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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海军从筹建到覆灭的几点思考——写在北洋海军成军120周年之际
北洋海军从筹建到覆灭的几点思考——写在北洋海军成军120周年之际

         

清政府所建新式海军——北洋海军,自1874年(同治十三年)总理衙门创议筹办海防,提出“先就北洋创设水师一军”[1] ,1875年(光绪元年)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李鸿章(1823-1901)受命督办北洋海防事宜,至1888年制定《北洋海军章程》,12月正式编成,计13年多的时间。1895年2月北洋海军全部覆灭,享年近6年零2个月。北洋海军从筹建到覆灭的20年间,有许多令人思考的问题。当今纪念北洋海军成军120周年之际,对其筹建、建设、作战、覆灭作些探索,会引发人们若干思考。 

(一)  创立北洋海军有一个承前启后的过程 

北洋海军是中国近代以前海军事业发展的顶峰。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已出现“北人走马,南人行船”的战役,又多为境内河湖中的舟楫水战[2]。秦汉时有楼船军,即“水泉用楼船”[3]。三国到西晋自己水军发展,赤壁之战时出现蒙冲、斗舰、走舸三种战舰。隋唐海防两宋发明航海罗盘影响后世。元代海战,明代郑和(1371-1435)率宝船七次远航大海洋,早在欧洲葡萄牙航海者达?伽马(Vasco da Gama,约1469-1524)、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Cristoforo Colombo,约1451-1560)等航海前数十年。到清代则有一个由禁海到开海的过程,1888年成军的北洋海军是中国近代以前海军事业发展的顶峰。 

北洋海军的创建是中国抵御外侮的需要。翻开鸦片战争开始的中国近代史,由于中国水师的舰船少,武器窳劣,水兵训练不佳,两次鸦片战争受尽凌辱,政府被迫签订了多个不平等条约。俄国舰只在黑龙江、乌苏里江也不断制造事端,扰民掠地。1866年法国海军军官安邺(Marie Joseph Francois Garnier,1839-1873)率队溯湄公河(澜沧江)而上,翌年侵入中国云南。1873年(同治十二年)11月又率法军强占河内,威胁中国。1874年4月27日,日本军舰向台湾进发,5月6日日军在琅峤上岸。中国海疆的不宁,是1874年11月5日清总理衙门创议筹备海防根本原因。在总理衙门提出练兵、利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六事后[4],遂诏命李鸿章等人详议。12月12日,李鸿章奏筹海防诸事。李鸿章的办法是暂放弃收复新疆伊犁,专治海防,因而引起海防与塞防之争。 

(二) 建立新式海军需要一定的舆论准备 

海防与塞防之争是加强海防的舆论准备之一。海塞之争是清季同光年间有关国防政策的争议。其缘起是,东南沿海的外患和西北边疆的危机。清廷欲海塞并重,却因实力所限,无力并举,乃诏命封疆大吏发表见解。李鸿章在奏折中明确表示: 

    伊犁已为俄据,收复不易,论中国目前力量,实不足专顾西域。不如命西征各路军严守现有边界,且屯且耕,不必急于进取。其停撤之饷,即匀做海防之饷[5]。 

而湖南巡抚王文韶(1830-1908)在不反对海防基础上,力主尽早收复伊犁: 

江海两防,亟宜筹备。窃海疆之患,不能无因而至,其关键则在西陲军务。俄人据我伊犁,殆有久假不归之势,我师迟一日,则俄人进一日,事机之急,莫此为甚[6]。 

以上为同治末年围绕海塞争议的代表人物。光绪伊始,清廷再议海防事宜,李鸿章则再申诉停止西征而专办海防的理由,此则激起曾强调造船、重台湾防务,海塞并重[7]的陕西总督左宗棠(1812-1885)的强烈反对。左宗棠在奏中主张: 

        此时停兵节饷,不啻自撤藩篱,不独陇西堪虞,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亦难晏然。且停兵节饷, 徒于边疆有碍,而于海防亦未必有益[8]。 

清廷考虑再三,遂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9]。表明塞防之议暂时获胜。可是未几,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沈葆桢(1820-1879)、李鸿章二人分别执掌南、北洋海防事务。后海塞之争虽时有发生,到1881年(光绪七年)改订伊犁条约签订,新疆出现安定局面,海防之争才停止。 

列强侵犯中国和中国邻邦,引起关注海防人士的认真论述。这些人中以王韬、薛福成、王之春、王先谦和李鸿章态度坚定,均提出具体方案。 

王韬(1828-1897)认为“海防为尤重,则水师战舰要不可不亟为讲求。”[10]主张水师战舰改革方案为演练水师、培养航海舵工、专用火龙战舰[11]。 

薛福成(1838-1894)认为海防“彼协而我孤,彼坚而我脆”,应购置铁甲舰,即“可以潜消邻衅”[12],又可“呼吸灵通,指挥如意。”[13]  

王之春(1842-?)认为“方今要务,全在战守,兵船为急,商船为辅。”[14] 主张先造碰船,“续造铁甲船已成全盛之规”[15]。而且建议“以直东奉为一镇……立营于旅顺口,并威海卫之中添筑炮台,相为表里,又设分防于大连湾,据奉直之要隘。以北洋之防以固。”[16] 

王先谦(1842-1917)认为防内忧外患应以“备轮船为亟”。一旦外敌入侵即可出洋应战,不能“坐待他人之我侮”[17]。 

以上所陈不为不精辟,不为不独到。他们的远见卓识无不出于关心国家之情。因而促使清中央大员到地方督抚的许多人也为之呼喊。诸如闽浙总督李鹤年(?-1890)、浙江巡抚杨昌濬(?-1897)、山东巡抚丁宝桢(1820-1886)等均发表切实可行的见解。至于李鸿章更是乘机发表意见。李鸿章单刀直入地指出:“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18]他赞成主持福州船政局的丁日昌(1823-1882)关于创设“三洋水师”的新观念[19]。丁被称为海防建设的“设计师”[20]。从此清政府开始了具体筹办北洋海防事宜。 

(三) 加强海军建设必须有一个坚定的创建者 

除一些文人学士、封疆大吏为创建海军制造舆论外,还必须由政府决策和有一个重视海防并勇于实践的人物。执掌清政府外 

交、军事、经济大权的洋务派首领——李鸿章就是时代推出的这样人物。 

李鸿章是清廷信赖的官僚。清廷于1875年(光绪元年)5月30日派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重任,他也正是利用所掌握的实权来达到兴办海军的目的。李鸿章兴办海军的目的,有的说只为“御侮”之心而无“剿贼”之意;有的说他希图拥兵“自重”、“靖内奸”,而无“自强”、“御侮”之宗旨。此二者均有些偏颇。按李鸿章的意图,办海军不仅“实行自强之一策”[21],可以“保和平,守疆土”[22]。而且“可上岸击贼”[23]。还有一个李鸿章不公开表示而别人看得十分清楚的巩固、扩大个人权势的意图。兵部左侍郎黄体芳(1832-1899)指责李鸿章不派舰援助南疆,“拥兵自卫,不权缓急……非海军衙门之水师,乃李鸿章之水师也。”[24]虽然有人批评李鸿章建海军有私心,仍无法抹煞他创建海军的功绩。 

李鸿章看出洋人“论势不论理,彼以兵势相压,我第欲以笔舌胜之,此必不得之数也。”因而力主“明是和局”,“阴为战备”[25],东南沿海重地集船只,购利器,筑炮台等,“亟练水师”[26]。而且认为“我若早一日备预水军,敌即早一日消弥衅端。”[27]李鸿章的主张和做法受到美国驻华使馆秘书何天爵的肯定:“李鸿章一切努力的主要目标是保卫共同的祖国,反对外国的侵略。”[28] 

为解决建设近代海军所需经费,李鸿章力主开矿、设厂以“求富”。先后于19世纪60年代开始创办“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天津机器局”以及“轮船招商局”、织布局、矿务局等。对加强国防近代化有积极作用。 

李鸿章为了落实建立海军重任,主张首先解决“海外水师铁甲船与守口大炮铁船”问题[29]。其次是“培才”,因为“人才为水师根本”[30],除在国内培养外,还可派人到国外学习,待“出洋子弟学成回国”可资重用[31]。另一方面还聘请一些洋教习,教授驾驶、炮术等。第三是购船,最初他主张“不得自外洋购船”[32],而到1874年转而提出买船为主,造船为辅的方针,理由一是国内所造多为小炮船,且“物料匠工多自外洋购致……造船之银,倍于外洋购船之价,今急欲成军,须在外国定造为省便”[33]。第四建设包括炮台、船坞、学堂、仓库等在内的海军基地,以作舰队战守之依托,此乃最为重要之举。最后确定先后在大沽、旅顺、大连湾、威海等地,构筑海防工事。第五,1888年北洋海军建成后,加强训练,并每三年检阅海军一次,北洋海军成为“中国唯一具有战斗力的一个舰队”[34]。 

(四) 北洋海军将士在甲午三次海战中体现了英勇不屈、 

耿耿忠烈的中华国魂 

北洋海军建成后,经历1891、1894年两次会操,北洋舰队将士认真操练,能够“衽席封套,熟精技术”[35],演习袭营阵法“攻守多方,备极深奥”[36]。这样一支海军在三次海战中均有极嘉表现。 

首次海战——丰岛海战。1894年7月25日,北洋舰队“济远”、“广乙”二巡洋舰完成护卫运兵任务返航时,在丰岛海面突遭日本“吉野”、“浪速”、“秋津洲”三巡洋舰的袭击。从中国海军将士的积极作战,可以看出其高贵品质。 

(一)奋勇作战。中国军舰是被迫应战,接敌时“济远”舰大副、尽先游击中军左营都司沈寿昌(1865-1894)和二幅都司衔中军左营守备柯建章(?-1894)“在天桥上站立,请令开炮,尚迟不发”[37]。在刻不容缓之际,他俩沉着果敢,“屹立司舵”[38],指挥炮手以前后大炮及左右哈乞开司炮轰击日旗舰“吉野”,海面硝烟弥漫,各舰仍劈滔破浪,全舰将士“动作快速,敏捷善战”,所发弹弹多中“吉野”、“浪速”等舰。鏖战1时20分[39]。不幸忽有日弹中“济远”望台,大副都司沈寿昌头部中弹片,壮烈牺牲。这是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牺牲的第一个高级指挥官。柯建章继续坚持指挥战斗,又被弹片洞胸阵亡。学生黄永勋(1874-1894)断臂,军功王锡山、管旗头目刘鹏均中弹阵亡。英勇作战的弁兵牺牲13人,伤40余人[40]。 

(二)顽强抵抗。“广乙”投入战斗后,管带林国祥利用舰的吨位小,速度快的优势,迅速靠近“吉野”、“秋津洲”。拟施放鱼雷,只因双方相距太近,反中日舰数弹,伤亡70余人,舵机损坏,舰体倾斜,好不容易驶至朝鲜西海岸,退守中尚击伤尾追的“浪速”。遂于十八家岛搁浅,为免资敌,林国祥命将舰焚毁。战斗中“高升号”和运输舰“操江”驶至丰岛海域时,“济远”在管带方伯谦指挥下却退出战场,日舰“吉野”猛追“济远”,“济远”舰水手王国成(1867-1900)在李仕茂帮助下,以舰尾15 厘米口径主炮,连发4炮,有3炮命中“吉野”。“吉野”顿时火起,船头前倾,不得不转舵退走。 

(三)宁死不屈。中国雇用的英国运兵船“高升”号与日舰相遇时,船上的中国官兵抵制英国船长高惠悌(Galsworthy)“跟浪速舰走”[41]的决定。仁字军营务处帮办高善继(?-1894)对部下说:“我辈同舟共命,不可为日兵辱”。最后官兵一致表示:“宁愿死,决不服从日本人的命令”[42]。当日舰将“高升”号击中,船在下沉时,官兵仍以步枪“勇敢地还击” [43]。这种宁死不屈的精神极为可佳。 

    第二次海战——黄海海战。1894年9月17日的海战是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率12艘军舰和4艘鱼雷艇护送运兵船增援平壤返航时,突遭日本联合舰队12 艘舰只的袭击而进行的中日海军的主力决战,激战中更体现了北洋海军爱国官兵的耿耿忠烈精神。 

   (一)奋勇抗敌。9月17日12时50分当北洋舰队接近日本舰队达5 000米时,旗舰“定远”管带刘步蟾(1852-1895)首先毫不犹豫地命炮手以30厘米大炮向日舰发炮[44],以先发制人。未几“定远”望桥中炮,占在望桥指挥的丁汝昌(1836-1895)右边头面和颈项皆被烧伤[45],仍坐在甲板上指挥作战,遂命刘步蟾代为督战。当“定远”桅楼被毁,无法指挥之时, “致远”舰管带邓世昌(1849-1894)先行将“纛竖之”[46],“致远”沉没后,“靖远”舰管带叶祖珪(1852-1905)不怕敌炮攻击,也主动“从旁升收队旗”[47]代旗舰指挥。这种敢当重担,主动指挥的责任感,鼓舞着舰队官兵,才与日舰鏖战5时许。 

(二)指挥若定。黄海大战中,北洋海军将士还表现在杰出智慧,指挥若定上。海战伊始,海军提督丁汝昌受伤后,即由右翼总督刘步蟾代为督战,一面救火,一面“指挥进退,时而变幻,敌炮无法取准”[48]。其余大多管带亦能指挥各自舰船,英勇杀敌,不稍畏怯。“镇远”管带林泰曾(1951-1894)也指挥有方,士兵“开炮积极敏捷,标下各弁兵亦皆恪守号令,虽日弹所至,火势东奔西窜,而施救得力,一一熄灭”[49],多次击中日舰。“平远”管带李和以26厘米炮击中日本旗舰“松岛”中央鱼雷室;“广丙”管带程璧光(1859-1918)发炮击中日舰“西京丸”,迫使其逃命[50]。北洋舰队将领凭借爱国之心不畏顽敌,沉着指挥,虽然损失严重,却表现出海军官兵的中华魂。 

   (三)视死如归。北洋海军将士在海战中的不怕牺牲,视死如归的精神得到体现。最振奋人心的是“致远”舰管带邓世昌,在海战打响后,他激励将士“吾辈从军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当“致远”受重创,且弹药将尽之时,日舰“吉野”猖獗,威胁“定远”时,邓世昌为护卫“定远”,决心“誓与日舰同沉”,乃“鼓轮怒驶,……直冲日舰”[51]。不幸舰中敌鱼雷而沉。邓世昌拒绝生还机会,与200多名将士同时壮烈殉国。“经远”管带林永升(1853~1894)在临战时一面命令拆掉“船舱木梯”,“将龙旗悬于桅顶”[52]⑥,以表抗敌到底;一面鼓励弁兵奋勇作战危难时全舰官兵仍“发炮以攻敌,激水以救火,不幸林永升头部中弹而亡,遂舰沉入海中。另一位威武不屈的是“镇远”舰大副杨用霖(1854-1895),他平时就以“马革裹尸为壮”,黄海海战开始,他激励部下“时至矣!吾将以死报国”[53]。“镇远”舰广大官兵在杨用霖以死报国的精神鼓舞下,英勇杀敌,直至日舰撤出作战海域。他们在战火中奋不顾身,在生死存亡面前毫不畏缩,这种忘我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第三次海战——威海海战。1895年1月30日至2月11日,北洋海军遭到日本联合舰队包围,并与之最后的决战。1月30日凌晨,伊东祐亨率联合舰队主力舰只包围北洋舰队驻地威海卫,日军又先后占领南北帮炮台和威海卫城,陆上援军无望,造成北洋舰队从未有的困境。正是在极端艰难情势下,北洋舰队中爱国将士表现出意志坚定,顽强战斗,临危不惧,舍生取义的精神。 

(一)誓死御敌。日本舰队自1月30日起的13日间多次进攻刘公岛、日岛的北洋舰队,均遭到顽强抵抗。1月31日丁汝昌率“定远”等舰驶至刘公岛与日岛之间,边向南帮炮台猛轰,边以炮火阻止日海军进犯,击中日“筑紫”、“松岛”舰。2月3日10时,日“扶桑”等4舰从威海南口与南帮炮台相配合夹击北洋舰队,丁汝昌陷入重围之中,但仍镇静指挥抗敌,日本也不得不承认丁汝昌“毫无屈色,努力防战”[54],日“葛城”、“筑紫”、“松岛”中炮受伤。日军虽水陆夹击北洋舰队,中国官兵越战越勇,挫败日军两次进犯。其后日军改以鱼雷攻击方式,乘夜攻击“定远”,“定远”还击,命中日九号艇机船,致10人伤亡。同时“定远”舰底被击中,舰身倾斜,刘步蟾奉丁汝昌之命速将舰绕至铁码头东侧,作水炮台用[55]。相继“来远”、“威远”、“宝筏”中鱼雷沉没。丁汝昌仍沉着指挥,致使日舰第三、四次进攻失败。2月7日的第五次为总攻击,伊东祐亨调动22艘战舰,拟一举攻下刘公岛,歼灭北洋舰队。北洋舰队与刘公岛、日岛炮台相配合,以猛烈炮火抗御,很快击中“松岛”、“桥立”、“岩岛”、“秋津洲”和“浪速”等舰[56],日军死伤严重,气焰受挫。在此关键时刻,竟发生北洋舰队败类“福龙”管带蔡廷干(1861-1935)和鱼雷艇管带王平等15 艘艇船逃跑事件,致使丁汝昌的防御部署被打乱,影响极坏。但绝大多数北洋舰队官兵在随后的日军海陆夹击下仍顽强抵抗。2月9日,面对伊东的猛攻,丁汝昌亲登“靖远”舰率舰至日岛附近指挥,与日舰拼战。不幸“靖远”中弹而沉,丁汝昌有幸被救。10 日,丁汝昌仍指挥各舰和刘公岛炮台打击侵犯的日舰,日本人承认“清兵不屈,连日连夜,疲困亦极,力击诸舰及东(南)口三炮台。”[57]中国官兵又击退日军两次进攻,并击中日“葛城”、“天龙”、“大和”,击毙多人[58]。北洋舰队在击退日军进犯7次后,力量大削,又兼援兵不至,粮食弹药将罄,已濒于绝境。 

    (二)顾全大局。当日军攻占南北帮炮台和威海卫,联合舰队封锁威海卫港后,刘步蟾辅佐丁汝昌,积极组织北洋舰队顽强抗敌,打退日军7次进犯。 “定远”舰中鱼雷后,刘步蟾奉令将“定远”作为水炮台继续攻击日舰。10 日,北洋舰队危在旦夕之际,他又执行丁汝昌之命将“定远”炸沉,以免资敌。丁汝昌在指挥北洋舰队及其艰难情况下,仍试图力挽备局。他不计个人恩怨得失,顾全大局,主动联络个军。当清迋拟“逮治丁提督时”,威海炮台统将戴宗骞(1842~1895)等公电: 

        丁提督自旅顺回防后,日夜训练师船,联络各军,讲求战守布置……暂留丁提督在威海协筹要防,大局甚幸![59] 

刘步蟾暨各管带等公电: 

        丁提督表率水军,联络各营,布置威海水陆一切,众心推服[60]。 

事实上,威海危局时全靠丁汝昌主动与山东巡抚李秉衡(1830-1900年)、登莱青道刘含芳(?-1897)[61]联络,海陆配合防御。以上都是从全局战事考虑的。 

(三)舍生取义。为了国家,北洋海军多数将领都置生死于度外,关键时刻能舍生取义。刘步蟾抱定“苟丧舰,将自裁”[62]的决心,战争中镇定指挥,当“定远”舰重伤后,刘步蟾悲愤自责,即欲一死谢之,丁汝昌劝其“切莫存有此念”,但是当为免资敌自爆“定远”后,他还是悲愤自尽,实现了诺言。李秉衡评论称:“船亡与亡,志节凛然,无愧舍生取义。”[63]丁汝昌决心与敌人拼战到底,告家人“吾身以许国”[64]。他在断然拒绝日本劝降后再次表示“断不能坐睹此事”,“决不弃报国之义,今唯一死以尽臣职。”[65]在威海粮弹匮乏,外援无望情况下,丁汝昌仍鼓励众将,说服洋人和意志薄弱者,坚持保卫威海达13日。直到“见事无转机”,丁决定“一身报国”。自尽前明确嘱威海卫水陆营务处提调兼管东口水雷营的牛昶昞“速将提督印截角作废”[66]。遂吞鸦片自尽。丁自尽后,牛昶昞伙同洋员共推护理左翼总兵署“镇远”管带杨用霖(1854-1895)出面与日军商议投降事宜。杨用霖断然拒绝,口诵文天祥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后,返舰舵引枪自击而亡[67]。他们以自己的行动,体现了视死如归,舍生取义的民族气节。这种精神与那些贪生怕死,屈膝投降的软骨头形成鲜明的对照。 

(五)  北洋海军覆灭给人们的启示 

中国近代海军——北洋海军,经过三次海战就全军覆灭,留给人们教训太多了,以下试列举数条启示。这些启示是从建设一直真正强大的海军思考问题的,指出存在问题并不否认北洋海军将士的历史功绩。 

第一,一直强大的海军,必须有一个坚强有力的指挥核心。清政府于1885年10月设立了“总理海军事务衙门”,负责管理全国海军,其实大权却由会办李鸿章掌握。1888年成军的北洋海军,亦听命于李鸿章一人。北洋海军按照《北洋海军章程》设立了提督、总兵等海军军官,并聘请了外国顾问,似乎有个指挥核心,但是提督确是个不懂海军的人,他唯一的是忠诚执行李鸿章的意图,不能充分发挥左、右翼总兵的作用。聘请的洋人又有独树一帜,争权夺势之事,弄得指挥核心不和谐。个别将领时有擅自行动者,诸如方伯谦(1852-1894)擅自离开黄海大战海域,蔡廷干的逃遁等。在威海保卫战时,没有形成海陆协防指挥核心。这些对北洋舰队覆灭影响太大了。 

第二,战胜外来侵略,必须有一个开明而严密的政治体制。清朝封建专制政治体制,到了19世纪七八十年代更加显露出腐朽、封闭与落后,对内镇压人民以维护统治,对外则屈辱妥协。而且一国之君光绪受慈禧掣肘,战和摇摆,多年未增加新舰艇。清迋对外政策的执行者李鸿章缺乏总统大局的本事。甲午战争的关键时刻他只有“避战保舰”意思,面对日本的联合舰队,却无调动南洋海军、福建海建共同作战的决策,形成一支北洋舰队代表一国与日本的全国联合舰队作战。再加上“前路”与“后路”不能协调一致,战时无法实施综合保障。其他方面暴露出的问题都源于腐败落后的社会制度、军事体制以及海军海防战略。体制的弊端造成北洋舰队孤军作战,岂有不败之理。 

第三,海军保卫海防,必须有先进的舰艇,配备先进的武器和完善的“后路”保障体系。北洋舰队与日本联合舰队在船只数量上旗鼓相当,可是中国舰队除有大量铁甲舰优势外,舰速慢,少有速射炮确是大弊端。中国舰炮配备的是有烟火炮,无法连续发射。北洋舰队“后路”保障部门多达10余个[68],可是存在严重问题。一是军械多为进口,配件需从外国购入,黄海海战中各舰大炮零件损毁严重,许多大炮受损不能及时维修,变成废炮;二是弹药质量存在问题,有的偷工减料、铁质不佳、弹面皆孔,有的大小不合炮膛,有的引信拉火不能引着[69];三是北洋各舰“炮弹等亦多不敷临敌之用”[70],且出现“克虏炮有药无弹,阿姆斯特朗炮有弹无药”[71]的怪现象。就连供应各舰之煤“尽罗劣充数”,“煤屑散碎,烟重灰多”[72]。此外医疗保障、伤亡抚恤标准过低、补充兵员不足不及时,以及劳务过于繁重等方面也问题严重。截至威海保卫战时,后勤供给几乎断绝,粮食缺乏,弹药将罄[73]。这样的舰队是无法取得胜利的。 

第四,夺取战争胜利的基本要素之一是官兵必须有较高的素质。任何战争,战斗力的基本要素除武器外,官兵素质往往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对北洋舰队后两次海战中的检验可以发现,不仅武器装备不如日本,官兵素质也存在问题。“来远”管带大副张哲溁在呈文中指出作战失利缘由达16项之多。其中多为管理不到位而酿成官兵素质欠佳。张哲溁指出统帅无权、训练不精、号令不严、军械不足、军火不备、材料不备、辅佐乏才、兵额不敷、兵勇过劳、纪律不严、将就任使、军心不固、将士耽安、情面太重、奖恤失当、洋员不力[74]等问题,并不会抹煞广大爱国官兵的勇敢作战,不怕牺牲的精神。这些颇有见地的各项,可以说是较全面地揭示了北洋舰队存在管理论乱,军纪涣散,士气低落,训练不实以及官兵素质不高等问题,这样的舰队要在战场上克敌制胜是不可能的。 

以上各启示不是就整个甲午战争而言,仅是就北洋海军三次海战直到全军覆灭引发给人们的几个主要启示。一场战争,不论胜负都会给人以启示,但是北洋海军的迅速覆灭给人们的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往事如烟,因为近代北洋海军如烟雾一样,覆灭百余年了;往事并不如烟,是因为北洋海军的大量资料和许多经验教训,并非如烟雾一样散去,而是保留在了人间,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他切凿地告诫人们:捍卫祖国的海疆,必须有一支真正强大的人民海军。 

                     



[1]《光绪元年十月二十六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弈訢等奏折?附单》,《洋务运动》丛刊(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46页。 

[2]包遵彭:《中国海军史》上册,台湾书店,民国59年版,第18~19页。 

[3]范晔:《后汉书》。 

[4]《恭亲王及文祥奏折》,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98,第19~20页。 

[5]李鸿章:《筹议海防折》,(同治四三年十一月二日),《李文忠公奏稿》,卷24,台北文海书局,1965年影印本,第19 ~20页。 

[6]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9,光绪六年(1880年)内多府抄本,第53~54页。 

[7]见《左宗棠全集?奏稿》卷46, 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32页。 

[8]左宗棠:《覆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援运情形折》(光绪元年三月七日),《左宗棠全集?奏稿》卷46,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41页。 

[9]朱寿朋编:《光绪东华录》(一),中华书局,1958年版,总第35页。 

[10]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3练水师,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1页。 

[11]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3制战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5页。 

[12]薛福成:《筹洋刍议》变法,第21页、利器,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山年版,第6页。 

[13]薛福成:《酌议北洋海防水师章程》,《庸庵文外编》卷1,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山年版,第30页。 

[14]王之春:《国朝柔远记》卷19修船政,台北文海出版社,1998年影印,第19页。 

[15]王之春:《国朝柔远记》卷19修船政,台北文海出版社,1998年影印,第19页。 

[16]王之春:《国朝柔远记》卷19建海军,台北文海出版社,1998年影印,第20页。 

[17]王先谦:《条陈洋务事宜疏》,《皇朝经世文续编》卷120,思补楼1899年刻本,第12~15页。 

[18]北京师大中国近代史组编:《中国近代史资料选编》上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39页。 

[19]丁日昌:《北洋水师章程六条》,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98,光绪六年(1880年)内多府抄本,第19~20页。 

[20]胡立人、王振华:《中国近代海军》,大连出版社,1990年版,第348页。 

[21]李鸿章:《复曾相》,《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2,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 

[22]李鸿章:《筹议制造轮船微克裁撤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9,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45页。 

[23]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洋务运动》丛刊(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3页。 

[24]黄体芳:《兵部左侍郎奏》,见《洋务运动》丛刊(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7~18页。 

[25]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洋务运动》丛刊(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1页。 

[26]《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第19页。 

[27]李鸿章:《请设海军部兼筹海军事复总理衙门函》,见《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33页。 

[28]何天爵撰,张雁深译:《中国的海陆军》,《洋务运动》丛刊(八),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68页。 

[29]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洋务运动》丛刊(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7页。 

[30]《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52,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第8页。 

[31]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洋务运动》丛刊(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53页。 

[32]赵尔巽等:《清史稿》卷136,请史馆,1927年版,第4032页。 

[33]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洋务运动》丛刊(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7页。 

[34] Zenone Volpicelli(笔名:Vladimir),The China-Japan War.London.1896.p78.乌拉米尔:《中日战争》,伦敦桑普森??????洛马斯顿出版公司,1896年版。 

[35]《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12,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4页。 

[36]《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78,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3页。 

[37]《寄丁汝昌》,《中日战争》丛刊,(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69页。 

[38]吴馨、姚文枬等:《上海县志》卷15,1936年铅印本,《人物补遗》。 

[39]《日清战争实际?丰岛海战》,《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八册,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2页。 

[40]池仲祐:《甲午战事记》,《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六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页。而《北洋大臣来由(四)》(光绪二十年六月二十五日电报档)称“弁兵死亡士认,受伤二十七”,见《中日战争》丛刊(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页。 

[41]《“高升”号船长高惠悌的证明》,《中日战争》丛刊(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3页。 

[42]《“高升”号船长高惠悌的证明》,《中日战争》丛刊(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3页。 

[43]《汉纳根文尉关于高升商轮被日军间击沉之证言》,《中日战争》丛刊(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1页。 

[44]《日本参战将领的战斗报告及演讲。高千穗舰某尉官亲笔记述的黄海海战实况》,《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七册,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52页。 

[45]河村直登:《日清战争实记》第20编,东京博文馆,1895年版,第9页。 

[46]赵尔巽等:《清史稿?邓世昌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及梁鼎芬等《番禺县续志》卷23,广州1911年刻本,见《清末海军史料》,第396~398页。 

[47]《普天忠愤集?大东沟战事纪实》,《中日战争》丛刊(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9页。 

[48]李鸿章:《清优恤大东沟海军阵亡各员折》,《中日战争》丛刊(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5页。 

[49]蔡尔康等编:《中东战纪本末?朝警记四?大东沟海战》,《中日战争》丛刊(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9页。 

[50] [日]川崎三郎:《日清战史》,第7编,东京博文馆,1896年版,第141页。 

[51]池仲祐:《海军实记?林少保?钟卿事略》,《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12册,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399页。 

[52]蔡尔康等编:《中东战纪本末?朝警记四?大东沟海战》,《中日战争》丛刊(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8页。 

[53]欧阳英、陈衍纂修:《闽侯县志?节义上》卷85,1933年刻本。 

[54] [日]海军军令部编:《明治二十七八年海战史》下卷,东京海军军令部,1905年版,第199页。 

[55]《北洋大臣来电》,《中日战争》丛刊(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13页。 

[56] [日]海军军令部编:《明治二十七八年度战史》下卷,东京海军军令部,1905年版,第93~95页。 

[57] [日]桥本海关:《日清战争实记》第12卷,东京博文馆,1895年版,第410页。 

[58]易顺鼎:《盾墨拾余》,《中日战争》丛刊(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7页;[日]河村河村直:《日清战争实记》第20编,东京博文馆,1895年版,第11页。 

[59]《北洋大臣来电一》,《中日战争》(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67页。 

[60]《北洋大臣来电一》,《中日战争》(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67页。 

[61]《丁汝昌致刘含芳电》,《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2550)第32卷,故宫博物院,1932年版,第14页。 

[62] [英]泰莱:《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中日战争》丛刊(六), 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7页。 

[63]《山东巡抚李秉衡奏查明丁汝昌死事情形折》,《中日战争》丛刊(三), 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81页。 

[64]施从滨:《丁君旭山墓表》,《丁氏宗谱》,1922年刻本。 

[65]《福龙鱼雷艇某弁供词》,[日]河村直:《日清战争实记》第20编,东京博文馆,1895年版,第9页。 

[66]陈诗:《庐江文献初编?丁汝昌传》,《中日战争续编》,第12册,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383页。 

[67]池仲祐:《海军实记?战役死难群公事略?杨镇军雨臣事略》,《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375页。 

[68]《北洋海军章程?后路》,《北洋海军资料汇编》(下),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4年版,第1055~1062页。 

[69]《张哲溁呈文》、《沈寿堃呈文》,盛实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98、404页 

[70]《中东战纪本末?????德汉纳根军门语录》,《中日战争》丛刊(七),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38页。 

[71]《赫德致金登干》(1894年9月12日北京去函 Z至第630号),《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中华书局,1983年版,是55页。 

[72] 《丁汝昌海军函稿》,《北洋海军资料汇编》(上),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微缩复制中心,1994年版,第533~534页。 

[73]《北洋大臣来电三》,《中日战争》丛刊(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89页。 

[74]《张哲溁呈文》,盛宝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398~400页。 

(资料来源:《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8年第5期。本文与关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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