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传统文化中,伦理道德与哲学政治是融为一体的,重视“以德治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正如18世纪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所称道的:“若论伦理与治国之术,他们(中国人)不仅资格最老,而且应居首位。”(《论各民族的风俗和精神》)王船山继承并弘扬了将伦理道德与哲学政治融为一体的传统,他在吸取前人一些优秀理论成果和批判宋明理学禁欲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不少极富创建性的见解,今天发掘它仍有一定现实意义。
一、把“德”作为治道之极致、治国之根本,同时又肯定“法”在治国中不可忽视的作用,倡导德治与法治本末相依、主辅结合王船山从总结传统的治国思想入手,指出传统治国之道的精髓在于重德教,这是“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的根本。他说,“治道之极致,上稽《尚书》,折以孔子之言,而蔑以尚矣。其枢,则君心之敬肆也;其戒,则怠荒刻核,不及者倦,过者欲速也;其大用,用贤而兴教也;其施及于民,仁爱而锡以极也。以治唐虞,以治三代,以治秦汉而下,迄于今,无不可以此理推而行也”。(《读通鉴论》卷末)也就是说《尚书》和孔子典籍所记载的“治道之极致”就是人君在治国中要兴德教,施仁政,即以德治国。这是“迄于今,无不可以此理推而行”的最高明的治国之术。进而,王船山又对“以德治国”的内涵作了精辟的概括。他说,“夫百王不易,千圣同原者,其大纲,则明伦也,察物也;其实政,则敷教也,施仁也;其精意,则台也,跻敬也,不显之临,无射之保也”。(《读通鉴论》卷13)人君在治国之中,只要真正做到“明伦察物”、“敷教施仁”、“台跻敬”,就可以实现“垂拱而治”、“以德王天下”。王船山还从分析德与法的关系中,得出“法以德立”的观点,进一步肯定德在治国中居于根本的位置。他说:“王者未尝不用刑也,而以罪而杀者安于其所宜杀,不敢望之上赦宥,而怡然就市,无怨也。”(《四书训义》卷37)他还说:“人君操刑赏以御下,非但其权也,所以昭大义于天下而使奉若天理也。”(《读通鉴论》卷27)这些话是讲,圣明的人君是需要运用刑罚的,但它必须以德教为基础和旨归,“德立而后道随之,道立而后政随之”。(《读通鉴论》)卷10)此外,王船山还从法律条科的有限性与人们行为的无方性之间的矛盾,要靠道德来解决它的角度,进一步论证“法以德立”的观点。他说,“夫法之立也有限,而人犯也无方,以有限之收法,尽无方之慝,是诚有所不能该矣。于是而律外有例,例外有奏准之令,皆求以尽无方之慝,而胜天下之残。于是律之旁出也日增,而犹患其未备”。这样做是解决不了“法之立也有限”与“人之犯也无方”的矛盾的,反而造成律不简刑不清的问题。他说,“律简则刑清,刑清则罪允,罪允则民知畏忌”,故“先王之将纳民于轨物而弭其无方之奸顽者,尤自有教化以先之,爱养以成之,而不专恃乎此”。(《读通鉴论》卷4)也就是说,只有加强道德教育,启发人们的自觉,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王船山在充分论证治国之道的精髓在于重德教的同时,作为一个关注现实的思想家也相当清醒地看到法在治国中的作用。他说,“治道之裂,坏于无法”(《读通鉴论》卷17),甚至提出“继于其乱,先以刑禁”(《黄书》),认为在乱世之时,更需要发挥刑罚的特殊作用。否则,“乱者不殄绝之,则终乱不已者也”。(《读通鉴论》卷26)他还从四个方面具体地论述法在治国中的作用。一曰维持社会秩序,“至于无法,则民无以有其生,而上无以有其民,故天下将治也,则先有制法之主,以使民知上有天子,下有吏,而己亦有以谋其生”。(《读通鉴论》卷30)二曰治理动乱,“法未足以治天下,而天下分崩离析之际,则非法不足以定之”。(《读通鉴论》卷23)三曰整饬吏治,“人君所恃以饬吏治,恤民隐者,法而已矣”。(《读通鉴论》卷27)四曰诅奸劝贤,“先王之制法,所以诅不肖之奸私,而贤者循之以寡过”。(《读通鉴论》卷23)王船山关于德与法关系的论述,虽未突破传统的德本法末思想,但他充分肯定了法在治国中的重大作用,认为德与法存在相辅相成的关系,特别是关于通过道德教育提高人们内在自觉来增强守法的外在自觉的见解是对传统德治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二、把“理欲合性”作为德教的根本原则,既坚持“性教一贯”,把德教作为完善人性的根本举措,又坚持“循情”、“顺性”,把德教从空洞说教落到实处如何发挥道德教育在治国中的核心作用,王船山遵循“理欲合性”的人性论原则提出:第一,要坚持“性教一贯”。在人性问题上,中国古代也如西方一样,存在着自然主义和德性主义两种基本主张。前者告子发其始,后者孟子开其端。但在中国,其主要倾向不是告子的“食色性也”的自然主义,而是德性主义。不论是孟子性善论还是荀子的性恶论,都是以德性为人性。王船山在人性问题上,既充分肯定了“性者生理”即人性是人类自然的生理属性,又特别强调人性最重要的内容是人的道德理性。因此,他认为道德教育要遵循“理欲合性”的原则,坚持“性教一贯”。所谓性教一贯,系指人性的最重要内容是道德理性,人性的完善要“待教而成”。他说,“性教原自一贯。才言性则固有其教,凡言教则无不率于性。事之合者固有其分,则‘自诚明谓之性’,而因性自然者,为功于天;‘自明诚谓之教’则待教而成者,为功于人”。(《读四书大全说》卷3)王船山在这里强调,同人的先天的生理机能和欲求相比,后天的道德理性,要“待教而成”,即要靠教育者去启发引导,故他称之“为功于人”。如何在道德教育中践履“性教一贯”。王船山认为“教之之功,在人自悟”。他说,“学之理”即“教之道”,其关键点在于启发受教育者的自觉,使其“致其知”、“进之善”,这是“善教者”的重要任务。教育者不能盲目灌输而应当敦促受教育者发挥主观能动性,使其“所未知者而求觉焉,所未能者而求效焉”,逐渐达到道德的自觉,从而造就“智达”、“德明”之才。(《四书训义》卷5)王船山把“自悟”的着力点放在“正志”上。他认为“道德意志是人们言行的指挥者和依据”,“志苟正矣,行乎百变之涂而不可夺者,持之之力也”。(《四书训义》卷25)“正其志于道,则事理皆得,故教者尤以正志为本”(《张子正蒙注》卷4)。所谓“正志”就是用道德原则培养锻炼受教育者的道德意志。他指出,如果不使受教育者具有追求“至善”的决心和意志,他们的行为就可能缺乏一贯性,而听凭感性欲望和环境的支使,形成不良的习性。而人性的完善是一个继之不绝、自强不息的过程,必须持之以恒,这就需要培养人们坚强的道德意志,只有“志一”而“勿乱”,才能自觉地“力不惮用”,“用而不诡其施”,“必求尽乎道”。王船山还指出,道德意志的锻炼,对道德信念的形成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王船山的道德信念就是“志于道”,即对天道之善的景仰和坚定的追求。他认为,坚定的道德信念只有在坚定的道德意志中体现出来,“诚可以自信矣,诚可以验之矣”。(《四书训义》卷9)2002年第5期萧起来:王船山“以德治国“思想的特色及其现实意义王船山提出的“进之之功,在人之自悟”,又把“自悟”的着力点放在“正志”上,与传统德教即人们甘心情愿去接受封建道德的灌输,遵守封建道德的要求,而不必去进行理性思考的蒙昧主义,是大相径庭的。第二,要坚持“循情”、“顺性”。王船山认为,人性并非空洞的观念和理论的抽象,作为人的本性,它必须通过人的情欲而现实地表现出来。因此,道德教育不能与人的情欲相悖。他说,“万有之情,不顺之则不动。百昌之气,不动之则不振。积习因循之染,不振之则不新。人情隐而为达之,天道堙而为疏之”(《诗广传》卷5)。即情欲是人们行为最原初的动力,道德教育不顺应人的情欲,就不可能取得预想的效果。因此,道德教育不能与人的性与情相冲突,应当相一致,要“循情”、“顺性”。王船山反对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教,认为这种禁欲主义的道德教育违背了人的自然性情,不仅是极其错误的,也是相当虚伪的,根本不可能被受教育者接受。他指出:“天地既命我为人,寸心未死,亦必于饥不可得而食、寒不可得而衣者,留吾意焉。圣贤之言,皆不可食、不可衣者也。今之读书者,以之为饥之食、寒之衣,是以圣贤之言为俗髡、妖巫之科仪符咒也,哀哉!”(《俟解》)当然,我们也不能把王船山的道德教育要符合、顺应自然性情误解为对人的情欲抱自然主义态度,让自发性情泛滥,而是要对人的“自然性情”进行引导,树立符合道德原则的好恶标准,这就是“导欲于理”。为什么要如此呢?王船山认为,人不是孤立的存在物,生活在社会中的人,总是要和自己的同类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关系和联系,在“万有不齐之民”之间,好恶利害必然有差别甚至形成对立,“利于甲者病于乙”,“上狠下怨”,因此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各种矛盾。王船山把这种现象称之为“辟”。他说,“唯用之有辟,故随其辟以为好恶”(《读四书大全说》卷1)。因此必须用道德来规范人们的行为。王船山认为,只有“导欲于理”,才能实现“君子敬天地之产而秩以其分,重饮食男女之欲而协以其安”。(《读四书大全说》卷1)。从船山的以上论述可以看到,他的“导欲于理”思想与他的“天理寓于人欲”思想并不矛盾。他的“导欲于理”的前提是承认并满足人的正当欲望。他的“性教一贯”和“循情”、“顺性”是他的“理欲合性”思想在道德教育中的具体运用。
三、以德治国,首先要以德治官,要从培养官吏道德个体的廉德、廉行入手,逐步实现官吏伦理群体的廉政鉴于官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居于特殊的位置,王船山把“官德”的培养作为“治国安邦”的关键。他说,“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彰也,可不戒与?”(《黄书·大正》)官场腐败就会“……政刑乱,朋党兴,廉耻丧,风俗靡,自非奸雄之媚众以窃国,几何事此而不亡?此治乱之枢机,不可不审?”(《读通鉴论》卷27)这表明他清醒地看到了“官之失德”,将导致社会混乱,邪气上升,腐败盛行,百姓遭殃,国家衰亡的严重后果。他还以人君为例,分析培养官德在政权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他说:人君威望的高低是社稷巩固与否的特别重要标志。一个在臣民中威望低,臣不用命,民怨沸腾的人君必将招来覆亡之祸。然而,人君威望的获得又必须以自身具有的善美的德行为基础,“德者,望之基也”(《尚书引义》卷1)。不仅如此,王船山还指出,若人君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对广大民众也有风化教育之效,有定民志、安民心的巨大作用。他说,“定民志存乎望,堪大业者存乎德。德其本也,望其末也,本末俱举,则始于无疑,而终于克任矣。”(《尚书引义》卷1)如何培养“官德”,王船山认为重点要解决“廉”的问题,要对官吏们进行廉德、廉行、廉政教育。所谓廉德,系指官吏个体道德情感上的廉耻心。王船山指出,君子无以廉修身洁己,就无从言及图治之道。只有从内正心、明志,做到“吾性清正,不受物之浊”,能正确对待功名利禄,才能在思想上筑起防止贪赃枉法、营私舞弊的防线。所谓廉行系指个体道德情感外化的清廉行为。王船山认为廉行较之廉德更为重要。看一个人道德是否高尚,不是看他说得怎么样,而是看他做得怎么样,廉行是判断一个人是否真正廉德的试金石。但二者又是相互依存的,王船山说,廉德与廉行“内外交养,缺一边则不足以见圣”。(《读四书大全说》卷5)所谓廉政,系指官吏伦理群体的和谐,它是以社会的“清明公正”为标志的。王船山说,“论官常者曰:清也,慎也,勤也,而清其本矣”。(《读四书大全说》卷10)也就是说,清即廉政,同慎即谨慎、勤即勤政相比较,它是吏治的根本。关于廉德、廉行与廉政的关系,王船山认为,一方面道德个体的廉德、廉行只能洁己自好,而社会伦理群体的廉才能实现为政的“清明公正”,另一方面道德个体的廉德、廉行又是社会伦理群体廉政的条件和基础,倘若官吏们都能从内正心明志不受“物之浊”,在个人独处的时候也能自觉遵守道德原则就一定能形成“恶之叛善而去”、“清明公正”的政治环境。关于培养官德的基本途径,王船山特别强调“求诸己”。“求诸己”,这是儒家的传统观点,这个概念首先是孔子提出来的。孔子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它既是一个政治概念,又是一个道德原则。其意为,一方面是指人君与大臣应严格要求自己,时刻注意自己的思想和品德修养,以身作则,为民表率。另一方面是说,人君与大臣在治国过程中,遇有挫折与失败,应着重反省自己的过失,而不可将责任全部推给下属,要“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王船山从政治实践上具体论述了“求诸己”的积极意义。他指出,人君能够从思想道德上严于“求诸己”,就会实行“简政省刑”的宽民政策,同时,对吏民也能起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如何“求诸己”?一曰学习,要加强道德学习和道德修养。王船山说,“学以聚之,思以通之,智以达之,礼以荣之,集义以昌其会,居敬以得其神,备物以通其理,天下皆仁,而吾心皆天下矣”。(《读四书大全说》卷5)也就是说,只有使官吏们以仁义礼智信为内容的思想道德水准提高了,才能在思考和处理国家大事时,自觉地做到“求之心,求之身”。二曰践履,王船山以宋太祖勒石昭后嗣为例阐明在“求诸己”的问题上行较之知更为重要。他说,“太祖勒石,锁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读,其戒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孙;二不杀士大夫;三不加农田之赋。呜呼!若此三者,不谓之盛德也不能,德之盛者,求诸己而已。”王船山把宋太祖称之为“盛德”,而对那种“舍己而求诸人”,斥之为“凉德”。在王船山看来,人君只有既在认识上又在行动上“求诸己”,才能实现“仁覆天下”,以德化民,从而达到天下大治的效果。
四、船山的以德治国思想中一些极富创建的见解,是至今仍活着的文化生命,有着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王船山作为传统的“以德治国”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大大地弘扬了传统道德中于今仍有活力和价值的部分,其突出之点为:
第一,王船山关于德与法要主辅结合、本末相依的见解,既弘扬了传统的治国之道的精髓在于重德教,又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传统的把德与法相割裂的片面性,对我们深入理解江泽民“以德治国”方略有启迪意义。王船山关于德治为“治道之极致”是对传统的“为政以德”思想的继承;他的关于德治是“迄于今无不可以此理推而行也”的论断是对历朝历代成败兴衰的历史经验的总结,至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芒。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经验证明德治仍是“迄于今无不可以此理推而行也”。毛泽东倡导的延安精神、张思德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曾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民向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伟大目标而不断努力奋斗。当前,如何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互协调发展,防止和克服一手硬、一手软;如何在深化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形成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共同理想、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防止和遏制腐朽思想和丑恶现象的滋生蔓延;如何在扩大开放、迎接世界新科技革命的情况下,吸收外国优秀文明成果、弘扬祖国传统文化精华,防止和消除文化垃圾的传播,抵御敌对势力对我“西化”、“分化”的图谋,这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必须认真解决的历史性课题。这个新的历史性课题表明思想道德建设,直接关系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兴衰成败;关系到我们党执政地位能否经受住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考验;关系到中华民族在21世纪进步和发展的未来命运。江泽民提出的“以德治国”方略,可说是解决这一历史性课题的正确决策。当然,江泽民的“以德治国”方略与王船山的“以德治国”思想有着质的区别,尽管王船山克服了传统的割裂德法关系的片面性,但他的德本法末思想仍是不科学的。而江泽民的“以德治国”方略是建立在“德治”与“法治”有机结合的基础上,强调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两个方面都要硬。
第二,王船山关于德教要坚持“性教一贯”原则和“循情”、“顺性”的方法的见解,对我们加强和改进思想道德教育有借鉴意义。王船山关于人性并非空洞的观念和理论的抽象,作为人的本性,它必须通过人的情欲而现实地表现出来,道德教育王船山“以德治国“思想的特色及其现实意义。“性教一贯”、不“循情”、“顺性”,就不能取得预想效果的见解,是他的“有欲斯有理”和“导欲于理”的理欲观在道德的价值导向上的运用。在这方面我们既吃过重理轻欲的苦头又有过重欲轻理的教训。建国后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在道德价值导向上自觉或不自觉地存在重理轻欲的倾向,抽象地高扬共产主义道德,轻视发展社会生产力和人民大众不断增长的物质需要,此种倾向在“文化革命”期间发展到了极端,造成了“穷光荣”的社会心理,为此我们付出了贫穷落后的巨大代价。改革开放来,又出现了“一切向钱看”,只讲个人私欲而无视道义,唯利是图,见利忘义的现象。这样的道德价值导向,严重扰乱了正常经济秩序,妨碍了现代化建设。如何纠正在道德价值导向上“左”的或“右”的偏差呢?依据“性教一贯”和“循情”、“顺性”的理论,既注意不忽视大众的欲求,又要注重对大众欲求进行正确的道德价值导向,当前关键是正确坚持集体主义道德价值导向。这种集体主义道德价值导向体现了外在的功利价值和内在的精神价值的统一,功利原则和道义原则的统一。坚持好这“两个统一”,将使新时代的思想道德教育更集中地体现精神文明建设的性质和方向,更有力地促进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第三,王船山关于“以德治国”,首先要“以德治官”的见解,对当前正在进行的反腐败斗争有一定参考价值。从理论上讲,任何授权关系都存在着权力被代行者非合理使用的风险,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讲腐败的要害和核心是权力腐败。鉴于官吏们居于特殊地位,防止和反对权力腐败就成了治国中需要重点解决的重大课题。如何预防和反对权力腐败,建立科学的权力结构,强化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固然重要,但自律即以德治官从一定意义上讲更为急迫和重要。当前相当部分干部道德观念异化、道德价值弱化、道德实践虚化,这是腐败滋生蔓延的一个重要原因。王船山三百多年前讲的要对官吏们进行廉德、廉行、廉政教育,对我们今天加强“官德”培养的参考价值是不言而自明的。
（文章来源：《衡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2年第23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