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驻防八旗军，是清代控制和发展新疆地区的重要工具。近百年来，中外学界对清代新疆驻防八旗军的研究成果不少，但是少有学者重点研究该军队的医疗问题。^① 究竟清代新疆驻防八旗军队有无军事医疗，如果有，又是如何构建和运作的，有何影响和地位等问题，迄今仍有待研究。笔者在查阅满文档案时，发现了乾隆朝有关新疆驻防八旗军事医疗的较多资料，通过比较考证，认识到新疆驻防八旗军事医疗的独特性和重要性。而纵横比较世界范围内军事医疗制度的演变，新疆驻防八旗军事医疗具有更重要的示范意义。本文选取乾隆朝新疆驻防八旗军事医疗为考察对象，利用已刊未刊的满汉文档案资料，试析其医疗制度的构建脉络，以及在世界军事医疗制度演进中的地位和教训，供学界指正。

一　新疆驻防八旗官医制度和官药铺的构建

清军在平定准噶尔，开拓“回疆”前后，在新疆地区设立伊犁、乌鲁木齐、吐鲁番、巴里坤等处军营台站，由伊犁将军总理管辖，考虑到距内地遥远，征医调药诸多不便，创立了较为独特的医疗制度。其中最主要的便是驻防八旗军奏准设立常驻官医和官药铺。

（一）常驻医官制度。新疆驻防八旗军设立常驻医官制度，是雍正、乾隆时期征战准噶尔的产物。雍正后期，清军因用兵乌鲁木齐、哈密等地，征战准噶尔，需征调随军太医院医生吏目。^② 进入乾隆朝，清军频繁用兵西北，要求随军医生必须常驻军内。乾隆初年，抚远大将军查郎阿和镇安将军常赍等将官，因长期驻守和征战的需要，奏请将雍正朝派调的太医院医生刘裕铎及吏目崔生伟等人留于哈密等要冲，方便驻军医疗。乾隆帝允准将刘裕铎等当做哈密等地驻防八旗军常驻医官，为之后伊犁、乌鲁木齐、巴里坤等军镇构建常驻医官制度开启了先河。^③ 最初常驻医官基本上全部来自太医院，每年轮换。但至乾隆五年（１７４０）发生变化。该年因有民间大夫陈萃愿意赴军营效力，清廷就改为轮换两名太医，使军内医生来源发生转变。^④ 此后十余年，驻防八旗的医官来源出

① 目前学界对清代新疆军事医疗仅有非常简要的叙述，且对前后脉络及内部变化很少涉及。参见唐廷猷：《中国药业史》，中国中医药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１２２—１２３页；朱克文、高先恩、龚纯主编：《中国军事医学史》，人民军医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８８页；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新疆通志·卫生志》，新疆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３—１２页；齐清顺：《清代新疆的官铺和对外贸易政策》，《新疆社会科学》１９９０年第３期。苏奎俊：《满洲八旗驻防乌鲁木齐与满城的建立》，《丝绸之路》２０１２年第８期；龙国仁：《清代伊犁官办布及其经济职能略论》，《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年第１期。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署理抚远大将军查郎阿奏为革职御医刘裕铎在巴尔库尔军营效力年满请宽免回京等事，乾隆元年四月二十六日，档号：０４—０１—０１—００１１—０４０。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署理抚远大将军查郎阿奏为革职御医刘裕铎在巴尔库尔军营效力年满请宽免回京等事，乾隆元年四月二十六日，档号：０４—０１—０１—００１１—０４０；军机处录副奏折，镇安将军常赍奏为随营太医院吏目请留哈密效力事，乾隆元年六月，档号：０３—０３７０—０１６。

④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民间大夫陈萃愿意军前效力明年太医院只需轮换两名大夫折》，乾隆五年闰六月初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６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２８５—２８６页。

现了太医院医官和民间大夫并存的局面。在征聘地方医生的基础上，新疆驻防八旗的医疗方式逐渐从太医院军前派医模式，转变成常驻医官医疗方式。^① 乾隆二十四年，甘肃巡抚吴达善因乌鲁木齐军营缺医少药，再次奏请乾隆帝选派太医院医生调赴乌鲁木齐以便军用，而乾隆帝认为由京城派调御医未免缓不应急，就令吴达善就近从甘肃兰州等地“选募良医二名并各种药材送至乌鲁木齐备用”，使驻疆八旗的常驻医官来源从御医转为地方医生为主，更具实用性和灵活性。^②

在医官配置上，除乌鲁木齐、伊犁设官医外，设置官医较为集中且发展较快的当是哈密驻防军。早在乾隆二十七年，因征讨准噶尔，就于哈密随机设置了两名官医，但后因皇帝赐药和较少伤病，又裁去一名，只保留一名，月支工食银二分，口粮九升八合，以节省军饷，由此成为哈密军事医疗的定例。^③ 但是该地官医与乌鲁木齐、伊犁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始终都没有被划入军事制度内，而是被划为文官系列，额数为一名，职责为“管理医治疾病事”。^④ 另据档案记载，伊犁下设的分兵站惠远、惠宁各设官医生一名，岁给酬劳６０两和相应口粮，而巴里坤也是清军重要的养伤处。^⑤ 但巴里坤下设的分兵站是否设有医官，还需要继续寻找史料论证。

除了驻防军内设置官医，在哈密一带的往来重要军台塘站也设置了兽医。新疆军台兽医制度的出现，与乾隆二十年间史事密切相关。当时因征剿准噶尔时马匹患病颇多，阻碍用兵，故清军不得已在乌鲁木齐、哈密等要冲塘站设置兽医，逐渐演变成为常设人员。^⑥ 据《哈密志》载，从沙泉子至瞭墩的重要线路军台先后设置八名兽医，分别安置在沙泉子站、苦水台、哈密底塘站、三宝台、瞭墩台，一般每个军台配备两名兽医，月支盐菜银一两二钱。^⑦

由上可知新疆驻防八旗并非一开始就有驻防医官和兽医制度，与康熙朝黑龙江医官则例的形成十分相似，该制度脱胎于太医院军前派医制度，在战时应需而设的基础上，逐渐演变而来。^⑧

（二）官药铺的构建。乾隆二十七年，清军对战准噶尔途中，由于兵丁缺乏医药，奏请将乌鲁木齐官兵所需药材，由乌鲁木齐办事大臣选定１４０余味，从京运送或于陕甘就近征买，根据兵力多寡划为七分：三分存迪化城，二分存宁边城，一分存景化，以便八旗医药调理；随着形势的发展，乾隆三十四年，乌鲁木齐设立官药局，服务当地官兵，地点设在办事大臣署西隙地，由“废员”管理，内部主要由两名官医主持运营：迪化官医一名，宁边城官医一名，只要有官医画押和印房图式，即可照方发药，但库尔哈拉乌苏所调丸药５３项，不由乌鲁木齐官药铺所管，转而由相关军台递送。^⑨ 乌鲁木齐官药局维持了四年后，于乾隆三十八年“议定兵丁取药材，照数扣取价银”，意味着从之前的战时无偿服务走向有偿服务，官药局转变成官药铺。10 可见新疆驻防八旗官药铺建立前

①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民间大夫陈萃愿意军前效力明年太医院只需轮换两名大夫折》，乾隆五年闰六月初五日，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６册，第２８５—２８６页。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甘肃巡抚吴达善奏请派选医生到乌鲁木齐屯所事，乾隆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二日，档号：０３—０３９１—００５。《清高宗实录》卷６８０，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影印版，第８２４页。

③ （清）钟方等编：《哈密志》卷４２《纪事志一》，第２页下，民国２６年禹贡学会铅印本。

④ （清）钟方等编：《哈密志》卷２０《食货志三》，第１页下；卷２５《职官志一·文官》，第１页。

⑤ 《奏将受伤委协领等留于巴里坤养伤片》，乾隆二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３５册，第３４０—３４１页。《巴里坤办事大臣清馥等奏将营总锡通阿由巴里坤遣回京城治病折》，乾隆二十四年闰六月初一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３９册，第２１５页。

⑥ 《办理屯田事务大臣永贵奏报辟展等处天气干热牲畜患病甚多请调派兽医携带药品前来》，乾隆二十三年六月十四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２９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３０９—３１０页。

⑦ （清）钟方等编：《哈密志》卷４３《纪事志二》，第３—４页。

⑧ 金鑫：《康熙时期黑龙江驻防八旗官医制度小考》，《历史档案》２０１３年第４期。

⑨ 贺灵主编，张心泰总纂：《中国新疆历史文化古籍文献资料译编·乌鲁木齐（一）》，新疆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４８２—４８３页。（清）佚名撰：《乌鲁木齐政略》，乾隆年间抄本，不分页，《药材》。

10 （清）佚名撰：《乌鲁木齐政略》，乾隆年间抄本，不分页，《药材》。

身最早似当追溯到乾隆二十七年的官药局，而非其他资料所辑录的乾隆三十七年。^①

在官药铺的筹办上，乾隆三十九年《三州辑略》载：“（乌鲁木齐）八旗协领会呈请将官布铺利银内暂措银四百三十九两零，在内地置买药料，于是年七月开设药铺，至四十二年六月将本银交还官布铺，现在以利作本银一千两，每年所获利银交存公库。”^② 从此处史料来看，至乾隆三十九年，乌鲁木齐又办了一所官药铺，规模有所扩大，早期几年也能经营得利。乾隆四十年，伊犁将军再次奏请开办乌鲁木齐药铺，却不了了之，只保留了伊犁官药铺。^③ 如此看来，乌鲁木齐官药铺曾停办过。为什么乌鲁木齐军营官药铺会中断？清廷担心“开设铺户，虽兵丁滋生利息起见，久之恐效汉人好逸恶劳，技艺转至荒废，自应严行禁止”。^④ 乌鲁木齐接连开办官药铺，似有滥办牟利之嫌，有干风气。再者乾隆三十六年正月，伊犁将军处也奏准设立官药铺后，作为下属的乌鲁木齐驻防八旗官药铺不免有些分庭抗礼之嫌。^⑤ 乌鲁木齐官药铺被暂时裁撤后，继之而起的是伊犁官药铺。

伊犁官药铺设立之初，先是征调驻防官医作为主导，但没有足够本钱聘医买药，故先向资本较厚的官布铺借买药材银１２４４两，当相关人员到内地置办货物之时顺便购买所需药材，而官药铺所借银两从其日后每月经营所得利润中分成定期偿还官布铺。^⑥ 如此对于前来就诊医药的清军，究竟是免费医疗还是有偿医疗呢？在乾隆三十八年，伊犁将军舒赫德为便于官兵医疗，奏请允准“伊犁之塔尔巴哈台及各回城”官兵因需托人到内地采办药材，而领取药材需要“将价值缴还”，否则 “免费给药，则未免伊等不爱惜枉费”；乾隆帝虽表示“若谓病必服药即可痊愈，朕难深信”，但最后为了稳定军心，还是基本同意了舒赫德所请。^⑦ 将官药铺偿债压力与舒赫德话语联系起来可知，伊犁官药铺和乌鲁木齐官药铺，对清军都是有偿服务。到嘉庆朝，伊犁官药铺负债较多，至嘉庆十二年（１８０７）官药铺就欠债高达３０００两，可见贫困兵丁赊欠药费之普遍。^⑧

二　端午节军前赐药

至乾隆四十年，新疆官兵经商风气大行，清廷认为应有所抑制，为此下令：“伊犁、乌鲁木齐等处驻防满兵，现俱开设官铺，分派贸易，殊失防守边疆之意。且满洲兵丁自幼专习骑射，不谙生理，日久必至流弊，尤关风化……伊犁等处开设店铺，虽兵丁自生利息起见，久之恐效汉人好逸恶劳，技艺转致荒废，自应严行禁止，但该处开铺已久，一时未便尽撤，应饬令乌鲁木齐、巴里坤、哈密等处招募殷实商民贸易，每年所得利息，仍可分给兵丁，俾资赡养。”^⑨ 药铺医生对于驻防八旗医疗至关重要，对此清廷不会不知道。但从谕旨看，清廷似对缩裁药铺后的空缺早有准备。

从满文档案可知，乾隆朝驻疆八旗军事医疗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特殊途径———端午节军前军营赐药。乾隆帝在端午节军前赐药新疆驻防八旗军的特殊医疗机制，源于雍正帝开创的大规模驻防八

①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新疆通志·卫生志》，第１２页。

② （清）和宁主编：《三州辑略》，嘉庆十年抄本，卷４，第４８页ａ。

③ 《伊犁将军伊勒图奏请乌鲁木齐伊犁药铺照旧开办折》，乾隆四十年闰十月二十九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１２７册，第１０６—１０７页。

④ 贺灵主编，张心泰总纂：《中国新疆历史文化古籍文献资料译编·伊犁（四）》，新疆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２２８５页。

⑤ 《伊犁文档汇钞》，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２００４年影印版，第２１８页。

⑥ 《伊犁文档汇钞》，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２００４年影印版，第２１８页。

⑦ 《寄谕伊犁将军舒赫德将官兵所用药材照所请办理》，乾隆三十八年五月初一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第１０册，岳麓书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６２５页。

⑧ （清）和宁主编：《三州辑略》，嘉庆十年抄本，卷４，第４８页ａ—ｂ。

⑨ 《清高宗实录》，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影印版，卷９７９，第７４页。

旗军前赐药之例。雍正十年（１７３２），为征讨准噶尔，曾赐哈密驻防清军“平安丸”等药物。^① 雍正十二年夏季，雍正帝通过驿站，向定边大将军福彭所率北路军赏赐大量的药丸，令其酌量分发。^② 雍正帝颁赐的药物主要是“平安丸”“平安散”和相关的“锭子药”。^③ 乾隆帝早在乾隆二十年初就颁赐前往新疆征讨准噶尔的清军官兵药物。^④ 但是早期乾隆帝赐药，与其父一样并无固定日期，或春季或冬季，并非后来地方志等所论似乎一开始就是端午节赐药。^⑤ 至迟到乾隆二十九年，在新疆正式设立驻防八旗后，乾隆帝有意将以往不定期的军前赐药统一改在端午节颁赐，成为常例，持续到清末，成为清代新疆军事医疗的重要机制。^⑥ 被赐予的主要对象包括伊犁将军、乌鲁木齐办事大臣、乌鲁木齐正副都统、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和辟展、叶尔羌、哈喇沙尔、库车、巴里坤、库尔哈喇、乌什、哈密等地办事大臣等，然后由这些将军、都统、大臣分赐相关军台官兵。^⑦ 据满文档案记载，端午节御赐医药一般至少有５０种，远比雍正时期的“平安丸”丰富多样，而赐药总量更大，反映了乾隆帝及新疆驻防八旗军事医疗观念和技术的进步，具体药品参见下表。^⑧

乾隆帝颁赐军营的药物主要以汉方药为主，主要治疗如肠胃病、肺病、发热头痛、眼病等内症，次及宝蜡丸、红黄玉膏、十灰散、千锤膏、通关散等治疗金创外伤的药物，也有兽药人马平安散。^⑨ 如此看来，中医药伴随着乾隆朝疆域的西拓，通过军事医疗这种特殊方式也有向西传播的趋

① 《哈密扎萨克固山贝子额敏奏谢赏药之折》，雍正十年正月二十九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１册，第２２７页。

② 《定边大将军福彭奏为赏给北路军营药丸带领官兵谢恩折》，雍正十二年六月十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２册，第３３９—３４０页。

③ 《定边大将军福彭等奏谢恩赏各色药物折》，雍正十三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下册，黄山书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２３６６页。

④ 《靖逆将军雅尔哈等奏为赏药而谢恩折》，乾隆二十三年六月初三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２９册，第１９６—１９７页。

⑤ 《乌鲁木齐办事大臣奏请给乌鲁木齐官兵赏药折》，乾隆二十五年三月初二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４４册，第３３６页。

⑥ 《伊犁将军明瑞奏谢端午节赏药折》，乾隆二十九年五月二十八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６８册，第３１０页。《军机大臣傅恒奏为照例每年端午节赏给西路北路将军大臣等药物折》，乾隆三十三年四月初一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８７册，第３８６页。

⑦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２９—８７册。

⑧ 《乌鲁木齐副都统永瑞等为报收到军营锭子药事咨呈（附清单一件）》，乾隆二十五年五月十三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４５册，第３２３—３２４页。

⑨ 李建民：《华佗隐藏的手术———外科的中国医学史》，台北东大图书公司２０１１年版，第１４０、１５１—１５２页。

势，增强了清军用药汉化的趋势，也推动了西部民众对中医的认知和利用。^① 而清军驻扎新疆重要地区后，也开始辨识利用乃至向东传播当地特殊药材。乾隆二十八年，叶尔羌办事大臣将叶尔羌所产特色药物“帕殊”进送清廷，以治疗宫廷胃病。^② “帕舒”为藏族地区治疗肠胃的重要药物，又称

“帕朱丸”或“仙露”。^③ 可知新疆驻防八旗军对于推动多民族间的医药交流起到了一定作用。

三　裁留官药铺的上下博弈

清廷在端午节定期大规模颁赐医药的特殊机制，既是为了便利驻防八旗的医疗，更是为了加强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联系，增强对新疆的军事控制。可推知清廷在乾隆四十年期间准备缩裁新疆官药铺是有一些依托的。这个依托就是行之已久的端午节赐药机制。即便新疆驻防八旗暂时没有了官药铺，在常设医官和端午节大规模赐药机制的辅助下，驻防八旗也不至于医药无着。但是仅凭官医和每年一次的赐药，就去代替承担日常医疗重担的官药铺，实在不顾实际。

对于医疗必需和正在盈利的官布铺、官药铺等伊犁官办商铺，新疆驻防八旗将官不愿意裁撤，伊犁将军伊勒图等为了保住伊犁、乌鲁木齐的官药铺，对乾隆帝裁撤官办商铺的意图，软磨硬泡。一方面，伊勒图以乌鲁木齐八旗军营缺医少药为由，奏请复办已经停办两年的乌鲁木齐官药铺。^④ 另一方面，伊勒图让办事不太得力的勒尔谨去查报：“今在乌鲁木齐等处，并无能承办官铺之民。且经勒尔谨处查，于内地亦无能承办之商贾。故将在此项铺内之物件，俱皆折价变卖，其银交与陕西、甘肃地方官分与民人等滋生，收取利钱，每年解送伊犁等处，以备所用。”新疆官办商铺，基本上都有官兵参与经营，与其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如果按照此法处置，势必导致参与经营的官兵财务亏损，而且长途转运大费周章，也会影响原本就不充足的军事医疗，从而激起官兵怨恨甚至兵变，危及边防。乾隆帝接到奏折后，似乎看出了伊勒图等人“用心险恶”，指斥：“伊勒图等如此图谋，想是巧用心计矣……伊犁等处乃新疆，距陕西、甘肃遥远。今收本色银，必扣兵丁钱粮完结，于兵丁无大裨益。即将此项折银解交勒尔谨，其利钱每年周章运送，不惟滋烦，且有中途遗失之事，殊未允当……勒尔谨为人糊涂，今办其任内之事，伊尚且不能尽力，即将此事交与伊，又能办耶？”但似乎也无可奈何，最后基于稳定大体默认了新疆驻防八旗的特殊性，暂停关铺折价，为保留官药铺等官办店铺留了转圜余地：“看伊勒图所奏，有为难之情，确有不可行之处，伊勒图等应据实明白陈奏……其铺内物件，索性停止折价暂候，由此定议后，再行遵照办理。”^⑤

乾隆帝最终选择了退让，通过满足驻防八旗继续经营官药铺等的“小利”，来换取边防稳定的 “大利”。伊勒图等虽然没有成功复办乌鲁木齐官药铺，但是保住了伊犁官药铺，为官兵医疗和医药牟利提供了空间。到乾隆晚年，经过官兵的再次磨请，乌鲁木齐官药铺复办。^⑥ 该处军营官药铺开

① 参见马汝珩、马大正：《清代边疆开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马汝珩、马大正：《清代的边疆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

② 《叶尔羌办事大臣新柱奏派员呈送叶尔羌地方所产帕舒药折（附药方）》，乾隆二十八年五月初四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６２册，第２２３—２２５页。《叶尔羌办事大臣新柱询问回子医生帕舒药配方等事咨启》，乾隆二十八年五月初四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６２册，第２２８—２２９页。

③ 程阳阳等：《〈中国药典〉收载民族药成方制剂的统计与分析》，《中成药》２０１７年第４期。斗周才让、完么项青：《藏医治疗普如病（萎缩性胃炎）的内科治疗体会》，《中国民族医药杂志》２０１２年第４期。

④ 《伊犁将军伊勒图奏请乌鲁木齐伊犁药铺照旧开办折》，乾隆四十年闰十月二十九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１２７册，第１０６—１０７页。

⑤ 《寄谕伊犁将军伊勒图等着将伊犁等处官铺物件停止折价》，乾隆四十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第１１册，岳麓书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７６８页。

⑥ 王希隆：《新疆文献四种辑注考述》，甘肃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９９—１００页。

办以后，每年所得利银约５００两，分给相关官兵“以资赡养”。^①

四　国内外比较

以上主要是对乾隆朝新疆驻防八旗军事医疗的内部演变考察，从中可知新疆驻防八旗军事医疗的特色。那么新疆驻防八旗医疗制度，相比于同时期的中国以及世界其他主要国家军队，究竟有何意义和启发呢？

老一辈军医史学者认为，鸦片战争前的古代中国军队已经有了“军医”，对现当代医学史研究影响较大。^② 也有少数学人认为清中前期根本没有所谓的“军医”。其实学界并没有彻底搞清楚“军医”一词的内涵。实际上，作为职业群体的“军医”，与古代中国的“随军医生”在本质上是不同的。职业“军医”的要点是在军队内部实现编制化、职业化、专业化，而“随军医生”并没有实现编制化。^③ 不过虽然清中叶清军没有职业军医，但并不代表没有随军医生以及相关的军事医疗规章制度。新疆驻防八旗军事医疗的构建演变恰好说明了这一点。

新疆驻防八旗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战争需要，设置了常驻医官、兽医以及官药铺等，构建了当时清军内部最完整的军事医疗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处于领先地位。比较内地驻防八旗军队编制以及绿营编制，可以清楚地看到内地广大的经制兵，实际上连常驻医官和兽医都没有，更不用说自己经营专用的官药铺。^④ 尽管常驻医官的编制始终没有划入兵制中，而是作为文官使用，但是其军事用途以及口外军塘的兽医制度，实际上就意味着在清中前期的整个军事体制中，部分地区医疗人员已经拥有了类似近代军医的编制身份，实为清军医疗在制度上的局部突破，为清代军事医疗体制的近代化打开了缺口。

事实上，清军早就对军内医生编制化问题有过清醒的认识。早在乾隆十年，云贵总督张允随就曾向乾隆帝奏明军内设置军医的必要性以及与额定军费的冲突。乾隆帝同意就近征聘医生兽医等 “行军必需”人员，但是不给予军内正式编制，让官方低成本获得医疗服务，防止“冒占钱粮”，而且“只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⑤ 该方式确实方便了清军低成本征聘医生，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战时医疗的需要。但因缺乏监督，不能保证应征医生的数量和素质，常被贪官污吏以次充好，报少为多，甚至说无为有，虚报军饷。^⑥ 可知受财政、贪污和保守观念等因素的影响，清军无意扩大军内医生编制化的区域和数量，始终没有走出地域局限，未能在全国范围内构建近代军事医疗体制。

文艺复兴以后至１７世纪，西欧各国逐渐重回西罗马帝国军医制度技术，军医编制化、专业化得以复苏；受到火器革命和频繁的战争的影响，西欧战伤外科和卫生防疫有所进步，并保持了良性的延续和较好的发展势头。到１７、１８世纪，西欧各主要国家的军事医疗制度技术已经重新获得相对于东方的制度优势，得以在制度保障下持续推进军医技术的发展，逐渐赶超东方的医术。^⑦ 而通

① 贺灵主编，张心泰总纂：《中国新疆历史文化古籍文献资料译编·乌鲁木齐（一）》，第５４７页。

② 朱克文、高先恩、龚纯主编：《中国军事医学史》，第８７—８９页。李建民：《华佗隐藏的手术———外科的中国医学史》，第４４页。邱云飞：《明代军医制度概说》，《医学与哲学（Ａ）》２０１５年第１１期。杨善尧：《抗战时期的中国军医》，台北“国史馆”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１—１２页。

③ 参见拙文《“军医”词名内涵探析》。

④ （清）福隆安等编纂，李洵、赵德贵等校：《钦定八旗通志·二》卷３６《兵志五》，吉林文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６５１—６５２页。罗尔纲：《绿营兵志》，第３６５页。

⑤ 《清高宗实录》，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影印版，卷２５３，第２８１页。

⑥ （清）三泰等修撰：《大清律例》，乾隆刻本，卷１９，见“兵律军政”下“军人替役”条。

⑦ （美）盖布里埃尔、梅兹著，王松俊译：《军事医学史》，第９６—１２２页。

过清中前期的军事医疗研究可知，直到鸦片战争时期清朝始终没有实现军内医生的编制化，不仅与正在加速发展的西欧差距越来越大，甚至在制度建设上都不如古罗马。至１９世纪，由于西方军事医疗机制和技术持续发展，东方则进展迟缓甚至停滞倒退，东西方军医的差距已经越拉越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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