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以军事占领支持外交谈判，用武力逼签“和约”，是中国近代史上帝国主义侵占我国领土的惯用手法。首开其端的就是英国侵略者；早在1836年，他们已策划派遣一支舰队，“带着一份拟就的、要清廷签字的条约稿本”侵华。有人指责他们“没有权力去这样做”，他们就叫嚣说：
“难道我们却要受国际公法的制约吗？”“如果我们要和中国订立一个条约，这个条约必要是在刺刀尖下，依照我们的命令写下来，并要在大炮的瞄准下，才发生效力的。”《《中国丛报》四卷十期（1836年2月）。按：本文所用《中国丛报》译文，均采用广东省文史研究馆《鸦片战争史料选译》组译稿，特此说明并致谢。》这篇彻头彻尾的海盗宣言，暴露了英国侵略者不顾国际公法约束的海盗本性。他们强迫清廷签订的“割让”和“租借”我国香港地区的条约，正是这类不顾国际公法约束的海盗掠夺条约。其不平等性和非法性，不仅在于他们早已拟就的条约稿本，如上文所述，纯属单方预谋；而且，签约的过程，从始至终，清廷都是在他们的“刺刀尖下”和“大炮的瞄准下”，按照他们的命令签字画押的。
（一）割让“香港一岛”——从逼签所谓《川鼻草约》到逼签《南京条约》。
侵华英军带着拟割“□□岛屿”的《对华条约草案》，遵循巴麦尊在“训令中指出的胁迫办法”《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第721页；第305页；第740—741页；第331页；第337页；第750、752、754页。》，首先就于1840年7月攻占定海，作为要挟的本钱。他们到大沽口给清廷递交的《巴麦尊照会》,正式提出签订割地、赔款的条约，声称若不“全允”则“仍必相战不息”。义律与琦善举行大沾会谈时，亦重申不允所求则“开仗”；至于“割让海岛”的地点，虽未明确提出香港，但已表示可在“粤省沿海”选择“一隅”《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第386—387页、第425—426页；第686—687页；第735页；第832页；第813—815页；第773—774、834、1291—1292、1800—1807页；第2054—2055、2262—2263、2277、2305—2307、2317页。》。可见，武力逼签割地条约的火药味一开始就非常浓烈，英舰“开到离京城这样近的地方，收到了效果，清廷的语调改变了”《《中国丛报》十卷二期（1841年2月）。》，答应惩办林则徐，改派琦善赴粤与英方“商讨最后解决办法”。逼签所谓《川鼻草约》的广东谈判，从11月底琦善抵粤后就开始了。谈判开始前，英方代表已拟定一个“暂时解决”的方案：通过“继续军事行动”，以英军撤出定海为条件，取得赔款和获得“广州附近一个岛屿”《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第721页；第305页；第740—741页；第331页；第337页；第750、752、754页。》，即香港岛。所以，谈判开始后，义律就以夺取香港一岛为主要目标，步步进逼，甚至撕毁“停火”协定，以军事进攻和武装占领香港岛等手段，催逼琦善签约。
第一步，提出在香港岛“暂屯”军队。
第二步，要求仿葡人在澳门之例，在香港岛“竖旗自治”。由于琦善不敢遽允“暂屯”之请，义律就约期“交战”；琦善乞求他不要“苦苦相迫”，义律“所请更日有加增，而求香港意愈坚”《梁廷□：《夷氛闻记》第51页。》，
第三步，胁逼将香港和尖沙咀“让给英国主治”。畸善对英方“自治”之请“尚在筹维”英军竞于
第四步，武装抢占香港全岛，单方宣告“割让”。义律趁琦善乞求“止择一处”，提出“以香港一岛接收”，既把原指岛上“一处”地方（指香港村地方）改为“香港一岛”；又以“接收”之名，为强占制造根据；还说要将“议办各款，汇写盟约一纸”，约琦善会面“订明”《佐佐木正哉编：《鸦片战争的研究》（资料篇）第70—71页。》，为逼签单方所拟之约作准备。琦善屈服于英方军事压力，竟擅自“量允所求”。这种出卖我国领土香港的罪行，是不容抹煞的。但他确实仅“量允”代为奏恳“仿照西洋人在澳门寄居之例，准其就粤东外洋之香港地方泊舟寄居”；
“二十五日，星期一，上午八时十五分登陆。我们是第一批的真实占领者，我们便在领地上三呼万岁，举杯祝贺女王陛下健康。二十六日，舰队到达，海军陆战队登陆，国旗在我们的营地上升起来，……伯麦司令官正式举行占领该岛的典礼”《爱德华·拜尔秋《英‘硫磺号环游世界航行纪事》第二卷，第147—148页，《中国丛报》十二卷九期（1843年9月）。》。
英国侵略者抢占了我国领土香港岛后，又公然捏造事实，伪称“香港一岛业经钦差大臣琦善盖印割让英
第五步，补约逼签，欲盖弥彰。假的毕竟是假的。义律后来供认，他的策略是先占领，然后再以“绝不放弃该岛的决心”，通过“因势利诱……武力胁迫”，强迫清廷同意“在直接割让该岛的基础上缔结协定”《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第721页；第305页；第740—741页；第331页；第337页；第750、752、754页。》。正是按此策略，义律在英军正式占领香港岛后第二天，即
然而，广东谈判过程中，英国侵略者为侵占香港全岛，以打逼谈，边谈边占，以占领逼签约的强盗手段和得寸进尺的狼子野心，却已暴露无遗。
条约虽未签订，占领却成事实。但在人民群众和抵抗派的压力下，清廷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并不承认这种野蛮侵占的事实。广州战役前后，道光就一再谕令主持广东军务的奕山：“香港地方，岂容给与逆夷泊舟寄住，务当极力驱逐，毋为所据。”务必“设法赶紧收回，断不准给予该夷，致滋后患。”英军北扰闽浙期间，道光又屡令奕山“攻复香港”，进行牵制。奕山始终“不敢轻于一试”，道光还要求他“相机攻剿”。直到1842年5月还说：“香港地方，岂容逆夷久据”，如准备已妥，仍应乘机“收复香港，以伸国威”《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第386—387页、第425—426页；第686—687页；第735页；第832页；第813—815页；第773—774、834、1291—1292、1800—1807页；第2054—2055、2262—2263、2277、2305—2307、2317页。》。因此，英国侵略者在征服琦善、奕山之后，为“强迫中国政府签订一个令人满意的条约”《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第721页；第305页；第740—741页；第331页；第337页；第750、752、754页。》，取得占领香港的“合法”地位，就进一步扩大战火，挥兵进犯长江。正如恩格斯指出：“采取这种进攻步骤的用意，是……逼迫清帝立即媾和。”《恩格斯：《英人对华的新远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第189页。》果然，道光就在英军大举进犯镇江时屈服了。他于
然而，这个“正式割让”香港岛的条约，只不过是英国侵略者为其非法占领我国领土制造的“合法”外衣而已。两年前，巴麦尊责怪义律没有签署这种“正式条约”时，义律就曾直言不讳地供称：暂时“省去正式割让的外形”而先行取得“我们所满意的那种程度的领土占有”，即实际占领香港全岛，“也能符合女王陛下政府的目的和声威”。巴麦尊比义律狡诈的是，他一边装作十分尊重“正式条约”，十分尊重“应先得到中国皇帝批准”，一边却在获悉英军侵占香港岛已遭“中国皇帝驳斥和拒绝”的情况下，继续“省去正式割让的外形”，训令璞鼎查以武力“保留”该岛《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第721页；第305页；第740—741页；第331页；第337页；第750、752、754页。》。所谓“法律依据”，在侵略者心目中并非那么神圣。即使正式条约，既被视为可以随时“省去”的“外形”，其内容亦可随时“补充”和“废除”。南京条约签订后，他们又迫不及待地逼签《虎门条约》作“补充”；曾几何时，又宣称“补充条约中的限制条款必须废除”，因为它妨碍中国各地船只“与香港来往”《《中国丛报》十四卷十二期（1845年12月）。》。翻手为云，复手为雨，有利则立，无利则毁，这就是“文明”强盗重视“立法”的真象。
（二）割让“九龙司地方一区”——从逼签《劳崇光与巴夏礼协定》到逼签《北京条约》。
英国侵占九龙半岛南端尖沙咀区，也和夺取香港岛一样：先占后割。所不同的是强割之前，先行“租借”，用这种占领形式作为过渡步骤。策划者是侵华英军统帅格兰特（又译克灵顿）、香港总督罗使臣（又译鲁滨逊）和驻广州领事巴夏礼。上文已提到，租约从提出到签订仅一天时间。这是特殊环境下的一种逼签典型。
自从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后，巴夏礼成了实际统治者，劳崇光的前任们已“一切不能自主”。
英国侵略者凭一纸租约占领尖沙咀后，就在那里“修盖房屋”《《第二次鸦片战争》资料第四册，第389页。》，同时把逼迫清廷“完全割让”该地的任务交给其全权代表额尔金。咸丰帝对英法联军再起力求早日妥协，但额尔金既不允在广州会见劳崇光，亦不允在上海与薛焕会谈，而以攻陷天津、进犯北京，焚掠圆明园等暴行逼清廷派实□签订《北京条约》；并且突然以“九龙司地方……已经两广总督劳崇光批准允租，则与给与无异”为词，故意混淆“租借”和“给与”的区别，要求约中“增添”割让该地等条款，并限定时间、地点，催逼奕诉“画押盖印”。奕□并未查核劳崇光所签之约，就“允其叙入”约内。其奏报说：“彼之气焰方张，一经驳辩，难保不借生事端；若稍涉迂拘……恐夷人不能久待，另生枝节”《《第二次鸦片战争》资料第五册，第198—199页。》，因此只能“任其要狭增添”。咸丰帝急求“永息干戈”，也说“朕亦深谅苦衷”，宣布“所有和约内所定各条，均著逐款允准”《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499、2502、2503页。》。如同道光、耆英当年签订《南京条约》一样，咸丰、奕□关于签订《北京条约》的辩词，既是卖
（三）强租“新界”——从逼签《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到武力“接管”。
英国强盗进一步夺取包括九龙半岛北部和香港岛周围岛屿的“新界”，采用的是“租借”方式，其租约也是依仗炮舰政策逼签的。1897年底和1898年初，在德、俄、法争相租占我国胶州湾、旅顺大连和广州湾同时，英国驻华公使窦讷乐亦奉命向清廷提出北租威海卫、南租北九龙等地。在此期间，英舰就频频调动，扬言“拟在吴淞自建炮台，或云据舟山及吴淞口外各岛，或云入江直至重庆一带”，或云“至镇江、金陵屯兵”。1898年4月窦讷乐奉命提出拓展香港界址要求，叫嚷：“英国议院本意在浙江之舟山及福建一带图占口岸，以保利权；因念中国为难情形，只有就原有之香港，展拓界址。”《《清季外交史料》第128卷第4—6、12、20—21页，》言下之意，不允香港扩界，就要强占舟山等口岸。腐朽的清政府在英国强盗“图占口岸”的武力恐吓下屈服了，卖国贼李鸿章就在窦讷乐一手炮制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上签了字。英国侵略者用“租借”方式夺取了“新界”。正如列宁在1900年指出：“欧洲各国政府一个接一个拼命掠夺（所谓‘租借’）中国领土”，它们“已经开始瓜分中国了”《《列宁选集》第一卷第214页。》。所谓“租借”，实质就是对中国领土的“掠夺”和“瓜分”。
这个“租借”新界区的条约，也和“割让”香港、九龙半岛南端尖沙咀区之约一样，是英国侵略者用来掩盖其对中国领土武装占领的和平伪装、非法掠夺的所谓“法律依据”而已。占领和掠夺是其目的，作为和平伪装和“法律依据”的条约，既可先鉴，也可后订，若不满意，更可随时毁弃。早在这份租约签订前三十四年，他们已擅扩南九龙的地界，偷占了深水□。租约签订后，又企图进一步扩大租地范围，企图毁弃租约中关于驻扎在九龙城内的中国官吏“仍可在城内各司其事”等保留条款。还在双方“会勘界址”时，英方就提出要将中国九龙海关移出租界，进行讹诈。会勘后签订了《香港英新租界合同》，英方得陇望蜀，又提出新的领土要求，叫嚷要将“深圳等村划归租界”，如不同意，“则税关必移出九龙城之外”。为此，英军就在1899年4月“未交收租界之前，两次遣兵迳至租界内大埔墟”；遭到当地群众抗击，被迫退出后，5月初就大举反扑，陆续占踞了深圳河以南各乡村，
英国侵略者就是这样，为实现其占领和掠夺中国领土的目的，根据需要，单方预拟、武力逼签、随意毁弃、自行删改作为所谓“法律依据”的条约，公然以此非法行为办理“两国交涉事件”。从始至终，只有侵略者的绝对自由。而所有侵占我国香港地区的条约，都是在绝对不平等的情况下签订、执行和修改的，中国人民不能接受这些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是理所当然的。
五
“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595页。》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中国人民，为反对英国侵略者强割、强租、强占我香港地区，进行了长期的英勇斗争。
（一）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和战后——反抗英国强割、强占香港岛的斗争。
1841年1月英军占领香港岛后，宣布“香港一岛现在已是英国女王之领土之一部分”，岛上居民“已是英国女王的臣民”《佐佐木正哉编：《鸦片战争的研究》（资料篇）第75页；《鸦片战争》资料第五册，第328页。》。中国人民为保卫祖国领土香港岛，立即掀起了反割让、反占领的斗争高潮。
香港岛被占第二天，琦善在狮子洋莲花山下会见义律，“大宴英逆”，是时“军民人等在莲花山下观看者，不下数千人。”广大爱国军民密切注视着事态发展，对英军强占香港岛，“白叟黄童，群思敌汽；耕氓贩竖，共切同仇。”《《鸦片战争》资料第三册，第16页；广东省文史研究馆编《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修订本，第80页。》当时，署大鹏协付将赖恩爵把英军的照会和告示钞呈广东巡抚怡良。怡良“不胜骇异”，即告知革职留粤的林则徐，“则徐闻而发指，劝怡良实奏”，指出：“人民土地皆君职，今〔琦善〕未奉旨而私以予叛逆之夷，岂宜缄默受过？”怡良在林则徐敦劝和具体帮助下，于
当时，凡有爱国心和民族意识的中国人，都主张收复香港。爱国官僚裕谦一再呼吁招募“本地水勇”，相机“攻剿香港”；广东臬司王廷兰在英军进犯广州时，亦力倡乘虚“暗袭其巢穴”；时任广西巡抚的梁章钜更奏称：三元里之役已“令英夷胆落魂飞”，宜趁势“团练乡勇，以收复香港为首务”；爱国知识分子张杓虽然双目失明，仍通过口授，上书力陈“乡人愿先收复香港”《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第869、1139—1140页；《鸦片战争》资料第四册第26—27页；陈澧《
然而，香港同胞与内地人民紧密配合，反抗英国占领者的斗争却不断发展。1841年2、3月间，英军主力进犯虎门、广州期间，他们自供：由于“不能拨出足够的人去保卫”这个岛，只得“降下在香港的国旗”，把办事机关迁到筲洲暂住《《鸦片战争》资料第五册，第178、191页。》。
（二）第二次鸦片战争和中法战争期间——反抗英国占领者把香港变成资本主义列强侵华基地的斗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香港成了英法联军的军事基地，成了英、法、美、俄代表合谋侵华的罪恶中心。广东各地人民和香港同胞又一次密切配合，狠狠打击英国占领者在香港的统治。
首先，实行经济封锁，发动罢工罢市。1856年10月英军进犯广州后，新安县爱国士绅就集会“议决严禁以食物供给香港”，并派出乡勇控制各口隘，发出断接济、禁贸易和号召香港华工返乡的告示《转引自蒋孟引著：《第二次鸦片战争》第；第63—64页。》。英法联军攻陷广州后，设在花县的“团练总局”于1858年4、5月间进一步“令粤中各府、县乡村耆老首事，通饬民间男女，有在香港、麦高（澳门）等处，为外人教书、办理文案及一切雇工服役人等，限一月内，概行辞退回家”，并动员“澳门、香港商民，各归家乡”。结果，“一月之内，告归者二万余人”，香山、新安、番禹、东芜等县贸易服役于香港的商人、雇员、工人、水手等“自香港逃回者，几于十之七八”。这场罢工罢市斗争，使香港各业瘫痪，“夷人为之大窘”，“身司炊爨，不堪其苦”《《第二次鸦片战争》资料第一册，第194、282页；第二册，第352、361页。》。香港总督包令无可奈何地供认：“我们现在正吃着战争的恶果”《转引自蒋孟引著：《第二次鸦片战争》第103页。》。
其次，采取各种“抵抗方法”，开展广泛的群众斗争。香港华人如同内地民众那样，积极地而且狂热地参加了这场民族战争。据载1857年初，香港已“到处都有人在组织杀夷活动”。广州沦陷后，“英人行至香港僻野之处，辄被广人劫掠杀害”，吓得“英人不敢在外私行”《《第二次鸦片战争》资料第二册第358—359页；第六册第56页。》，连警察出巡，“到了危险地方”，也要“汇合成较大的队伍，并在冒险前进之先放枪”《转引自蒋孟引著：《第二次鸦片战争》第64页。》。他们还采取“暗带武器，搭乘商船”，途中袭击，“夺取船只”的办法，于
中法战争期间，由于英法侵略者相互勾结，企图把香港作为转运物资、修理船舰的军事基地，港九工人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大罢工。1884年9月，九龙半岛南端“红□船澳”的造船工人，拒绝修理法国炮船，并策谋把它焚毁，港英当局竞派兵“守御通宵”。驳船工人和搬运工人支持造船工人的爱国行动，拒绝为法国货船盘运物资，又遭港英当局阻挠和迫害。
（三）反抗英国侵略者强租“新界”和企图扩大“新界”的斗争。
九龙半岛和大屿山一带海域，从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起，就是中国人民抗英斗争的重要战场。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由于新安绅民对香港“断其接济极严”，当“英夷登岸张贴伪示”进行威胁时，乡勇又进行伏击，英军竟一度将县城攻破，但又被“西乡沙井团勇进城击退”；英军企图反扑，当地群众就“与东莞各乡联络一气”，准备“与之决生死”，英军终于不敢来攻《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140—1141、1148页。》。中法战争期间，九龙地方三合会会众，还与罢工工人一起并肩战斗。因此，当英国侵略者强租“新界”后，正如两广总督谭钟麟奏称：“新安民风强悍，租界内村庄不下万户，食毛践土，二百余年，一旦闻租与英国管辖，咸怀义愤，不愿归英管”。色厉内荏的侵略者亦闻风惊恐，向谭钟麟提出：交收租地时“请派兵保护”。后因他们恐清军无力“弹压”，采取突然袭占之法，于1899年4月提前派兵到大埔墟“搭棚”扎屯，并发布告示，“令居民呈验印契，且欲加税”。于是，当地群众立即举起了武装反抗的义旗，以“毁其棚席”的义举，点燃了反租地斗争的火焰，一时“租界内各乡聚众，扬言集资备械，专与洋人为难，众情汹汹，不可复遏”《《清季外交史料》第第131卷第17页。》。
由上可见，香港地区历来是中国的领土。有关香港地区“割让”与“租借”的条约，是英国侵略者单方预谋，并依靠刺刀和大炮强迫腐朽的清朝统治者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也是过去中国人民受压迫、受侮辱的历史见证”《丁名楠：《英国侵占香港地区的经过》，《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1期。》。因此，香港地区的被逼“割让”与“租借”，向来遭到中国人民包括香港同胞的坚决反对。这就是历史的真象。
（资料来源：《学术研究》1983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