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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达开覆没大渡河考察记
石达开覆没大渡河考察记

 

一八六三年春,石达开率军几万人到达大渡河南岸的紫打地(旧属四川越西厅,今属石棉县),他的目的是越大渡河,北上进图川中,但陷入绝境,进退失据。从 五月十四日 六月十一日 被俘,困守紫打地二十七天,最后全军覆没,造成了令人痛心的历史悲剧。对这一重大事件,有一些记载,亦有一些学者进行了研究,但仍给后人留下了许多疑问和难解的谜。一九八五年十月,即石达开覆灭一百二十多年后,我们来到紫打地进行实地考察,凭吊这位曾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兹将所得记叙如下。 

 

一、几个问题的订正 

在大渡河畔考察过程中,我们发现一些问题,感到某些说法与史实有出入,特将考察所得参阅历史记载,略加考释。 

(一)紫打地旧址在何处? 

紫打地又叫“紫大地”、“子大地”、“自大地”等,是由大渡河和松林河所形成的一个三角地带,属越西西路河道七个集场之一。这七场是:紫打地、喜乐、洗马姑、腊尔坝、积玉、海尔挖、田湾,皆由松林地土司王应元管辖,其中以紫打地为最大。紫打地场创于乾隆时期,嘉庆时更新修整。一九○二年秋,紫打地被水冲毁。紫打地旧址在何处?国内学者一般都认为今石棉县之安顺场在紫打地之北,即“另于其地之北建立新场”,也就是说紫打地旧址在今安顺场以南(见王庆成:《石达开》第136页;邱远猷:《翼王悲剧地,红军胜利场》,《文史知识》1984年第9期)。但当我们站在大渡河北岸,眺望安顺场时,发现这样一个问题:既然紫打地被大渡河水所冲毁,选择新场时必定往靠河道较远处移,即往南移。如果按上述说法,今安顺场在紫打地之北,岂不更近河道?殊不合情理。后查当时越西厅同知孙锵所订《新立安顺场场规》,中有:“兹择于南头中坝另立新场”(《越西厅全志》卷二之六,关隘十),证实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因此,紫打地场旧址应在今安顺场以北、大渡河以南所夹地带,或许一部分正是今大渡河床。见图一。 

不过,应该注意的是,我们这里特指的是紫打地的旧场址。其实,由大渡河和松林河所形成的这一片地区皆称紫打地,分为中坝和下坝,有“田千数亩”(《越西厅全志》卷二之七,水利三),紫打地旧场即为下坝,今安顺场即为中坝。 

紫打地场被水淹没后,当时越西厅同知孙锵亲临勘度。新场定名亦有一番争论,有人称石达开在此地覆没,可改名“诛达”。但孙锵认为:“迁地宜良,语取吉祥”,万事应逢凶化吉,舍旧图新;愿上天保佑新场“长同盘石之安”,“永保流行之顺”,又根据祭文中有“山镇久安河顺”之语,定名为安顺场(以上见《越西厅全志》卷二之六,关隘十)。 

(二)关于松林河问题 

我们身临紫打地,不禁为石达开扼腕叹息。极目四周,上是天险大渡河,左是松林河,右是蔡罗水(今南垭河),后有清军杨应刚、王松林,土司兵岭承恩,可谓是陷入绝境。 

据记载,石达开在强渡大渡河失败后,曾于 五月二十九日 、三十日两次大规模进攻松林河,皆未成功, 五月二十九日 六月三日晚 又两次设计偷渡、偷袭都失败了。 六月五日 ,石达开射书与河对岸王应元,忍辱求其让路,并以良马两匹、白金千两相赠,并请允许采购粮食,皆被拒绝。石达开面对松林河和一土千户竟毫无办法。 

想来松林河也是奇险之地吧,否则为何石达开及部属万人对它束手无策?然我们亲临实地时却感到意外。松林河实是一小支流,水虽湍急,但河宽不过二三十米。英勇善战的石达开在这里竟不得过,真是难以理解。难怪有学者感叹:“简直难以想象这条河在一百多年前竟困死了一位叱咤风云的英雄!”进而猜想石达开在大渡河的军队人数可能被清方大大夸大了(《石达开论集》第23页)。还有研究者说:“……至于松林小河,是一条投鞭断流,水浅河窄的小河,那是谈不上什么‘天险’了。”(同上书第169页)但我们考虑,目前所见的松林河,毕竟距石达开覆没已一百二十余年。岁月流逝,星换斗移,山川变迁,很难说松林河还是当时的原状。于是认真查阅史料,竭力想弄清松林河的本来面目。 

松林河又称松林小河,发源于红坝,从东南向东在紫打地注入大渡河。在紫打地处的松林河段上原有一铁索桥,名紫打地桥,但被土司王应元为防石达开渡河而毁。关于该桥的情况,《越西厅全志》卷二之八《津梁》有记载:“长四十八丈,高五丈,同治二年土千户王应元毁以拒粤匪石达开。”长四十八丈合一百六十米,高五丈合十六七米,可见这桥并不小。桥面长 一百六十米 ,恐怕河面至少也有 一百米 宽。加上连日暴雨,洪水猛涨,石达开受阻的情形是可想而知了,显然,横在石达开面前的并非是“水浅河窄”的小流,而是波涛汹涌的大河。这从另外一些记载中也可得到证明。如薛福成《书剧寇石达开就擒事》:六月三日夜,石达开攻渡松林河,“每数十人乘一筏”,“悉随惊湍飘没,浮尸如群鹜蔽流而下”。(《庸庵文续编》卷下)其水之大,可见一斑。 

(三)洗马姑和凉桥之位置 

洗马姑是石达开被俘的地方。 六月九日 石达开渡河失败,王应元过松林河,岭承恩从马鞍山乘势而下。石达开沿着极狭的河边小路向东退却,至利济堡,见老鸦漩水势险恶,无法渡过,全军已是“觅食无所得,有相杀噬人肉者”(许亮儒:《擒石野史》)。石达开决定“舍命以全三军”,自投清营。当时清参将杨应刚驻扎洗马姑。据载,石达开由杨应刚“前往迎之,携手过凉桥,至洗马姑。”(《越西厅全志》卷六之二,武功下)。 

我们来到凉桥,向东北可望见洗马姑。但对照我们所持有关石达开覆没大渡河的地图,却发现一个问题,即关于洗马姑的位置问题。简又文《翼王紫大地被困图》(见《太平天国全史》中册附图)、王庆成《石达开大渡河覆败形势图》(见《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和《石达开》两书)洗马姑皆在凉桥东南部,从实地考察看来,显然系误。而且我们所见之洗马姑靠近南垭河,但以上两图所标洗马姑离河甚远。根据实地考察,冼马姑应在凉桥东北面。查四川省测绘局一九八一年出版的《四川省地图集·石棉县》,亦可证明。洗马姑的正确位置见图一。 

查《越西厅全志》,洗马姑亦属土司王应元场地之一,“四山俱是夷巢,光绪二十年(1894年)夷人出扰,焚烧殆尽。”(卷二之六,关隘六)又有记载:“洗马姑桥即凉桥”,“同治二年(1863年)参将杨应刚擒粤匪石达开于此。”(《越曲厅全志》卷二之八,津梁五)看来凉桥曾也称洗马姑桥。 

(四)关于石达开被俘后的夜囚地 

据《越西厅全志》, 六月十一日 石达开“舍命以全三军”,自投清营。清军参将杨应刚“前往迎之,携手过凉桥,至洗马姑,宿马颈子王通把宅中。”(卷六之二,武功下。王通把即王应元,当地人称土千户为“通把”。)现在,在回隆公社马颈子生产队(即原洗马姑场的马颈子)王氏后裔尚有一前清遗宅,因此,一些论者和论著把此宅作为石达开的夜囚地(见《太平天国学刊》第1辑第302页照片,《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第450页)。解放三十多年以来,石棉县政府十分注意收集有关石达开的珍贵文物,如文告、兵器、钱币等,因石达开及部属上万人在这里覆没,不会无所遗存。然而令人不解的是,迄今为止,有关石达开的实物资料竟一无所获。目前可以见到的稍可供凭吊的实物,也只有一九四五年川康公路桥建成时,当时的西康地方官在那里所立的十几通石碑。如《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紫打地蒙难纪实碑》、《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殉难碑》等,现尚有三通存于石棉县文化馆内。因此,如果该宅的确是囚禁过石达开的地方,那么即是目前直接有关石达开的唯一实物,当然是十分珍贵的文物。所以,我们对此有十分浓厚的兴趣。 

我们一行来到马颈子王氏遗宅。据王氏后裔介绍,这的确是他们先祖的遗物,年代久远。这房子目前仅剩碉堡般的四壁,房顶已被折掉,看来若不加以保护,恐怕用不了多少年就会荡然无存。之后,我们又采访县政府、文化局、文化馆等的数位人士,他们皆认为,石达开是否就是囚于该宅,尚不能确定,因为马颈子过去有许多王应元的房产,石达开也可能囚于其他房中(《石棉县石达开遗迹采访记录》)。查历史记载,王应元老巢是松林地,但他辖有河道七场四十八堡,洗马姑属七场之一,马颈子亦为洗马姑一部分,因此,王应元在此有许多房产是可信的。然而,石达开是否就囚于此房却是值得怀疑的。不过,该房既是石达开时代的遗物,而且有石达开在此住过的可能,所以也有加以保护的必要。 

 

二、石达开不能渡河原因考察 

石达开困于紫打地,覆没于大渡河,根本原因是由于他未能渡过大渡河。而就在一个多月之前,石达开的中旗赖裕新部,却得以顺利通过(见图二)。因此,这给人留下了一个难解的谜。 

赖裕新部于一八六二年十二月由云南巧家渡金沙江,沿披沙、洼乌、普格北上,次年一月,数万人过西昌,攻沪沽,克冕宁,越小相岭,直抵越西城,与越西周岐源、参将杨应刚、土司岭承恩等进行激战。他们曾在梅子关、腊关顶击败岭承恩。于 三月二十八日 到达大渡河边的大树堡。以布匹结船只为浮桥,四天时间里分三队从大树堡顺利渡过大渡河。 

大树堡距紫打地约四十至五十公里。我们来到这里,虽不能断定中旗渡河之准确地点,但可见这一带河水较平缓,地势很开阔,显然,这里渡河比紫打地有利得多。为什么石达开没随中旗走这条路?因土司岭承恩带领夷兵已将越西大路各隘扎断,石达开“知越西诸要隘严兵以待。”(薛福成《书剧寇石达开就擒事》)军师曹卧虎建议,“相岭不通,……询诸冕人,便捷莫如小道,且无妖(即清军)。若大王鼓行而西,军到即克小河,直据松林土署。……直松林越泸定,经天全,绕邛州油榨沱,转瞬军逼成都。”(都履和《翼王石达开□江被困死难纪实》)于是决定走山中小道,由松林地渡大渡河,因而误入这穷山恶水之地。石达开率部三、四万人由冕宁小路,至铁宰宰、水扒岩、烂泥坪、铜厂、新场,于 五月十四日晨 抵达大渡河南岸之紫打地。 

当石达开到达紫打地时,清军尚未到达对岸。但在石达开被俘后,四川总督骆秉章在其《生擒石逆疏》中称,他早已派其部唐友耕、蔡步钟于 五月十二日 在北岸扼守。但薛福成对此早有怀疑,在《书剧寇石达开就擒事》一文中说:“按石达开初到大渡河边,北岸实尚无官兵。而骆文忠公奏疏谓唐友耕一军已驻北岸,似为将士请奖张本,不得不声明其防河得力,因稍移数日以迁就之。”薛福成称,石达开到紫打地后,“越二日,……忽见官军已到北岸”(《庸庵文续编》卷下)。又据《纪石达开被擒就死事》称:川督“闻石军续至,急调总兵唐友耕,与雅州知府蔡步钟,督军民防大渡河,皆仓卒不及赴。石军至河,见北岸无备。”(见《康导月刊》第五卷第七、八期)上述史实系由采访目击之人写成,较为可信。对此史实, 罗尔纲 先生亦有考证,确定清军在 五月十七日 即石达开到紫打地第三天方到对岸,王庆成也持如是说。 

据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当石达开于 五月十四日晨 到达紫打地时,未遇大雨,河水亦未上涨,尚易渡河。骆秉章在《生擒石逆疏》中说是:石达开到紫打地的“是夜,松林小河及大渡河水陡涨数丈,势难徒涉”;薛福成《书剧寇石达开就擒事》也称:石达开想“不如俟明日毕渡。迟明,遣贼探视,忽见大渡河及松林河水陡高数丈”;又《越西厅全志》卷六之二《武功》记:“贼甫至未之渡也,……俄而阴云四合,是夜滂沱大雨,河水陡涨”;又《纪石达开被擒就死事》:石达开军循蔡罗河而北,集驻于紫打地以东五场,“尚未越松林河,未虞雪山融雪之际,一夜风雨,河水猛涨丈余,骤不可渡”。因此,石达开于 五月十四日晨 到紫打地时河水尚未上涨是可信的。但是,为什么石达开没有乘清兵未到北岸、河水亦未暴涨之际渡过大渡河呢? 

石达开错过时机的原因,历来有二说。 

第一种,薛福成《书剧寇石达开就擒事》所记, 五月十四日 石达开已渡军队万人,因天晚而撤回: 

达开以土司之纳其赇也,夷然信之,长驱入险。是时大渡河北岸尚无官兵。达开使其下造筏速渡。渡者已万余人,会日暮,忽传令撤还南岸,谓其下曰:我生平行军谨慎,今师渡未及半,倘官军卒至,此危道也,不如俟明日毕渡。迟明,遣贼探视,忽见大渡河及松林河水陡高数丈。达开谓山水暴发,一、二日可平也,当少俟之。越二日,水势稍平,忽见官军已到北岸,用枪弹隔水击贼,有死者。对这个记叙,一氓根据其一九三五年五月在安顺场渡大渡河的亲身经历,认为这是决不可能之事。在《从金沙江到大渡河》一文中说(见《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第249251页):既然天晚来不及渡后继队伍,那么又哪能把已渡过的一万人渡回来呢?有渡这一万人转来的时候,为什么不继续渡第二个一万人过去呢?从安顺场渡河点的水势来看,天近晚还渡一万人,那非有两百只船不可,每只船一次渡二十五人,渡两次。但那个地方,很难一齐摆下两百只船来,同时还得有一千六百个熟练的船夫,而石达开当时不可能得到两百只船和一千六百名船夫。对此, 罗尔纲 先生亦作了考证,认为所谓渡一万人又退回是不可信的。但石达开部可能为侦察敌情、探路径,或许渡过数百人乃至上千人。因此,石达开的确有渡河的部属,只是人数夸大了。而且目的也只能是探测敌情,而不是大规模的渡河行动。 

第二种,石达开得子误时说。许亮儒《擒石野史》称:“当夜,达开妇诞一子,……乃通令将卒曰:孤今履险如夷,又复弄璋生香,睹此水碧山青,愿与诸卿玩景欢醉。部属均稽首称贺。以是传令犒赏,休养三日。”经 罗尔纲 先生考证,认为第二说是可信的,这里不再详述。 

实际上,第二种说法也仅是说明为什么石达开迟至十七日方才渡河,而未能回答石在十四日白天未渡之原因。固然,石达开完全未料当夜会大雨滂沱,河水猛涨。但作为身经百战、智勇双全的石达开应该懂得,山川险隘,进退艰难,疾战则存,缓战则亡的兵法常识。显然,石达开当日未渡河有其他重要原因。 

根据实地考察以及对历史记载的研究,我们认为有以下值得重视的因素: 

第一,犯讳而犹豫不前。我们在安顺场采访时,当地流行这样一个说法:石达开冒险走小路北行,过铁宰宰,便感到有不祥预兆,因为他认为犯了地名讳(这种情形在古人身上是常见的)。他姓石,而“铁宰宰”为专门打石头之工具,铁能克石,据说他从而产生失败的预感。对这一说法一些记载可作佐证:当部队过铁宰宰时,石达开见“径极险狭”,“睹部伍鱼贯以进,辄畏阻”,已有退心,打算回师西昌,再图成都。但军师曹卧虎竭力主张继续进军,称“兵家乘虚为上”、“便捷莫如小道”,石达开才“决意冒险”(都履和《翼王石达开□江被困死难纪实》)。在这种情况下,石达开难免有疑虑之心,而不敢毅然用兵。因此,当 五月十四日晨 石达开抵紫打地后,犹豫不前,格外小心。他先派兵渡河探路,查看清军是否有备,而耽误了一天。当时石达开对部下说:“我生平行军谨慎,……倘官军卒至,此危道也,不如俟明日毕渡”(薛福成《书剧寇石达开就擒事》)。由此亦可见石达开疑虑的端倪。 

或许有人会问,石达开是广西人,他是否懂得“铁宰宰”这个地名的含义?我们想这是毋庸怀疑的。首先,石达开与其部多次入蜀,属下川籍士兵甚多。一八五九年六月石部由湖南入四川;一八六一年八月经贵州趋进四川綦江、南川、涪州、黔江等地;一八六二年一月石达开率主力进入四川石柱厅,转战涪州、忠州、丰都、南川、巴县,五月又由贵州突入四川叙永,年底再由云南入川,经高县进军横江……。石达开与其部在川期间曾大量招募士兵,如一八六二年石达开曾以“真天命太平天国圣神电通军主将翼王石”名义,发布《募兵训谕》,宣称:“本主将大开军门,广罗武士。收纳不拘万千,招募无论什百,先教以止齐之节,复列于戎行之间。待之如手足,用之以作干城。”四川总督骆秉章也奏称:“石逆所过地方,不惟无人阻截,而散练游匪,随处响应,裹胁众至十来万,贼势倍于前。”(《骆文忠公奏稿》卷五)其次,石达开有当地人作向导。石部尚在冕宁之梳妆台时,军师曹卧虎便“询诸冕人”(《翼王石达开□江被困死难纪实》),以探测路径。到紫打地时,石达开尚有当地向导两百余人。在渡河失败后,“尽斩向导二百余人祭旗。”(《书剧寇石达开就擒事》)显然,石达开可从向导口中知道“铁宰宰”的含义。另外,因为文字是相通的,石达开也不难在文字上加以理解。 

第二,临时造船。在石达开部到紫打地之前,当地土司便采取了行动,船悉被破坏。当时石达开部有数万人,大渡河的船筏一般一只仅可装二十至三十人,需要船的数量可想而知,缺少船只要想当天渡过大部队当然不可能。据载,石达开抵紫打地后,便“使其下造船筏速渡”(《书剧寇石达开就擒事》)。显然,这是非需若干天不可的。 

第三,为解决粮食问题。从一八六三年四月中旬石达开入川以来,行军近一月才到达紫打地,当时真正兵疲粮绝。他们原来设想,“军到即克(松林)小河,直据松林土署,珍奇米粟,俱为我有,用以犒军”(《翼王石达开□江被困死难纪实》)。然而事与愿违,河不得渡,粮亦告罄,只有先解决粮食问题。据《越西厅全志》,石达开在“无所得食”的情况下,遂“出队山村各处买粮”。但土司王应元早已“令乡村各寨坚壁清野”,因而一无所获。一九○二年,《越西厅全志》的编撰者孙锵曾在紫打地访问了当地人赖进学,也称石达开到之前,“百姓皆逃过松林小河或过大渡河,往清溪县(即今汉源县)界居住。”(见《越西厅全志》卷六之二,武功下)粮食不得,进军亦难,所以,以后石达开还隔河射书给王应元,请允许采购粮食。 

第四,等候辎重到达。《纪石达开被擒就死事》称:“石军至河,见北岸无备,拟待后方辎重毕集同渡”。这即是说,当石达开于 五月十四日晨 到达紫打地后,其辎重尚在后行,所以先派小量部队过河探视。很可能待辎重到后,天色已晚,只好等第二天再渡。该文系根据记录邛徕乐凤鸣所述少年时闻陈少甫目击之事,尚有参考价值。 

由于以上诸种原因,使石达开未能果断在当天闯过大渡河,错过了这决定生死的一天。而是夜河水陡涨,石达开想“山水暴发,一、二日可平也,当少俟之”。但两天以后,清军已到对岸,石达开因而丧失了渡河求生的机会,终于酿成覆没大渡河的历史悲剧。 

以上仅是我们经过实地考察,并对历史资料进行研究而得到的一些体会,有许多问题尚需进一步的探讨,仅此就教于对此问题有兴趣者及同行专家们。 

 

 

(资料来源:《四川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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