东路建筑布局，两侧各五亭由经向南呈八字弄排列，大政殿则处于八字顶端正中，形成一个南北100多米长，东西30多米宽的殿廷区，其内部不再分割，成开敞的大空间，气势恢宏；就其空间关系而言，若无十亭则大殿失去衬托和辅弼，若无大殿则十亭失去归属和统御，大政殿居中，威风冷言凛凛控制整个空间，八旗亭肃然矗立，雁翅般列于大政殿前，似在待命出征，动感很强。这组建筑，配怪色彩多变的青绿彩绘，覆盖着金碧辉煌的殿顶，又以红色檐柱及隔戾门等形成了统一的格调，虎踞龙盘，气宇轩昂，庄重大方，华贵而不失古朴，雄伟中显多姿，气魄恢宏而又尺度适宜，实是中国宫殿建筑宝库中独树一帜的珍贵遗产。在这组建筑群中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文化内涵。
首先，女真人是以采集、狩猎经济为传统的民族，在从事生产和争战活动中，逐渐养成居住临时搭设窝棚、帐篷、毡帐的简约单纯的风俗和尚武的民族精神，12世纪初，满族先民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曾建金朝，“国初无城郭，星散而居，呼曰皇帝寨”2，毡账排列成寨。毡账是国君临政之所，体现女真人尚武、单纯简约的文化传统。努尔哈赤进入沈阳正式盖造官廨衙署之时，也约定俗成地遵从天幕营帐的习俗和尚武的传统，将木杆、毡布换成木架砖石结构，建成外观近于帐幄的亭式建筑，从而形成天幕营帐制式的大政殿、十王亭这组建筑群。而在太宗时期，逢围猎、郊迎、筵宴，常在中间设汗王御座的“大黄幄”，两侧各设五青幄，这实际上是“一殿十亭”的再现，“一殿十亭”则是土木建成的固定的帐幄。所以大政殿十王亭一郭建筑实际上是民族尚武精神和单纯简约的“大幕营帐之制”的传统风俗的传承。
其次，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的过程中，在其民族原有“牛录制”的基础上创立了八旗制度。八旗制度不仅是“以旗统兵”，而且“以旗统人”。八旗既是军事组织也是行政组织和生产组织，后金就是由八旗组成的国家，努尔哈赤就是八旗共同拥戴的汗王，汗王统治权必须通过八旗来实现。国家重大事件和重大决策由八旗贝勒大臣共同讨论后由汗王决定，所以后金政体仍是君主集权制。进入辽沈地区以后，八旗旗主贝勒势力急骤膨胀，已经成为各旗最大的财富拥有者、最大的封建主、最高军事统帅和血缘宗亲的族长，都要求占有相应的政治权利，分享决策权和执政权，并且都在觊觎汗位。其时努尔哈赤年事已高，二次选立嗣群的计划均告失败后，为了处理好“基业，天所予也，何以宁辑？体命，天所锡也，何以凝？”3问题，努尔哈赤于天命七年三月初三日颁布“汗谕”，实行“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政体。这种政体不仅在政治、军事、经济上表现出来，而且必然要在文化上表现出来，及至迁都沈阳修建宫殿时，便以一殿十亭的形式表现出来了。所以大政殿十王亭一廓建筑是“八和硕贝共治国政”政体的体现。
再欠，努尔哈赤在其统一女真，创业肇基过程中曾数次迁都。自万历十五年（1587年）起便在费阿拉“筑城三层、启建楼台”4，在彼“定国政”、统建州、吞哈达、创军队、制满文。十六年后迁至赫图阿拉“筑城居之”5，灭辉发、并乌拉、创八旗、兴屯田、征股东海女真、降服萨哈连、以七大恨告天起兵征明获萨尔浒大捷，建后金，强汉权，奠定大业基础。居赫图阿拉十六年后，他力排众贝勒大臣解缰释弓，燕居定园的众议，以“吾居界凡，牧马于此，至八月又可兴师矣”6为由移居界凡山城。未及半年，连陷辽沈，又以“天既头眷我，授以辽阳……天既与我，宜即居之”7为辞移居辽阳，为“因我根本”，执意筑新城，把明统治东北的政治中心，对搞后金的前线变成后金都城和攻明基地。天命十年（1625年）三月经过深思熟虑，努尔哈赤突然宣布迁都沈阳的重大决策，虽经激烈争论，却以极快速度迁都沈阳。可见，面对政治上军事上所取得的一个个胜利，努尔哈赤不断克服诸贝勒大臣中因循守旧、贪图安逸的思想，不断奋发自强，开拓进取，一步步地实现自己的军事意图和政治抱负。迁都沈阳兴造东路宫殿实际上正是奋发自强、开拓进取的精神的体现。在艺术风格上，大政殿建在须弥座上，八角重檐，廊柱式，大木架结构，双下昂五踩斗共，殿内天花和降龙藻井，系汉族传统建筑手法，殿内外金龙蟠柱，御路上的云龙石雕，殿内满布龙形装饰是受汉族敬天畏龙，以龙代表天子至尊无上的思想的体现。宝顶相轮、宝瓶、火焰珠、八条垂脊上手挽铁索的蒙古力士，殿内天花园光莲瓣文中的梵文种字和外檐檐柱顶的兽头卷草文饰又有鲜明的蒙藏及喇嘛教的建筑风格。殿出八角，垂脊上铁索归于殿顶又是满族实力强大、统一的八旗制度的象征，又暗示欲鼎中原，混一宇内的政治报负，殿顶覆以黄琉璃瓦镶绿剪边既保留了以黄为尊的传统观念又体现了北方民族的对故乡山林草原浓厚眷恋的感情色彩。殿亭门窗用油浸高丽纸糊于外又有浓重的东北特色。值得注意的是，满族崛起之初，东北满、汉、蒙古、朝鲜，藏各族文化呈多元互动的势态，在这种文化氛围中，这组建筑多种民族艺术巧妙而有机和谐地融于一体，从而显示出一种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建筑美。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时的满族文化，已不是勃海时对唐文化的吸吮，也不是金对宋文化的掳掠，而是对多种民族文化融合后的君临。这无疑是努尔哈赤及满族奋发自强，开拓进取精神在文化艺术上的反映和体现。
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诸部过程中不只凭借开武力而且找到适合于他的精神武器，这就是“天”、“天命”的观念。“天”、“皇权神授”的观念是中人民族非常传统的观念，正在形成的满族沿袭了辽金的拜天之礼，对天是很敬畏的，所以很容易接受这种传统观念。因此，努尔哈赤敬事于天，乞求天的公正与护佑，以奉天行事为自己的旗帜，以此鼓舞、拘管部属、镇慑敌方。他击破九部来攻，自认“我承天命”，8对天祝祷，“愿天令适度垂首，祜我奋扬，”9斥九部“天厌当等”；他建后金“焚香告天……建元天命”，10他以“七大恨”。11他为自己罩上了“天意”、“天命”的观念，他已掌握了女真人的最高权力，而这种权力又被赋予了神圣的思想上的震慑力量，具有很大的权威性，后金政权建立后，“皇权至尊”观念已初步确立。“皇权至尊”观念必然主导着宫殿建设，从而形成“一殿正中居、十亭左右分……规模迥不群”12的建筑格局，同时又以金龙蟠柱、云龙石雕及各种饰件上的龙纹、丹柱、须弥座、宝顶、黄琉璃瓦、金龙藻井等表现“皇权至尊”。
总之，大政殿十王亭一路建筑，是以“天命”“皇权至尊”观念为指导思想、以君临的姿态、天幕营帐的形式，奋发自强开拓进取的精神来表现其共治国政政体的非常独特的宫特的宫殿建筑，是精神化的物质，是满族人民凝固在空间的历史。
二
自太宗继父登汗位起，即续建盛京皇宫，及至崇德二年文德、武功二坊建成，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宫殿建筑体系——大内宫阙。就其布局而言，大内宫阙位于盛就城中轴线稍偏西而基本符合“天子至尊，国中立宫”的原则。东西下马碑、文德武功二坊成为皇宫的东西大门，是为宫前区，又是大内宫阙的序幕，肃穆森严，给人以极强的导向感具有鲜明的等级性和窨节奏感，突出了宫殿前月台，殿前的空地即为朝会典礼的殿廷区，殿廷区北侧的主体建筑又是满族传统的硬山式，除加宽加高房屋体量外，又采取了勾栏须弥座台基，琉璃瓦殿顶，红漆檐柱隔扇门和喇嘛教艺术中的柱头、檐枋等建筑形式，并在正脊、垂脊、博风、墀头、山顶等部位大量使用五彩琉璃瓦，殿内乇上露明造，饰以彩绘，殿内设地坪、堂陛、屏风、宝座，就使得整个建筑既有皇帝殿宇的庄严、肃穆、高贵、富丽，又有宗教寺院的神圣邃秘，同时又显露出浓郁的满族民间生活气息。而殿左右东西两侧的左右隔门和青瓦楼阁在规制、体量、气势上，在布局中则起过渡与陪衬作用，十分鲜明地突出了殿内地坪宝座上皇帝的无上权威。崇政殿在整体布局中位南、属阳、从火，布局疏朗开阔，建筑气势雄伟，宜于施政，符合文武百官集合朝贺的功能，显示着阳刚之美。崇政殿后经过一个南北短、东西长的西合院的短暂过渡即为皇帝及其后妃所居之后寝——台上五宫。后寝位于中路中轴线北端，符合“后寝在北，从北属藏宜做寝居之地”的布局原则。宫室布局布局紧凑，建筑体量比前朝小，装饰纤巧，富有生活气息，呈阴柔之美。但台上五宫却有两个特点：其一，与努尔哈赤时代不同，既不是殿与宫功用区别不大，也不是宫殿分开，而是与崇政殿一南一北，前朝后寝两相连接，坐落于中轴线上。其二是和北京故宫殿高低格局相反。台上五宫建于四米高的高台上，呈殿低宫高格局，显示出满族居室特征。台上五宫以凤凰楼为通道，坐北朝南的清宁宫为主寝，两侧有关瞧、麟趾、衍庆、永福四宫及面对清宁宫东西山墙的两小配宫，组成一个十分严谨中规中矩的四合院格局。整个位于高台上的后寝构成一座既可登楼远眺、又可进可守的城堡式的建筑群，显得更加森严与神秘。
就其艺术风格而言，大木架结构，重檐、天花、藻井、兽面柱头、檐枋、墀头等处均显示了融满汉蒙藏风格于一身的特点，这就是大内宫阙内楼台殿阁诸多类型建筑多彩等级较高的须弥座台基外檐下画栋镂槛、朱柱粉墙，崇政殿隔扇门使用最高等级的三交六宛金扉金锁窗；主要建筑屋子顶满面复琉璃瓦；不仅琉璃瓦烧制的大脊、垂脊上以黄色为主调绘有云水间多条兰色行龙追戏火焰珠的图案，大清门、崇政殿连接内外檐柱的挑尖梁、抱头梁均雕成威猛的飞龙形，而且象征皇权的龙纹普通使用于排山、墀头、悬鱼、博风等琉璃饰件和大木架结构的柱、梁枋、裙板、环板，石村的望柱头、丹陛等处，把装饰和实用两种功能巧妙结合在一起，突显了皇宫的高贵华丽与威严，以象征的手法造成一种至高无上，唯我独尊的震慑气势。不仅如此，在大内宫阙建成以后，太宗还围绕着森严的等级制度为宫殿命名，制定了一系列朝贺、宫禁、仪卫、舆服、大阅、亲征、祭祀、婚姻、丧葬等制度，这些都集中体现了太宗的“皇权至尊”的思想。
努尔哈赤为解决接班的问题君主集权制改革为“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这实际上是后金和满族社会的后退。皇太极必须突破“共治国政”才能使后金发展，使满族社会前进。于是他接过太祖的思想并更高地举起“天命”的旗帜。一方面他把对“天”、“天命”的信爷制度化，渗透到政治、生活、家庭生活、君臣关系、国家关系、民族关系、社会习俗等各个方面，凡遇节庆、建国即位、出征凯旋等重大事件都要举行拜天仪式，乞求和感谢天的公正与正义。他把佛库伦食朱果而生布鞋库里雍顺这个满族神话的故事演变为受新觉罗家族祖先传说，前用官方典籍因定下来，以此神化自己的祖先，证明“君权神授”，“天”、“天命观”已经成为太宗进行思想政治斗争与统治的强大思想武器。他说：“天下诸国皆天之命而建立之者”13，“夫人君，代天理物，上天之子也；人臣者，生杀予夺听命于君者也。”14以此证明他自己统治的合理发和自己所为的正义性。另一方面他特别强调“皇天无亲，唯德是辅”15，反复训谕：“皇天无亲，善者培之，否则倾之，乃不易之理也。”17他要求自己“体仁行义，制敌养民”18，，“腾惟有朝乾乾夕惕，以爷邀天鉴而已”，19，认为只有“行善道”，“体人心”，“仗义而行”，避恶趋善，做到‘有德“，就能得到天的眷佑。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太宗与明搞衡论证明必亡、清当兴，并以此辑抚蒙古，挟制朝鲜。也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太宗掏权贵，扫除积弊，制定法令，树立权威，更定官制，削弱三大贝勒之权，办阿每、削莽古尔泰爵、打击代善，突破”共治国政“，实现”“编户为民”，制定“离主条例”，发展生产，革除陋习，极大推动了满族社会的发展。“天命关”和“唯德是辅”思想反映到建筑文化上，也就成为大内宫阙所以建成的思想基础。所以大内宫阙的建设在时间上与“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到太宗”“南面独坐”，登天子位“南面独尊”的历史进和同步，是君主制战胜军事民主政体的成果在建筑艺术上的体现。
三
清人主中原，统治中心南移，盛京皇宫趋于冷落。但随清四帝十次东巡谒陵，特别是乾隆四次东巡，盛京皇宫再次兴盛。乾隆东巡朝间又建了东西驻跸所和以文溯阁为中心的西路建筑，并庋藏了大量文物。乾隆八年，乾隆帝首次东巡驻跸盛京时就“躬亲相度”作出了“重葺崇政殿前飞龙、翔凤二阁”20的计划，而且决定在崇政殿至清宁宫一线台下左右增建东西驻跸所（俗称东西宫）。据《黑图档》载，至乾隆十三年，已增建改建“共殿宇房屋二百三十五间，成砌墙垣乾隆十三年，已增建改建”共殿宇房屋二百三十五间，成砌墙垣二百九十仗”外加“栅栏、档众、铺墁、海墁、甬路、散水”21等项，其中包括：东所琉璃门、东西阿哥房各三间、垂花琉璃门、颐和殿三间、价趾宫五间、敬典阁二层楼一座；西所琉璃门、东西值房各三间、垂花琉璃门、迪光殿三间、保极宫五间、继思斋，西侧霞绮楼、协中斋。这批建筑习惯上称为盛京皇宫的中期建筑。由于乾隆帝敕建新宫要求“遵从祖制”，“不嗜奢华”，“规制俭朴一遵家法”22驻跸所并未过于奢华，依关外旧式各宫殿顶均为黄琉璃瓦镶绿剪边，与早期建筑一致，同时均建有地炕，带有明显的地方特色，但也给人以小巧幽静，清雅别致的印象，带有江南风格色彩，与旧宫殿简练实用朴素无华的风格形成鲜明的对照。为了适应东巡升殿、典礼、筵宴等活动的需要，乾隆十一年至十二年对早期建筑也进行翻修改造，主要有：大清门东侧七间楼“折去北边二间”，“移至南面盖造”，重修飞龙阁23西侧改为翔凤阁五间，阁后楼由九间改为七间，楼南转角楼由十一间改为九间，使得崇政殿两侧格局对称，更加宽敞整齐。崇政殿前水平月台起高，安设日晷嘉量，殿前阶陛改修缩短，重新安装三组抱鼓石，殿内“精巧、弯曲木料俱各更换，彩画见新，以壮观瞻”24殿内正中设木制金漆雕龙堂陛，堂陛地坪上置金漆屏风宝座，宝座前依次陈熏炉、角端、仙鹤、烛台以备皇帝御殿用。同时修建了大清门南奏乐亭、东西朝房，朝房后二配楼。乾隆第三、四次东巡谒陵的四十三一四十八年月乾隆第三次东巡谒陵，为恢复陪都坛庙之制“命重修盛京天坛、地坛，移建太届于大清门东25，将大清门、东景佑宫改建为太庙，太庙殿顶满覆黄琉璃瓦而不镶绿剪边，寓”“以崇典祀”之意。为在盛京皇宫存储《四库全收》，乾隆帝命在西所以西建文溯阁、嘉荫堂、仰熙斋等一组西路建筑群一百六十余间，其主体建筑文溯在四十七年五月即已完工。并在大清门前重设谏木，木下马碑改为兼刻满、汉藏、维吾尔五体文字的石制下马碑。在盛京宫殿原有大政殿（东路）和大内宫阙（中路）两组宫殿中其主全建筑——崇政殿虽处于中路中轴玫中，但在整体中却处于偏西位置。以文溯阁为中心的西路建筑群建成后，弥补了这种“东重西轻”的缺陷，从而使盛京皇宫的建筑布局更臻完备规整和谐。西路宫殿是皇帝东巡时读书、舞文弄墨、休息娱乐之所。文溯阁设计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意，更遵五行学说布局立色配饰，整个建筑群设计亦是精巧细致，别具匠心，庭院活泼自然，装修雅致脱俗，把功能和艺术有机结合在一起且构思巧妙，显示出浓厚中原汉族传统文化气息极富静谧清雅的气韵。反映出康乾盛世封建文化高度发展的基本特征，与早期建筑的艺术特点迥然不同，不仅表现了满族文化的迅速进步，而且显示了满族在文化上的强烈进取精神。
清入关以后，盛京曾留一些太祖太宗遗物，如太祖绿皮云头旧履、龙虎将军剑、太宗鹿角椅、太宗鹿角椅、清宁宫糠灯，以及五百多面满文、蒙古文信牌、印牌等。顺，康、雍三朝除少量清初帝王御用弓箭等武备外，没有大量移送宫廷用品来盛京尊藏。乾隆八年五月十四日，乾隆上谕曰：“奉天乃我朝发祥之地，历朝实录俱应缮写满汉各一部送往尊藏……26从此开始从京师移送大量宫廷器物、图籍、珍宝至盛京皇宫“恭储”、“尊藏”。从《盛京内务府档》和《黑图档》记载来看，乾隆首次东巡以后，移送盛京皇宫物品日趋频繁，终乾隆之世，有时一年移送二十余次，每次少则几件，多则上千件，最多一次达十万件。移送物品大体有两类，一是圣容、玉牒、实录、圣训、玉宝、玉册、《满文老档》等皇家内府籍；二是各朝御用武备、兵器、卤簿、乐器、金、银、玉、瓷、珐琅等器及古玩、珍宝、书画、文化典籍。与此大规模入储相适应，崇谟阁、敬典阁、飞龙阁、翔凤阁应运而建，加之东西七间楼，到乾隆末年盛京皇宫已经是珍藏济济，蔚为大观，所储御用珍宝、宫廷文物已达十二万件，内府写本秘籍达数万册，使盛京皇宫成为清代三大宫藏之一。所藏“金匮石室”之秘藏，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艺术、文化价值而弥足珍贵，《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更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集大成者而为世人瞩目。这些典藏无疑充分显示了经过康乾盛世的清朝，社会生产的高度生产和文化的高度繁荣。
清人关后，由于满族的自身需要和“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27的客观实际，满族统治者“很快就学会了被征服民族的语言，接受了他们的教育和风俗”28.而儒学是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一直处于独尊的地位，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伦心的伦理道德观念一直是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和渗透力。也正是由于本民族的自身需要，清入关后迅速而全面接受了它，并由它取代了原始天命观的支配地位，成为本民族谨遵诚守的伦理观念，使他们的民族思想最高统治者下至最下层满族人民的行动准则，而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核心为“孝”的观念。顺治就认为：“自古平治天下，莫大乎孝，孝为五常百行之原。”29他撰述《教经衍义》就是要“务俾读者观感效法，以称朕孝治天子之意”30。所以清代诸帝都宣称“以孝治天下。”这种教还要通过祭祀祖先来表达。自崇德、顺治以来逐渐形成制度，设太庙、家庙、宗祠、家祭以时祭祀，同时对祖先陵寝按时祭扫，清也制定了四时致祭陵寝的制度。由于盛京是太祖、太宗“龙升之地”、“丰沛故里”，永陵、福陵、照陵在焉，故而清帝十分重视。世祖盛年早逝，其回归故里并谒祖陵的夙愿终未实现。康熙屡次宣称“敬天尊祖，所关至重至太”31。九年便“欲爷体皇考前志，躬诣太祖友祖太宗山陵以告成功，展联孝思”32，康熙三次东巡，谒陵礼成后入盛京大内宫阙，瞻仰先祖旧宫，缅怀先祖创业艰难及其丰功伟绩，并赋诗以记。康熙大力宣物天命，说：“惟天生圣，惟圣承天，我太祖创业之艰如彼而垂统之迹如此，岂非天实授之而克荷厥休者哉？33另一方面盛京旧宫“土阶俭朴示规模”，使他深深感受到了其先祖俭朴奋发的精神给他所树立的榜样，他在山海关前所发的“在德诚非易，临风更慨然”34的感慨有了明确的答案，即“在德不在险”从而我们可见他继承了太宗“唯德是辅”，把“天意”、“天理”寓于人事中，要求自己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做好人事，努力做到“有德”。他的“敬天——唯德是辅”、“有德”的思想发展脉络也极大地影响其后人。乾隆在东巡中写诗云：“乃知皇天唯德亲，桓桓谟烈告后人”35，“曰承曰启均予责，惟敬惟勤励以衷”36，清楚地说明了他坚信“皇天无亲，唯德是辅”的思想，认为继往开来正是他的责任，为此他必须“敬天、法祖、勤政、爱民”。乾隆根据“天命”、“敬天法祖”的观念，对“父火子纲”的“孝道”做了阐述和发挥。他在乾隆八年所作《盛京赋》中提出，在“以父母之心为心”、“以天地之心为心”、以“祖宗以之心为心”即是以祖宗的思想，即以“天”、“天命”的观念，奋发自强的精神和他们的战略，他们的“缔造宏观”为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规范。一方面清入关以后，特别是全国统一以后，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入主中原，要统治人数比本民族多得多，社会发展又处于先进地位的汉族，在不断努力吸收汉族传统文化并使自己成为这种文化的代表者的同时，也必须不断神化他们的创业者，把太祖、太宗的形象不断涂上“天命所归”的神圣灵光，以此抬高受新觉罗家族的神地位，证明其帝位的合理性和神圣性，从而从思想上巩固其统治地位。另一方面，随天下安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乾隆时八旗满洲“轻于武事”、“争趋文事”日渐严重，而且养成贪图安逸，竞相奢磨之风。随着本民族尚武精神的被侵蚀，乾隆深感“若惟事偷安，不知愧耻，则积习相沿，实于国势之隆替，甚有关系”38，所以他竭力倡导“以祖宗之心为心”，积极提倡祖宗的开拓进取奋发自强的精神以挽颓习。如何实现“以祖宗的开拓进取奋发自强的精神以挽颓习。如何实现“以祖宗之心为心”？乾隆在《盛京赋》中阐述说：“孔子曰：‘明乎郊社之礼，帝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宗庙帝尝之典，周先王继志述事这大经也……”39据《礼记》的解释，郊社会之礼所以事上帝也，帝尝之典为皇帝宗庙之典，亦包括上陵之制。这也就是说，谒陵，凭吊古战场，瞻仰旧宫和太祖太宗贵物、祭神、行围演武，等活动，“巡视盛京根本重地”，“省睹祖宗开创之艰难”，使参与谒陵的所有人员能获得更直接、具体、深刻的认识，更加深对“天”、对祖先的无比崇敬，“自必凛然于天命何以久膺，憬然于先泽何以善继”，振奋起民族精神，达到“必思开创之维艰，知守成之不易”的目的。40正是在“敬天法祖”、“以祖宗也心为心”思想的指导下，乾隆出于对太宗、太宗的神化和无比崇敬而加强对盛京旧宫的重建和维修；为“大表章而崇根本，恢重典以未来兹”，“以克笃先烈为心，以率由旧章为事”41，尊藏圣容、干宝于凤凰楼，建崇谟、敬典二阁以尊藏玉牒、《满文老当》、实录、圣训；移庙于大清门东并恭储玉册、玉宝、改建飞龙、翔凤二阁，东西七间楼等入储大量宫藏；为：“更有合周诗所谓溯涧文溯阁以庋藏《名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所以，”敬天法驻跸所、西路建筑和大题典藏入储的指导思想。
四
最高统治者的思想会决定着这一历史时代的整个面貌，而且会渗透到这个历史时代的一切领域中，也必然要决定建筑领域中建筑的形式与内容。努尔哈赤在“天”、“天命”的观念指导下，以开拓进取奋发自强的精神初步确立了，“皇权至尊”而产生了东路建筑；清太宗继续在“天”“天命”的观念指导下，强调“唯德是辅”，继续发扬开拓进取奋发自强的精神，初步确立了“皇权至尊”而产生了大内宫阙；乾隆在“敬天法祖”观念指导下，阐发“孝道”，提出“以祖宗之为心”，借以神化祖先奋发自强精神，力图挽回满族颓势，进一步加强思想统治而建东西驻跸和西路建筑。从几位满族统治者的思想观念看，不仅在“天命观”上一脉相承，而且不断丰富与发展。这一丰富与发展的过程也正是满族统治者及满族社会在努力保持自己独特文化的前提下不断接受汉族传统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迅速高度封建化的过程。正是处在这种急速变化的过程中，历史赋与作为精神化物质的盛京皇宫以独特的特点而使其在清前期思想文化和族满族思想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其特点是：
盛京皇宫东路、中路、西路分期建成，是一座积累式建筑。这座建筑群从入关前到入关后驻历了一个由少到多，由简朴到华丽，由不规范到规范的演变过程。和紫禁城相比，盛京皇宫的总全设计布局并没有严格按照“天子至尊”，国中立宫”、“阴阳五行，象天立宫”等一系列皇宫的总体布局中的东、中、西三路各自形成了贯空南北的中轴线虽彼此平行却又把三路建筑连成一体。三路建筑虽分期建造布局却一气呵成完整和谐。特别是三路建筑分别代表了“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皇太极南面独尊”和“康乾盛世”三个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基本特征，从建筑风格来看，盛京皇宫建筑群无疑是以建筑方式反映了满族政权和满族文化在坚持自己民族固有特点的前提下不断吸收其他民族先进文化而形成自己独特文化的历史进程。如前所述，盛京皇宫每一路建筑又和满族统治者的思想紧密相关，各个时期满族统治者的思想、政治制度；建筑形式与艺术风格如此严密对应，不仅反映了政治制度、建筑艺术上的变化，而且整体上反映了统治者思想变化与发展的轨迹。这一点是和北京帮宫不同的，也是历朝宫殿建筑中少见的。所以作为精神化的物质，盛京皇宫在清前期思想文化和满族思想文化中应占重要地位。
其二，乾隆在《盛京赋》中满怀崇敬与眷恋的激情描绘了盛京地区山川秀丽，物产丰博，民风淳朴，地灵人杰，讴歌了盛京皇宫的简朴、庄严肃穆，特别是讴歌了其中蕴涵的其先祖开拓进取奋发自强的精神，并从中得出“以祖宗之心为心“的思想方法和思想路线。盛京皇宫已经成为他所颂扬的创业精神的指代物和象征，成为形成他的这种思想方法和思想路线的出发点和源泉。而且据此形成一条对皇子、宗室王公、八旗臣民进行教育的完整的宗法教育路线。而这种思想方法、思想路玫和教育路线又被嘉庆颂为“爷仰窥以祖宗之心为心居其要，一言赅众理，传奕祀子子孙孙钦承勿替，大清景远隆长实系于此也”45是关系到大清江山“绵延亿万斯年”之大事。而且这种思想确实在乾隆以后起到了恶劣的影响。乾隆介导“以祖守之心为心”，旨在振奋民族精神，应该主在当时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但在变化了形势面前一切都按祖宗的思想和成例办事，就会束缚人们的思想，养成因循守旧、墨守成规的陋习，思想僵化，不思进取，反而阻遏了奋发自强开拓进取精神，而成为一种精神枷锁和桎梏，堵塞了了解认识世界的渠道，窒息社会发展的生同，严重阻碍了历史的进步，给社会带来恶劣的影响。
其三，正是“敬无法祖”、“以祖宗之为心”思想的指导下，乾隆帝始将大量反映清初诸帝活动和满族社会发展状况的“金匮石室”之秘藏、珍贵的文化典籍和御用文物、珍宝及档案入储盛京皇宫，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较真实的历史记录和实物例证。20世纪以来对这些典藏的研究，极大促进了清代历史、满学研究的发展，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也证明了盛京皇宫应在清前期思想文化、满族思想文化上应占有重要地位。
（资料来源：中华文史网编辑部。唐英凯，沈阳故宫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4页。
2《金史》。
3 4 5 6 7《清太祖高皇帝实录》。
8 9《满洲实录》。
10 11《清太祖高皇帝实录》。
12乾隆四十三年诗《大政殿六韵》，《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
13 14《清太宗实录》卷三，页三、页十。
15 19《清太宗实录》卷二三，页九、页十二。
16同上，卷五九，页二十。
17同上，卷四七，页二十二。
20《大清会典事例》，卷九五八。
21《黑图档》，428册。
22《清高宗御制诗四集》，卷九九0。
23《黑图档》，420册。
24《黑图档》，365册。
25 26《清高宗实录》卷一0六五，卷一九三。
27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0卷，198-199页。
28《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0卷，198-199页。
29 30《清世祖实录》卷九七，十三年正朋癸未。
31《清圣祖圣训》卷十，页十八~十九。
32《清圣祖实寻》卷三四
33 34康熙：《福陵颂并序》、《山海关并序》、《清圣祖御制诗文集》。
35 36乾隆诗《吕翁山》、《恭谒永陵》、《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
37 39乾隆《御制盛京赋》、《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
38 40 41《清高宗实录》卷一五一。
42乾隆《御制文溯阁记》、《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
45嘉庆：《再举东巡展谒三陵大礼庆成记》，《清文宗实录》卷三四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