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人民出版社从1988年开始推出《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向读者介绍海外汉学著作，至今历时10年，已出版了40多种，涉及社会、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领域，基本上涵盖了海外几代汉学家的代表作，具有相当高的学术和文化价值，在海内外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闻出版报》、《文汇读书周报》、《广州日报》、《南京日报》和《读书》、《探索与争鸣》、《江海学刊》、《书与人》等报刊先后发表过20多篇评论文章，香港《大公报》、《二十一世纪》等报刊也有30多篇评论文章，从不同的侧面给予介绍和赞扬；中央电视台、江苏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北京有线电视台等4家电视台也作了多次报道。今年5月，江苏人民出版社在北京韬奋图书中心举办了《海外中国研究丛书》10年回顾学术研讨会，老一辈著名学者张岱年、任继愈、李学勤等，在会上称赞这套“丛书”不仅开启了海外汉学大门，接纳了其中的精品力作，而且为广大读者提供了海外学术研究的丰富资源。
中国曾在相当的一段时期内闭关自守，但国外的汉学研究却没有停止。当今的科技发展使地球变得越来越小，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不仅需要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也有必要了解海外学者的汉学研究，能够“自外以观己，自内以观彼”，这正是这套“丛书”的编辑宗旨。
这套“丛书”的作者，既有海外汉学研究的奠基人，也有后起之秀，其中包括马克斯?韦伯、费正清、谢和耐、史华兹、柯文等名家。
费正清、韦伯是“冲击—回应”模式的代表人物。费正清曾任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是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他作为“现代中国学”的开拓者，建立了近代中国研究的基本框架和模式。他的这种以“西方为中心”的“外向型”模式在美国“现代中国学”界一直占有统治地位，成为一种“学术规范”。而韦伯则从理论上阐述了“冲击—回应”模式的来源，因而，这一模式的实质是韦伯主义的产物。
谢和耐，是法国一代汉学巨擘，他的代表作有《中国社会史》、《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等。其中《中国社会史》是一部通史性名著，曾获1972年圣杜尔奖（法国最高学术奖），在1997年前，已被译成了除中文之外的几乎所有主要语种，并成为美、英等大学最通行的中国文明史教材之一。作者在书中指出：数千年的和不停顿的发展中，于其历史上的每个时代，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法律、技术、经济和文化生活都互相影响。中国以其幅员和气候的差异性而独自形成一个世界。中国历史上很重视对外开放，不断对世界上的其他地区直接或间接地产生较为广泛的影响。若没有中国，世界就不会成为今天这个样子。
史华兹是当代知名的美国汉学家，长期致力于中国近代史研究，先后出版有《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1964)、《中国共产主义与毛的兴起》(1964)、《论五四运动》(1972)等专著。其中《寻求富强：严复与中国》是作者研究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的一部力作。作者以其独具特色的角度和方法，使人们重新认识了思想评论家严复。
柯文是美国知名的中国近代世界史专家，海外汉学的后起新秀，其代表作有《在中国发现历史》、《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革命》、《中国与基督教》等。他是美国汉学研究的“中国中心取向”模式的代表人物。
这套“丛书”中的一些汉学著作提醒我们：在现时代，我们所面临的决不再是过去那些粗蛮古朴、很快就被中华文明所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高度发达的、必将对我们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现代文明。在这方面马克斯?韦伯的《儒教与道教》、柯文的《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革命》等著作给了我们较大的启示。
韦伯(1864～1920)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在西方，他的名字常和卡尔?马克思以及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杜尔克海姆(1858～1916)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被奉为现代社会学的三位神明。他所创立的“理解的社会学”以其独特的方法论和思想内涵而独树一帜，至今仍散发着光芒，对今天的读者还有深刻的启示作用。他的学说，是他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现实进行深入思考的产物。
韦伯生活的时代，是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的时代，即帝国主义时代。他一生经历了德国从威廉帝国至魏玛共和国初期的种种历史事件。他在撰写《儒教与道教》（1915年）以前，已对中国为何不能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的问题进行了探索。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04～1905)，阐述了理性的资本主义如何兴起的问题。他认为，新教伦理（注：新教伦理：16、17世纪基督教新教加尔文宗派认为，信徒获得拯救并不是通过教会、圣事实现的，而是看其是否履行“天职”（上帝的神圣职业）获得现世成就而定。这就把旧教伦理（通过圣事忏悔而得救）引向新教伦理（通过理性计算的劳动而得救的）。）不仅和资本主义精神有着一种内在的亲和力，而且是导致资本主义制度形成的一个活跃的、决定的力量。因此，新教伦理导致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发生和发展。西方民族在宗教改革以后所形成的新教，对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而东方的古老民族（中国、印度、伊斯兰国家）没有经过宗教伦理精神的洗礼，这就对资本主义发展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儒教与道教》一书，是韦伯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所提出的资本主义“理想型”为参照系，试图通过对传统的中国社会以及儒教与道教的分析，论证中国未能成功地发展出像西方那样的理性的资本主义，其主要原因在于缺乏一种特殊宗教伦理作为鼓舞力量。禁欲的新教精神是西方发展出理性资本主义的主要动因，而中国和其它东方国家，由于缺乏像新教伦理这样一种价值体系，所以无法产生出资本主义。此外，韦伯关于精神可以变物质的思想，对于今日改革开放的中国，无疑具有启发意义。
柯文的力作《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革命》，一反“传统—现代”二元对立研究模式的偏颇，注重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连续性，强调“从中国发现历史”。在中西猛烈碰撞、新旧激烈冲突的近代中国，王韬是一位沟通中西、承旧启新的独特人物。通过对王韬的经历和思想的研究，作者分析了中西思想间的互动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剖析了晚清思潮、政局与社会变迁，提出了近代中国的“沿海”与“内地”这一极具现实启发性的问题，并指出近代中国“沿海”具有创新功能，而这种创新只有经过“内地”的认可才具有“合法性”，才能取得成功。在中国近代，“只要两者的功能不可互相取代（或者至少不好完全取代），那么这两种文化的共生关系就是持续的。一旦内地除了使变革合法之外，也成为创新的主要中心，沿海的作用就衰退了。20世纪下半期的上海和广州位置依旧，仍然是也永远是地理和经济上的‘沿海’，但在文化上它们却成了中国新的内地。”柯文在此书中对“西方挑战—中国应战”模式的异议，已经形成为一种系统完整的理论体系，即从“中国发现历史”，从中国的视角来看近代中国。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研究中国近代历史与社会的著作，如艾尔曼的《从理学到朴学》、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等，这些著作在以下三个方面对中国历史学造成了冲击和启示：
一、中层理论的范导作用：“丛书”中涉及中国史的部分跨度很大，从费正清等的“冲击—回应”说一直到杜赞奇的“文化权力网络”等等，展示出了海外汉学界从运用“整体论”向“中层理论”过渡的轨迹。费正清的传统解释注重中西整体状态的比较，因而出现了反其道而行之的“地区史”研究现象。地区史研究注重国家—社会的关系，把目光转向了社会基层，这就为“中层理论”提供了用武之地。近年来，“市民社会”、“象征资本”、“权力理论”的频繁运用即是证明。
二、对中国史学的冲击：中国近代以来的史学研究往往采用线性进化和整体史观，主要表现在：1.中国近代史是全球现代化叙事模式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中国近代史的描述无论是政治史、经济史还是文化史，都是以“现代化”范式为依据。2.中国认定帝国主义侵略是一个主要矛盾，这与费正清等的西方冲击论实际上犹如一个硬币的两面，都是一种外力决定论的粗糙描述，“三大高潮，八大运动”即是这一描述的具体表现。由于缺乏“中层理论”的创造，中国的社会史、文化史研究只能在帝国主义论和现代化叙事的框架内进行，因此只能作为政治史的延续而存在。“丛书”中介绍的“中层理论”方法为打破这种局面提供参照。
三、对中国传统的作用重新加以认识：过去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基本上把传统作为负面的因素看待，历史研究的任务仿佛就是论证近代化历程如何荡涤传统，以及传统如何作出无谓的抵抗。而“丛书”中的部分著作却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幅图景，中国传统在近代化过程中并不是处于僵死的位置，而是一种具有活力的因素，传统与外力是一种相互塑造的过程，对传统的重新认识和细致分析，恰恰可以给整体史观以有力的一击。
通过对这套“丛书”的研究框架和一些代表性著作的分析，我们就不难看出，这套丛书的出版，既引进了可供参照的结论，又以相对完备的覆盖面，介绍了海外汉学研究领域不断自我更正着的学术传统和治学过程。这样在当今中国的知识视野中，就出现了“双峰对峙”的两种“中学”——海内的“国学”与海外的“汉学”，这套“丛书”构成了我们精神视野的另一个参照系。我国自1979年以来实行的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些举措，也或多或少地从这些海外汉学家们研究的轨迹上得到了某些启示。
当然，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是一条漫长而艰巨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我们所面临的困难还很多，任重而道远，这就迫切需要借鉴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从而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更新更近的参照。可以相信，随着海外学者一些最具代表性新作的不断推出，这套“丛书”将会显示出更加强盛的生命力，受到读者更为热烈的欢迎。
（资料来源：《书与人》1998年第5期 中华文史网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