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战前的台湾海防
1874年日本出兵侵犯台湾，东南海疆出现危机，清廷大为震惊。事件平息后，受命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大臣沈葆桢提出移驻巡抚、添设郡县、开山“抚番”、招垦开禁、整顿营务、充实军备等一系列加强海防的措施。1875年12月丁日昌继任闽抚，充分认识台湾在我国海防中所处的重要地位，认为“惟台湾有备，沿海可以无忧；台湾不安，则全局殆为震动”，主张“认真整顿，速筹备御之方”，提出购铁甲船、练水雷军、造炮台、练枪炮队、购机器、开铁路、建电线、开矿开垦等加强台防的具体措施（《道咸同光四朝奏议选辑》，《台湾文献丛刊》，第288种（简称《文丛288》，下同），第80—82页。）。1876年11月底丁日昌“力疾渡台”，巡视台湾南北防务。1877年5月，暂行接办台湾防务的福建船政大臣吴赞诚亦于6月渡台，视察台湾旗后、安平、恒春、卑南等地防务后奏称：“刻下海防静谧，台地事宜当以后山开垦为急务”（《吴光禄使闽奏稿选录》，《文丛231》，第7页。）。1878年7月，吴赞诚署福建巡抚后，又于9月再次渡台，抵达花莲港，亲赴加礼宛等处勘察、抚辑先住民，并巡视鸡笼、艋舺、竹堑、彰化、嘉义等地，“访求利弊”，于12月返省。吴赞诚对台防的措施，主要放在对后山的开发和“抚番”方面，对丁日昌策划的各项建设，均未能继续充实、完成，如弃置海滨的吴淞铁路铁轨，令其锈腐，煤矿开采亦不得力。这时台湾海峡稍为平静，清廷又恢复有事时由督抚轮赴台湾巡查的旧章，从闽抚每年“冬春驻台”的方案后退了，继任闽抚李明墀在任期间并未渡台巡查台湾防务，并于1879年6月调任湖南巡抚，清廷改任勒方奇为闽抚。
1879年日本先“阻梗琉球入贡”中国，继于4月宣布琉球为冲绳县，公开吞并琉球。同年，俄国以伊黎问题决定向中国沿海及东北要区施加压力，1880年派舰队驶抵日本长崎及海参威。当时盛传日俄将勾结，合而谋我，东南及台湾海防又趋紧张。3月准李鸿章奏请，清廷允先购铁甲船一只，“专归台湾调拨防守”（《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简称《德宗实录》，下同），第109卷，光绪六年二月二十一日。）。后因英国不肯转售而中止。7月又下谕：“闻俄近与日本乘机联络，现在琉球事尚未定议，台湾一带着何璟、勒方奇先事豫防”（《德宗实录》，第114卷，光绪六年二月二十四日。）。时张之洞奏称：“日本灭球，乃垂涎台湾之渐”（《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选辑》，《文丛210》，第35—35页。）。李鸿章亦奏称：台湾一岛“内则屏蔽闽、粤、江、浙诸省，外则控扼日本、琉球、吕宋诸岛……故论中国海防者，当以台湾为第一重门户。”指出“东洋有事，台湾实当要冲”。并密陈自改行督抚轮驻，两年“未闻有渡台之举”。认为闽省督抚何璟、勒方奇“皆廉慎有余，才略不足”，奏请将“足智多谋”的贵州巡抚岑毓英调闽“督办台湾防务”，仍循“春夏驻省、秋冬驻台之例，就地设法筹饷练兵，久之必有成效”（《文丛288》，第130—131页。）。由于台防又趋紧张，勒方奇遂于11月渡台，并于1881年1月上奏视察沪尾、基隆、安平、旗后各海口，饬令修建基隆炮台、布置营伍、“抚恤民番”等情形。密陈旗后“为台湾南路要区”，议开港“是乃自撤藩篱，情同诲盗”。巡查后山先住民后，建议抚驭“番社”，“莫若合民番而妥设团防”，使其“不至为敌所资”（《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选辑》，《文丛210》，第64—65页。）。勒方奇重点放在“豫防勾结内讧”上，对台防建设也未提出其他积极的措施。这时清廷又认为“台防紧要”，对治台人选亦重新考虑，旋准李鸿章所奏，于1881年5月调岑毓英为闽抚，令其“将台湾防务悉心规划”，“务期有备无患”（《德宗实录》，第129卷，光绪七年四月初八日。）。同时诏令刘璈为台湾道，以加强台防。
岑毓英接奉谕旨后，即携带亲兵2000名赴任，并将黔铸开花铜炮8尊运台，以加强防卫力量。旋于9月初渡台巡查，刘璈亦于同月东渡，
中法关于越南的争执，前后将近十年，1882年后，形势益形严重。张兆栋接任后，于
二、战争期间的台湾防务
1884年6月以后，法国已把战火烧到中国东南沿海一带，要在中国本土开辟第二战场，以胁迫清政府屈服，其主要目标是福建省城福州和台湾岛的基隆。
自7月下旬以后，时有法国兵船巡泊基隆洋面，至
法军在基隆受挫后，留下少数兵舰封锁基隆洋面外，海军提督孤拔指挥的10艘军舰，悄悄转移到马江，于
当法军攻占基隆后，改变原拟“取地为质”而升级为“割地”，叫嚷“基隆一地应让与法国，以为法国水师在中国海面屯踞之处”，有的更提出“占据全台”。茹费理内阁海军部长电示孤拔：“可俟占领基隆后，再行率领各舰进攻中国北部”。但法军不久便发现所占领的基隆，无非是一片废墟和荒滩，且经常受到中国军队的偷袭和反击。法军被牵制在基隆，成为一个“悲惨堡垒”（韦庆远.《论1884一1885年反法侵略的台湾保卫战》，《台湾研究集刊》，1984年，第1期。）。自沪尾重挫后，法军士气低落，军心涣散。孤拔遂于
自基隆被占后，清廷对台湾安危异常关切，除催促新授钦差大臣左宗棠、闽浙总督杨昌浚迅速上任、竭力保全台湾外，并谕令江南及闽粤各省派兵、济械，急援台湾。海面被法舰封锁后，确使台湾防务蒙受严重影响，但闽台沿海的船民，也组织起来进行“偷运”，接济台湾。12月，南洋派出五轮赴援，1885年2月在浙江洋面被法舰截击，二船沉没，三船折返上海。
三、战后建省与加强台防的措施
中法战争期间，法军利用其海上优势，先后占领基隆和澎湖，封锁台湾洋面，全国为之震惊。这次战争对中国海防产生了重要影响，战争暴露了清政府在军事上的突出弱点，不但海军力量十分薄弱，而且台湾海防尤不可恃，一旦援绝，难以自守。战后清政府内部进行了一次加强海防和台防的讨论，于
台湾建省后，刘铭传积极在台推行加强台湾海防的措施，以维护国家的主权。现分述如下：
1、添设府县 1886年7月刘铭传与总督杨昌浚会衔所上建省事宜十六款一折中，已提出确定省会、调整行政区域、设官分治等问题。1887年10月，“抚番”、扩疆工作大致办有头绪后，复与杨昌浚会衔上《筹议台湾郡县分别添设裁撤》折，提出台湾南北相距七百余里，东西近者二百余里，远者或三四百里，虽经沈葆桢请设台北府县，“粗有规模”，但“非一劳永逸之计”。如山前彰化、嘉义、凤山、新竹、淡水等县，纵横多至二三百里，“仓卒有事，鞭长莫及”。山后中北两路延袤三四百里，“并无专驻治理之员，前实后虚，亦难遥制”。刘铭传于上年曾亲赴中路沿途勘察地势，乃“就山前后全局通筹”，提出了添改厅县方案。即将原台湾府改为台南府，台湾县改为安平县，合嘉义、凤山、恒春三县及澎湖厅，共领四县一厅；分彰化东北之境设首府曰台湾府，新设台湾、云林、苗栗三县，合原有的彰化县及埔里厅，共领四县一厅；北部台北府仍领淡水、新竹、宜兰三县和基隆一厅；后山添设台东直隶州。进一步加强了中北路山前山后的统治力量。统计全省三府、十一县、三厅、一州（《刘铭传抚台前后档案》，《文丛276》，第124—125页。），初步奠定了今天台湾行政区划的基础。
2、设防练兵 台湾是一个海岛，海防建设首重兵舰、轮船的购置。杨昌浚、刘铭传原建议在台澎建立一支海军，以保卫台澎及东南沿海。后清廷决定先建北洋海军一支，原定为台湾购置的四艘铁甲快船，亦被编入北洋舰队，刘铭传乃退求其次，续请北洋分拨快船到台备用。如1884年曾在香港定造南通、北达、前美小轮三号，分拨澎湖、安平及沪尾各海口，用以缉捕、运输及通文报之用。1885年又购如川小轮一号，供南北各海口遣用。1887年复于英国承造飞捷水线船一艘，供修理电线及运输之用。
同时，自1886年开始，刘铭传开始在澎湖、基隆、沪尾、安平、旗后各海口，仿西洋新法兴修炮台，计澎湖、基隆、沪尾、安平、旗后五海口“共造炮台十座”（《刘壮肃公奏议》，卷五，第266—267页。），并添购后膛阿姆士顿钢炮31尊，以加强炮台的防务。刘铭传又奏请先购沉雷60，碰雷20，使“海防利器水雷与炮台相资为用”（《刘壮肃公奏议》，卷五，第263—264页。）。刘鉴于法舰封锁台湾时，内地武器弹药难以接济的教训，决定在台自行仿造枪械弹药，于1885年秋设军装机器局于台北大稻埕，以小机器厂制枪弹，大机器厂造炮弹，并在厂西建造军械所，以存储军械，继设火药局于大龙峒。
刘铭传又提出整军练兵，他认为“台湾军务，久号废弛”，“非讲求操练不可”。决定防军均改用洋枪，聘外国教习教练，且于台北设总营务处，直属巡抚，统辖全台军务，以“严定营规，坚明约束”。并与藩司沈应奎等详酌，除镇标练兵不计外，防军拟留35营，其分布：台南合澎湖15营，台北合宜兰15营，中路新竹、嘉、彰拟派5营（《刘壮肃公奏议》，卷二，第147页。）。调整全台兵力，重新布防，以加强陆路防守的兵力，并加强了后山的防卫力量。1886年又奏请澎湖副将与海坛镇总兵对调，并奏调吴宏洛为澎湖总兵，以加强澎湖的海防（《刘壮肃公奏议》，卷五，第247页；卷六，第287页。）。
3、修铁路、架电线以利调兵与通文报刘铭传为了巩固海防，极力倡办铁路等新式交通事业。早在1880年就倡议在中国兴办铁路，中法和议甫成，即请开办铁路，“良以台疆千里，四面滨海，防不胜防。铁路一成，即骨节灵通，首尾呼应”。他特别指出，“此中利害，自非身亲大难，未易决其深微”（《刘壮肃公奏议》，卷二，128页。）。1887年4月刘又奏称，“铁路为国家血脉，富强至计，舍此莫由”。并强调“若铁路既成，调兵极便，何处有警，瞬息长驱，不虑敌兵断我中路”。他认为“铁路之利，不独目前有裨于海防、建省、桥工三事，将来更可添大宗入款，充海防经费要需”（《刘壮肃公奏议》，卷五，269—271页。）。计划铁路路线起自基隆至台南，其筑路计划
同时，刘铭传对海上交通，亦苦心经营，1886至1889年先后购置威利、威定等轮船多号，并开始建筑基隆港口，旗后、安平亦计划建港，又购挖泥船二号，供疏浚港口之用。在他努力经营下，海上交通亦粗具规模，平时供通商贸易之用，战时可供运兵运械之用，有利于海防的加强。
鉴于台湾“孤悬海外，往来文报屡阻风涛”，1886年9月刘铭传奏称，“水陆电线实为目前万不可缓之急图”（《刘壮肃公奏议》，卷五，256页。）。遂在台北设立电报总局，命张维卿为总办。由于经费支拙，于1887年春先架设台北至基隆、沪尾的陆线，同年秋敷设安平至澎湖、沪尾至福州川石的水线，年底装置完毕，闽台两省先行通报。继又架设台南经彰化至台北的陆线，至1888年3月，与基隆、沪尾两线接通。至此，台湾水陆电线全部竣工，总计水陆电线共1400余华里，分设川石、沪尾、澎湖、安平水线房4所，添设澎湖、彰化、台北、沪尾、基隆报局5处，加上台南、安平、旗后原设报局3处，共有水陆电报局8所”（《刘壮肃公奏议》，卷五，259页。）。从此台湾的通讯大为改善，对海防、民生均大有裨益。
4、开山“抚番”，安内以防外清廷决定立即在台建省后，刘铭传在奏折中指出：“现既诏设台湾巡抚，必先渐抚生番，清除内患，扩疆招垦，广布耕民，方足自成一省”（《刘壮肃公奏议》，卷二，第156页。）。又指出：“既设行省，不能不辟土分治，缉匪安良，断非抚番不可”（《刘壮肃公奏议》，卷四，第233页。）。决定把抚番工作，提前进行。刘铭传认为，“以防务论，台疆千里，防海又须防番。万一外寇猝临，阴结番民，使生内乱，腹心之害，何以御之？诚令全番归化，内乱无虞，外患虽来，尚可驱之御侮。既可减防节饷，又可伐内山之木以裕饷源。此抚番之不容缓者也”（《刘壮肃公奏议》，卷二，第148页。）。显然，其目的是为了安内以防外，以巩固海防。遂于1885年12月奏明开办“抚番”事宜，于1886年5月，设抚垦总局于大科嵌（今桃园县大溪镇），自任抚垦大臣，以林维源为总办，全台分南、北、东三路，分设抚垦局及分局，从事“抚番”、招垦工作。从1886年6月起，经过数个月的努力，招抚后山南北两路“生番”218社，“番丁”5万余人。前山各军亦续抚260余社，薙发者3800余人，“均名次第归化”，可垦田园数十万亩（《刘壮肃公奏议》，卷四，第220—221页。）。
5、多方筹划海防经费建省分治、加强海防需要大笔经费，长期靠闽省及邻省接济，终非长久之计。1886年5月刘铭传提出，财用“不能不就地筹划，期于三五年后，以台地自有之财，供台地经常之用，庶可自成一省，永保岩疆”（《刘壮肃公奏议》，卷七，第303—304页。）。为了清除积弊，增加财政收入，刘铭传决定首先从清赋入手。从1886年开始实行清丈至1888年全部告竣启征新赋，历时三年。据刘铭传1890年6月奏称，清丈后的现定粮额年征银512969两，随征补水平余银，加以官庄租额，共银674448两有奇，比较清丈前的旧额溢出银491502两（《刘壮肃公奏议》，卷七，第323页。）。因此，清赋的结果，不但查清地籍、户籍，使赋率及土地所有权得到较合理解决，而且增加了大笔财政收入，可供海防及各项建设之用。
除清赋外，刘铭传在整顿税收方面，也取得很大的成绩。据胡传
此外，刘铭传将山地的樟脑、硫磺等特产的制造、输出，收归官营，设脑矿总局，并置分局于要地，分掌其事务。1886年至1887年，先后设立或恢复伐木局、煤务局、煤油局等民用企业，又招上海、苏州、浙江之富绅投资，设立兴市公司于台北大稻埕，并铺设台北市街，作为市场贸易的中心。刘铭传于1889年3月的奏折中提出，“欲自强必致富，欲致富必经商”。乃特派公正廉明之大员认真督理，举凡丝、茶、煤、铁、纺织、种植暨一切矿务、垦务、制造各务，“招集殷商富户，……使之分头认办”，自信“行之数十年，物阜民康，无敌于天下，此所谓商战从容而屈人者也”。折中还指出，“不聚敛于民者，不能不藏富于民；不与民争利者，不能不与敌争利”（中国史学会编：《洋务运动》（六），第249页。）。刘铭传在倡办实业筹措海防经费时，谋求“商战”，“与敌争利”，已具有抵制列强经济侵略的思想。同时他还先后创办了“番学堂”、西学堂和电报学堂，创办新式教育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培养精通近代科学、善于对外交涉的人才，以巩固台湾海防。
总之，刘铭传战后在台湾的种种措施，其出发点首先是为了“庶几孤岛自强，固七省海疆门户”，进而“思以一岛基国富强”。即为了海防的巩固与国家的富强。在刘铭传的努力经营下，台北冠盖云集，辐辏环聚，迅速成为商务繁盛的近代化城市，台湾出现了“百业俱兴”的局面，不但直接增强了海防力量，而且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使台湾成为当时全国的一个先进省份。由于经济、交通、贸易的发展，建省分治后，也加强了与大陆的经济联系。可以说，沈葆桢是台湾近代化建设的倡导者和奠基人，而刘铭传则是台湾近代化的实干家和集大成者，其贡献尤大。连横谓“其功业足与台湾不朽”，诚非过誉。
总之，加强海防，促进了台湾的近代化改革，而近代化改革的成就，又反过来增强了台湾的海防力量，这是当时台湾历史的一个突出的特点。
（资料来源：《台湾研究集刊》1992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