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英国侵占的香港地区包括三部分：即一、香港岛，二、界限街以南的九龙半岛（南九龙），三、深圳河以南、界限街以北的九龙半岛（北九龙）以及香港岛四周和大鹏湾、深圳湾附近的星罗棋布的岛屿（这部分现统称为“新界”）这三处都是十九世纪英国从清政府手里夺得的。英占香港岛是根据1842年的《南京条约》，强占南九龙半岛是依据1860年的《北京条约》。这两个条约是英国大炮胁迫下订立的“城下之盟”。1898年，英国又利用甲午战后清政府的极度屈辱地位，强订《拓展香港界址专条》，租借北九龙半岛和二百多个大小岛屿，为期九十九年。上述三部分加上后来填海造陆，总面积为1061.8平方公里，后一部分比前两部分面积总和约大十一倍。英占香港地区的三个条约都是不平等条约，它们是英国野蛮侵略中国的罪恶纪录，也是过去中国人民受压迫、受侮辱的历史见证。
侵占香港岛
英国夺占中国沿海岛屿，蓄谋已久。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发动鸦片战争，占领香港岛初步满足了它的侵略野心。
自从十五世纪末欧洲发现通东方的航路以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英等国，相继航海东来，掠夺财富，进行殖民扩张。到了十八世纪后半期，英国资本主义有了飞速的发展，它打败和削弱全部竞争对手，成为举世无敌的海上霸王，不仅控制西起好望角东到远东的广大海域，而且征服了印度，于是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的中国成了它所觊觎的对象。为了在中国伸展势力，1792年和1816年，它两次派专使来华，要求建立关系，提出割让海岛以便英国人通商居住。清政府拒绝英国的要求，说“天朝尺土，俱归版籍”，“即岛屿沙洲、亦画界分疆，各有所属…此事尤不便准行。”（魏源：《海国图志》，1880年邵阳急当务斋本，第77卷。）乾隆帝给英王复书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转引自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4页。）表示中国不重视对英国的贸易。当时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本国生产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能够满足自己的需要。乾隆帝复书反映了当时中国客观的经济现实。正如后来一个长居中国的英国人所说：“中国人有最好的食物——米，最好的饮料——茶，最好的衣料——棉、丝和毛皮。拥有这些主要物品和无数土特产，他们无需到别处购买一辨士的东西。”（赫德：《这些从中国来》，61页。（R. Hart：“These from the Land of Sinim”）。）正因为如此，长期来中国对外贸易，一直居于出超，每年有大量茶、丝出口，而进口的工业品为数不多。英国是对华贸易最大的国家，1781-1793年全部输华工业品，只及到1781-1790年中国输英茶价的六分之一。（参看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16页，1973年版。）茶不仅是英国从中国进口的大宗商品，且是英国特许的垄断组织东印度公司的大利所在，而茶税又是英政府的重要财源。为了继续同中国贸易，英国必须到处奔走，搜罗大量硬通货墨西哥银元来华，弥补巨大贸易差额。这对它是一件难事。资本主义如果不经常扩大其统治范围，就不能存在与发展。英国工业品没有打开中国的市场，于是挖空心思、不择手段地大力发展可耻的鸦片贸易。
鸦片作为药材，中国每年有少量进口，但在英国政府的提倡下，进口的鸦片数量激增，到1800年，超过四千五百箱，对中国人民造成越来越严重的危害。从1798年（嘉庆三年）起清政府开始禁烟，以后又一再重申禁令，没有什么效果，鸦片像潮水一般涌来，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由出超变为入超，英国不但无需再运来现金，1830年反而从中国运走六百七十多万银元。参加鸦片走私有东印度公司及英国和其他国家商人。英国怡和洋行创办人查顿（W.Jardine）马地臣（J.Matheson）宝顺洋行老板颠地（L.Dent）等都是靠鸦片走私起家、大发横财的烟贩，其中有的后来成为英国议员，还取得爵士的头衔。
随着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鸦片走私的扩大，英国夺取中国海岛的要求，越来越强烈。1830年，四十七名在中国的主要同鸦片走私有关的英商，联名上书英国议会，要求英政府“采取与国家相称的决定，在靠近中国的沿海地区取得岛屿一处”，以保护英国对中国的贸易。《格林堡：《1800-1842年的英国贸易和中国的开放》，178页，1951年版。（M. Greenberg: British Trade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1800-1842。）》但他们没有确指什么地方。马地臣主张在伶仃岛上，查顿企图利用台湾人民的反清斗争，混水摸鱼，在岛上取得一个立足点，（格林堡：《1800-1842年的英国贸易和中国的开放》，178页，1951年版。（M. Greenberg: British Trade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1800-1842。）也有主张占据浙江舟山或福建厦门的。1833年，两次随同英国专使来华的史当东（G. Staunton）在下院发言，鼓吹香港岛是良港，宜于停泊轮船，英国取得香港岛作为一个脱离中国管制的贸易中心是很合适的。（赖德编：《二十世纪香港、上海及其它中国商埠印象记》56页，1908年版。（A. Wright, ed: Twenty Century Impressions of Hongkong、Shanghai and Other Treaty Ports of China）。》1834年，在资产阶级敦促下，英国政府取消了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特权，律劳卑（W.Napier）作为正式任命的首任驻华商务监督来到广州，他在同年病逝前一直主张英国占领珠江口东面的香港岛《舍尤：《香港的诞生、青年和成年》，21页，1937年版。（G.R. Sayer: Hongkong, Birth, Adolessence and Coming of Age。））
由猖獗的鸦片走私引起大量白银外流，使清政府感到问题的严重，1839年林则徐奉命到广州禁烟。他办事认真，雷厉风行地查禁鸦片，指责英国商务监督义律（G.Elliot）袒护英国烟贩、抗拒缴烟的不端行为。义律终于命令英国商人缴出全部鸦片。林则徐当众销烟，并要求外商此后不再偷运鸦片来华。义律破坏中国禁烟运动，不惜发动战争。他报告英国首相巴麦尊（Palmerston），污蔑禁烟是“不义的暴行”，“侵犯了英国的生命财产和英王的尊严”，要英政府采取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给中国沉重的打击。大烟贩查顿、马地臣等人也发出战争叫嚣，主张对中国动武。同年11月，伦敦的东印度和中国协会上书巴麦尊，要求与中国缔结通商条约，内容包括割取中国海岛一处，在岛上准许建立商馆等。它还说什么如果需要用武力取得这些要求，英国人和欧洲各国都不会反对。
巴麦尊于9月间接到中国禁烟的消息，决定对中国发动战争，蛮横表示对中国唯一办法“就是先揍一顿，然后再作解释。”《奥文：《英国对中国和印度的鸦片政策》，170页（D. Owen: British Opium Policy in China and India）。》他秘密地通知义律英国政府将派“远征军”去中国，随即任命懿律（G. Elliot）和义律为全权代表，如果清政府没有作出满意答复，指示他们扩大侵略战争。巴麦尊给中国政府的正式照会里，提出赔偿烟价、归还商欠和割让海岛等要求。照会说：“英国政府要求中国将英国全权公使所指定的面积敷用、位置适宜的沿海岛屿一处或数处，永久割让予英国政府，作为英国臣民居住贸易的地方。以便使他们的身体免受干扰，他们的资财获得保障。”如果中国不接受全部要求，英国必“相战不息”。照会里没有确定割让海岛的具体地方。又说：在照会送达清政府以前，若中国别生事故，“以惹大英国家”，英政府还要提出更多的要求。（《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12卷，382-387页。1964年版。又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1卷，附录1，621-626页。）
1840年6月，英国“东方远征军”陆续从印度到达中国。懿律等依照英政府的命令，避免在广东作战，封锁珠江口以后率领英军北犯，沿途攻厦门，陷定海，于7月底到海河口。清政府大为恐慌，命直隶总督琦善到海口与懿律等谈判。琦善表示林则徐“措置失宜”，答应“重治其罪”，要求英军“返棹南还”，“必能使贵统帅有以登复贵国王。”（《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14卷，463-465页。1964年版。又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14卷，463—465页。）懿律等表示满意。清政府随即任命琦善为钦差大臣，到广州与义律交涉（懿律因病回国）。义律步步进逼，提出赔偿烟价、军费、开放口岸，要求“给予外洋寄居一所，俾得英人竖旗自治，”也就是割让海岛。他恐吓琦善说，如不接受，双方发生战争后，条件将更加苛重（英国档案馆外交部档案，编号为F.0.682/886。见佐佐木正哉编：《鸦片战争之研究》资料篇，46页、52页。）琦善对义律的要求，俯首答应，只对割让海岛表示不敢擅自作主，愿意代请“圣恩”。义律不等琦善正式回答，于
英国早就企图夺取中国沿海岛屿，但直到鸦片战争前夕，还没有确定具体地方，巴麦尊给义律的训令，强调必须占领海岛，并没有指明强占香港岛。侵占香港岛的决定是义律作出并加以实现的。他认为香港岛不仅在对中国贸易上有重要意义，它还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英国在香港岛上驻军，使它更能控制中国东南沿海。由于林则徐禁烟受到沉重打击的鸦片走私，《南京条约》订立后，变本加厉地猖狂起来，它不只恢复了过去的“繁荣”，这个英国统治下的香港岛成为对中国进行非法的贸易的中心，它博得了“中国的鸦片店”的可耻大名。
侵占南九龙半岛
英国强迫清政府订立《南京条约》，取得割地、赔款和一系列特权。但侵略者的欲壑难填，其野心从无止境，没有很久，它对已经夺得的利益又不满足了。1856年，广州英国领事巴夏礼（H.Parkes）在香港总督包令（J.Bowring）支持下，抓住广州当局在一只走私船上拘捕歹徒为口实，制造事端。第二年，英国勾结法国，挑起侵华战争。这次英法联军战争又称第二次鸦片战争，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扩大和深入，它停停打打、打打停停，断断续续地延长了四年多。英法侵略者炮轰广州城，火烧圆明园，到处放火杀人，行凶作恶。当时清政府正同定都南京的太平天国进行殊死的搏斗，面对民族的和阶级的两个敌人，为了保住政权，它宁愿向前者投降，而决不向后者屈服，终于同英法侵略者订立又一个卖国条约——《北京条约》，许给他们许多权利。英国比法国多得一块领土，这就是从尖沙嘴到旺角、面积11.1平方公里的南九龙。
尖沙嘴在香港岛对岸，水深港宽，可泊轮船，地势平展，宜于居住。义律一度曾看中这个地方，要求割让。
巴夏礼挑起事端后，英军于1856年底，一度攻入广州城，因兵力不足，旋即退出。第二年英法“远征军”到中国，于1858年1月，占领广州城，俘虏两广总督叶名琛，（叶被押往印度囚禁，后来死于加尔各答），广东巡抚柏贵等投敌，实际上成了傀儡。英法侵略者在巡抚衙门内，成立了以巴夏礼为首的三人委员会[另两人为英国将军斯托宾齐（Straubenzee）和法国军官马殿那（Martinean des Chenez）]。柏贵等受到严密监视，行动失去自由，未经委员会同意不得发布命令。广州从此经历了三年多的英法军事占领。清政府得知广州失守的消息，竟然任命这个投敌的柏贵署理两广总督。柏贵死后，劳崇光从桂抚调任粤抚，后来又兼署广督。就是这个在敌人统治下的广州做封圻大吏的劳崇光，在巴夏礼的胁迫下，把尖沙嘴于1860年3月租给英国，年租五百两。
英国为使清政府彻底屈服，派克灵顿（H. Grant）率海陆军万余人来华作战。这批英军3月初陆续到香港岛，找不到营地住宿，就在尖沙嘴登陆。巴夏礼向香港总督罗便臣（H. Roberson）、克灵顿提出向广东当局租借尖沙嘴的鬼主意，作为来华英军的驻地。罗便臣于是命令巴夏礼赶往广州，同劳崇光交涉，克灵顿同去。巴夏礼于
英国政府也企图占领南九龙。1860年4月，英国侵华全权代表、曾强订《天津条约》的额尔金（J.Elgin）再度来中国前，外交大臣罗素给他一个训令说：“殖民大臣表示了这种意见，在对中国的任何新条约中，应该努力作出割让九龙半岛的规定。根据他的请求，兹特训令阁下：任何将出现有利于获得这个割让的机会，都不要让它错过。”《F.0.17/329，引自蒋孟引书，228页。》额尔金担心英国割占领土，法国也会提出类似要求，因此有些踌躇。罗素于是授权额尔金相机行事。他说：“女王陛下政府乐于获得九龙半岛，但什么是最好的办法，必须由你考虑。”（F.0.17/329，引自蒋孟引书，229页。霍尔特：《对中国的鸦片战争》251页，1964年版（E. Helt: The Opinm wars in China）。）由于当时通讯不便，关于巴夏礼租借南九龙的报告隔了一些日子才到伦敦。英国政府接到报告后，于7月初，密令额尔金割占九龙。它说：“巴夏礼已经获得九龙半岛的永租权，考虑全部情况以后，认为有必要获得九龙半岛的完全割让。”还说，这次取得的面积不大，法国不会效尤《F.0.17/329.引自蒋孟引书，230页。》。额尔金根据这项训令，在焚劫圆明园后，强订《北京条约》，除勒索巨款，增辟口岸外，又增加割取南九龙半岛的条款。清政府被迫于
英国割占九龙半岛南端以后，内部发生矛盾。军方坚决主张把这个地区作为单纯的军事基地，交它们管理，民事部门却认为这个地区是它们得到的，要把它作为香港的外围，拨给民用。双方争执不休。1864年英国擅自扩大地界，伸展到西北面的深水□。英政府决定把新扩占的土地拨给陆军，原来的地区给香港当局和海军，但必要时陆军仍可使用。这样平息了内部的争吵，深水□这个地方就被英国偷偷地占据了。侵略者的欲望永远是不满足的，它得到南九龙半岛和深水□后，贪婪的目光紧盯着北方，又对北九龙半岛打主意了。
租借北九龙半岛及附近岛屿
英国租借北九龙半岛及附近岛屿是在甲午战后帝国主义妄图瓜分中国期间，这是它在这个时期掠得全部赃物中的一部分，又一次暴露它的丑恶面目。
1894年，日本挑起侵略中国的战争。清朝海陆军在李鸿章的失败主义的指挥下，陆军战无不败，北洋水师全军覆灭。清政府危在旦夕，卑怯地对日求和，订立《马关条约》，赔款二万万两，割让台湾和辽东半岛（后者以三千万两赎回）。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又一个出名的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战争中清朝军队的大溃败，彻底暴露了清政府的无能和中国的积弱，帝国主义于是争先恐后地一齐向中国扑来，争夺路矿特权，抢占海口，划分势力范围，开展瓜分中国的争斗，中国出现了怵目惊心的图景，亡国的大祸迫在眉睫。
就在《马关条约》签字后不到一个月，
1897年底，德国强占胶州湾，强迫清政府租借这个港口，为期99年。接着俄国强租旅顺，大连，期限25年。当时俄法是盟国，它们互相支持侵华，清政府已经接受德、俄要求，自然不能拒绝英国的勒索，但苦苦乞求英租威海卫后，不再提出其它领土要求，遭到英国公使窦纳乐（C. MacDonald）的拒绝。1898年3月中，窦纳乐得知法国已提出租借南方海口的要求，立即威胁总理衙门说，英国虽然迫切需要扩充九龙地界，但直到目前还没有提出。说什么如果中国对不尊重其完整的国家，许给让与权，而对那些表现克制态度的国家置之不顾，英国就必须保卫自己，要求得到应得的份额。（约瑟夫：《1894-1900年列强对华外交》，306-307页，1928年版（P. Joseph: Foreign Diplomacy in China,1894-1900）。）在法俄联合胁迫下，清政府于
溯查多年以来，素悉香港一处非展拓界址不足以资保卫。今中英两国政府议定大略，按照粘附地图，展扩英界，作为新租之地。其所定详细界线，应俟两国派员勘明后，再行划定，以九十九年为限期。又议定：所有现在九龙城内驻扎之中国官员，仍可在城内各司其事，惟不得与保卫香港之武备有所妨碍，其余新租之地，专归英国管辖。至九龙向通新安陆路，中国官民照常行走。又议定仍留附近九龙城原旧码头一区，以便中国兵、商各船、渡艇任便往来停泊，且便城内官民任便行走……查按照粘附地图所租与英国之地内有大鹏湾、深圳湾水面，惟议定，该两湾中国兵船，无论在局内、局外，仍可享用……。（王铁崖编：前引书，769页。）
《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订立后，深圳河以南、界限街以北的九龙半岛广大地区以及大小二百多个岛屿总面积975.1平方公里的领土，都被英国强租了。窦纳乐是经办这次租借手续的英方代表，他从1896年任驻华公使以后，与总理衙门交涉，态度蛮悍，动辄呵斥恫吓，是一个凶恶的帝国主义分子。1895年至1898年，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翁同□兼任总理衙门大臣，经常同他接触，说他“贪如狼，狠如羊”，每次提出要求，总是先拟就文件，强迫总理衙门承认，不准改动一字。这个《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就是他亲自拟定后、译成中文交清政府代表签字的。
《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签订后，英国兴高采烈，齐声欢呼，同时又对其中某些规定，表示不满。香港商会强烈反对清朝官员驻扎九龙城内，照旧行使权力以及保留大鹏湾码头一区，说这样等于外国在英国领土内有管辖权，又说中国海关巡逻船只使用大鹏湾，香港变成了中国的一个港口。伦敦英国商会支持香港商会的意见，要求英政府与中国交涉，取消这些规定。伦敦的中国协会反对香港当局协助中国海关辑私收税，认为这样做香港便降低为中国的一个条约口岸，并从属于广东的财政系统，其结果既损害了香港作为自由港的地位，又败坏了它作为英国殖民地的声誉。英国外交部答复说：“女王陛下政府记取它们的见解和建议”，（关于中国的蓝皮书，1899年，第1号，292、289、296、302页。（China,No,1,1899.））表示重视它们的意见。
1899年1月，香港当局开始接管“新界”。从此以后，专条上某些认为于其不利的规定，就想方设法地加以推翻或者拒不执行。根据专条在九龙城内继续行使权力的中国官员，遭到香港当局的无理驱逐，它片面取消了按规定中国兵船、商船可使用大鹏湾内一区码头，中国兵船可使用大鹏、深圳两湾的权利。英国政府曾作过香港当局协助中国“整顿税务”的承诺干脆拒不履行。窦纳乐满口答应的中国允许租借九龙的全部保留条件都被毁弃。这清楚说明帝国主义的逻辑就是强权即公理，只要于它有利，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自食其言根本不算一回事。香港当局背弃《专条》的某些规定，是又一个活生生的例证。
英国侵占香港岛和南九龙半岛已经一个多世纪，租借北九龙半岛及其余岛屿也已八十多年了。中国人民包括香港同胞在内为反对英国侵占香港地区进行了长期斗争。英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香港同胞成群结队地离开香港，返回祖国内地，人数多达二万余人，（当时香港人口不到十万）使得“洋人商务停顿，连做饭也要自己动手，困苦不堪。”1899年，英国接管北九龙半岛，当地居民自动组织起几千人的武装，为反对英国租借九龙半岛展开激烈的斗争。1925-1926年，香港同胞和广东人民一起并肩战斗，持续了一年多的“省港大罢工”，给香港经济严重的打击，一度陷于瘫痪状态，香港变成了“臭港”和死港。太平洋战争发生后，日本轻而易举地袭取了香港地区，只有中国人民仍在那里坚持对日本的斗争。日本投降后，英国又卷土重来，继续统治香港地区。中国人民始终不接受英国强迫订立的有关香港地区的不平等条约。解放以来，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是不受不平等条约的约束，在条件成熟时收回整个香港地区。时至今日，帝国主义横行霸道，为所欲为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迷恋过去，妄图保住这块地盘，用歪曲国际法的办法来为不平等条约进行狡辩，或者用香港是中国的外汇重要来源进行讹诈，都无济于事。实现祖国的统一，物归原主，收回整个香港地区是十亿中国人民的正义要求和共同愿望，他们一定要完成时代赋予的使命，这是什么力量也阻挡不住的。
（资料来源：《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