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明清史及相关领域研究，试图超越原有的国家和地域概念，重新把握中国历史面貌，这种努力一直持续。2008年，作为明清史研究的火车头，频频被提到的“海域”成为瞩目的焦点。桃木至郎编《海域亚洲史研究入门》岩波书店对此进行了汇总。读过此书，就会发现“海域史”已经不再是新的研究主题，而是进入了成熟的阶段。同样关注“海”的著作还有加藤雄三、大西秀之、佐佐木史郎编写的《东亚内海世界交流史》人文书院，以下简称《内海》，这是以日本海、东中国海为中心的“东亚内海”交流圈的研究文集。此外，菊池俊彦、中村和之编辑的《中世东北亚和阿伊奴人》高志书院、左近幸村编著的《近代东北亚的诞生》北海道大学出版会，以下简称《近代东北》，这些以东北亚为题的论文集相继刊行，令人印象深刻。
2008年，明清史研究重要的成果是细谷良夫编《清朝史研究的新地平》山川出版社，以下简称《地平》，该书的副标题是“追寻田野调查和文书”，体现出在历史学研究中自觉地强调田野调查的重要性是该书的特点。另外，关注田野调查的成果还有唐立编《中国云南省少数民族生态关连碑文集》总合地球环境学研究所，佐藤仁史、太田出、稻田清一、吴滔编写的《中国农民的信仰与生活》汲古书院，这些都是经过数年勤勤恳恳的实地调查而完成的力作。
此外，有关明清史的个人专著有大木康《明清文学中的各色人物》创文社，片冈一忠《中国官印制度研究》东方书店，菊池秀明《清代中国南部的社会变化和太平天国》汲古书店，小林一美《中华世界的国家和民众》上、下同上，佐藤实《刘智的自然学》同上，松浦章《东亚海域的海盗和琉球》榕树书林，松村润《明清史论考》山川出版社，松村昂《明清诗文论考》汲古书院、森田成满《清代中国土地法研究》私家版，国会图书馆收藏，等等，这些成果都是明清史各个研究领域中极有深度的力作。不过，限于篇幅，难以一一介绍，只能期待着详细的专评了。
一、明代的政治和军事
有关明初的政治、军事史，川越泰博撰写了三篇论文，分别是：《靖难之役和贵州、湖广》中央大学文学部《纪要》史学第53号，《蓝玉党案和高丽火者》《中央大学亚细亚史研究》32，《中山王一族和靖难之役》中央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档案的世界》，中央大学出版部。第一篇论文探讨了靖难之役中，贵州、湖广等卫所官军被动员的情况，说明了这次战役成为席卷全国的一次大规模的战争。第二篇论文以卷入蓝玉案的高丽火者为线索，论述了明代的火者。第三篇论文则是明代开国第一功臣徐达的子孙的研究长编。徐达长子辉祖，为建文政权殉节。而次子增寿则因为拥护燕王，而被建文帝杀害。在明初的政治形势下，他们如同对照的两面镜子一样，度过了激荡的人生。另外，徐达诸子中徐膺绪生平不详，该文通过对其后裔卫选簿的分析，发现徐膺绪在靖难之役时，实际上是拥护建文帝的。
辽东镇是明代东北经营的根基，荷见守义《都司与巡按》《档案的世界》对其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他全面地调查了永乐二十一年广宁达贼袭击事件有关的档案资料，复原了当时以都司为中心的辽东镇内部运作情况。前面提到的《中世东北亚和阿伊奴人》一书中，除了收录了杨旸西川和孝译《永宁寺碑文和东北亚》、阿尔捷米耶夫 《阿穆尔河黑龙江下游流域13—15世纪的佛教寺院》等论文外，还包括与明代东北有关的三篇论文。中村和之《蒙元时代的东征元帅府和明代的奴儿干都司》认为明代的奴儿干都司具有很强的临时性机构的特点，反映了明朝政府在当地的影响力并不稳定。梗森进《明朝的阿穆尔河黑龙江政策和阿伊奴民族》分析了以黑龙江下游流域和萨哈林岛库页岛的原住民为对象而设立的羁縻卫的动向，说明了持续的朝贡是他们同明朝关系的特点。杉山清彦《明初进入满洲和女真羁縻所制》则通盘考虑了明代周边的情况，重新探讨了明初进人满洲的历史意义。他强调明初进入满洲实际上是明朝对蒙古政策的一环，就具体的措施来说，很多都是源自于蒙古帝国。
关于云南的研究，山田敕之《从木氏宦籍和皇明恩纶录看云南丽江纳西族、木氏土司和明朝的关系》《国际文化学》19一文考察了云南木氏家族，分析了木氏活动的独特性，指出其与明朝具有相互依存的关系。
关于明朝后期的军事史，久芳崇的两篇论文值得注意。他在《明代铳的传来和引进》《七隈史学》9中按照时期区分，清楚地介绍了从16世纪中叶到明末大约100年间铳的传布和引进的情况。该氏《明末新式火器的引进和京营》《九州大学东洋史论集》36中则探究了京营为中心的明廷火器导人体制，认为这种体制由于种种要因，到17世纪前半期陷入了机能不全的状态。郑洁西《万历朝鲜之役被编入明军的日本兵》《东亚文化还流》1—2一文考察了朝鲜之役中投降后被编入明军的日本兵。樱井俊郎《明末塘报的传达》大阪府立大学《纪要》，人文社会科学56一文分析了崇祯时期北边军情报告传递到北京的路线及所需要的时间。
关于明代制度，伊藤正彦《明初里甲制体制的历史特征》《熊本大学文学部论丛》历史97是一篇具有挑战性的论文。他从宋元以来的历史背景出发，探讨了明初里甲制意义。他认为明代的里甲制消除了从北宋以来职役负担过重的问题，确立了将职役负担摊派到每个土地所有者的体制。关于科举，和田正广《明代南直隶、浙江省的进士合格人数的变化》《明清史研究》4对于南直隶和浙江省进士的合格比例进行了计量分析，说明16世纪中叶以后，南直隶的优势愈发显著，特别后来的江苏省地域合格比例增长很多。前田舟子《明代琉球官生和南京国子监》《浦添市文化部纪要》4则论述了琉球官生与国子监的关系。
二、清朝史研究
《东洋文化研究》学习院大学第10号登载了“清朝、满洲史研究现状”特集，欧立德Mark Elliott、承志、杉山清彦等人分别回顾了各自区域的研究史，并展望了今后的研究。关于研究动向，欧立德《满洲语文书资料与新清朝史》《地平》也是重要的参照。另外，岸本美绪《如何看清朝》《大东文化大学汉学会志》47浓缩整理了从清朝建立一直到现在“清朝观”的变迁，最后说明了民族国家观念动摇的今天，清朝又重新受到重视的情况。杉山清彦《大清帝国和江户幕府》怀德堂记念会编《重写世界史之重写日本史》，和泉书院尝试比较大清帝国和江户幕府两国的国家体制，指出同一时期东亚并立的两个政权之间具有很多共同点。
清初的政治和制度。铃木真《清初阿巴泰家族》《历史人类》36详细地论述了皇太极的异母兄阿巴泰一族的情况，指出阿巴泰的子女们通过与蒙古有势力的氏族及三藩藩王结亲，以强化与各种势力及汗皇帝的关系，这与阿巴泰系宗室强化自身权力基础有着密切的关系。矶部淳史《清初入关前的内三院》《立命馆文学》608分析了皇太极同后来摄政的多尔衮之问，各自在内三院树立自己的亲信集团的过程。加藤直人《八旗的记录是如何写入史书》《地平》分析了努尔哈赤、皇太极时代官方记录的方法，探讨了当时的记录和现在的专题档册、史书之间的关系。杉山清彦《清初八旗制下的满洲氏族》同上分析了世袭高官和固山额真的出身，指出这些位置被特定的满洲氏族之家所独占，说明了王朝功绩的“功”成为人事选定的基本条件。另外，关于世袭的世职和“功”，该氏《清代满洲人的“家”和“国家”》《内海》一文中有简明的解释。增井宽也《清初牛录类别考》《立命馆文学》608分析了清朝初年各种牛录的性质，指出入关前的牛录分为国家管辖下的外牛录和汗、王公私有的包衣牛录，前者更是通常的世袭牛录的内牛录，与授予免役特权的专管牛录不同。高井秀招《关于康熙二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明珠诰封碑》《国士馆东洋史学》3考察了旗人官僚明珠的诰封碑的格式和立碑的背景。
关于清初的降清汉人在清朝取得特权身份的过程，绵贯哲朗在《从〈世职根源册〉看清初的降清汉人》日本大学史学会《史丛》78一文中指出对于人关前的降清汉人，旧汉人与新汉人己巳之役后的来降者的待遇有所不同。细谷良夫《清末的汉军旗人》《地平》利用尚可喜后裔所记的《尚氏修谱疏稿》，考察了尚氏一族。张永江《档案所见明末清初的翁牛特、喀喇车里克部》同上则以东南蒙古的喀喇车里克部为例介绍了清朝入关前归顺的蒙古势力。
入关后的统治。山本英史《“衙蠹”的含义》《地平》描述了胥役寄生于国家的实态，说明了官员无法摆脱他们的两难之境。作者认为，官僚们将这些胥役称之为“衙蠹”，恰恰显露出他们对胥役的歧视。森永恭代《清代乾隆初期张允随的云南经营》京都女子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研究纪要》史学编7分析了改土归流后经营云南的张允随的政策。五味知子《清中期江西袁州府防止溺女事业》公益信托松尾金藏记念奖学基金编《飞向明天》一，风间书房整理了乾隆后半期袁州府开展的育婴堂事业和育婴补助金等各项政策。党武彦《清代六部行政文书的诸类型》熊本大学教育学部《纪要》56介绍了咸丰朝前后编纂的行政文例集《六部文件》。同氏《关于方观承撰薇香集》同57考察了方观承的诗集，探究其诗文作为政治史料的可能性。松本隆晴《清代台湾府的官庙》《枥木史学》22整理了台湾府官庙的沿革，从礼仪层面考察了台湾统治问题。
西北、西藏和蒙古。齐光《阿拉善和硕特部的清朝服属和西北情势》《满族史研究》6分析了被逐出准噶尔部故地的蒙古卫拉特和硕特部的改编过程。关于雍正朝利用阿拉善和硕特部首领统治青海和硕特部的情况，该氏《清朝镇压罗卜藏丹津之乱和阿拉善和硕特部》《社会文化史学》50进行讨论。栗木阳子《康熙朝章嘉二世阿旺罗布桑却拉丹的北京招请》《内陆亚洲史研究》23考察了从康熙三十二年邀请章嘉二世来北京，到札萨克喇嘛制度的确立过程。楠木贤道《从清朝档案史料看桑结嘉措遇害事件》《地平》以康熙四十四年达赖喇嘛政权的摄政桑结嘉措被杀害一事为例，揭示出康熙皇帝对于西藏进行周密的信息收集情况。冈洋树《从十九世纪喀尔喀蒙古的布告文看地方行政》一文分析了光绪朝札萨克贝子普列布札布的布告文，注意到作为下层社会区分的巴嘎·鄂托克的功能，触及了札萨克旗行政的实态。
入关后东北满洲的地位。杉山清彦《大清帝国的满洲统治和帝国统合的构造》《近代东北》从清朝对俄国、准噶尔对策的背景出发，说明了满洲对于大清帝国而言，具有很强的直属性。但由于作为领主的王侯们居住北京，这种领主与属地分离的情况，是19世纪以后满洲支配空洞化的重要原因。塬濑进《清代中国东北封禁政策再考》《中央大学亚细亚史研究》32重新分析了封禁政策，认为以柳条边墙划分内外，并在边墙之内区分旗界、民界，这种“旗民分界方针”是清朝东北统治的基本结构，这一结构在清代前期逐渐形成。该氏《中国东北统治的变容》《近代东北》探讨了近代东北的变化，清末吉林开始的行政改革情况及改革的程度。另外，古市大辅《关于崇实、崇厚诸子及其配偶者的研究笔记》《金泽大学文学部论集》史学·考古学·地理学28分析了清末在盛京进行行政改革的崇实及其弟崇厚一族的婚姻关系，揭示了名门旗人婚姻关系的变化。
清代后期的外交政策。丰冈康史《从1808年英军澳门登岸事件看清代中期对外政策的决定过程》《东洋学报》90—3分析了与英军登岸事件有关的上奏与谕旨，探讨相关文书被分别使用的情况：即力图采取现实策略的“密奏”与其殊批，以及主张自己是当然的天朝统治者的一般奏折和上谕。大坪庆之《清法战争前夜清朝中央外交政策的决定过程》同上细致地复原了1884年李鸿章、福禄诺Francois Ernest Fournie交涉与清廷内部的运作过程，指出了当时决策过程中“召见”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法和裁判
2008年二月，中国法制史研究长久以来的学术带头人滋贺秀三故去，对于这位在明清法制史研究中留下深深足迹的先生的学问，通过《创文》第509号等发表的追悼文，足以窥见一端。此外，附带说一下，其遗著《清代中国的法和裁判续》将由创文社出版该书已于2009年2月出版——译者。
刑罚、刑事司法。岩井茂树《宋代以降死刑的诸相与法文化》富谷至编《东亚的死刑》，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是关于宋至清死刑问题的研究长编。该文的前半部围绕凌迟处死问题为中心讨论了死刑，后半部则考察了法治主义和专制表里一体的明代法文化的特征。松浦茂《清初的法秩序》《亚细亚史学论集》考察了努尔哈赤时代制定的法Sajin及为实现公平公正而确立的司法制度的特色，这是有关清初法制研究中难得一见的专论。铃木秀光《关于清代刑事审判中的“从重”》《专修法学论集》104分析了清代审判中屡屡被确认的“从重”处理情况，认为这种处理是考虑到犯罪和刑罚的均衡，使得律例等既存法体系具备了微调的功能。赤城美惠子《关于清朝秋审中缓决人犯的减等》《法史学研究会会报》12以多次缓决而被长期监押的犯人为中心，对有关他们减刑的议论进行了整理，认为这种减等事实上实现了刑罚差别化的功能。高远拓儿《清代秋审制度和蒙古人犯》《中央大学亚细亚史研究》32以实例分析了按照大清律例和蒙古例被处以“监候”的蒙古人犯秋审的情况。该氏《中央大学图书馆藏〈秋审招册〉所见非民人人犯的案件》《档案的世界》也介绍了有关秋审的相关史料。
关于地方司法问题，太田出《明清时代“歇家”考》《东洋史研究》67—7考察了迄今情况不甚明了的歇家，揭示被期待成为诉讼当事人的身分保证人和人身管理者的歇家在诉讼过程中的作用。此外，郭润涛白井顺、王标译《清代州县衙门的“告状”、“投文”、“批词”》《大阪市立大学东洋史学论丛》16、多多良圭介《行政和医疗——监狱、犯罪调查所见其功能》日本大学《史丛》78也是有关地方司法的详论。
裁判和女性。五味知子《“贞节”被问罪的时机》《中国女性史研究》17全面分析了清代后半期的审判记录，讨论了在何种场合、因为何事，可能形成“贞节”的形象。佐佐木爱《奸妇可以杀死吗?》《上智史学》53分析了与“杀死奸夫律”有关的刑案，认为相对奸妇而言，法律更加重视奸夫的责任，而以往过于强调对于有夫之妇的处罚的这种视点应该引起注意。
四、社会
江南社会。山崎岳《从江海之贼到苏松之寇》《东方学报》81分析了成化至嘉靖年间，太仓和崇明频发的骚乱。指出骚乱的社会背景是人们不再囿于军民良贼的名分，这也成为江南近海地方嘉靖倭寇生成的前提。本田治《明代宁波沿海地方的开发和移民》《立命馆文学》608计量分析了移民问题。柯律格Clunas Craig著，中野美代子、中岛健译《明代中国的庭园文化》青土社以及巫仁恕著，鹫尾浩幸译《江南庭园的社会史分析》北海道大学《史朋》41则研究了江南庭园问题。
华南社会。片山刚《近世、近代广东珠江三角洲的由绪言说》《历史学研究》847介绍了珠江三角洲广府人的由绪传说、当地居民组成的变化以及在近代由于优胜劣败说的刺激而发生变化的情况。甘利弘树《明清时代广东博罗县的乡约和保甲》《中央大学亚细亚史研究》32讨论了博罗县的乡约和保甲，认为乡约的主导权逐渐由官向民转移，不久之后便起到了宗族的轴心作用。此外，有关官民之间主导权及多层的职责分担问题，杨国安著，森田明译《塘堰和灌溉》《中国水利史研究》37以湖北的个案为例，全面地讨论了水利组织问题。唐立宗著，太田出译《地方舆论的形成》《史学》77一1以明代惠州府矿盗活动和官府对策为背景，论述地方舆论在民众中形成的过程。藤原敬士《从商人社会地位的上升看广州贸易社会的特殊性》《史海》55分析了嘉庆时期捐纳的事例，揭示从贱买办到良行商的急速上升这种广州社会的特殊性。
台湾社会。林淑美《台湾事件和汉番交易的中间人》《内海》从本地社会的视角重新探讨了1871年漂流到台湾的琉球人被杀害事件。滨岛敦俊《从海洋台湾出发来思考》科学研究费补助金特定领域研究《近世东亚和黑潮圈交流国际共同研究会报告书》，以下简称《黑潮》一文讨论的内容并不局限于明清时代，但提供了丰富的话题和视点，有助于更好地思考明清时代的问题。
东北社会。柳泽明《驻防城齐齐哈尔的风景》《地平》以方式济《龙沙纪略》为中心，描述了齐齐哈尔居民的构成、来历以及居民的职业、交易活动等情况。
都城。新宫学《近世中国皇城的成立》王维坤、宇野隆夫编《古代东亚交流的综合研究》，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基于长时段的视点整理了中国历史上皇城的变迁情况，这对于理解南京、北京作为皇城在历史上的位置不无裨益。该氏《明代中都皇城考》《集刊东洋学》100一文探讨了作为南京、北京的过渡——明初中都的设计方案。
宗族。井上彻《明末珠江三角洲的乡绅和宗族》《明清史研究》4利用《盟水斋存牍》，生动地描述了乡绅们的特权和宗族间势力消涨的情况。松原健太郎《“宗族”研究和中国法制史学》《法制史研究》57整理了最近50年的研究史，从法制史的立场展望了今后的课题。
五、经济
财政。角谷韦占一《康熙年间官银借给的生息银两政策》《中央大学亚细史研究》32考察了康熙时期的广善库，确认了广善库承担的驻防八旗的生计扶助机能，探讨了其具体的组织和运营情况。吉尾宽《论说“清国创业时代财政支那财政通考的片断”的分析方法》河合文化教育研究所《研究论集》5是重新认识内藤湖南的财政史研究的独特成果。关于货币政策，上田裕之《清代康熙后半期京师的货币政策和钱贵的发生》《一桥经济学》2—2与《清代雍正年间各省的货币政策和江南的钱贵《史境》57是两篇重要的实证研究成果。这两篇文章分别从京师与地方两个层面分析了制钱供给的扩大和使用银钱向使用铜钱的转换，并论述了“钱贵”发生的原委。益井岳树《新发现的“永昌通宝”》《青山史学》26从货币史的角度介绍了李自成政权的货币情况。
盐政。山腰敏宽《关于明末江南的票盐》立命馆大学《社会体系研究》17分析了两浙盐区票盐的施行过程，比较了引盐和纲法的特点，论述了后来的“就场征税”政策及相关问题。山添启司《清代中期的广东盐政与私盐》《东洋史苑》70、71考察了清代中期广东私盐盛行的背景，指出官方在私盐管理上无所作为。
矿山、燃料。宫崎洋一《传统中国的构造》《大正大学东洋史研究》1描述了山东博山煤矿的开发刺激烹业、琉璃业等产业的发展，从而推动地域发展的情况。山本进《清、民国时期华北东部的燃料问题》九州大学《东洋史论集》36重新探讨了华北的燃料情况，说明了清代华北东部存在着替代薪炭的燃料需求。不过，由于煤炭运输成本高昂，除产地周边外，煤炭的使用并不普及，而农业的副产品秸秆作为替代燃料被广泛使用。
六、思想
井上进《明末的出版统制与其结果》名古屋大学《东洋史研究报告》32确认了清朝士人统制的先行——明末的出版统制和士人统制政策被反复讨论并实施的事实。同时指出在当时的士风之下，这种政策难以持续。此外，白井顺《阳明后学和杨应诏》《东方学》115从朱子学者的视点窥见了明代后期的士风。中纯夫《尹根寿和陆光祖》《东洋史研究》67—3则介绍了朝鲜的朱子学者和崇拜佛教、阳明学的明人之间的问答。这些研究都意味深长。另外，关于阳明学研究，《阳明学》第20号登载了“王阳明”特集，引人注目。泷野邦雄《关于清代张自超的〈春秋宗朱辨议〉》上、下，和歌山大学《经济理论》343—346则是清代前半期儒者张自超解读朱熹春秋论的研究长编。佐藤文俊《明末的李公子传说》《历史和地理》616探究了明末以来流传的李公子传说出现的背景以及后来的演变。
关于基督教，桐藤薰《耶稣会传教士和葡萄牙人》《关西学院史学》35重新探讨了万历四十四年南京教案的发生过程。武内房司《清代贵州的天主教和民间宗教结社》《地平》分析了贵州的天主教信徒层，指出其与包含了很多移民和非汉族民众的民间宗教的信徒层重合在一起。关于藏传佛教，石滨裕美子《清初敕建藏传佛教寺院的综合研究》《满族史研究》6探究了清朝盛京和北京藏传佛教寺院建立的意义，明确指出其建设意图与清初的政治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其目的是与藏传佛教建立紧密联系。
七、交涉和交流
日本。村井章介《内乱和统一的连锁》《史友》40从日明两国相互作用的角度去把握明朝建国以来百余年间日、明两国的政治交往过程。这种实证层面的研究将会诱发新的讨论，令人期待。《考古学专刊》579号登载了“日明贸易及其周边”的特集，提供了与文献史学不同视点的话题。森正夫《明末清初的文人画和江户时代的南画》《黑潮》认为明末清初的文人画和江户时代的南画间存在着百年以上间隔的意味，指出这种间隔并非完全空白，在此期间，中国的绘画文化持续被引入日本。李小林《明人对于日本的认识和理解》同上介绍了侯继高的《日本风土记》。松浦章《清朝“展海令”的施行和长崎唐馆设置的关系》《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纪要》41探讨了与长崎唐馆有关的日中双方史料，认为随着清朝“展海令’’的施行，出国者急速增加，这成为长崎唐馆的设置背景。该氏《关于清代浙江乍浦的日本贸易和沿海贸易的关联》《东亚文化交涉研究》1揭示了雍正以后对日贸易的窗口——乍浦——作为中国沿海贸易据点的作用。
朝鲜。荷见守义《明朝、高丽往来文书研究一》《中央大学亚细亚史研究》32分析了明朝与高丽之间相互往来的文书，明示了两国之间的秩序关系，指出双方关于国境问题存在着认识上的差异。该氏《北纬40度的历史学》河西英通、胁野博编，长谷川成一监修《北方社会史的立场》3，清文堂出版则论述了日本的东北地方与明、朝鲜的关系。朴彦《明代朝鲜人的辽东迁移》《东洋史研究》67一1调查了有明一代的移民情况，说明了朝鲜世宗时代后期，从朝鲜向明朝的移民达到最高潮。有关朝鲜中宗时期对明外交的重要课题——宗室辩诬问题，桑野荣治《朝鲜中宗时代宗系辩诬的再燃》久留米大学文学部《纪要》国际文化学科25与《朝鲜中宗二十年代的对明外交交涉》《东洋史研究》67—3两篇文章分别以中宗十年、二十年代为中心，详细地论述了围绕着修改《明会典》中有关李成桂的错误记载问题的朝鲜对明交涉过程。夫马进《1765年洪大容的燕行和1764一年朝鲜通信使》同上论述了洪大容的燕行记录对当时朝鲜产生的极大冲击以及最终被接受的情况。并通过与同一时代朝鲜通信使的记录进行比较，分析了朝鲜和明朝的知识分子围绕着“情”的认识方面的差异。松浦章《嘉靖十三年1534年朝鲜使节在北京邂逅琉球使节》《南岛史学》72，介绍朝贡国之间在北京进行交
流的具体事例。
明和琉球。冈本弘道《明代前期的对外政策和海上贸易》东方学会Acta Asiatica，95探讨了明朝对外政策的变化给琉球王国带来的影响，认为明初的优待政策使琉球的贸易活动日益活跃，而限制朝贡贸易也促成了琉球王国的改革。关于朝贡贸易的萎缩和琉球的改革情况，该氏《琉球王国贡纳制的展开和贸易》《内海》进行了讨论。真荣平房昭《明朝的海禁政策和琉球》《交通史研究》67从琉球史的视点讨论了明朝的海禁、朝贡体制以及倭寇政策。此外，荫木原洋《洪武帝初期的对琉球政策》《东洋史访》14则尝试着重新考察了明初的琉球政策。
清和琉球。赖正雄的《清代康熙年间琉球在朝贡国中的位置》《亚细亚文化交流研究》3概括地整理了康熙朝的琉球政策、册封制度。伊藤阳寿的《关于清代册封使派遣的争论和册封使的请愿》大正大学大学院《研究论集》32探讨了康熙二十一年派遣册封使的历史意义，追溯了派遣政策的制定过程。渡边美季的《久米村士族的生活方式》琉球中国关系国际学术会议《第十一回琉中历史关系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将19世纪琉球承担对清外交工作的毛有增的行状作为论题，透过朝贡国实际负责者的视线可以看出朝贡体制下外交手法的僵化与停滞。
有关连接海域的“船”的研究，特别是从多个角度分析琉球王国的海船的成果有冈本弘道《古琉球期琉球王国“海船”诸相》《东亚文化交涉研究》1。松浦章《17—19世纪东亚海域中国帆船的活动》《黑潮》考察了中国的沙船和鸟船的航运情况。该氏《清代帆船的航运活动》《地平》则介绍了渤海沿岸和福建海关的航运史料。这些研究提供了珍贵的信息，大开眼界。此外，与漂流有关的语言交流问题，可以参照该氏《十九世纪初期朝鲜、中国漂流难民与语言交流》《朝鲜学报》208及木津韦占子《乾隆二年八重山难民浙江漂流事件中的官话讯问》《亚细亚文化交流研究》3等研究成果。
内陆、其他。野田仁《俄清关系和哈萨克草原》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监修、宇山智彦编《斯拉夫．欧亚学讲座2》，讲谈社说明了哈萨克被俄国事实上合并的原委，揭示出围绕着哈萨克问题俄清两国间认识上差异。刘小萌《清代北京的俄罗斯旗人》《地平》整理了康熙二十年代编成的俄罗斯佐领的设置沿革，介绍了俄罗斯旗人的生活，分析了他们在俄清关系中的作用。绵贯哲郎《安南黎氏佐领编设始末考》《史潮》新64考察了从乾隆五十五年至嘉庆九年设置的由黎朝逃亡者组成的安南黎氏佐领的情况。
以上回顾了2008年日本的明清史研究，一方面罗列了各个时代、各个分野详细的实证研究成果，另一方面结合相邻领域各种活跃的提法，从大的视点出发，揭示出明清时代诸问题踏实前进的研究情况。个别的实证研究和宏观的提问交错在一起，这种相乘效果有助于促进今后明清史研究的深化。而与相邻领域的展开热烈的对话，应该成为推动历史学前进的强大动力。希望今后的明清史研究取得更加丰富的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