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近代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在军事装备生产、军事体制以及军事人才的培养等方面由古代向近现代的发展历程。在近代中国,清廷内部一些有识之士目睹外国列强“船坚炮利”,有感于“中国的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惟独火器万不能及”。[1](P9)他们在19世纪60~90年代在中国掀起了一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有关洋务运动的研究,学者已经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其讨论主要集中于洋务运动的性质、目的、影响以及洋务派人物的评价等方面,[2]但有关洋务运动与中国军事近代化之间的关系,当前学术界的研究尚有所欠缺,并文就试图就这一问题展开探讨。

一 制器之器与坚船利炮军事近代化的物质基础

一位外国人这样写道：“中国传统的体制中,或许没有比军事组织更受西方鄙视的,其质量差的不足以挂齿。”[3](导论)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震撼了中华帝国,列强的炮舰冲开了清政府闭关自守的大门。沉睡的封建帝国中,统治阶级内部一部分人开始看到了中西之间存在着的巨大差距。“也许是中国被迫开放与外国通商的缘故,所以它最初愿意采用的方法自然在武器方面,它认为战败是外国战舰与武器的优越性,所以他们自然的在武器方面与敌人并驾齐驱。”[4](P438)基于这种认识,清政府内部出现了一批主张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引进机器生产的洋务派。洋务派普遍认识到中国谋求富强之道需从“练兵”、“制器”开始。奕訢说：“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曾国藩提出“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可期永远之利”,“购买外洋枪炮,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李鸿章也悟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1](P10)为了改变清军武器装备落后的状况,洋务派在全国各地纷纷建立了一些军事工厂,兹将主要列举如下：

(资料来源：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第565、566页。张玉田：《中国近代军事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51页。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2版,第24页)

工业化的近代化的重要特征,洋务派军事工厂的建立“标志着中国产业技术革命和中国近代化的开端”。依托这些初具规模的军事工厂和现代化的机器生产方式,洋务派生产与仿制出了大量的洋枪洋炮以及以蒸汽为动力的铁甲轮船,以江南制造局为例,自1867~1895年,该局共制造了后膛枪支6.53万杆,新式大炮742尊,火药667万磅,炮弹160万枚,枪子869万颗,炮弹壳2.1亿粒,地雷水雷1500具,大小轮船15艘。[5](P28)研究表明,湘淮军所用的10万杆前膛枪基本都是江南制造局制造。[6]近代火器使用的比例逐步提高使清军的兵器由原始的火器与冷兵器并用的时代过渡到近代先进的火器时代。洋务派还利用自己所造与从外国所购之轮船逐渐建成南洋、北洋、福建、广东四大海军,奠定了中国近代海军基础。1875~1884年,福州船政局共制造巡洋舰2艘,炮舰12艘,兵舰14艘；1885年以后又陆续制造铁甲舰2艘,巡洋舰7艘,守船6艘,练船3艘,运输船1艘。[5](P314、317)除制造枪炮和弹药外,有的军事工厂还制造“制器之器”,生产“母机”,[7]1867~1904年,江南制造局共制造车床138台,刨床钻床等117台,起重机84台,抽水机77台,汽炉机32台,汽炉15座。[6](P82)福州船政局自行制造机器66座,天津机器局能够自行制造电机、电线、电引的机器,在1876~1879年间,自制了机床等设备177台。四川机器局仅在1885年续造的机器就有58种,新造的机器206件。[8](P167)可见,洋务运动开创了大规模机器生产军工产品的新时代。这些新式近代火器与轮船的生产和使用,改善了清军的军事装备,提高了清军的战斗力。军事装备近代化是军事近代化的物质条件,因此,洋务运动为中国军事初步奠定了物质基础。

二 近代军事思想的初步形成与近代军事理论的不断构建

首先,在洋务运动期间,西方的军事理论与著作被翻译与介绍到中国,主要有日本石井忠利的《战法学》,德国来春支泰的《借箸筹防论略》、《炮概浅说》,德国康贝的《练兵新书》。据统计,自1868年到清末,江南制造局翻译的兵政与兵学类的书就有47种。[5](P168)西方军事著作的翻译,传播了西方国家近代的军事思想。

其次,在清政府危机四伏的形势下,洋务派的一些有识之士在深刻认识世界与中国大势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具有当时历史特征的近代国防思想。在李鸿章等人所提出的“变局论”中,都具有难能可贵的时代与形势危机感。李鸿章指出“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主客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数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器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强敌！”他还指出：“……洋人论势不论理,彼以兵势相压,我第欲以笔舌胜之,此必不得之数也。”[9](P41、42)为此,他们提倡引进西方的先进的科学技术,主张开办军事工业与民用工业,实行“兵战与商战并举”。[10](P113-114)充实国防实力,在一定的国家经济与国防实力之上抵御外国的侵略。在国防建设方面,他们提倡实行义务兵役制,进行军事教育,弘扬民族的尚武精神。[5](P13-14)同时,在西方近代军事文明的冲击下,中国古老的军事战略思想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第一,中国传统的“重陆轻海”的战略方针的逐步改变,近代海军的建立和海防体系的初步确立。“历代备边,多在西北”,传统的中国以陆地为主要防线。1874年日本进攻台湾,使清政府认识到日本将“为中国永久大患”。洋务派趁此机会,提出了“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等六条具体措施的“海防议”。李鸿章坚决支持总理衙门和丁日昌关于建立新式海军和配备近代化枪炮武器充实海防,还建议将沿江、沿海各省陆军“认真选汰,一律改为洋枪炮队”,并建议采用西法设立新式学校等一系列措施。清政府分别任命李鸿章、沈葆桢分别督办北洋和南洋海防,又决定每年拨银四百万两作为海防经费,是为中国近代海军的开端。1884年清政府设立海军衙门,决定“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到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建军,装备了7千吨级铁甲巨舰2艘、2千吨级巡洋舰5艘,加上其他大小军舰,共20多艘；南洋舰队也拥有了二千吨级主力舰4艘,千吨级炮舰3艘；广东、福建舰队共有千吨级舰艇8艘。4支舰队共计大小舰船80多艘,这支庞大的海军,居当时世界第4位。19世纪80年代开始,清政府还以巨资修筑了旅顺、威海、烟台、吴淞、马尾、黄埔等海防基地,装备了最新式的克虏伯自动回转射击大炮,以及深水军港、船坞等配套设施,使中国拥有了当时远东规模最大的军港、船坞、炮台防御体系。[5](P53)第二,军事思想由“制内”到“御外辱”转变。在19世纪60年代,奕訢指出：“就今日之论之,发捻之乘,心腹之害也,俄国,,肘腋之忧也,英国……肢体之患也”。[9](P6)这说明在统治阶级看来,国内的农民起义是“心腹之患”,而外国列强侵略是“肘腋之祸”,“两害相权取其轻”。因此出现中外反动力量共同镇压农民起义的局面,但到了19世纪70年代后期,太平天国、捻军起义先后被镇压,阶级矛盾相对缓和,中国边疆出现新的危机,民族矛盾日益严重。列强的侵略已经危及清政府的统治权威。抵御外国侵略,保卫国家安全,维护清政府的统治,成为新的时代任务。[11]咸丰十一年,曾国藩在《复陈购买外国轮船折》中称仿造轮船“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12]李鸿章也指出：“机器制造之事,为今御辱之资,自强之本”。[13]奕訢在奏请设立总理衙门时称其要在于“审敌防边,以弥后患,然治其标而未探其源。探源之策,在于练兵,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在于练兵。”[14]可见,洋务派练兵制器有抵抗外国侵略的一面。

三 军事编制与职能出现向近代转化的趋向,为我中国军事近代化打下了制度基础

洋务派的地方领导人分别编写有关军事编制改革的著作,倡导进行军制和训练方法的改革。胡林翼的《读史兵略》、左宗棠的《楚军营制》、朱孙诒的《团练事宜》、王懿的《练勇刍言》是这方面的代表。他们都主张对清军军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将传统的练兵、治军与西方现代战术结合。此外,潘鼎新的《洋枪对大草图说》、聂士成的《淮军武毅军课程》、沈敦和的《自强军西法类编》、段祺瑞的《长江炮台议》、冯国璋的《筹海军刍议》都详细地介绍了采用西法练兵的规章条例。[5](P28-31)徐建寅的《兵学新书》对西方的兵役制度、武器装备、军事编制、后勤保障作了系统的介绍。“江楚变法三”主张将西方的军制、战法等皆纳入“用”的范围,采用新的体制与义务兵役制,更新粮饷章程。[10](P16)

在洋务派的努力下,西方近代军事训练与管理方法不断被引进与使用。洋务将领根据国外著作编写的军事著作如王鑫的《练勇刍言》、冯国士的《操练洋炮浅说》、葛道殷的《用炮要言》,分别对西方军事训练与管理方法进行了介绍。李鸿章的部下何伯率领1000人,练勇600人分别在英法军官的指导下进行训练。李鸿章还在戈登的帮助下,在淮军军中普遍雇佣洋人将领。[15]在水师操练的过程中,西方先进的海军操练方法被广泛运用。1879年,海军开始实行月操制度,分别在厦门、澎湖、基隆等地进行,“按月轮回,周而复始”,[16](P420)清水师所有的官兵“免习弓箭,专心训练枪炮”。同年,福建海军统领彭楚汉督带船舰合操,即“按依鱼贯,雁形变复各阵势详悉指画各合操船队,并枪炮、帆索、舢板次第督饬操练,考优校劣,兼求精习测量”。他们还制定了近代特色的水师管理章程与条例,如《求是堂艺局章程》、《轮船常川训练章程》、《轮船训练章程十二条》,1876年,又制定《船只保护章程》[16](P377、908、461、287)引进西方近代的军事管理方法。

在洋务派的倡导下,陆军开始过渡为专门抵抗外国侵略的国防军,军种开始由单一的步兵逐步扩展为由步、马、炮等兵种相互协调作战的近代化军队,这是具有近代化意义的职能转变。1862年李鸿章到上海后,命令淮军向洋兵学习西洋枪炮和阵法,仅仅两年多的时间,就把6000多人的淮军扩充到五六万人,洋枪三四万支,炮兵六七个营。淮军从1871年开始改装当时最先进的克虏伯后膛钢炮,到1884年已装备370多门。[17]左宗棠所部湘军从1863年开始建立洋枪队,1867年进军西北后,洋枪比例增加到六成。19世纪80年代以后,全部用西洋枪炮武装起来的湘、淮等近代化军队已经遍布东南、西北和南洋、北洋数省。[18]左宗棠率军收复新疆、冯子才在镇南关大捷等重大胜利,都是与清军的新式装备分不开的。中法战争中,出关作战的滇军主要装备是毛瑟枪,另外还配备了哈乞开斯连发枪、克虏伯钢炮等。陆军不仅装备改良,而且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西式军事训练。许多军官都经过军事学校的培训,军队的素质得到提高。清朝政府能在甲午战争初期,迅速调集二万多军队开赴朝鲜和鸭绿江边,说明军队的机动性也能得到明显改善。正是由于洋务派不遗余力的努力,使得甲午战争、中法战争,中国都曾取得过一定的局部胜利。

四 军事人才的培养

近代化理论表明,近代化虽然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在内的全面的转化过程,但归根结底的人是近代化过程,是人的塑造与培养的过程,是人才的培养与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军事近代化本质是一场政治经历,有助于军人形成近代化的世界观”。[3][序言]洋务派创办了我国第一批新型学校,大力引进西方科学知识,开创了近代军事教育事业的先河。他们在上海、福州、广州、天津等地先后创办上海操炮学堂、福州船政学堂、广州鱼雷学堂、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威海水师学堂、南洋水师学堂、旅顺鱼雷学堂、江南陆军学堂等一批军事学校,至1890年,单为海军就培养了1300多名水兵、军官和专业技术人员,还包括为国防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严复、邓世昌、刘步蟾等人。这些学校第一次将西方自然科学和工业技术带进课堂,从而培养出我国第一批造船、航海、机器制造以及近代医学等方面的人才。[19]据统计,至1896年为止,各地洋务派开办的洋务学堂有34所。据一些资料估算,到甲午战争前后,各洋务学堂毕业的学生约计已有一千多人。这期间,洋务派还通过派遣留学的途径培养工程技术和军工方面的人才,“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16](P167)洋务运动时期派遣出洋留学的人数共有200余人。[20]这些留学生回国后,在许多领域代替洋工程师工作,制造国产军舰,担任新式海军舰艇的管带、大副、海军军官、军事学校的教习等。[21]此外,在洋务派所办军事、民用企业,培养出了一批精通现代科学技术的工程人员,还造就出了一大批掌握现代大机器生产的技术工人,成为中国早期的技术力量。此外,洋务派设立的翻译馆,翻译刊行了大量书籍,引进了生、光、化、电等自然科学知识,这也有利于西方近代军事科技知识在中国的传播。毫无疑问,上述在洋务运动中锻炼和培养出来的军事科技人才,为军事近代化准备了一定的条件。

综上所述,洋务派通过引进西方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与先进的现代化的生产方法,先后建立起一批以大规模机器生产为特征的军事工厂,使中国的军事工业从无到有；以军事工业的开展为契机,洋务运动开设了一些军事学校,培养了一批近代军事人才；通过西方新的洋枪洋炮的使用,西方近代化的军制与训练方法开始进入中国；同时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新形势下,随着西方近代战防思想的不断介绍,中国古代的军事思想不断被注入近代化的内容。通过器物、教育与制度层面的互动,洋务运动在物质与制度、人力资源等方面为中国军事的近代化奠定了基础。正如夏东元先生指出：“洋务运动,在一定意义上,即是中国早期近代化运动,也就是以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为中心的相应的改革军事、教育等多方面的活动。”[6](P488)近代化就是落后的不发达国家赶超先进的发达国家的过程,[22]洋务运动就属于这样的一个过程。一方面,对于中国自身来讲,它是清军使用原始的冷兵器的比例减少与近代先进火器使用比例逐步上升的过程；另一方面,从中外武器对比来看,它又是装备近代洋枪洋炮与铁甲战舰的清军,与列强的武器差距逐步缩小赶超西方的过程。因此,洋务运动的过程也就是中国军事近代化的过程,为日后中国军事近代化道路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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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兰州学刊》200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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