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清一代从1644年八旗劲旅悉数入关到1912年清帝正式退位，前后共268年。
太平天囯从1852年“虎兕出柙”离开广西，直到1864年天京沦陷，前后共12年，即使前溯自1850年的金田起义，加起来也不过14年。
两者之间的差异是不言而喻的。但这一时间上的差异，不是要我们对两个政权作简单的对比或类比，那样作显然不合适，无论如何，一个造反者的失败了的事业是无法与一个持续了二三百年的王朝相比的。但这一差异却明白不过地提醒我们：必须把太平天囯史作为清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必须在“大清史”的学术视野中去研究太平天囯。
一、太平天囯作为失败的造反者，其研究业已取得了空前的成就，从“过热”中冷却下来完全是正常的
对于太平天囯，尽管有着“农民政权”、“革命运动”等等提法，但毋庸置疑的是，它是一个“造反者的失败了的事业”。对于“造反者”或“反叛者”的历史研究，历来总是无法深入系统地展开。道理很简单：将其镇压下去的统治者当局及其后继者们或是不允许或是为此设置了重重障碍。从世界史的范围看，巴黎公社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上海《新民周刊》驻巴黎特约记者曾着力寻访巴黎公社的历史遗迹。可是这位记者发现：即便是在法国这样一个号称已完全和解了的国度，有些历史仍被有意无意地“低调处理”。130余年前被血腥镇压下去的巴黎公社（仅比太平天囯的失败晚了七年），迄今为止，不仅没有纪念地，也没有任何纪念标志，几乎完全湮没在历史的沉寂之中。[1]从中国史的范围看，某些近年发生的重大事件迄今也无法去公开探讨。相比而言，我们的太平天囯史研究可算是十分幸运，甚至可以用“空前绝后”来形容（“空前”是肯定的了，是否“绝后”，现在还不好说）。太平天囯的领袖人物乃至很多普通群众，其结局都是极为悲惨的。从其领袖人物看，除洪秀全因病死而得“善终”外，只有少数投降将领以及极个别“漏网之鱼”得以保全首领，其余的绝大多数，或是战死在疆场，或是被俘后惨遭杀戮。太平天囯的文献，也在其失败后遭到清朝方面毁灭性的破坏。但太平天囯史的研究又是幸运的。不仅重新积累起丰富的史料乃至实物，出版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而且培养锻炼了研究队伍——很多近代史学界的专家都是从太平天囯史的研究走上其学术道路的。更为可喜的是，有了许多列为各级重点文物保护对象的纪念地，有了专门的太平天囯历史博物馆，太平天囯造反者的形象还公开出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大型浮雕上。这首先要感谢以“洪秀全第二”自居的
现在看来，仅从“革命先驱”的角度来研究太平天囯，容易将其过于拔高，过分强调其破坏旧世界的所谓“贡献”。在中国社会开始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后，人们理所当然地要进行反思，于是又往往过多地看到了它的阴暗面。我们对社会大环境的变化应该要有足够清醒的认识。从以前的“过热”冷却下来是正常的，反思并检讨50多年来研究的得失也完全是应该的。不管别人怎么说，走我们自己的路。但只有清醒地认识到太平天囯只是一个造反者的失败了的事业，才能将其准确定位，从而将研究继续深入地展开。
二、在“大清史”的学术视野中研究太平天囯
太平天囯史的研究不能止步不前，而是要深入，要前进。我提出“大清史”学术视野的问题，期望能引起大家的重视。
人们喜欢用“大清史”来称呼当前的清史工程。但我所理解的大清史，不仅是指这一文化工程，更是指这一工程所反映的一种全新的清史观，即综合原有的作为古代史的清史（实际上只是清代前中期史）及作为近代史组成部分的晚清史（太平天囯史是其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且纳入世界视野的崭新的系统研究。
大清史的视野，决不是清王朝的视野。从清王朝的角度看，洪、杨之徒乃大逆不道的奴隶造反。清朝遗老们所编撰的《清史稿》视清王朝为正统，因此虽然已经是在中华民国新政府的治下修清史，却不可能给太平天囯以应有的地位。
大清史，也不仅仅是清王朝的兴衰史。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大体上都可以用“兴盛衰亡”四字来概括其发展周期。清王朝既有康乾盛世的繁荣昌盛，也有鸦片战争后的每况愈下，直至甲午战争的一蹶不振。太平天囯的兴起，适逢其衰。这可以说明劳动人民造反的合理性，“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但还不足以揭示时代的特点。
大清史的学术视野，必须是纳入世界史的视野，必须注视西方资本主义的形成与发展，注视其近代科学技术的形成与发展。在世界史的视野之下，清王朝的“盛”也只是相对的，未必是真的极其强盛。康熙时签订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似乎是不应该纳入不平等条约的范畴，但实际上同样是作了大量的让步和妥协，且已丧失了贝加尔湖及其附近的大片地区，甚至尼布楚本身也划给了俄国。今天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可能就与我们很不一致。清王朝的文治武功在乾隆时达到极盛。但就在歌颂乾隆平定准噶尔胜利的铜版画中，我们不难发现，画面上的清军将士们是以手中的大刀长矛等冷兵器来对付敌人的火器的。这与我们后来歌颂人民解放军用小米加步枪战胜拥有飞机大炮的敌人的宣传几乎如出一辙。但这些画面除了表明清军的英勇善战外，不也同样反映了清朝方面武器装备的落后，从而在一个侧面反映其在近代科学技术层面上的落后吗！
康熙大帝的清王朝堪与彼得大帝的俄罗斯打了个平手，所以
太平天囯的兴起，固然是清帝国内部矛盾激化的结果，但同样也有其时代的烙印，那就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兴起后的西方文化的影响。前几年，太平天囯起义150周年之际，广东方面曾以“太平天囯与中西文化”为题召开了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这是个很有意义的论题。从拜上帝的教义乃至小小的天历，都可以发现外来文化的若干印记（我为此曾写了《天历与中西文化》一文）。《资政新篇》更是以其超前的意识，成为那个时代的不朽名篇。这已是为人们所熟知的了。
[1] 参见新浪网
[2] 参见《历史研究》1961年第3期。
（资料来源：《江苏文史通讯》2005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