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铭传撤基援沪一事，百余年来毁誉不一，聚讼不休。笔者认为，此事须同当时整个台北战局之发展联系起来考察，才可得出确凿可信的结论。爰陈愚见，以就正方家。
一
要对刘铭传撤基援沪做出恰当的评价，必须先对台湾北部的防御形势有一个明确的了解。
先是法国政府在法军占领越南红河流域的大部分地区后，又把战火烧到中国本土，其目的是要“据地为质”，以向中国勒索巨大权益和巨额赔款。这就是所谓“担保政策”。
法军虽未能实现对基隆的占领，但却破坏了基隆炮台。刘铭传知其不会善罢甘休，定要增船增兵，卷土重来。当时，驻守基隆的清军仅有8营；恪靖军6营，由福宁镇总兵曹志忠统领；武毅军2营，由记名提督章高元统领。然“各勇日在炎瘴溽湿之中，将士多病，八营之众，能战者仅千余人”（《中法战争》（五），第563页。）。兵力如此单薄，炮台又被摧毁，这给基隆的防御造成了极大的困难。根据以上情况，刘铭传决定：令离海过近的曹志忠部正、中两营“移扎后山，以保兵锐”（《中法战争》（三），第146页。）。另派擢胜营营官杨洪彪拆散挖煤机器，转移到山后，放水淹没矿井，烧掉矿山的房屋，“并焚毁矿外存煤约一万五千吨，以使法人不能再利用这存量丰富的煤矿，作舰队的添煤站”（《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第224页。）。因基隆炮台已被法舰轰毁，重修暂时已无可能，便决定弃置。同时，海关也撤离基隆，商务完全停顿。为防敌人占据基隆，刘铭传做好了坚壁清野的准备。
刘铭传的这些布置，既是从敌我力量对比和基隆的具体防御情况出发，也是基于对整个台北地区的战略防御的考虑。对基隆和沪尾之战略地位，他早已有所权衡。他曾向朝廷陈述战守大计：“基隆炮台既为敌毁，臣深见敌人船坚炮利，巨炮环布铁船，非避开船炮，纵得基隆，终难拒守。不得不退居沪尾，添筑炮台，另筑土墙，深挖濠窟，隔山坚守，以老敌师。隔山则巨炮不克移攻，登岸则坚船已归无用。非若死守基隆，彼长我短，胜算自可操也。”（《刘壮肃公奏议》，第8卷，第12页。）在这里，刘铭传提出了两条作战原则：战略上，要做持久的打算，利用有利的地势条件进行坚守，“以老敌师”；战术上，不死守滨海的基隆一城，避开“彼长我短”的不利作战条件，以使我军做到扬长避短。他坚信，若能贯彻这两条作战原则，则必可稳操胜券。
根据刘铭传的战略部署，沪尾的防御占有突出的地位。因为，在他看来，“沪尾为基隆后路，离府城只三十里，仅恃一线之口，借商船稍通声问，军装、粮饷尽在府城。……台脆兵少，万不足侍，倘根本一失，则前军不战立溃，必至全局瓦解，不可收拾”（《中法战争》（五），第563页。）。他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坚保沪防，拥护台北府城，固全根本。”（《刘壮肃公奏议》，第8卷，第12页。）因此，在他的领导下，采取了以下巩固沪尾防御的措施：
其一，填塞沪尾口门。鉴于法舰多次来窥沪尾，刘铭传采纳前敌营务处知府衔李彤恩的建议，填塞淡水港口门，以防法舰突进港内。他向朝廷奏称：“沪营既定，复购外洋枪炮、水雷、浮桩，分段密布，一面沉船载石，填塞口门。”（《刘壮肃公奏议》，第8卷，第12页。）当时，各洋商以秋茶上市，纷纷阻挠，经晓以利害，多方开导，始得封塞。其具体做法是：用木船10艘，装满石块，沉于口门，只留一条汉道可通小船，并在主航道上布设水雷。
其二，增修炮台。1876年，曾以沪尾为互市之口，在此修筑炮台一座，装有克鲁伯炮5门，指向淡水河入口处。刘铭传莅台后，又在滨海的丘陵上修筑新炮台一座，以控制海口的整个水平线。由于战争猝起，这座炮台还未完全竣工，只安装了1门旧式前膛大炮，并临时配备了4门
其三，吁请增兵。起初，只有署福建陆路提督、漳州镇总兵孙开华统擢胜军事营1，200人驻守沪尾，兵力过于单薄。刘铭传多次吁请增援，南洋始允调江阴铭军分统刘朝祜4营赴台，但因法国舰队封锁海面，无船可雇。直到9月中旬，南洋花重金从上海雇到汇利、万利两船，载刘朝祜军600人，其中汇利号装550人，万利号装50人，于
其四，招募土勇。由于大陆援兵难来，而形势日趋吃紧，刘铭传便在台北设团练局，招募土勇。其中，最著名的有两支：一是林朝栋，初募100人，助守基隆；一是张李成，初募200人，助守沪尾。
到9月底，刘铭传抵台有两个半月，已对台北的防务做出全面规划，并采取了一些必要的措施。但是，到法军再次攻台时为止，沪尾守军的总兵力，包括张李成土勇在内，也才1，650人，仍然十分单薄。可见，对于刘铭传来说，面临的考验还是极为严峻的。
二
事态之发展，果不出刘铭传之所料。马江战役后，法国政府的对华方针仍是以战逼和，企图通过战争以实现对中国尽可能多的掠夺。就是说，继续玩弄战和两手：不达到既定目的就不停止战争，但也不关闭和谈的大门。茹费理指示巴德诺，必须掌握“据地为质”“这种强有力的商议方法”，以迫使中国“在九十九年期间，把基隆埠口的行政和经营、海关、矿区，并与该埠口有关系的各种有用的权利，让给我们”。巴德诺和孤拔则认为，仅仅割让基隆还不够，割让淡水作为补充是必需的（《中法战争》（七），第257—258页。）。在茹费理的赞同下，孤拔决定再次进攻台湾。
原来，当基隆正在激战之际，利士比率领3艘法舰驶至沪尾，与早已泊在此处的1艘法舰会合。上午10时，利士比给港内的一艘英船发出信号：“我将于明日十点开火。”前敌营务处李彤恩见情况紧急，不敢怠慢，飞书基隆告急。当天黄昏时分，刘铭传正在基隆大营，与诸将议事。当时商定：半夜时分，由曹志忠率5营各出四成队，会同章高元军，偷袭西岸法军营盘。适在此时，刘铭传接到沪尾告急禀文。同时，还有英国驻淡水领事费里德和淡水关税务司法来格的来信，内称：“法人十四日（
虽说如此，刘铭传仍然不能放心沪尾的战事。到晚上10时左右，他又接到李彤恩发来四第二封告急禀文：“法船已到五艘，沪口危在旦夕，台北郡城恐为敌有，请移师救援。”（《中法战争》（五），第564页。）这时，他反复忖量权衡，还是下不了最后的决心，徘徊犹豫达两小时之久。直至近午夜时，刘铭传想到“事急不得出十全，必有所弃而后有所取”，决定“先其所急，移师顾守后路”（《中法战争》（三），第152页。）。于是，传令曹、章二将无须扑法军营盘；挑奋勇300人，与林朝栋土勇100人，退守狮球岭；自率其余各营勇丁尽退台北附近的锡口、艋舺一带。
刘铭传突然放弃偷袭法军营盘的计划，而决定撤师救援沪尾，使几乎所有的官员、将领和绅民感到意外，不能理解，因而群起反对。台北知府陈星聚和淡水知县周有基，“均以基隆有狮球岭天险可守，若任法人上岸，一过山岭，则长驱直入，无可阻挡，郡城难保。”驰禀阻止，然已无及。基隆通判梁纯夫当面进谏：“若弃基隆不守，则基隆以达宜兰，而苏澳非复国家土地矣，况守基隆，胜于守艋舺。基隆不守，敌人即有立足之地，不独可以直下艋舺，且到处可扰。其关系大局，殊非浅鲜！”言之再三，声泪俱下。刘铭传决心已定，不可动摇。台北、基隆绅民公禀所言最为痛切：“愚民警骇，私相偶语，有言用计者，有言弃之者，甚至有言祸不深、功不烈者，啧啧人言。窃爵帅勋高望重，盖世英名，称扬四海。今基隆之故，愚民妄言，固在不足有无之数。而在职等，思基隆为台北府城门户，最为扼要，门户一失，堂奥堪虞。且法人之所难得者，煤炭耳。今民炭任在搬运，海上之船从此有恃无恐，而脚踏实地，步步为营，长驱直入，水陆并进，凡台湾苍赤难免遭殃。……况台湾为海外重镇，如此一变，天下大局震动。凡有血气者，莫不捶胸顿足，号哭郊原，痛切剥肤，咸动公愤。”刘铭传阅后，也颇为动容，在禀上批曰：“据禀各情，所论实为切要。惟前因沪尾紧要，距府过近，台北万一有失，所关尤重，不得不移师赶回，以顾沪口之防。兵力单薄，不敷分布，而外人所得而知？此本爵军门之苦心，亦即军事之紧要。”又谓：“本爵军门用兵有年，非万不已，岂肯轻弃要隘？现在惟就现有兵力，竭力防剿，以抒绅民士庶义愤之忱。天地神明，实共鉴之！”（《中法战争》（五），第566—570页。）一般群众对刘铭传此举当然更不理解，甚至“诟之为汉好，为懦夫”（《法军侵台档》，第216—219页。）。刘铭传坦然置之，曰：“是恶知吾之深谋也！”（连横：《台湾通史》上册，第284页。）
刘铭传撤军令一下，全军皆惊。帐下左右诸将不肯拔队，环跪而谏。刘铭传反问诸将：“是吾意也，咎吾自当之。若以基隆失他隘，君等能任其咎乎？”（《中法战争》（三），第149页。）皆不能答。章高元是刘铭传的旧部，也对他这位老上司的决定不能接受，伏地哭阻。刘铭传看到部下的爱将都不能相信他，不禁大怒，拔佩刀砍前案，叱之曰：“不舍基隆，台北不能保也。违者斩！”他不再多做解释，誓言曰：“军家大计，非若辈所知，违令者视此！果获重谴，某自当之，不累若曹也。”（《刘壮肃公奏议》卷首。）
当时，在台湾各地，到处是流言蜚语。一些外籍人士分析：“刘爵帅向台北府败退，彼意以为在彼背城一战，继可退入台湾之南地也。余等于本口岸（淡水）遥揣，法兵必自基隆行陆路至此，与彼之兵船会合。隐窥夫伊等之意，不外乎台湾北半尽归其掌握耳。”（《法军侵台档》，第216—219页。）对此，刘铭传一概置若罔闻。不仅如此，他还要顶住来自朝廷的压力：尽管“论者前后数十疏，谕旨切责，有‘谤书盈箧’之语”，他也毅然不为动，说：“兵事变化，恶有隔海可遥度者？”（《中法战争》（三），第152页。）
看来，刘铭传是下了最大的决心，也甘冒最大的风险。那末，他的这个决心到底下得对不对呢？沪尾之战的实践做出了最好的回答。
三
当
是日晨6时35分，孙开华与刘朝祜商定，命张邦才不等法舰炮击，提前3个半小时开炮。这是一个非常机智的决定，使法军在始战阶段陷于被动。法国侵略者承认：“中国方面，当攻击的开始，是懂得利用我们不可能好好射击的时机的。当光耀的太阳出现在俯瞰城市和堡垒的群山上时，一阵阵浓雾完全把城堡遮盖着，把它们掩盖起来，使我们看不见。我们的视线原已经为当面扑来的强烈阳光所妨碍。此外，又如晴天好日的早晨所常有的高度的折光现象在整个海岸出现，目标全都显得高起，以致我们的炮弹打得过远。半小时内，我们完全是无益地消耗子弹。中国方面的榴弹，都在法国战舰的阵线前的一点点的地方爆发。”（《中法战争》（三），第566页。）有3艘法舰先后受伤，其中蝮蛇号炮舰受伤最重。据目睹战况的法来格报告：“斯时中国海滩中炮台，已设许多沙袋围护，备有新式克虏伯炮五尊；并于其上面高处所尚未修葺完竣之炮台，备有一尊从前膛装药之大炮。……炮台发出炮弹，可命中击打法船，将法国维伯战船头桅打成两截，复于其旁击一大洞。是只维伯战船，为前数日开来本口者。而法国船发出之炮弹，甚不得利，均击中于事无济之他物，独不能打炮台。是时，炮台之完固，与未开仗之先，差无几也。”（《法军侵台档》，第215页。按：法来格报告中的“维伯战船”，原文当为LaVipere，即蝮蛇号。）这场炮战一直持续到下午4点钟。在炮战中，岸上旧炮台终被法舰的猛烈炮火摧毁，阵亡炮勇10余名，哨官张邦才身受重伤；新炮台略受损伤，而其前膛炮因施放太多，业已损坏，不堪使用。
当天夜里，利士比派小艇进港侦察。原先孤拔命利士比率舰来沪尾的任务之一是：“保证担任封锁职务的战舰得在港口自由出入，并保证河流内部航行的绝对安全。”（《中法战争》（三），第567页。）但是，根据侦察得来的情况，利士比认为，要清除河道，除去水雷和沉船，最好的办法是军队登陆。这样，便可派水雷兵找到起爆水雷的燃电站，逐一地将水雷炸毁。然后，再派船装载一两枚
是日清晨，沪尾守军先见法舰放下小艇，即断定其势必登岸。于是，孙开华、章高元、刘朝祜等共同商定，由孙开华亲督擢胜右营营官龚占鳌埋伏在假港，中营营官李定明埋伏在油车，后营营官范惠意为后应；章高元、刘朝祜各率本营埋伏于新炮台的山后，为北路，以防敌人包抄；张李成土勇埋伏于北路山涧。各营皆列阵于沙堤高下崎岖之处，大都有丛密树木遮蔽，且阒然无声，故未被敌人发现。10时10分，当法军逼近丛林时，听到林中响起枪声，知内有伏兵，不敢进入树丛旋即后退，队形呈现紊乱。于是，清军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开始发起反击。
10时25分，孙开华率李定明、范惠意两营，从新炮台后面的工事冲出，直前搏敌。章高元等自北路迎战，使法军两面受敌。据法来格记述：“时华军张两翼而进，胆力坚定，步武整齐，不少退缩，以来复枪夹击法兵，连施不绝。法兵竭力抵敌，志在前进，初不料华军俨然不动，概无少退。法兵皆持来复枪，并多带有轮旋施放之新式炮，加以法船皆开炮相助。乃力战四点钟之久。”（《法军侵台档》，第216—219页。）在短兵相接中，孙开华、章高元皆“身先士卒，血肉相薄”。朝刘祜铭中营一朱姓哨官“尽裂其衣服，袒身卸利刃，持炮狂呼轰击而进。其属五十人亦大呼驰，遂定其师，裂其阵。”（《中法战争》（三），第152、150页。）张李成小名阿火，本是梨园花旦，“迫于义愤，奋不顾身，克敌致果”。这时，他率领所部土勇“突出敌背，敌愕顾。我军前后夹击，士卒皆一以当百，短兵接，呼声动天地。法军乱，则仅走其舰”。清军追至海岸时，“法船向华军开炮，反自毙法兵数名，并自击沉二小法艇”。到下午1点半钟，法兵丢弃格林炮数门，并遗下来不及撤走的众多尸体，逃回到舰上。法军被枭首者25人，其中有拉加利桑呢亚号陆战队司令方丹，以及雷诺堡号见习军官罗兰和狄阿克；被击毙者300余人；逃跑时因争渡而溺死者70余人；受伤者100余人。凯旋号队长德荷台胸部中弹，虽被抢回舰上，也终因伤重而毙命。此战清军大获全胜，史称“沪尾大捷”（或称“淡水大捷”）。
沪尾之战，对法国侵略者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参战的法国海军军官承认：“这次的失败，使全舰队的人为之丧气。……对于这不祥的一天的悲惨印象，又加上了惨重的损失，大家的谈话总不能脱开这么令人伤悲的话题。”狂妄自负的侵略分子利士比经过此战之后，也丧失了信心，发誓说：“水手永远不到地上作战！”（《中法战争》（三），第572—573页。）从此，法军不敢在沪尾进行登陆。孤拔在给巴德诺的电报中也不得不自认失败：“淡水失败严重。舰队七舰的陆战队企图突击鱼雷燃点站，被击退。我们的损失十分严重！”在接到沪尾失败的电报之前，巴德诺曾经坚信：“我们有希望很快地把整个台湾北部不可动摇地置于我们统治之下。”（《中法战争》（七），第266、264页。）并准备随后派舰队北上，攻袭直隶。沪尾一战，使法国侵略者的狂想幻灭了。
四
沪尾之战的实践表明，刘铭传撤基援沪不仅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当时可能采取的唯一正确决策。或认为，刘铭传这一决定是判断失误，否则既可夺回基隆，沪尾也未必有失。其实，这只是想当然的说法，事实上是决然行不通的。
首先，即使刘铭传不令基隆守军驰援沪尾，也不可能立即夺回基隆，驱法军入海。法次进攻基隆，所使用的兵力大大地超过了第一次。其战舰由3艘增加到8艘，登陆部队由00人增加到2，000人。无论从数量上还是军事实力上看，法军均居于优势地位．基隆守军号称8营，而“能战者仅千余人”（《中法战争》（五），第563页。）。法军登陆部队有8艘战舰的猛烈炮火作掩护，守军当时要想在海岸一带与之交锋，是根本不可能取胜的。惟其如此，法军才轻易地占领了仙洞山，并在两三小时内推进到二重桥。到当天中午时，法军登陆部队已经全部上岸，并在仙洞山上驻扎了两个大队，守军欲夺回仙洞山殊非易事，除了造成重大伤亡和消耗有生力量外，不会有更好的结果。若不能象第一次那样，以优势兵力迫使法军撤退，那就只有与敌全力持久相持了。后来战局的发展证明，其结果只能如此。这样一来，不仅基隆未能收复，而且沪尾守军得不到及时支援，也会处于危殆的境地。
其次，基隆守军后撤，完全出乎孤拔的意料之外，因而陷入了刘铭传所布的疑阵，使清军在战略上赢得了主动。法军虽在
复次，撤基援沪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清军在基隆处于劣势，而到沪尾却转居优势了。因为法军的主要兵力在基隆，刘铭传撤基援沪正合乎“避实而就虚”（《孙子兵法·虚实》。）的军事原则，再从战术上看，清军是用两面夹击的战法大败法兵的。清军左翼为孙开华军3营，其擢胜中、后两营首迎其冲，损失较重，阵亡哨官3员，伤亡士兵100余人。若不是有右翼军从北面夹击法军，使敌首尾难顾，孙开华军损失必然更重，能否最后顶住也是大成问题的。而右翼军是由章高元的武毅军和刘朝祜的铭军两支部队组成的。其中，刘朝祜军才150人；章高元军是右翼的主力，在这次沪尾保卫战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所以，如果不是刘铭传率军援沪，并派章高元这样敢战之将前来参战的话，那末，要获得沪尾大捷也是不可想象的。
最后，还必须指出的是，刘铭传亲自督军坐镇淡水，以为策应，使沪尾守军后路有了保障，免去了后顾之忧。这样，不但稳定了军心，也激励了士气，故能众志成城，大败法兵。刘铭传亲临前敌视师，深入哨棚，慰问士兵。当时，“疫疬流行，我军既疲劳，复感瘴，多疾病，军中炊烟日减。公短衣草履，亲拊循士卒，吊死问疾，与同食饮。将士感奋，人人皆乐为吾帅死”（《中法战争》（三），第152页。）。因此，军心思战，士气高涨。若不是刘铭传当机立断，麾军援沪，以沪尾原有的兵力，后路又无保障，很难保证沪尾不失。一旦法军攻占沪尾，直下台北，不但台湾的局面将不可收拾，而且中法战争的结局也很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了。后来，清廷派帮助军务杨岳斌来台湾查李彤恩案，指责李“不审敌情，遽尔两次飞书告急”，“第知沪尾兵单，而不知孙开华诸将领之足恃”（《杨勇懿公奏议》，第49页。）。这完全是一面之词！故刘铭传驳之曰：“虽提臣孙开华骁勇敢战，器械不敌，众寡悬殊，何能保其不失？”（《刘壮肃公奏议》，第2卷，第16页。）
总之，刘铭传撤基援沪，是他“坚保沪防，拥护台北府城，固全根本”的战略思想的具体体现。他在“事急不得出十全，必有所弃而后有所取”的两难情况下，毅然决定撤基援沪，表现了他作为统帅的卓越胆识，以及敢于为国家负责的伟大气魄和崇高精神。“及沪尾战捷，军威大振，中外人士闻其战状者，始交颂刘公艰苦绝人”（《中法战争》（三），第153页。）。可以说，没有刘铭传撤基援沪之举，就不会有沪尾大捷。对于100多年前的这桩公案，我们应该以历史的观点进行考察，庶可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
（资料来源：台湾研究集刊》1992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