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是同盟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他被推举为同盟会政事部主任干事，负责研究政治问题，草创政见，实际上是这一阶段同盟会政治斗争的领导者和政治理论的设计者。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是宋教仁民初所从事的最主要的政治活动，评价宋教仁的功过是非，不能不考察他与国民党组建之间的关系。
众所周知，宋教仁是民初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的最积极的鼓动者和实际的主持者。宋教仁何以亟亟于此？一些论者认为是其“醉心于议会政治”，对袁世凯妥协“绥靖”，甚至认为是宋教仁为了满足个人要当“总理”的私欲。这些看法不仅脱离了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也简单化了宋教仁的组党动机，并不是实事求是的结论。
宋教仁致力于国民党的组建，首先与他对政党政治的理想追求有关。政党政治一直是宋教仁不懈追求的目标。早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就对西方的政治制度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对西方的政党活动和政党理论有比较充分的了解，并把在中国建立如欧、美那样的共和政体、实行政党政治当作一种理想的政治模式。在辛亥时期的革命党人中，宋教仁是对资产阶级政党学说理解最为透彻的人物之一。在他的著作中，对政党理论的阐发是一个重要的内容。他指出，在共和制度下，国家的主权在国民全体，国民有责任和义务来维护共和制度。但由于国民的思想、知识和能力不会完全一致，不能人人直接参与政治，就必须由“优秀特出之少数国民”组成政党，代表国民来承担义务，“实际左右统治权力。”(《宋教仁集》第747页。)宋教仁非常重视政党在现代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他指出，一个国家政治状况如何，取决于运用政治的中心势力，“其中心势力强健而良善，其国政治必然可观，其中心势力脆弱而恶劣，其国政治必暗然失色。”而在共和政体中，政治上的中心势力必然汇集于政党。(《宋教仁集》第747页。)强健而良善的政党是巩固民主共和的中流砥柱。政党代表民意与舆论的向背，对政治施加影响，政党又可通过其活动，实际控制国家权力。(《宋教仁集》第748—749页。)宋教仁还特别强调了实行政党政治的必要。他认为，在共和政体中，政党政治是最基本的民主政治形式。所谓政党政治，即是由两大政党通过合法手段进行竞争，或“进而组织政府，则成志同道合之政党内阁，”以实现政见；或“退而在野，则使他党执政，而己处于监督地位。”通过这种在宪政轨道上“相摩相荡”的党争，政治就会日益向上，共和制度就有了牢固的基础，政党自身也得到了完善和发展。(《宋教仁集》第748、421页。)
封建帝制的倾覆和民国的建立，为资产阶级的政党活动提供了历史的机遇。虽然由于革命党人的妥协退让，辛亥革命的果实最终被袁世凯窃取，但毕竟袁世凯是以阴谋而不是以武力得到大总统职位的，辛亥革命带来的一段时间内民主潮流的继续高涨和革命党人还握有一定实力的现实，使得袁世凯还不敢马上撕下共和的面具，被迫允许包括政党活动在内的民主形式的存在。所以，在临时政府北迁前后，中国出现了空前的组党结社高潮。这使宋教仁感觉到，政党政治的实行适逢其时。他说：“以前，我们是革命党，现在，我们是革命的政党；以前，是秘密的组织，现在，是公开的组织；以前，是破坏时期，现在，是新的建设时期；以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宋教仁集》第456页。)他希望以政党政治来与“阻碍我们进步的一切恶势力”进行斗争，巩固共和制度，使中国走上民主宪政的轨道。这是宋教仁大力倡导组建国民党的一个重要出发点。
其次，宋教仁致力于国民党的组建又与他为革命党人设计的政治斗争策略有关。同盟会在反清民主革命中虽然以孙中山提出的民族主义、民主主义、民生主义为纲领，但就思想实际而盲，多数同盟会员并没有真正理解了这一纲领。在许多人看来，民族主义与排满并无区别，民权主义也仅被视为把皇帝赶下台，建立一个共和政体，至于民生主义，则更是不知所云的玄谈。思想认识的缺陷，给辛亥革命带来了严重的影响。由于没有把满清贵族视为封建阶级的政治代表，所以“革命党人一经推翻满清政府，便多数认为民族主义革命已告成功”，民主主义也已实现。(《胡汉民先生在俄演讲录》第1集，第3页。)许多同盟会员所以力主对袁世凯妥协，让位于袁世凯，半是对袁恐惧，半是对袁抱有幻想。在这种意识支配下，一些人热衷于个人权势，蜕变为新贵；一些人遁迹山林；也有一些人转向实业，同盟会迅速涣散。孙中山虽然对同盟会中的妥协潮流不满，对袁世凯也存有戒心，但却采取了非常消极的态度。让位于袁世凯后，孙中山宣布“十年不预政治”，专注实业建设和民生主义的宣传，实际上是放弃了政治斗争，放弃了对同盟会的政治领导，客观上使同盟会的力量更为削弱。
相形之下，倒是宋教仁的认识较清醒。他认为：“今革命虽告成功，然亦只可指种族革命而言，而政治革命之目的尚未达也。推翻专制政体，为政治革命着手之第一步，而大要在建设共和政体。今究其实，则共和政体未尝真正建设也。故今而欲察吾国今日为何种政体，未能遽断。”(《宋教仁集》第459页。)宋教仁已感觉到，在袁世凯窃居大总统职位后，共和政体有向独裁专制发展的可能。虽然他也如多数革命党人一样，不主张重新进行武装斗争，但他却不赞成孙中山的态度，认为应对袁世凯进行积极的政治斗争，斗争的方略即是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党，在议会中取得多数席位，组成责任内阁，同袁世凯较量。按宋教仁的解释，所谓责任内阁就是“由内阁实行负责任，凡总统命令，不特阁员副属，并由内阁起草，使总统处于无责任之地位。”(《宋教仁集》第489页。)这种责任内阁，既不是几党联合的混合内阁，也不是无党派的超然内阁，而是“纯粹的政党内阁”。他说：“盖必须国会占多数之政党组织完全政党内阁，方举责任内阁之实。”(《宋教仁集》第490页。)宋教仁所以坚持由政党组织责任内阁，目的是以此来挽回革命党人已失去的权力，限制乃至架空袁世凯，进而使政权重新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他说：“改总统制为内阁制，则总统政治上之权力至微，虽有野心者，亦不得不就范。”(《宋教仁集》第460页。)这是宋教仁亟于组建国民党的现实政治目的。
无论就其政党政治的理想来说还是就其现实政治目的来说，宋教仁组建国民党的动机都无可厚非。诚然，他过分夸大了政党政治的作用，没有认识到在封建地基未被彻底清理，政权被北洋军阀窃夺的情况下，仅靠合法斗争，资产阶级的政党政治无法最终实现。但现实的情况是：同盟会内部严重涣散，主要领导人态度消极，袁世凯的真实面目没有完全暴露，因而武装斗争不可能得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在这种局势下，宋教仁力图以组建新党的形式振奋革命党人的斗志，运用政党政治把一切反袁力量集中起来同袁世凯进行斗争，不失为一种合情合理、主动积极的斗争策略，应予肯定。
为建立一个“强大真正之政党”，宋教仁进行了积极不懈的努力。武昌起义后不久，他即倡导将同盟会改组为公开政党。1912年3月同盟会公开为政党后，其实力与影响日益孱弱的局面并没有改观，在北迁后的临时参议院中，所占席位已在共和党之后。由于孙中山、黄兴等人对政治不热心，公开后的同盟会既没有形成有力的领导核心，又未提出系统的政争策略，涣散依然如故。部分下层会员愤于革命成果的丧失，在各地进行了一些零星的反抗斗争，但由于得不到同盟会上层的领导，这些斗争基本上流于暗杀、暴动等自发形式，既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又被舆论所指责。鉴于这种状况，在同盟会公开为政党后，宋教仁再次提出改组主张，希望通过新的改组整顿同盟会，以适应新的斗争形势和政党政治的需要。
宋教仁的主张得到了张继、张濯曾、胡瑛、魏宸组等同盟会重要人物的赞同。他们初步提出“以同盟会旧部作恳亲会，以为前清革命之纪念事业，即在会中拣选人才，另行组织政党，以吸收新党员、扩张党势。”(《中报》1912年7月11日。)1912年7月14日同盟会本部召开会议，会上宋教仁等人正式提出将同盟会改名为民主党，“淘汰会员，改良组织。”(《中报》1912年7月23日。)这一提议遭到多数人的反对，认为同盟会“经国中志士群策群力，数十年之辛苦经营，革命始达目的，”对此置之不顾，“未免忘同盟之名义。”一些人甚至提出“以性命拥护之，不能更易一字。”宋教仁的提议遭到否决(《远生遗著》卷2，第68页。)。
就多数同盟会干部来说，对改组冷淡乃至反对，根本原因并不在改组本身，而在更易党名。这一情况因超然内阁风潮的发生而有了变化。(参见拙作《超然内阁风波与民初党争》，载《学术交流》1992年第2期。)1912年7月袁世凯在逼垮唐绍仪内阁后，又胁迫临时参议院通过了陆征祥内阁，使内阁成了他一手操纵的工具。袁世凯在这场政潮中能占上风，固然在于他依仗武力，但也借助于立宪派政党的呼应。风潮过后，袁世凯对立宪派政党刻意扶植，形势变得对同盟会尤为不利。这使宋教仁感到“必须对于他党之赞助本会者极力联络之”，才能抵制袁世凯。而要实现责任内阁，限制乃至褫夺袁世凯的权柄，更应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因而，他更加积极地倡导改组同盟会，创建新党。通过他一系列的工作，又迫于当时的形势，多数同盟会干部也认识到了组建新党的必要，转而支持宋教仁，赞同组建新党。
1912年8月初，在宋教仁的主持下，同盟会开始与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统一共和党谈判合并组党。8月25日，五党团在北京湖广会馆召开大会，正式宣告国民党成立。8月13日发表的《国民党宣言》称：“国民为国主体，吾党欲使人不忘斯义，故颁其名曰国民党。”国民党以“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为宗旨，具体政纲为五项：“曰保持政治统一，将以建单一之国，行集权之制，使建设之事，纲举而目张也。曰发展地方自治，将以待国民之能力，养共和之基础，补中央之所未逮也。曰励行种族同化，将以发达国内平等文明，收道一同风之效也。曰采用民生政策，将以施行国家社会主义，保育国民生计，以国家权力，使一国经济之发达均衡而迅速也。曰维持国际平和，将以尊重外交之信义，维持均势之现状，以专力于内治也。”(《宋教仁集》第749—750页。)与改组前的同盟会相比，国民党的政纲有了一些变化，取消了“男女平权”，将“实行民生主义”改成了“采取民生政策”，“力谋国际平等”变成了“维持国际平和”。为了扩张党势，吸收中间势力，在组党中宋教仁作了一定的让步和妥协。因此，国民党的建立曾使某些立宪派政党产生了幻觉，认为宋教仁“专选优秀稳健一派而遗其暴烈分子，且欲牺牲其民生主义，以冀有完全政党出现，此吾所深欢迎者也。”(《亚细亚日报》1912年8月10日。)同时，也引起了一部分同盟会员的误解，批评新建的国民党“分子复杂、熏获同器、良莠不齐。”(《致黄兴函》，《陈英士先生纪念全集》卷2。)时至今日，仍有论者认为宋教仁组建国民党是使同盟会向立宪派政党的政治立场靠拢，国民党是堕落的产物或毫无原则的政党。
如何评价新建的国民党，事关宋教仁一生的功过毁誉。如果联系具体的斗争实际，抛弃先验的教条，就会发现上述批评责难并没有充分的理由。
首先，新建的国民党虽然人员较为庞杂，但整体上仍然属革命民主派。加入合并的四个政党，基本上是反袁民主势力，有与同盟会合组政党的客观基础。国民公党曾与同盟会呼应，反对袁世凯以监督中国财政为条件向帝国主义银行团借款。在超然内阁风潮中，它反对袁世凯“混合内阁”的主张，要求同盟会阁员“各安其位。”(《中报》1912年6月24日。)国民公党中，不少人又兼有同盟会籍。国民共进会成立后，支持共和，对袁世凯有所抵制。它曾提出北方各省都督应仿照南方办法，实行民选，以防官僚政治复活。它的一些重要领导人，如王宠惠、陈锦涛、伍廷芳、徐谦等，或是同盟会员，或与同盟会关系密切。共和实进会在袁世凯策动北京兵变时曾致函严词诘问，在南北商谈北京临时政府如何组织时，它支持同盟会提出的责任内阁制方案。统一共和党在超然内阁风潮中与同盟会一致行动，否决了陆征祥内阁的第一次人选，并揭露和批判了袁世凯以武力胁迫临时参议院的行径。可以看出，这些政党政团虽然与同盟会有分歧，但又都是可以团结、应当争取的力量。吸收这些政党政团加入国民党，扩大了反袁民主革命的统一战线。
其次，在新建立的国民党中，以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为代表的民主派仍是核心，仍居领导地位。宋教仁是组党的主持者，孙黄二人对改组积极支持，“主持甚力，并愿取消总理制改为理事制。于将来清理党籍问题，黄克强君并愿完全负责任。”(《盛京时报》1912年8月16日。)曾有一种看法认为，宋教仁的组党活动对立于孙中山的策略，认为孙中山反对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但大量资料证明，这是毫无根据的。孙中山虽然没有亲自领导和主持改组工作，但支持改组的态度却很明朗。在解职后不久，孙中山即表示：“必须大众统一成一极大民党，始可监督政府。”(《中报》1912年4月15日。)在改组初步议妥后，孙中山与黄兴联名致电各地支部，认为所定宗旨、政纲“与本会宗旨毫不相背”，“将吾党素所怀抱者见诸实行，此非独同人之辜，亦民国前途之福也，”表示“深为赞成。”(《孙中山全集》第2卷，395页。)他认为“得此最强健之政党，建设不难完全进行。”(《孙中山全集》第2卷，472页。)国民党成立后，孙中山因致力于铁路计划而坚辞理事长一职，但对国民党的政党内阁主张、斗争策略、在国会选举中的方针仍十分关心，大力支持。
第三，改组后的国民党仍坚持了民主宪政的原则，坚持了反袁的斗争方向。国民党强调民权与平民政治，维护共和制度。它公开宣称，中国虽然建立了共和政体，但“无共和立宪国之实质”，国民党的目的就是要成为“共和立宪国之中心势力”，(《宋教仁集》第748、749页。)取得议会多数，组成政党内阁，以使民国名实相符。因此，说它是以争取议会多数为职志的政党尚可，进而推论为无原则的政党显然不符合历史实际。国民党没有改变同盟会的反袁斗争方向，它所坚持的政党内阁主张本身又是反袁夺权的政治纲领。宋教仁多次指出，政党内阁就是要使总统“无责任”。国民党的建立，也正是由于反袁斗争的需要。在袁世凯利用共和党、统一党等党派为工具，逐步推行独裁政策的情况下，“进步派人士苟不相互联络，互相结合，为一致之进行，则进步党之势力失，保守党之势力盛，共和之维持不可期，而少数人政治上之专横将复活矣。为维持国民公意、建设共和计，并合主张进步党为一，以谋政治上之统一，盖事实上所不容缓者。此国民党之所以成立也。”(民权报》1912年8月30日。)国民党在成立后，由于孙中山、黄兴入京与袁世凯会谈的影响，曾一度与袁世凯“提携”，但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都与袁世凯进行了尖锐的斗争。这些斗争对于钳制袁世凯、对于普及民主思想都起了一定的作用，也引起了袁世凯的恐惧。
第四，国民党并非放弃了同盟会的斗争精神和纲领。国民党成立后，宋教仁指出：“民国虽然成立，而阻碍我们进步的一切恶势力还是整个存在，我们要建设新的国家，就非继续奋斗不可。”(《宋教仁集》第456、486—487页。)在国民党的政纲中，“民生政策”虽比同盟会的民生主义语意略有模糊，但从其解释及宋教仁等人后来的阐述看，二者并没有重大不同，“即国家社会的政策，不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致有劳动家与资本家之冲突也。”(《宋教仁集》第456页。)对取消“男女平权”一点，孙中山在国民党成立大会的演说中解释说，这“本同盟会所主张之政纲，将来男女平权，亦必当然之事。惟现在当以国事为重，如国家不保，不但女子不能自由，男子亦不能自由。”因此，暂时“置为缓图。”(《中报》1912年8月31日。)国民党并不是可以施行政纲的执政党，从当时的政治斗争形势看，维护共和，抵制袁世凯的独裁专制显然是最急迫的任务，因改组中，宋教仁按斗争任务的轻重缓急来处理政纲问题，突出民权主义，对民生主义加以变通，对男女平权采取暂缓的方法，以争取反袁力量的一致，对此不应加以苛责。
上述表明，宋教仁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既不是无原则的倒退，也不是向立宪派政治立场靠拢，而是继续坚持了民主革命的立场，坚持与袁世凯斗争。在此后的政治斗争中，国民党仍是革命民主势力的中心和旗帜。
当然，组建后的国民党也有明显的弱点。国民党成立后，政治上趋于“稳健”，内部意见分歧、组织基础并不稳固。国民党议员之间、议员与地方实力派之间在不少问题上各执己见，步调不一，地域与小团体的色彩随处可见。国民党自诩“我们的党是站在民众方面的”，“民众信赖我们”，(《宋教仁集》第456页。)然而在实际活动中，国民党却日益疏远群众。更为主要的是，国民党全力注重于议会斗争，却忽视了在资产阶级没有完全掌握政权的情况下，议会斗争要有武装斗争作后盾。作为改组的主持者和设计者，宋教仁与国民党的这些弱点不无关系，但从根本上讲，这又是整个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水平或者说局限性所致。例如在武装斗争一点上，几乎包括孙中山在内的所有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都不屑为之，“破坏已终，建设方始，宪政实施，宜有政党”，(《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2页。)是所有资产阶级政治派别的共识，政党只能在宪政的轨道上进行合法的竞争。如孙中山1912年4月在广东的一次演说中就反对有人“妄借扶正同盟会之名”，进行第二次革命的主张，他说：“试更以革命二字论，具有真理，何等神圣。共和之国，只有改良政治之事，更无二次革命之可言。”(《孙中山全集》第2卷，351—352页。)只是在袁世凯向革命党人举起屠刀、宋教仁血洒上海车站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才醒悟到这一点。所以，在论及国民党的种种弱点时，不必过多地胶着于宋教仁的个人责任。
综上所述，宋教仁在民国初年从实现政党政治、坚持反袁民主革命的动机出发，积极组建国民党，以取代处于瓦解涣散状态的同盟会，团结反袁民主势力，与袁世凯的独裁专制进行斗争，在民初的政治斗争中起了积极的作用，推动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和共和宪政思想的传播，是功不是过，应给予肯定。
【资料来源：《长白学刊》1993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