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被迫打开国门，中外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也出现了新的形势。晚清中外文化交流既有西学东渐，也有东学西传。来华的外国传教士、学者、外交官以及少数中国学者，充当了向域外传播中华文化的媒介。中国古代典籍、文学作品以及中国人的风俗习惯，通过各种不同的文化传播方式被介绍到欧美及日本等地，使中华文化的外播出现了新的局面，取得了超越以往的成绩。本文拟就中华文化在晚清时期的外播情况谈一些浅见，以就教于诸位方家。

一、域外汉学研究及其对中国典籍的介绍

鸦片战争前，欧美国家已经有不少人员来过中国，或多或少地带回一些关于中国的信息和资料，对中国民族及其历史文化的介绍在一些国家中开展起来，曾经引起欧洲人的关注。然而，就总体情况而言，鸦片战争以前域外关于中国的介绍仅仅是初步性的，介绍的内容有限，成果不丰。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闭关大门被打开，与世界各国发生了广泛的联系。各国的殖民者、冒险家、传教士、商人、旅行者等联翩渡海来华，通过不同的途径获取了更多的有关中国方面的资料，为欧美国家的汉学研究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法、英、德、俄、美等国家的官方和民间，为了实现政治和商业利益的需要，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的关注及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研究。

法国是欧洲开展汉学研究最早的国家之一。鸦片战争以后，法国的汉学研究亦有新的发展。初时，巴黎法兰西学院于1815年（嘉庆二十年）创设汉学讲座。1818年（嘉庆二十三年），法、德汉学家又在巴黎成立了亚细亚协会。法国汉学家雷慕沙在这两个机构的创设过程中起了重大作用。鸦片战争后，法国又成立了一些新的汉学机构，分布在法国国内外。国内有东方现代语学校、中央亚细亚历史地理考古学讲座等。国外的机构主要设在远东地区，在中国有以上海徐家汇、河北献县为中心的天主教组织；在越南则有河内远东法兰西学校。前者收集汉学资料，从事汉籍之研究及译述；后者亦为法国东方学研究之重要机构。继雷慕沙之后，法国影响较大的汉学家有儒莲、顾赛芬、沙畹等学者。

儒莲（Stanislas  Julien 1798——1873，嘉庆三年至同治十二年），巴黎法兰西学院汉学讲座教授，研究中国文化达数十年，著述颇丰。晚清学者王韬对他评价甚高，称其“在国中译习我邦之语言文字将四十年。于经史子集，靡不穷搜遍览……所译《太上感应篇》、《蚕桑辑要》、《老子道德经》、《景德镇陶录》，钩疑抉要，襞襀条分，駸駸乎登大雅之堂，述作之林矣。癸申以来，……潜心内典，考索禅宗，所译如《大慈恩寺三藏大法师传》、《大唐西域记》，精深详博，殆罕比伦。于书中所载诸地，咸能细参梵语，证以近今地名，明其沿革”。[①]

顾赛芬（Seraphan Couvreur 1839—1919，道光十九年至民国八年），1853年（咸丰三年）入耶稣会，1870年（同治九年）来华，为直隶河间天主教会神甫。他嗜古典，能文章，究心于汉学。曾编《法华字汇》、《汉法大字典》，法译中国诏令、奏议、公文等文献多种。其最重要的贡献是把《四书》、《诗经》、《礼记》、《春秋左传》、《仪礼》等儒家经典译成法文。

沙畹（Emmanuel Edward Chavannes 1865—1918，同治四年至民国七年），法国里昂人。曾于1889年（光绪十五年）来华，任使馆译官，探访兴京、清陵等地，考察史迹，归国后任巴黎法兰西学院汉学讲座教授，并主办《汉学杂志通报》。沙畹的代表作是《司马迁史记》。这是《史记》西文译本较好的一种。书分5册，译至“孔子世家”而止。译文流畅，且有丰富之注释，颇见其汉学功力。他著有《两汉时代之石画像》、《北华访古录》、《泰山志》、《中国摩尼教考》、《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译注》、《中国佛藏中五百故事选》等多种。论者评价他“著述教授，巍然为欧洲汉学泰斗。”[②]

英国的汉学研究虽然迟于法国，但在鸦片战争以后发展较快，呈后来居上之势。牛津大学自1876年（光绪二年）始设中国语文讲座。12年后，剑桥大学亦设汉学讲座。伦敦大学也附设东方语言学校，曼彻斯特大学有专门讲授中国 历史的 教授。伦敦成立有英国皇家亚细亚学会，发行学会会报，刊登研究汉学之论文、讲稿、杂记等。其研究者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传教士，如理雅各、苏熙洵等，一是外交官，如威妥玛、翟理斯等。

理雅各（James Legee 1815—1897，嘉庆二十年至光绪二十三年），苏格兰人，毕业于阿伯丁学院，1837年（道光十七年）后始习华语。1839年开始了他的海外传教生涯。先在马六甲居住，任伦敦会在该地办的英华书院院长，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随书院迁至香港。70年代回国，在华时间长达30余年。归国后在牛津大学担任中国语文讲座的首 任 教授。作为一名汉学家，理雅各的主要贡献是主持开展了中国古代典籍的英译工作。从19世纪40年代中期起，理雅各开始研究和英译中国古代典籍的工作。从1861年（咸丰十一年）出版的《四书》第1卷起，在此后25年间，陆续翻译出版的典籍有《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书经》、《春秋》、《礼记》、《孝经》、《易经》、《诗经》、《道德经》、《庄子》等著作，取名为《中国经典》。其中有的刊于香港，有的刊于欧洲。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中国典籍的顺利翻译刊行，与中国学者王韬的大力协助密不可分。关于关于王韬助译儒学经典之事，将在下文提及。

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 1818—1895）是英国外交官兼汉学家，曾担任英国驻华公使，参与对华交涉活动。威妥玛在华的外交活动、政治活动固然不足为训，但他在汉学研究方面的工作则不应忽视。他是剑桥大学汉学讲座的教授，著有《寻津录》、《语言自迩集》，编有《英汉字典》。所创汉字罗马字拼音方法，为研究汉学的外国人沿用了很长时间。

在德国，东方学虽然有着悠久的学术传统，但是东方学中的汉学发展薄弱，只是东方学者所兼任的一个副业，以致有人把德国汉学称为“业余爱好者的汉学”。[③]这种情况一直保持到德国统一以前。统一以前的德国汉学处于从“兼习副业”到成为独立学科的过渡之中。较有影响的人物有威廉·硕特、G·嘎伯冷兹。

威廉·硕特（Wilhelm Schott, 1807—1889），早年在哈勒学习神学和东方语言，尤嗜汉学。1826年（道光六年），他写成论文《论中国语言的特点》，并取得博士学位。1832年（道光十二年），威廉·硕特出任柏林大学满文、阿尔泰语、芬兰语教授，兼授汉学。1840年（道光二十年），他翻译出版了《御书房满汉书广录》，附加德文解释。此后，他还出版了《中国文学述稿》、《哈拉契丹——西辽》等著作。他以这些成果被誉为“德国学术性汉学的奠基人”。[④]

G·嘎伯冷兹（Georg Vonder Gabelentz,1840—1893）也是19世纪德国的著名汉学家。1876年（光绪二年）他以翻译和研究中文和满文本的《太极图说》而获得博士学位，曾在莱比锡大学任东亚语言讲座的教授。《中国文言语法》是他的代表作，对古汉语语法作了初步研究，开西方汉学界研究中文语法的先河。

德国统一后，加紧了对东方的扩张，汉学研究也受到官方和民间的高度重视。1887年（光绪十三年）10月，柏林大学成立了东方语言研究所，为外交部和商界培养人才。从1887年到1912年（民国元年），大约培养出480多名掌握中文的人材。1909年（宣统元年）汉堡殖民学院设立东亚语言和历史讲座，著名汉学家福兰阁出 任 教授。尽管如此，在1912年以前，德国学术性的汉学学科还是人们所要求实现的一种愿望，并未从东方学中独立出来。1912年柏林大学设立汉学讲座，成立了汉学研究所，这标志着关于中国学的教学和研究从普通东方学、亚洲学及普通语言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荷兰学者、莱顿大学高延受聘为首 任 教授兼所长。

俄国是与中国接壤的国家，很早就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随着沙俄势力向东方扩张，俄国对汉学的研究也开展起来。鸦片战争以前，俄国的汉学研究以在华传道团为中心。1828年（道光八年）在莫斯科附近的喀山大学设蒙古语讲座，以后开设了汉语文讲座。未久，蒙汉文讲座迁移到彼得堡。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俄国在海参崴创设东方语学校，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增设东亚学院，作为研究和培养人材的重要机构。19世纪下半页，俄国汉学界最有名的学者是瓦西里耶夫。

瓦西里耶夫（Pavlovitch Vasilev 1818—1900）毕业于喀山大学，初治佛学。1840年（道光二十年）随第12届东正教传道团来华，1851年（咸丰元年）回俄国。翌年任喀山大学满语及汉语教授。1855年（咸丰五年）任彼得堡大学 东方学系 教授，1886年（光绪十二年）当选为俄国科学院院士。瓦西里耶夫通晓包括汉文、满文、蒙文、藏文及梵文、朝鲜语、日语等在内的多种东方语言，著述颇丰，主要有：《十至十三世纪中亚细亚东部的历史和古迹》（1859，咸丰九年）、《元明两代的满洲》（1863，同治二年）、《中国的穆斯林运动》（1867，同治六年）、《清初对蒙古人的征服》（1868，同治七年）、《东方的宗教：儒、释、道》（1873，同治十二年）、《中国文学概要》（1880，光绪六年）、《亚洲的现状·中国的进步》（1883，光绪九年）、《中国的发明》（1900，光绪二十六年）等。此外，他还编写了第一部华俄辞典《汉字检字法》。瓦西里耶夫对中国文化有独到的见解。他一方面高度评价中国文化，指出：“可以确信，中国具有达到思想进步、工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最高点的一切能力”；[⑤]另一方面，他也看到传统儒学存在的消极的一面，说：“当儒家优秀的书籍从研究课题变成祭祀和盲目崇拜对象的时候，就成为有害的了”。[⑥]

此外，伊凡诺夫斯基（A·O·Ivanovshii 1863—1903，同治二年至光绪二十九年）也是俄国汉学界有影响的人物。他于1885年（光绪十一年）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东语系，通晓汉、满、蒙、藏文字，任教于彼得堡大学。1889至1891年（光绪十五年至光绪十七年）曾到中国东北作过调查，对中国满族颇有研究，编著有《满洲文献选编》、《满洲研究》等书。

美国是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其注意中国及汉学视欧人为晚。19世纪前半期，仅有少数来华的美国传教士如卫三畏等，收集了一些关于中国的文字资料，辑成《中国总论》，对中国作了概要的介绍。南北战争以后，美国的汉学研究有了长足发展，成立研究机构，罗织汉学人材，形成后来居上之势。如在哥伦比亚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等高等学府，都开设了远东语文科，或中国学课程，聘请国内及国外的汉学家、东方学家执掌教席。如哥伦比亚首 任汉学 教授为德国学者夏德。与夏德同时在该校讲授东方学的还有德国学者劳佛尔。加利福尼亚大学则于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聘请英国传教士、对中国官方翻译西书贡献甚大的傅兰雅到该校任教。傅氏开设了中国史、日本史、中日语言、中国和日本对外贸易、中国和日本的宗教和哲学、中国古典文学、中国文言文和官话等课程。借材于域外是美国汉学研究能够后来居上的一个重要原因。此期的美国汉学界主要研究成果有：夏德著《中国和罗马人的东方》（1885，光绪十一年）、《古代的瓷器》（1888，光绪十四年）、《论中国艺术的外来影响》（1896，光绪二十二年）、《中国的铜镜》（1907，光绪三十三年）、《周朝末年以前的中国古代史》（1908，光绪三十四年）；劳佛尔著《汉朝的中国陶器》（1909宣统元年）、《中国耶教艺术》（1910，宣统二年）等。劳佛尔的《中国古玉考》广泛搜罗中国古玉，旁征博引，以考古方法寻绎古今玉之演进，以玉器为中心资料说明中国古代文明与礼教的发展，颇有创获。

除了以上提到的国家外，在瑞典、荷兰、奥地利、匈牙利等国，也都存在着一些汉学研究机构及讲授汉学的学校，集中了一定数量的中国学学者，也是不可忽视的研究介绍中华文化的域外媒介。

总之，鸦片战争以后，由于中外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欧美各国普遍加强了对中国民族及文化的研究，研究队伍的扩大、研究机构的增多以及研究成果的不断告世，使域外汉学有了较快的发展。从发表的研究成果来看，涉及到的范围相当广泛，包括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术、宗教、文艺、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及少数民族等诸多方面；既有历史的考察，又有现状的分析，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已经超过鸦片战争以前的状况。无庸置疑，域外的汉学研究机构是晚清中国文化外传的重要途径。然而，需要指出的是，鸦片战争后的域外汉学机构存在着复杂的情况。那些属于欧美列强的官方或半官方机构，大都服务于各国列强的殖民主义侵华政策。即便是民间学术机构，也不免要受官方对华政策的影响。它们的研究成果有的能够比较客观地介绍、论述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有的则受“欧洲中心”论、种族优劣论的影响，带有深刻的种族偏见。再加上欧美各国的汉学机构、汉学及东方学的刊物数量极少，介绍中国的作品只在少数有关人员的范围内流行，中国文化在这些国家的正面影响是非常有限的。

二、中国传统文学作品的外播

晚清时期，中国传统文学的发展进入了从古代向近代转变的关键时期，中外文学交流空前活跃。在此期，一方面中国学者源源不断地引进、翻译了大量欧美及日本的小说及文学作品，使国人眼界大开；另一方面中国的古典文学作品及晚清时期的作品，不断被人介绍到海外，在欧美、日本、朝鲜等国家和地区广为流传，向世界各民国人民展示着中华文化优秀成果的无穷魅力。

（一）      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在日本的传播

明治维新以前的日本十分注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中国古典文学，如诗词、散文、小说尤其受到日本官民的欢迎。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仅传入日本的中国小说就有《三国演义》、《水浒传》、“三言”、“二拍”等诸多种类，流传于日本的儒者、町人中间。近代开关以后，尽管欧风美雨涌入日本，影响了日本的发展方向，但不少日本士民对中国古典文学依然饶有兴趣。明治初年，江户时代翻刻过的中国小说，仍在继续出版。不少书屋都在经营销售中国书籍。有关记载表明，从1869年到1886年间，日本训点翻刻的中国小说有：

《小说粹言》2册，奚泽主人（氵尺                                                                                                                                                                                                                                                                                田一斋）译风月堂版的再刻，须原屋茂兵卫版（1869年，同治八年）。

《劝惩绣像奇谈》第1编2册，服部抚松纂评，九春社版。服部抚松从《今古奇观》中选出《三孝廉让产立高名》、《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王娇鸾百年长恨》、《李汧公穷邸遇侠客》等四篇附上训点印行（1883年，光绪九年）。

《妖怪府》1册，加藤铁太郎译，骏骏堂版，《牡丹灯记》等篇训点本（1885年，光绪十一年）。

《通俗演义三国志》8册，永井德邻和解，须原屋茂兵卫版（1878年，光绪四年）。

《第五才子书水浒传》17册，成岛柳北阅，怕悦堂铜版（1883年，光绪九年）。

《原本译解金瓶梅》3册，松村操翻译，望月诚版，依读本体意译（1882年，光绪八年）。

《儒林外史》1册，高田义甫训点，同人版（1880年，光绪六年）。

《评点五色石》4册，服部诚一评点，有邻堂版（1885年，光绪十一年）。

《情史钞》3册，田中正彝抄录，内藤传右卫门版，录自《情史类略》（1879年，光绪五年）。

《艳情笑史》1册，真岛与敬编，赤泽政吉版；从《情史类略》中选出《南都妓》、《江情》等篇。

《艳情奇观》1册，鹿又堂编，小泉堂版，收录《美人谱》、《鸳鸯牒》、《黛史》、《十眉谣》、《艳体联珠》等篇。

此外还有《肉蒲团》、《唐土名妓传》、《虞初新志》等江户刊本的再刻。[⑦]

至于《红楼梦》在日本的影响，在明治时代也进一步扩大了。日本流行的《红楼梦》最早的刊本是1791年（乾隆五十六年）刻成的“程甲本”。“程甲本”刊行两年后即1793年（清乾隆五十八年，日本宽政三年）冬，有9部“程甲本”的《红楼梦》由贸易商从南京运到日本长崎。这是现在所见《红楼梦》流传到日本的最早记录，也是《红楼梦》流传到国外的最早记载。随着《红楼梦》早期刻本的东播，日本读者开始阅读和研究这部中国文学名著。明治时代，《红楼梦》在日本的影响进一步扩大。自从1877年在日本东京开设了清朝公使馆，东京的外国语学校开始重视北京官话，而把《红楼梦》用作教材，扩大了这部名著的读者范围。诸如大河内辉声、森怀南一类与中国驻日外交官深有交往的日本文人，都是《红楼梦》的热心读者。1878年（清光绪四年，日本明治十一年），黄遵宪曾与大河内辉声等人有过一次关于《红楼梦》问题的笔谈。

黄遵宪说：“《红楼梦》乃开天辟地、从古到今第一部好小说，当与日月争光，万古不磨者。恨贵邦人不通中语，不能尽得其妙也”。

日人桼园说：“《红楼梦》写尽闺阁儿女性情，而才人之能事尽矣。读之可以悟道，可以参禅；至世情之变幻，人事之盛衰，皆形容至于其极。欲谈经济者，于此可领略于其中”。

大河内辉声说：“敝邦呼《源氏物语》者，其作意能相似。他说荣国府、宁国府闺阁，我写九重禁庭之情，其作者亦系其才女子紫式部者，于此一事而使曹氏惊悸”。[⑧]

由上可见，尽管《红楼梦》传入日本要比《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小说晚，但深受日本士人的重视，所得评价非同凡响。有观赏即有研究。1892年（光绪十八年）11月，森槐南在《早稻田文学》第27号上发表了《红楼梦论评》，表明了日本学者已经把《红楼梦》纳入了研究的范围。这也是晚清中国文学在日本流传产生影响的一个例证。

（二）      中国古典文学在欧美的传播

晚清以前，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已经传入西方国家，如《诗经》、《赵氏孤儿》、《灰栏记》等作品被译成西文，流行于欧洲国家，只是数量不是很多。鸦片战争以后，更多的文学作品被译为西文，西渐欧美。像《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聊斋志异》等著名古典小说，大体都是在这一时期传入西方国家的。

俄国是《红楼梦》传入时间最早的欧洲国家。《红楼梦》早期的一个抄本在1832年（道光十二年）被一位名叫帕维尔·库尔梁德采夫的俄国人带到俄国。其时，库尔梁德采夫在1830年（道光十年）作为大学生随第11次俄国东正教使团来到中国，两年后因病离开北京。他带走的《红楼梦》抄本，是俄国，大概也是欧洲的第一部曹雪芹的抄本了，意义非凡。这个抄本题名《石头记》，全书共60回，无署名。据前苏联汉学家孟列夫、李福清研究初步确认：“此抄本接近于现存抄本中最早的一个抄本——1754年（乾隆十九年）的抄本。这一事实也有利于我们的设想，这样就不排除此抄本是在18世纪70—90年代之间抄写的可能性”。[⑨]该抄本收藏于前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1962年为李福清所发现。1985年中、苏两国学者对这一抄本进行了共同研究，并在1986年由两国共同影印出版这一稀世珍本，这是红学界的一件大事。19世纪40年代，《红楼梦》开始被译成俄文。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俄国出版的《祖国纪事》杂志第26期曾刊载《红楼梦》第1回的片段译文，译者是柯万科。但俄文全译本直到1958年才由帕那秀克完成，这已是百余年以后的事了。

《红楼梦》最早被译成英文是在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是年，宁波出版的《官话汇编》登载了《红楼梦》第六回的片段英文译文，译者是英国驻中国宁波领事馆领事罗伯特·汤姆（Robert Thom, 1807—1846，嘉庆十二年至道光二十六年）。较早系统英译《红楼梦》的也是一位名叫赫·本克拉夫特·乔利（H·Bencraft Joly, ?—1898年）的英国外交官。他曾经出任英国驻澳门领事馆副领事，把《红楼梦》前56回译成英文，于1892—1893年（光绪十八年至十九年）由香港出版。这个译文并不十分出色的译本是《红楼梦》最早的英文译本。

在德国，最早介绍、研究《红楼梦》的是柏林大学 东方语言 教授威廉·格鲁贝（Wilhelm Grwbe, 1855—1908，咸丰五年至光绪三十四年）。这位德国著名汉学家曾在1897—1899年（光绪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间在北京从事研究工作。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他撰写的《中国文学史》出版，介绍了包括《红楼梦》在内的一些中国古典小说。他写道：“《红楼梦》是17世纪出现的一部小说，它的作者是名叫曹雪芹的人。这部小说无疑是中国小说文学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是一部充满美妙细节的长篇爱情故事。小说篇幅十分庞大，即使概要地叙述它的内容，也会超过这一节的字数限制”。[⑩]然而，作者却把《红楼梦》等名作安排在该书最后一章，列入“戏剧与散文”的标题之下。这表明作者并未真正理解和认识《红楼梦》等中国小说的内容实质。直到卫礼贤（德国汉学家）的《中国文学》在1926年出版后，德国学界对《红楼梦》的研究才提高了一步。德国学者对《红楼梦》的翻译也是在20世纪20年代末才开始的。1929年，法兰克福出版的《中国学》杂志发表了《红楼梦》片段的德文译文（节译了其中第21、第22两回），成为《红楼梦》最早的德文译文。

《水浒》在西方国家流传也始于鸦片战争以后，先译介于法国、德国，其次流行于英、美等国。

最先翻译《水浒》的西人是法国汉学家安托尼·巴赞（Antoine Bazin, 1799—1863，嘉庆四年至同治二年）。1850—1851年（道光元年至咸丰元年）他节译了《水浒》前六回中的鲁智深的故事和第23至31回有关武松的故事。1853年（咸丰三年）他又在自己编著的《现代中国》一书中收录了三节译文：一节是金圣叹托名施耐庵写的序，另两节是有关九纹龙史进和花和尚鲁智深大闹五台山的译文。不过，在很长的时间里，法文全译本的《水浒》一直没有译出及出版。直到120多年后，即1978年，《水浒》的法译全本才由法国葛利玛七星出版社出版发行。《水浒》开始在德国流传也是在晚清时期。威廉·格鲁贝所著的《中国文学史》及爱德华特·艾尔克斯的《中国文学》等书，都简要地介绍、评论过这部名著。卫礼贤的《中国文学》一书中有专门关于《水浒》的介绍，指出：“在本质上，《水浒传》是一部道德反叛的古典作品。全书的主题是：政府的腐败是盗贼蜂起的根源，一个善良的强盗比一个凶恶的官员要好。通过这一主题，全书闪烁着中国人民群众的精神风貌和他们反抗一切不公正及压迫的光芒。这是这部作品巨大成就的基础”。[11]作者的这种评论基本上是正确的。德文译本的《水浒》出现于20年代以后，比法文译本的出现要晚70余年。《水浒》的英文译本也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1923年，英国汉学家翟理思译著的《中国文学史》录有《水浒》片段译文，内容取自“鲁智深大闹五台山”一回。20世纪30年代美国女作家赛珍珠译成《水浒》全书 70回，取名《四海之内皆兄弟》，于1933年在纽约出版。

《西游记》是我国文学史上影响最大的神话小说，备受西方人士的关注，译介较为及时。19世纪中叶，法国汉学家泰奥多·帕维把《西游记》中的第九回（“陈光蕊赴任逢灾，江流僧复仇报本”）和第10回（“游地府太宗还魂，进瓜果刘全续配”）译成法文。第九回译文题名为《三藏和尚江中得救》，第十回译文标题为《龙王的传说：佛教的故事》。译文皆刊于巴黎出版的《亚洲杂志》（亦称《亚洲学报》，由亚细亚学会主办）。1912年法国学者莫朗编译的《中国文学选》一书出版，收录了《西游记》第10、11、12三回的译文。12年后，即1924年，莫朗译成《西游记》百回选译本，取名《猴与猪：神魔历险记》，当年在巴黎出版。这是出现最早的较为系统的《西游记》法文译本。

《西游记》同样在英美得到传播。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上海北华捷报社出版了塞谬尔·伊塞特·伍德布里奇（Samuel I ·Woodbridge, 1856—1926，咸丰六年至民国十五年）翻译的《西游记》片段，取名《金角龙王·皇帝游地府》，内容选自该书通行本“老龙王拙计犯天条”回和“游地府太宗还魂”回。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亚东杂志》第4卷刊登了题为《中国的仙境》的译文，内容取自《西游记》的两段情节。译者署名为詹姆斯·韦尔。此外，汉学家翟理思的《中国文学史》一书中有《西游记》第98回的一段译文。大致来讲，晚清时期传入欧美各国的《西游记》译文多是一些情节片断，该书系统的翻译是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

有我国“四大奇书”之一称誉的《金瓶梅》，也是在晚清时期被介绍到欧美国家的。1853年（咸丰三年）法国巴黎出版了汉学家巴赞的《现代中国》一书，其中有一篇题为《武松与金莲的故事》，即译自《金瓶梅》第一回。这是目前发现最早的《金瓶梅》的西文节译本。1912年（民国元年）法国巴黎夏庞蒂埃与法斯凯尔出版社出版了由莫朗翻译的《金瓶梅》法文节译本，共计294页，这是该书最早的西文节译本。德国汉学家大都重视对《金瓶梅》的研究。格鲁贝、福尔开、卫礼贤等学者所著的中国文学史、中国文明史中都介绍过《金瓶梅》。《金瓶梅》德文全译本出版于1930年。译者是弗朗兹·库恩，由德国伊泽尔出版社出版。出版后即被转译成英、法、荷兰、芬兰、意大利、瑞典、捷克、匈牙利等国文字，在欧美各地广为流传。

《聊斋志异》是在西方国家流行较早的一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鸦片战争后，单篇的英、法、俄文《聊斋志异》先后告世。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美国传教士卫三畏编辑的《中国总论》第一卷，收录了《种梨》和《骂鸦》两篇英文选译。这是《聊斋志异》最早的英文单篇译文。1867年（同治六年），英人迈耶斯（William Freelerick Mayers, 1831—1878，道光十一年至光绪四年），也发表了《聊斋志异》的单篇译文《酒友》。他还翻译过《嫦娥》、《织女》等篇章。曾当过英国领事馆的艾伦（Clement Francis Romilly Allen, 1844—1920，道光二十四年至民国九年）编译《聊斋志异故事选》，录有《宋焘成神》、《狐嫁女》、《劳山道士》等，在19世纪70年代香港出版的《中国评论》上连载。翻译《聊斋志异》篇目较多的是英国人翟理思。他编译的《聊斋志异选》共收录了164篇作品，内有《劳山道士》、《瞳人语》、《陆判》等篇目，于1880年（光绪六年）由伦敦T·德拉律公司出版。翟氏所译是汇辑篇目较多的一个英文译本。

最早的法文《聊斋志异》单篇译文是法国学者阿里（Huart）翻译的《种梨》，刊登在1880年（光绪六年）巴黎出版的《亚洲杂志》（第117期）上。此外，中国驻法国公使馆参赞陈季同也翻译了《辛十四娘》、《青梅》、《香玉》等26篇作品，译辑为《中国故事集》，由巴黎卡尔曼出版社1889年（光绪十五年）出版，颇受法国读者欢迎。河间府天主教会印刷所出版了法国传教士戴遂良（Leon Wieger, 1856—1933年，咸丰六年至民国二十二年）编译的《汉语入门》第五卷，内有数十篇《聊斋志异》的译文。该书是为外国人学习汉语而编写的法汉对照课本。《聊斋志异》中的许多篇章都作为该课本的教材内容，如书中第37课为《赵城虎》，第49课为《考城隍》，第51课为《劳山道士》，第52课为《狐嫁女》等。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该书再版。民国以后，出版的法文《聊斋志异》节译本逐渐增多，主要有巴兰译的《中国故事》，内有《聊斋》故事23篇；路易·拉卢瓦译的《魔怪集——蒲松龄小说选》，收录作品20篇；贺敬瞻译的《聊斋志异》单篇法译文，内有19篇；阿尔方编译《中国短篇小说集》，收有《聊斋志异》作品16篇；皮埃尔·道丹编译的《中国故事集——聊斋志异选》，内有作品50篇，是此书法文译本篇目最多的一种。

《聊斋志异》同样引起俄国学者的兴趣，早在19世纪后期就被译成俄文。较早的有蒙纳斯蒂廖夫译的《水莽草》，登载在1878年（光绪四年）出版的《新作》杂志上。1883年（光绪九年），俄国著名汉学家瓦西里耶夫又翻译了《阿宝》、《庚娘》、《毛狐》等作品。《聊斋志异》的大规模俄译是在十月革命之后，苏联著名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为此作出的贡献尤为突出。他从1922年至1937年共出版了4本《聊斋志异选》，选译的作品共155篇。这部选辑也是选译篇目较多的西文译本。

除了以上提到的著作外，晚清时期被介绍到海外的中国小说还有《好逑传》、《镜花缘》、《十二楼》、《儿女英雄传》等。关于唐诗、宋词、元曲的海外翻译介绍，也在此期取得不少成就，有的并不比小说的外播逊色。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海外传播有了较大的进展。不仅传播数量有了明显的增多，而且传播的内容也大大丰富了。以小说的外播为例，鸦片战争以前介绍到海外的中国小说数量稀少，战后则不然，《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等传世名作都先后被译成多种文字介绍到世界各国。尽管此期介绍的水平不是很高，多数作品尚未被全译，而只有节译本，但这毕竟初步显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与风貌，为世界各国人民了解中华民族及其文化提供了一个重要窗口，其积极意义不容忽视。其实中国古典文学外播的意义远不止此，更重要的还在于它以无穷的艺术魅力、独特的艺术特色，积极地影响了域外一些国家和民族的文学艺术。如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尽管西方思潮犹如洪水泛滥般地冲击了该国社会，但在文坛上却一度出现汉诗文兴盛的局面。仅在1871至1879年（同治十年至光绪五年）出版的汉诗选本著名者有：《明治三十八家绝句》、《东京才人绝句》、《明治十家绝句》、《今世名家诗钞》、《旧雨诗钞》等。日本学人正冈子规感慨地说：“今日之文坛，若就歌（按：和歌）、俳（按：俳句）、诗（按：汉诗）三者，比较其进步程度，则诗为第一，俳为第二，歌为第三”。[12]“和歌下落，汉诗腾贵”是对当时日本文坛状况的一种写照。中华文化的积极影响在西方国家亦有反响。

20世纪初期（大约在1910—1920年代期间）在英美诗界曾流行过意象派的诗歌作品。意象派是现代英美诗歌的一个流派，从艺术渊源上说，它的形成曾受到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美国诗人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是这个流派的首倡人。面对西方诗坛的种种积弊，庞德立志进行诗歌改革。他从汉学家费诺罗萨收集、注释的上百首中国古典诗歌中受到深刻的启迪，形成了新的诗歌创作观念，并创作出第1本意象派诗集《意象派选集》，于1914年（民国三年）出版。在庞德的6首作品中，有4首取材于中国的古典诗歌：《访屈原》，灵感来自于《九歌》中的《山鬼》；《刘彻》是对汉武帝“落叶哀蝉”的改写；《秋扇怨》是班倢伃《怨歌行》的模仿；最后一首尚未考证出其原诗出处。1915年，庞德经过对费诺罗萨遗留的中国古诗笔记的整理及再创作，出版了由18首短诗组成的《神州集》。该书的出版一度在美国诗坛引起了轰动，它所带有的中国风格的诗歌作品受到异域读者的赞扬，在美国诗坛掀起了一股“中国热”，意象派在诗坛的地位亦得确立。

当然，应该看到此期的中国古典文学外播存在的不足，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此期向域外介绍中国文学的主要是外国人。他们或者是汉学家，或者是外交官，或者是其他方面的学者。由于国度、民族、身份及看问题的立场、方法、角度上的不同，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认识、理解、介绍及解释亦大不相同，众说纷纭，片面性与民族偏见参杂其中。这不仅不利于中外文化的交流，而且给各国人民正确认识中国造成障碍。二是介绍的内容不甚完全，如中国古典小说的西文译本节译多，全译少，致使外国读者难以完整、准确地了解全部内容。

三  外播祖国文化的先行者

    鸦片战争以后，对于中国来说，十分迫切的任务就是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知识和经验，因此，西学东渐的出现和高涨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然而，与此同时，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也注意到东学西渐的意义和必要性，着手向域外介绍自己祖国的文化，堪称国人中外播祖国文化的先行者。王韬、陈季同、辜鸿铭等人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王韬（1828——1897，道光八年至光绪二十三年），字紫诠，号仲弢，江苏吴县人。晚清著名思想家、学者。早年曾供职于上海墨海书馆，参与外国传教士主持的翻译西书的活动。1862年（同治元年），王韬因上书太平天国当局事而受到清政府的通缉，避难于香港，结识了理雅各。当时理氏欲将“中国经籍之精微通之于西国”[13]，正着手英译中国古学经典。《四书》英文本作为《中国经典》的一、二卷已经在港出版，其他各经籍的翻译工作进展得艰难而缓慢。他遇王韬，一见如故，便聘王为译书之助手。由于王韬的加盟，使译书工作进展大大加快。经过两人多年努力，至1865年（同治四年）7月，《书经》译述宣告完竣，作为《中国经典》第3卷刊刻行世。随后，《诗经》英译本《中国经典》第4卷于1871年（同治十年）、《春秋》和《左传》译本《中国经典》第5卷于1872年（同治十一年）相继发行。与其他中国古代典籍的译本相比，理雅各、王韬合译的《中国经典》，内容相对齐全，翻译水平比以前的同类作品有一定的提高，以至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成为欧洲汉学界学习和研究中国古代典籍的标准译本。

《中国经典》的英译工作尽管是由理雅各来主持，但是，由于王韬“少承庭训，自九岁迄成童，毕读群经，旁涉诸史，维说无不该贯”[14]，被时人称为“人中之龙，文中之虎”[15]，具有深厚的传统学术文化的造诣，他在翻译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他负责所有译著的前期基础工作。每译一经，他都要事先博采群书，详察密考，写成笔记，以供翻译之用。对于理雅各弄不懂的，或有疑问的地方，还要研讨说明。他为翻译整理编写出大量的笔记与资料，如《皇清经解校勘记》24卷、《国朝经籍志》8卷、《毛诗集释》30卷、《礼记集释》、《周易注释》、《春秋左氏传集释》60卷、《春秋朔闰日至考》3卷、《春秋日食辨正》1卷、《春秋朔至表》1卷等。他所写的一些文章多有被收入《中国经典》之中者。王韬赴英助译时曾作历学论文五篇，其中两篇为理雅各所采纳，收到《中国经典》第五卷书首的序言中。[16]理雅各对于王韬所做的努力给予高度评价，称：

译者亦不能不感激而承认苏州学者王韬之贡献。余所遇之中国学者，殆以彼为最通中国典籍矣。彼于1863年岁暮抵港，于精心所集之巨量藏书，特加赞赏，不时取用。并以满怀热忱进行工作，随处为余解释或论辩。彼不特助余工作，且于工作辛劳之际，并为余带来乐趣也。[17]

他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表示：

对我来说，只有第一流的中国学者才有价值。我还没有遇到过一个能够与他匹敌的本地学者。[18]

王韬不仅参与了西学书籍的汉译工作，成为近代中国早期西学东渐的推动者，而且他还参加了理雅各主持的中国古代经典的英译工作，是晚清时期较早向域外播扬中华文化、在中西文化双向交流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先行者。

继王韬之后，陈季同、辜鸿铭继续光大中华文化外播的事业，先后用西文撰写出多种介绍中华文化的著作、译作，把中华文化的外播事业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陈季同（1851——1905，咸丰元年至光绪三十一年），字敬如，福建福州人。早年肄业于福州船政学堂，后被清政府派遣出国，担任翻译、参赞等职，代理中国驻法公使兼比利时、奥地利、丹麦、荷兰四国参赞，先后在西方居住了近20年之久。陈季同通晓多种西方文字，对法文尤其精通。他对西方社会政情的见解以及对法文的掌握运用，在国内很少有人能够企及，甚至连西人也赞探不已。他归国后在上海居住，“西人有词狱，领事不能决，咸取质要；为发一言或书数语与之，谳无不定。其精于西律之验如此。西人梯航之来吾国者，莫不交口称季同。”[19]陈季同晚年曾经主持过南京的翻译局，做过一些向国内传播西方文化的事情，但这方面的成绩似乎并不显著。他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突出贡献，在于以自己撰写的西文著作（主要是法文著作）直接向西方社会传播中华文化。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起，他陆续出版了不少法文著作，行销于法国及其他欧洲国家，介绍了中国的不少情况。其主要著作由巴黎加尔马恩·莱维（Calmann Levy）出版社出版者有：

《中国人自画像》（Les Chinois Peints par Eux-memes）， 收入作者在中法战争期间发表的18篇文章及补充的3篇文章，对中国的风俗、文化作了详细的介绍，引起法国读者的浓厚兴趣。该书于1884年（光绪十年）7月初版，年内出至第5版。到次年5月，已刊印11版。后被译成英、德等国文字在欧美流传。

《中国人的戏剧》（Le théatre des Chinois），全名为《中国人的戏剧——比较风俗研究》，对中西戏剧作品作了多方面的比较研究，是一部中法文学比较研究随笔集。书于1886年（光绪十二年）出版，年内3次印刷。

《中国故事集》（Les contes chinois），选译了《聊斋志异》中的26篇故事，是陈季同的第一本译著。该书1889年（光绪十五年）7月初版，年内3次重版。1900年被译成意大利文在罗马出版。

由巴黎夏尔朋铁（G.Charpentiret Cie）出版社出版者有：

《中国的快乐》（Les plaisirs en Chine），分类介绍了中国的传统节日、郊野之乐、各类人群的娱乐及游戏，描绘出一幅生动的东方民族风情画卷。1890年（光绪十六年）3月初版。同年，英国伦敦出版了该书的英译本。

《黄衫客传奇》（Le roman de I′homme jaune），是为陈季同在唐代传奇《霍小玉传》的基础上用西文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1890年（光绪十六年）11月出版，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被译成意大利文在罗马出版。

《巴黎人》（Les Parisiens peints par un Chinois），全名为《一个中国人描绘的巴黎人》，1891年（光绪十七年）5月初版。在书中，作者以一位中国文化人的身份，描绘了自己所亲历的异域人民的日常生活。

《吾国》（Mon pays），1892年（光绪十八年）2月出版。书由陈氏在欧洲撰写的11篇文章所集成。

陈季同的以上7种法文著作[20]体裁多样，内容丰富，既有论文、随笔，又有小说、戏剧，从不同的侧面介绍了中国社会的文学艺术、伦理道德、社会习俗，并对中西文化的一些方面进行了比较研究。有些书诸如《中国人自画像》、《中国人的戏剧》、《中国故事集》等出版后，成为在法国及欧洲的畅销书，在西方社会产生了轰动性的影响，有助于在海外播扬中华文化、破除西方世界对于中国及其文化的传统偏见。而这一点正是陈季同撰写以上著述的重要动机。

旅居欧洲多年的陈季同发现，西方人并不缺乏了解中国的好奇心，但对于中国及其文化又存在着严重的偏见，甚至“把我们中国人想象成了一种被驯化了的类人动物，在动物园里表演着各种滑稽动作。他们总喜欢将我们置于幻灯之中。”他感慨地说：“在欧洲，我不仅常常被问及一些极为荒谬可笑、愚不可及的问题，而且发现，甚至那些自称要描述中国的书籍也谈到了许多怪诞不经的事情。”作为一个中国人，他的民族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刺激和触动，决心要亲手破除这些偏见与隔阂。他认识到：这些“错误的形成来源于偏见。因此，当我觉得有能力写一部关于中国的书以表达我个人的印象时，就决定提笔写出它并将其发表。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想我恐怕更有资格去完成这一任务。至少不比他们缺少便利条件。”[21]基于这种考虑，陈季同确立了这样的写作宗旨：

我打算在这本书（案：指《中国人自画像》一书）中实事求是地描述中国——按照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了解来记述中国人的风俗习惯，但却以欧洲人的精神和风格来写。我希望用我先天的经验来补助后天的所得，总之，像一位了解我所知道的关于中国一切的欧洲人那样去思考，并愿意就研究所及，指出西方文明与远东文明之间的异同所在。[22]

从陈季同著述的内容及效果来看，他提出的这个目标基本上达到了。关于陈季同在中华文化外播中的作用，论者曾有这样的评价：

经过多年的努力，陈季同的著作在19世纪末对西方读者产生了很大影响，而在此之前，还没有一个中国人用西文创作引起轰动的先例。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因为有了陈季同，欧洲公众才开始直接倾听来自中国的声音。[23]

辜鸿铭（1857——1928），名汤生，以字行，原籍福建同安。自幼留学英国，曾遍游德、法、意、奥等国，精通西方语言及文化。回国后，长期担任洋务派大吏张之洞的幕僚，后任清政府外务部左丞。辛亥革命后，为北京大学教授。辜鸿铭以“精通西学而极端保守”的思想表现而被人们称为近代中国的“文化怪杰”。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他也同样有着不凡之举。独立完整地向西方翻译儒家经典，便是他在向域外传播中华文化方面做出的积极努力。

19世纪60——70年代，王韬曾经协助理雅各翻译出版了以儒家典籍为主的《中国经典》，但他们合作完成的这一成果依然存在不少缺陷，受到一些中外学者的批评。批评者中就包括辜鸿铭在内。辜鸿铭曾对《中国经典》存在的问题予以尖锐批评：“这些译著并不都令我们满意。巴尔福先生公正地评论说，在翻译这些经典的过程中，大量地依赖了那些生造的专门术语。我们感到理雅各博士所借用的那些术语是深涩的、粗疏和不适当的。有些地方简直不合语言习惯。”[24]在他看来，西方学者编写的讲述中华文化的书籍，水平低下，错谬百出，充满民族偏见，不能使人正确认识中华文化的真相和价值。这样，辜鸿铭不仅萌发了重新翻译中国经典的想法，而且付诸实践，着手西译儒学经典。他完整地翻译过的儒学经典有三部，即《论语》、《中庸》和《大学》。此外，他还片段地翻译过《诗经》、《尚书》、《孟子》、《孝经》、《礼记》等经典中的有关部分。辜鸿铭英译的《论语》出版于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英译本《中庸》则在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出版。《大学》的英译虽完毕，但他认为尚不够完美，未予出版。由于辜鸿铭学贯中西，不仅精通西语、西学，而且对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造诣深厚，非一般传教士所可比拟。因此，他英译的儒学经典比起理雅各的译本要更为准确、精湛。而且他还考虑到西方国家读者的文化背景，在经文注释中尽量引用歌德、卡莱尔、莎士比亚、爱默生等西方著名学者的话语，使西方读者在阅读中很容易地产生亲近感，以利于认同中华文化。这是一项难度甚大且富有开创性的工作。辜鸿铭英译儒学经典的工作受曾经到学界名流林语堂的高度评价。《文化怪杰辜鸿铭》一书的作者黄兴涛也称赞说：

辜氏深具慧识，在翻译中又运用了他所谓的“有机整体”的认识方法，其译文在总体上，显示出对儒家经义比此前一般传教士和汉学家（包括理雅各在内）有更为全面贯通和深入的理解，有时往往能一语破的，直指真源，在传达经义方面胜过传教士之流一知半解的翻译多多。[25]

    从王韬协助西人翻译中国经典，到陈季同、辜鸿铭直接用西文专著翻译，显示出在晚清中西文化交流的进程中，中国知识分子不仅强化了外播祖国文化的意识，而且积极参加到这项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业中来，并取得初步性的成就。他们所做的工作尽管在数量上逊色于外国的传教士与汉学家，但他们对中华文化的理解的程度、介绍的水平和准确性，却高于域外的学界同行。中国学者所做出的这种努力，打破了东学西传长期被外国人一手垄断的局面，开辟了中国人自己向域外介绍祖国学术文化的崭新道路，无疑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三、结语

任何文化交流总是在交流主体的双方间双向进行的，文化的传播也是在双向对流中发展，中华文化亦不例外。从历史上看，中华文化一方面吸收了大量外来文明的积极成果，补充、丰富和发展着自身的体系，体现出兼容八方，吞吐百川的博大胸怀；另一方面也把它的文明成果通过各种交流途径向域外传播，对域外各民族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显示出它勇于面向世界的开放性品格。

鸦片战争以后，中外文化交流的总体形势尽管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西学东渐与东学西传并存的基本交流格局并未改变。西学东渐固然由于历史的原因成为中外文化交流过程中的主潮，然而，东学西传也在以比鸦片战争以前更为广阔的时代背景下开展起来，在中外文化交流的大潮中激起阵阵涟漪，发展势头趋于强劲。就后者而言，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文化的外播无论在外播的媒介、途径方面，还是在外播内容的数量与质量方面，都取得远比战前更为重要的进展。

鸦片战争以前，向欧洲与世界传送中国社会文化信息的主要是来华的外国传教士。而在战后，从事这项工作的除有外国人士与机构外，还有中国学者加入其中。而后者所起的作用则日益增大，不仅使中华文化外播的媒介发生多样化的新变化，进一步扩大了她的外播途径，而且揭开了中国人自己外播祖国文化的第一页。

鸦片战争以前，经过外国传教士传往西方的主要是有关中国一般性的社会历史文化知识，至于学术文化经典仅有片段性的介绍，尚无完整系统的展示。而在战后，人们外播中华文化的眼界更为开阔、深入，不仅介绍中国的一般情况，而且开始系统翻译、外传中国学术文化经典，诸如《四书》、《五经》等儒学经典以及《红楼梦》、《水浒》等中国传统文学经典在海外的全面展示，把中华文化外播的视野扩大至深层次内容。尤其是中国学者开始介入及亲身参与这项工作，对于提高了此项工作的质量和水平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总之，随着时代的发展、历史的进步，晚清时期的中华文化外播又向前迈出了新的步伐，为近代中国的东学西传开辟了新的道路，同时也为民国年间中华文化以更为强劲的势头向世界传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文章来源：2005年台湾辅仁大学《文化交流史：文化接触的中间人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