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围攻使馆事件是义和团研究中引人注目的问题之一，对这一事件有多种不同的看法，产生分歧的原因，除人们分析问题的角度、方法等不同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些基本史实并未弄清。
一、攻打使馆的主要是义和团还是清军？
长期以来，在国内史学界流行着一种说法，认为攻打使馆的主要是义和团，而清军则主要起牵制义和团和暗中保护使馆的作用。肯定和否定义和团攻打使馆的双方进行着激烈的争论，却都不去认真考察一下，攻打使馆的究竟主要是谁？
义和团虽然从6月上旬起即大批进入北京，但其活动地点主要在外城。6月12日起，义和团开始在内城焚烧教堂，但并未对外国使馆进行攻击。据英国使馆人员朴笛南姆威尔所著《庚子使馆被围记》记载，义和团第一次出现在使馆附近是6月12日。这天早晨，两名义和团民乘骡车从“使馆前新马路”经过，他们并未攻击使馆人员，而德国公使克林德却向他们发动攻击，抓住其中一人。6月13日，大批义和团由崇文门进入内城，到王府井一带烧教堂。他们曾从意大利使馆和奥地利使馆附近经过，但并未进攻使馆。相反，是使馆军队向义和团开枪开炮，打死打伤多人。
袁昶在6月15日上奕劻书中说，6月13日义和团曾进攻使馆。有的同志据此断定攻打使馆始于6月13日，并认为攻打使馆最初是由义和团自发发动的。(李文海、林敦奎：《荣禄与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556—557页。)实际上，袁昶之说并不符合实际。上面说过，《庚子使馆被围记》叙述6月13日情况时，只谈到义和团攻打教堂和洋兵攻打义和团，而未提及义和团有攻打使馆之举。英国公使窦纳乐给英政府的报告在叙述6月13日情况时更是明确地说到：“我们为抵抗对使馆区的进攻而作了准备，但直到第二天晚上，没有发生任何重要的事情。”(胡滨：《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以下简称《蓝皮书》），中华书局1980年5月版，第92页。)
6月20日前，义和团对使馆的唯一进攻性行动发生于6月14日。据窦纳乐记载，这天夜间，义和团对使馆哨兵“进行了好几次攻击”，但都被“轻易地击退”。(胡滨：《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以下简称《蓝皮书》），中华书局1980年5月版，第93页。)显然，这只是少数义和团的零星活动，并未构成对使馆的真正威胁，以致在《庚子使馆被围记》中并未提及此事。
6月16日，清廷令荣禄“速派武卫中军得力队伍……将各使馆实力保卫”。(《义和团档案史料》（上），中华书局1959年5月版，第144页。)同日，“总理衙门将这道上谕通知了各国使节，并且征求他们关于如何才能最好地驻扎荣禄所属部队的意见。”(胡滨：《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以下简称《蓝皮书》），中华书局1980年5月版，第94页。)此后几天中，使馆处于外国军队和清军双重防卫下，义和团根本不能靠近。
对使馆的进攻开始于6月20日下午。窦纳乐报告说：“下午四时正，清军从北面和东面开火……于是开始了中国政府军队对北京各国使馆的有组织的进攻。”(《蓝皮书》，第262页。)比利时公使7月25日致驻津领事密信中说：“直至本月16号，华兵尽力攻击，我等竭力抵敌。”(《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450页。)美国公使在致驻津领事密信中说：“华兵奋击共26日，……中国兵约死二千余名。”(《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449页。)以上都只讲到清军进攻使馆，而只字未提义和团。
从清朝官方文件看，6月30日翰林院侍讲学士朱祖谋奏折中说：“今官军围攻使馆，数日不解。……臣愚以为战事不可不备，而使臣不可不保。”(《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213页。)7月5日御史郑炳麟奏折中说：“……连夜虽枪炮齐放，而东交民巷洋兵盘据如故，以待外援。请饬城内武卫各军，克期迅奏肤功，黎庭扫穴，尽戮之以灭洋人之口，将来可尽诿之乱兵乱民所为，非我所能禁御。”(《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244—245页。)朱、郑两人意见截然相反，但他们都把清军视为攻打使馆的决定性力量，可见攻打使馆的主力不是义和团。
关于使馆之战的经过，窦纳乐报告和《庚子使馆被围记》均有较详细的叙述，其中反复讲到清军如何猛烈进攻，而明确提到义和团的进攻行动却只有寥寥三处。其一是6月23日，“数拳匪”冲入德国使馆附近之房屋打算放火，被德兵“尽执而杀之”。(《义和团》（2），神州国光社1957年版，第261—262页。)其二是6月27日，“二百名义和拳在中国军队的逼迫下（向美国使馆）发动进攻，攻击了街道上的工事，但被迫退却。”(《蓝皮书》，第275页。)其三是7月初，一名义和团少年手持“引火之物及油一瓶”，冲向日本兵防线时被打死。(《义和团》（2），神州国光社1957年版，第301页。)这三件事显然都算不上重要的进攻行动。此外，当时在使馆防区内协助侵略军作战的中国教民鹿完天所写的《庚子北京事变记略》一书也反复讲到清军如何进攻，而只字未提义和团进攻使馆防区。以上记载进一步表明义和团在使馆之战中并没有重要的引人注目的作用。
有些学者认为上述史料并不能反映历史真象。他们认为窦纳乐报告有意突出清军，以便对清政府进行讹诈。这种说法似嫌牵强。首先，窦纳乐报告是给英国政府的内部报告，而不是在对华谈判中提出的备忘录。其目的是帮助本国政府了解真实战况，而不是讹诈中国政府。其次，列强在议和谈判中对清政府的重要指控之一便是“纵容义和团”，在列强所拟“议和大纲”第2条还特别提到“京师各使馆被官兵与义和团匪勾通，遵奉内廷谕旨者围困攻击。”(《中外旧约章汇编》（1），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980页。)如果窦纳乐报告有对清政府进行讹诈的意图，那么它在夸大清军责任的同时，也不会放过对义和团的指控，更不会对此轻描淡写或避而不谈。第三，窦纳乐报告在叙述战前情况时，多次讲到义和团烧毁教堂的活动，对一名义和团在经过使馆时被抓，少数义和团攻击使馆哨兵等不大的事件也都一一记载，也曾记载了6月27日义和团对美国使馆的一次小规模进攻。这说明窦纳乐对义和团的活动不会轻易放过，如果义和团在使馆之战中果真起了重要作用，他绝不会漠然置之。
有的学者还认为，朴笛南姆威尔和鹿完天之所以对义和团攻打使馆的活动很少提到或只字未提，是由于他们的立场和见闻范围的限制。这种解释同样难以成立。就见闻范围而言，按这些学者的说法，义和团进攻的重点是肃王府，而鹿完天正是在肃王府为侵略军助战，朴氏也常到肃王府活动，如果义和团在进攻肃王府时有重大作用，他们当不会茫然无知。就立场而言，这二人都对义和团十分仇视。他们对义和团烧毁教堂的活动不仅记载甚详，而且大加渲染。如果他们看到或听说了义和团进攻使馆区的重大活动，自然不会略而不记。
有的学者还强调，“在战斗开始的第一天，义和团就突破侵略军的头道防线，攻下四座使馆。”(金家瑞：《义和团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3页。)他们以此证明义和团在使馆之战中的重要作用。实际上，比、荷两使馆在使馆防区之外，从无侵略军据守(《义和团》（2），第225页。)，占领这二处无须“突破”也无须战斗。意、奥两使馆在防区东线的突出部位，很难防守，兵力也很薄弱，清军进攻时首先以此为突破口。窦纳乐报告说，6月20日“下午4时正，清军从北面和东面开火，主要是对着奥地利和意大利的工事。”(《蓝皮书》，第262页。)奥地利卫队未认真抵抗即弃馆而逃，意大利使馆则于22日被攻占。窦纳乐报告明确指出进攻奥、意两使馆的是清军。有的学者看到《庚子使馆被围记》中谈到中方以火炬作为进攻的武器之一，断定进攻者是义和团。这种论断似嫌根据不足。这本书和窦纳乐报告曾多次提到清军采用火攻。显然，使用火炬并非义和团专有的进攻手段。另一方面，攻占奥、意两使馆只不过是前哨战，其规模和激烈程度远不及此后持续进行的攻打肃王府和法使馆之战，据此不能得出完整的重要结论，也无须大加渲染。
综上所述，进攻使馆的基本力量自始至终是清军，而义和团所起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无论肯定还是否定义和团攻打使馆的行为，都是没有多少根据的。
二、对使馆的猛烈进攻持续了多久？
长期以来，史学界流行的说法是：6月20日至24日，攻势比较猛烈。6月25日起，清政府对使馆实行“明攻暗保”。此后攻势大大减弱，实际上对使馆已不构成真正的威胁。但是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据亲身参与使馆之战的外国官员记载，6月25日的短暂停火之后，很快就开始了更加猛烈的进攻。《庚子使馆被围记》中说，6月25日夜半之后，“敌人愈逼愈近，枪声愈变愈烈……有八尊或十尊之炮，攻毁予等之防线，守御更难。……敌人又掘地道来攻……未至两礼拜，死伤者日加，几及百人”。(《义和团》（2），第267页。)窦纳乐报告也说，6月25日夜半重新开始的射击，是“迄今所遭受的最猛烈的炮火。”(《蓝皮书》，第273页。)至7月3日止，使馆军队已伤亡百人左右（其中6月20日至25日仅伤亡20人左右）。(《蓝皮书》，第286页。窦纳乐此处统计数字不够准确。其总计数字为死38人，伤55人，共93人。但分国统计数字的总和却是死38人，伤62人，共100人。)6月25日至7月13日，几乎每天都有激烈的战斗，使馆防线一次次被突破，险情不断出现。据窦纳乐报告记载：6月26日，“法国使馆遭受严重攻击”。27日，清军一度攻入肃王府。同日，美使馆向使馆军指挥部告急求援。28日，清军对使馆进行炮击和“猛烈的步枪射击”。29日，清军攻占肃王府东北角。同日，攻占法使馆一部分。30日，清军猛攻德使馆和法使馆。7月1日，清军攻占德使馆以南的城墙，并一度攻占美使馆以南的城墙。同日，清军猛攻法使馆，一度把法军赶到最后一道防线。2日，清军炮击肃王府。3日，清军继续炮击肃王府，侵略军“工事受到严重破坏，并发生了好些伤亡。”同日，清军猛攻俄使馆。5日，清军对使馆进行猛烈炮击。6日，清军再次猛攻肃王府。肃王府四分之一的地方已被清军占领。7日，清军攻破肃王府第六道防线。同日，炮击法使馆。8日，清军猛攻肃王府和法使馆并炮击英使馆。10日至11日，清军继续猛攻肃王府。另据《庚子使馆被围记》记载，7月7日至13日，清军不断对法使馆发动猛攻。(《义和团》（2），第287—289页。)7月13日，清军发动空前猛烈的全线进攻。在肃王府，攻破了敌军第七道防线（共九道防线）。在法使馆，清军一面由地道进行爆炸，一面由地面猛攻，几乎将使馆全部占领。在德使馆，战斗也很激烈，守军陷于困境，不得不向指挥部求援。同日，清军对使馆军指挥部所在地英使馆也发动了进攻，使敌军顾此失彼，狼狈不堪。窦纳乐在报告中说：“在整个被围困期间，对防务来说，这是一个最烦恼的日子。”(《蓝皮书》，第273—302页。)
从7月14日起，情况开始发生变化。这天，清政府向英国公使递交了一份照会，要求使馆中的外国人员暂时移居总理衙门。(《蓝皮书》，第101—102页。《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325—326页。)同日，对使馆的进攻开始明显减弱。更大的变化发生于7月16日，即天津陷落两天之后。这天，清政府在给英国公使的信中表示愿对使馆进行保护。(《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326页。)此后十几天，对使馆的进攻基本停止。在这段时间，双方信使不断往来，清政府还给使馆送去了西瓜、蔬菜、大米、面粉等等。8月1日起，清军恢复炮击，但猛烈程度远不如7月13日以前。双方继续交换信件，进行毫无结果的谈判。8月11日起，形势再度发生急剧变化，清军重新对使馆发动十分猛烈的进攻，直到北京陷落为止。
综上所述，所谓清政府从6月25日起即对使馆实行“明攻暗保”的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清军猛攻使馆的时间并不仅仅是短短五天，而是长达20多天（6月20日至7月13日，8月11日至14日）。弄清这个问题，有助于对清政府的政策作出比较符合实际的分析。
三、荣禄在使馆之战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人们通常认为，荣禄在使馆之战中一直起着保护使馆的作用。有人认为，6月25日之前，荣禄是“违命暗护使馆”，6月25日之后，“便直接秉承西太后的旨意，对使馆正式采取明攻暗保的方式。”(李德征、丁凤麟：《论义和团时期的围攻使馆事件》，《义和团运动史论文选》，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85页。)有人认为，从6月25日起，“荣禄‘力保使馆’的方针，就已经由暗到明，变得合法化了。”(李文海、林敦奎：《荣禄与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第560页。)不少人认为，使馆之所以久攻不下，关键在于荣禄一直从中作梗，人们还就此作出了各种不同的评论，有的认为这是荣禄破坏反帝斗争的罪行，有的则认为这是荣禄“顾全大局”的正确行动。但是，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
众所周知，使馆之战的绝大部分时间内，负责攻打西面和北面的是荣禄统辖下的董福祥的甘军，负责攻打东面的是荣禄直接指挥的武卫中军（最后几天，由前线退回的部分军队投入了攻打使馆的战斗，兵力部署有所变化）。东部战线的北段是肃王府，中段是法使馆，南段是德使馆。其中肃王府北面是甘军，德使馆南面有庆王奕励指挥的军队。为了对荣禄本人的行为作出准确的判断，这里仅就法使馆的战况进行考察。
法使馆面对的清军完全是荣禄直接指挥的武卫中军。如果荣禄要实行“力保使馆”的方针，在这里是最方便不过的。但是实际上，这里的战斗在7月13日以前却一直十分激烈。鉴于人们认为荣禄在6月25日以后执行“力保使馆”的方针更加放手，这里集中谈谈6月26日至7月13日的情况。据窦纳乐报告记载：6月26日“傍晚的时候，法国使馆遭受严重攻击；从敌人的工事中射出的猛烈的排枪，落入了该国使馆。”(《蓝皮书》，第274页。)6月29日，“法国使馆……受到严重的攻击并要求增援”，“法国特遣部队的副指挥官赫伯尔特中尉在指挥防御时阵亡……”，“法国人……在经过艰苦的战斗后，丧失了土地。”6月30日，“法国人……受到攻击并陷入困境。”7月1日，“敌人对法国使馆发动了一次猛烈攻击……守军暂时撤退到他们最后的防线。”(《蓝皮书》，第278—279页。)对法使馆进攻的高潮是在7月7日至13日。据《庚子使馆被围记》记载：“自7月7日起，中国兵即决意攻破此地，用重炮轰击，亘六十点钟不息，使防线破裂，即由裂口中冲进。”同时，又“以地道来攻，欲将法人炸为飞灰。”(《义和团》（2），第288页。)据窦纳乐报告和《庚子使馆被围记》记载，使馆之战期间，战斗最激烈的地方是肃王府，其次即为法使馆。窦纳乐关于使馆战况的报告在结尾部分特别强调了这两处战斗激烈的程度和危急的程度。报告说：“自6月20日起至7月13日止，这两处重要阵地的守军被迫节节后退，争夺每一英寸土地。他们的退让只是由于寡不敌众，并且还必须应付大炮的轰击和纵火，而就法国使馆来说，还必须应付地下坑道。直到经过二十三天的战斗之后，在这两处阵地中，每处都有三个地方落入了敌人手中。如果敌人在7月13日以后用他们直到那天为止所表现出来的同样顽强的精神进行猛攻，而他们所要对付的守军又已减少和疲乏不堪，那么，他们至迟到7月20日便已占领了那两处阵地。”(《蓝皮书》，第324页。在使馆之战中，法国伤亡人数特别多。据《庚子使馆被围记》7月20日记载，当时法国士兵和志愿兵已伤亡42人，仅比日本少3人，大大超过其他国家的伤亡数。又据俄国记者德米特里·扬契维茨基所著《八国联军目击记》第339页记载，在使馆之战中，“法国陆战队损失最大”，共伤亡61人。)关于对肃王府的进攻，很难分清甘军和武卫中军各起了多大作用，但对法使馆的持续而猛烈的进攻，无疑是由荣禄的直属部队单独进行的。事实表明，尽管荣禄在思想上是一贯反对进攻使馆的，但在7月13日以前他既没有公开保护使馆，也没有“明攻暗保”。
7月16日清政府决定暂时停止对使馆的进攻，并与使馆进行谈判。这时，荣禄得以按他的一贯主张行事，在争取与使馆和解方面表现得十分积极。侵略者也认为他的态度与董福祥有明显区别。但是，荣禄在这段时间的活动也是在与清政府的决策一致的前提下进行的。8月11日清政府再度下令对使馆发动猛攻，荣禄的部队也参加了这场进攻。《庚子使馆被围记》谈到8月11日至12日的战况时说：“肃王府及法使馆尤当冲要，炮火震耳欲聋。”(《义和团》（2），第316页。)上面说过，进攻法使馆的任务是由荣禄部队承担的。
总之，我们不能依据荣禄的思想去推断他在使馆之战中“必定”会怎样行动，而应从实际出发，对他的行动作出合乎实际的描述和评论。
四、攻打使馆的决策者究竟是谁？
攻打使馆的基本力量是清军。那么，攻打使馆的决策者究竟是谁呢？有人认为，攻打使馆是载漪等策划的，西太后曾在刚开始时同意过载漪的主张，但几天后就改变了态度，转而支持荣禄的保护使馆的主张。使馆之战之所以未能立即停止，是由于载漪等自行其是，指使董福祥军继续攻打。按照这种说法，似乎载漪等已形成了一个能与西太后抗衡的权力中心。西太后本人在事后谈到攻打使馆事件时，也把主要责任推到了载漪等人身上。据吴永《庚子西狩丛谈》记载，西太后曾对他说：“我本来是执定不同洋人破脸的，中间一段时间，因洋人欺负得太狠了，也不免有些动气。但虽是没拦阻他们，始终总没有叫他们十分尽意地胡闹。火气一过，我也就回转头来，处处都留着余地。我若是真正由他们尽意地闹，难道一个使馆有打不下来的道理？”(《义和团》（3），第438页。)吴永认为，西太后这段话“是实在情节”，史学界不少人也认为真实可信，常常加以引用。但我认为，这不过是西太后在战争失败后推脱责任的遁词。如果西太后只是一时动气，对围攻使馆未加拦阻，火气一过就“回转头来”，那么，对使馆的猛攻怎么会从6月20日持续到7月13日，长达二十多天？8月11日起为什么又重新发动猛攻？而且，如果围攻使馆的决策者不是西太后而是载漪等人，那么身为西太后的宠臣并且手握重兵的荣禄，怎么会违心地屈从他们的“乱命”去猛攻使馆？
有人认为，在围攻使馆问题上，以仇外著称的董福祥站到了载漪等一边而不是按西太后和荣禄的旨意行事。这种看法也是不符合实际的。董福祥与西太后、荣禄是否有分歧呢？的确是有的。在7月16日—8月10日停火期间，董福祥部队与荣禄部队表现出明显的差异。窦纳乐报告在谈到停火期间的情况时说：“在我们周围各个方面的部队，具有值得注意的差异。那些在北面和西面的部队——都是董福样统率下的甘军——仍然是愁眉不展和心怀猜忌的。从其他的方面，特别是从荣禄的部队所驻扎的东面，有可能获得鸡蛋和蔬菜的供给……信差从这个方面带来了后来的所有信件。”(《蓝皮书》，第104页。)对于这两支部队的差异我们不应忽视；但是，也不应对这种差异过分夸大。虽然甘军在停火期间仍对侵略军表现出强烈的敌意，并与侵略军发生过一些冲突，但这些冲突规模不大，时间也不长。总的说来，甘军对清政府的停火命令仍是执行了的。如果说甘军攻打使馆是执行的载漪的命令，那么，他们是不会在进攻肃王府的战斗已经胜利在望的时候突然停止进攻的。而且，西太后本人也从未怀疑董福祥对她的忠顺。当北京陷落，西太后西逃之时，主要仍靠董福祥军保驾。
根据上述事实可以断定，攻打使馆的决策者并不是载漪而是西太后。7月13日以前，荣禄、董福祥猛攻使馆，执行的是西太后的命令；7月16日以后的停火和8月11日以后的恢复进攻，也都是按西太后的命令执行的。荣禄和董福祥就本人的对外态度而言虽有很大区别，但他们在围攻使馆过程中基本上都是按照西太后的旨意行事的，对二人一褒一贬是没有根据的。
五、西太后为什么要攻打使馆？
既然攻打使馆是由西太后亲自决策的，人们必然要问：西太后为什么要下令攻打使馆呢？为什么在猛攻二十多天后突然于7月16日下令停战，而8月11日又恢复猛攻呢？要确有把握地回答这个问题是很困难的。其所以很困难，是因为缺乏足够的可靠的历史资料。清政府关于使馆之战的决策是在极小范围内极端机密地进行的。我们至今没有发现有关这些决策过程的确凿可靠的原始资料。但是，人们力图根据现有的、不充分的材料进行分析，提出自己的答案。这些答案都只能算是“假说”。对于这些假说，我们不能提出过高的要求，不能要求它们有充足的、确凿的史料作依据。但是，我们至少应该用现在已经掌握的史料和史实加以检验，看看这些假说是否能成立。
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西太后及其一伙”决定围攻使馆是由于对各国使臣干涉她废帝立储十分痛恨，企图通过攻打使馆“达到‘使馆朝夷，皇位夕易’的最终目的。”(上引李德征、丁凤麟文，《义和团运动史论文选》，第382页。)这种说法我认为是不能成立的。废立问题是中国的内政，西太后之所以在处理这个问题时不得不看外国使臣的脸色，是因为她怕影响同洋人的关系。如果西太后把废立看得高于一切，为此甚至不惜与外国决裂，那么她尽可以对外国公使的态度置之不理，径自实行废立，何必一定要攻打使馆？为什么一定要等“夷平使馆”之后才能实行废立？这在逻辑上显然是说不通的。其次如果西太后真想“夷平使馆”，那么，进攻的重点便应放在英使馆，因为当时英使馆是使馆军的指挥中心，各国使节都暂时集中在这里。但实际上，清军进攻的重点是肃王府和法使馆，面对英使馆的进攻却出奇地少。《庚子使馆被围记》7月15日条谈到：“为予等根据地之英使馆，所受影响至少”，“四礼拜以来〔按：指6月20日至7月15日〕，此处难遇一受伤之人，而在他处，则死伤者几及百二十人矣”(《义和团》（2），第289、291页。)。从清军的作战部署看，其目的显然并非真要“夷平使馆”，而是另有打算。
另有一种看法认为，西太后决定攻打使馆是为了“愚弄和陷害义和团”，一方面借此“躲避义和团的锋芒”，另一方面借侵略者之手大量屠杀义和团。(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第604页。)这种说法也是不能成立的。事实上，当时义和团的势力远不象人们传说的那么强大。清统治者最畏惧的绝不是义和团，而是外国侵略者。清政府绝不会为了避开义和团的锋芒而去开罪另一个更可怕的对手。至于清政府借侵略者之手大量屠杀义和团之说也是站不住的，因为事实上直接进攻使馆的基本上是清军，在前线极少看见义和团的活动。
那么，西太后下令攻打使馆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使馆之战忽打忽停的原因又是什么呢？这里，我也试图提出一种假说。
鸦片战争后，清统治集团对外国武力一直心怀畏惧。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期间，清政府在外国一再进逼下，都曾被迫进行抵抗，但清政府从未下决心抵抗到底，总是一面被动地招架，一面以各种方式乞求结束战争。对于清政府来说，抵抗只是为了维持自己作为谈判一方的资格的手段。为了使对方同意停战，清政府除了经常徒劳地请求其他国家“调解”外，有时还会使出一些特殊的手段。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清政府曾拘捕英法谈判代表巴夏礼等，试图以此挟制英法，迫使其接受停战。庚子年对使馆的进攻，很象是故技重演。
6月16日，清政府派荣禄部队保护使馆时，战争虽已迫在眉睫，但清政府对避免战争仍存幻想。这时清政府下令保护使馆是真心的，是为了防止义和团与使馆人员发生冲突，影响清政府“力保和局”的最后努力。侵略者发出强索大沽的最后通牒后，战争已不可避免，清政府的方针不得不改为一面抵抗一面求和。怎样才能使对方接受和谈呢？最有效的办法当然是在战场上挫败敌人，但清朝并没有这个能力。对清政府来说，当时似乎在两个地方可以对外国施加较大的压力：一是外国使馆，二是天津租界。对于天津租界，西太后一面下令“迅将紫竹林洋人剿办”(《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265页。)，一面又叮嘱“攻克租界时，加意保护。”(《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274页。)看来，西太后的目的是想把租界内的洋人变成自己手中的人质。对于攻打使馆，西太后从未公开下达过任何命令，但从清军的实际活动中，似乎可以看出一点其中奥秘。清军把进攻的第一重点放在肃王府，对外国使节聚居的英使馆构成巨大威胁。窦纳乐曾说：“它〔指肃王府〕的丧失会使得英使馆几乎无法防守。”(《蓝皮书》，第267页。)但是，耐人寻味的是，驻在英使馆北面和西面的，以仇外和善战著称的甘军却很少对英使馆直接进攻。我们有理由设想，清政府的方针是：一方面想攻占肃王府使英使馆陷入“无法防守”的险境，另一方面尽力避免对英使馆内的外国使节及其家属造成重大伤亡。除猛攻肃王府外，清军还力图攻占位于英使馆东南方的法使馆，这似乎也是为了对外国使节加大心理上的压力。看来，清政府的目的并不是真要“夷平使馆”，而是要通过攻打使馆使外国使节陷于“准人质”的危险境地，以此作为向外国求和的一种辅助手段。既然如此，进攻必然兼有两方面的特点：一方面。为了对外国使节形成较大的威胁，进攻必须有一定的猛烈程度；另一方面，为了避免对使馆人员（特别是外交官员）造成重大伤亡，给议和造成新的障碍，进攻又必须留有余地而不能是摧毁性的。对于清政府的意图，某些敏感的外国人也有所觉察。朴笛南姆威尔在7月14日之前不久（在7月10日之后）写的一篇日记中曾分析：“中国军队所以来攻，不过受政府特别之命令。彼等似但欲围困监禁予等，非定有杀戮之意。”(《义和团》（2），第286页。6月30日，朱祖谋在上奏反对攻打使馆时，又提出：“倘日内攻克使馆，洋兵必应尽数歼戮，使臣则宜设法生擒，并非借此市恩，实可挟以为质也。”朱祖谋的建议并不等于清政府的政策，但它表明清政府中的确有人想把外国使臣作为人质，而不谋想加以杀戮。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214页。)
到7月13日，清政府攻占肃王府和法使馆的意图已接近实现。肃王府的九道防线已攻破七道。法使馆“剩余之地业已寥寥……所余者只有大门之枪楼及一带之长壕又房屋数间而已。”(《义和团》（2），第286页。6月30日，朱祖谋在上奏反对攻打使馆时，又提出：“倘日内攻克使馆，洋兵必应尽数歼戮，使臣则宜设法生擒，并非借此市恩，实可挟以为质也。”朱祖谋的建议并不等于清政府的政策，但它表明清政府中的确有人想把外国使臣作为人质，而不谋想加以杀戮。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287页。)窦纳乐估计，如果清军继续这样进攻，至迟在7月20日即可将这两处地方完全占领。但是，7月14日起，清军攻势突然减弱。16日起更基本上中止了进攻。发生这一转折的原因何在呢？外国使节当时就猜测“外界已发生一些使中国政府感到惊慌的事情。”(《蓝皮书》，第103页。)这一猜测是正确的。使清政府惊慌的是天津战局的恶化。
天津之战的前半个月内，清军基本上对紫竹林租界保持攻势。7月9日聂士成阵亡后，形势明显恶化。7月13日晨，侵略军开始对天津城大举进攻，14日晨攻破天津城。天津陷落使北京处于危险境地。当时西太后所倚重的几支精锐部队除袁世凯部驻防山东外，聂士成部、马玉昆部已在天津溃败，剩下只有董福祥的甘军。而甘军是西太后留作护驾之用的最后一张王牌，不能轻易动用。各地勤王军或尚未出发，或尚在途中，而且这些零星部队大多缺乏战斗力，很难指靠他们保住北京。西太后见继续抵抗已十分困难，于是加紧进行求和活动。7月17日，清政府向法、美、德等国致送国书，乞求停战。同日西太后命令各地“认真保护”“各国洋商教士”，查明洋人教士生命财产损失，并下令勒拿杀死杉山彬、克林德的人犯，剿办各地“土匪乱民”等等。(《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328页。)这些显然都是为了讨好外国。清政府对使馆的策略也随着形势的变化而改变。7月14日，清政府虽然尚未得到天津陷落的消息，但已知道天津形势危急，于是开始改变策略，一方面减弱对使馆的进攻，一面递交使馆一份照会，以保护使馆人员为名，要求他们“分起出馆”，“暂寓总署”，并规定出馆时“万不可带持枪洋兵一人。”(《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325页；《蓝皮书》，第101—102页。)清政府的如意算盘是诱使各国使节自投罗网，成为人质。这个照会遭到了拒绝。接着清政府得到了天津陷落的消息，态度进一步软化。7月16日，清政府放弃要对方“出馆”的要求，表示愿对使馆实行保护，并基本上停止了进攻。清政府一面往使馆送瓜果蔬菜及米面等，以表示“友好”，同时又以保证使馆人员免受义和团攻击为名，一再建议把使馆人员护送到天津。有人认为，清政府提出这一建议“完全是出于保证他们安全的一片至诚”。(李德征、丁凤麟文，《义和团运动史论文选》，第387页。)我认为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当时使馆处于清军严密包围下，义和团根本无从接近，而负责包围使馆的荣禄和董福祥都是西太后的亲信，并不存在公然违抗西太后命令的危险。反之，当时京津路上正处于战乱之中，义和团也十分活跃。如果从使馆人员安全考虑，留在使馆内比前往天津要稳妥得多。而且，当时在京清军防守京城尚无把握，西太后岂肯再抽出得力部队去护送使馆人员？显然，清政府的真实目的仍是想引诱使馆人员馆，以便轻而易举地把他们置于自己控制之下。与此同时，清军在停火期间继续修工事、挖坑道，这一方面是为了准备在必要时重新发动进攻，同时也是借此对使馆人员施加压力，试图使他们承认前往天津是最安全的办法。外国公使比清政府更加狡猾，他们对清政府的建议既不接受也不明确反对，而是利用谈判争取时间，等待八国联军到来。
8月9日，李秉衡率领已到之各路援军在河西务迎战八国联军，大败。11日，八国联军攻略通州张家湾，逼近北京城。西太后一面准备西逃，一面令宋庆向各国统兵官求和。与此同时，清政府急切地想攻下使馆。11日起，清军再度发动猛攻，其猛烈程度甚至超过7月13日以前。但这次攻势只持续了三天便因北京陷落而草草结束。
总之，我的初步看法是，清政府在使馆之战中具体作法虽随时有变化，其总方针则大体不变，即企图通过对使馆人员的威胁或控制向外国施加压力，促使其同意停战。(8月11日以后的情况可能有所不同，这时，清政府加紧猛攻使馆，有可能是为了扫平使馆，杀人灭口。早在7月5日，郑炳麟就曾主张尽快攻下使馆“尽戮之以灭洋人之口，将来可尽诿之乱兵、乱民所为”。这个主张当时未被采纳。北京危急时，清政府可能转而认为的确有杀人灭口的必要。值得注意的是，8月11日以后，对英使馆的进攻空前猛烈（见《义和团》（2），第316—320页；《蓝皮书》，第317—321页）。)这当然只是一种假说，不当之处希望大家指正。
【资料来源：《历史研究》1991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