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因罪而被流放贬逐之人的流人，是贯穿中外、人数众多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群体。我国广大流人被强制迁徙到边远之地后，与其子孙泪洒苍天，血沃塞土，世世代代惨淡经营，为保卫和开发祖国边疆，也为民族的融合与团结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又创建与传播了流人文化，促进了边疆文化的段展。而流人史正是研究流人产生、发展及其历史作用的学科；流人文化是流人这一社会群体在与自然、社会相互作用中所创造与传播的一切知识的总和，是以中原文化为主体的多民族文化的综合体。由此可见流人史、流人文化研究的特殊意义，基于此，我们应该开展流人研究，将流人史、流人文化这种新学科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由于流人作为罪犯而受到人们的冷遇，所以本世纪流人研究论著迟至20年代方始出现，此后发展甚缓，打倒“四人帮”后才得到迅速发展。现在以新中国建国为分水岭，将前后两个时期的研究概况及其他有关问题作一综述。
一、建国前的流人研究
流人研究包括流放制度、流人传记、流人作品研究及纵横连贯的流人综合整体研究四种类型。由于本时期各类研究论著不多，因此我们将四者作一综合介绍。
1923年《国学丛刑》刊登了范希曾《屈子生卒年月及流地考》。尽管作者研究动机是从文人传记，而非流人传记出发，但由于屈原流地的考证，是流人传记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因此该文在客观上揭开了中国流人研究的序幕。在1925年《法学丛刊》刊登百川《清末军流徒刑执行方法之变迁及吾人应有之认识》一文是第一次将刑法中流刑作了单独剖析与评述之文。
本时期流人综合整体研究论著只有两篇，这就是日本学者有高岩《清代满洲流人考》(《三宅博士古稀祝贺论文集》，1929年)、谢刚主先生《清初流人开发东北史》(上海开明书店，1948年)。这两篇论著，尤其谢先生之作是本时期流人研究中的力作。有高岩之作近4万言，除序言、结束语外，分七部分。，依次论述了清代流放制度、清初流徙概况、清中叶以后的流徙概况、流人保卫边疆；促进边疆文化开发与产业开发的历史作用、吴兆骞评传。这是流人综合鼙体研究的第一篇论著。谢先生之作，6万言，分十节，依次为引论(述清代流刑种类、东北戍所与流放原因等)、僧函可谪戍沈阳、吴梅忖与营救流人之关系、浙东通海案遣戍诸人、龙眠方氏迁徙及《南山集》狱、三藩之变及陈梦雷两次流徙、其他遣戊诸人、结论(述流人之历史作用)、余记(补遗)。就体例而言，该书可称是一部粗具规模的流人专题史，开创了流人史、流人文化这种新体系、新学科的研究。
本时期其他流人论著均为流人传记与流人作品之评述。日本学昔园田一龟于1937年发表两万言的《宋徽宗皇帝的满州配流净》(满铁图书馆刊)，详细考证了徽宗流徙路线、五国城的沦落生涯、卒后梓官南还及异说等，该文可贵之处在于引用了高丽文献。1941年上海国民书店出版了周君达《徽钦北徙录》。该书为《历代兴亡逸史丛刊》之一，可见作者是在为亡国之君作传，但由于徽钦二帝亡国之后的流徙生活，就是其流放史，因此本书也就成为一部流人传记之作。涉及徽钦二帝者，还有危之枝徽钦二帝是怎样死的?》(天津《大公报》1948年1月12日)。
涉及其他流人的沦著分两类，一类是直接论述或评介其流放生涯。其中典型者有任维棍《边塞诗人吴汉槎评传》(《新晨报》副刊1930年3月19—24日)。该文对吴兆骞的生平，尤其是出塞后的事迹与诗歌作了评述。此外有陈垣《记吕晚村子孙》(《文献特刊》1935年10月)与《记徐松遣戍事》(《国学季刊》1936年9月)。主要记述了吕留良的两支后裔自宁古塔再次遣戍齐齐哈尔及徐松遣戍 新疆原因，均有新意。又如陈寅恪《李德裕贬死年月及归葬传说考辨》(《史语所集刊》1935年12月)、树侯《关于屈原放逐》(《山西大—学校刊》1946年7期)、冼玉清《苏轼居儋之发生》(《岭南学报》1911年7期)、曹经沅《在龙场驿丞任内的王阳明》(《越风1937年1月)、陶元珍《林则徐的治水和对于开发新疆的努力》(《国论》1939年1期)等。另一类是间接或部分言及流人事迹的著述，如《虞仲翔先生年谱》、《南明诗噌函可事考》、《陈则震事辑》等。又如盂森《心史丛刊》论科场案、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等均涉及到流人事迹。
二、建国后的流人研究
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打倒“四人帮”之后，流人研究得到长足进步，不仅论著数量大增， 而且研究深度、广度都远胜前期。现分类介绍如下；
(一)流放制度研究。本时期有关流放制度的研究论著远比前期为多，主要有叶志如的《清代罪奴的发遣形式及其出路}(《故宫博物院院刊》1992午1期)与《从罪奴遣犯在新疆的管束形式看清 代的刑法制度》(囊新疆大学学报》1989年4期)，张铁纲《清代流放 制度初探》(噻历史档案》1989年3期)与《漫评清代的流放制度》 (《晋阳学刊1992年1期》，马新{中国历史上的流放制度》)(《文史 知识》1992年3期)，郭东旭震宋代刺配法述论》(《架史研究论文 匡》，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等。
(二)流人传记研究。本时期流人传记研究论著大量增加，出现前所未有的盛况。在专著方面，严格意义上的流人传记之作，合营有周轩《清官流放人物》(紫禁城出版社，1993年)与《清代新疆匠放名人》(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两种。个人传记著述甚丰，三要有朱玉书《海外奇踪》(海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与《苏东坡与海南岛》(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王文才《杨慎学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李兴盛《边塞诗人吴兆骞》(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戴义开等《柳宗元与柳州》(广西教育出版社，1989)、《柳侯祠石刻注释》、《柳宗元研究文集》、《柳宗元研究著述索引》(上三书均为广西人民出版社)等。此外有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戊林则徐在新疆》、广西人民出版社《秦少游研究论丛》、四川大学出版社《纪念苏轼贬儋八百九十周年学术讨论集》等。傅璇琮《李德年谱》(齐鲁书社)、黎兴汤《李德裕在崖州》(海南出版公司)、商业《李德裕研究》(台湾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等书也与流人研究有关；
在论文方面，以涉及林则徐、吴兆骞、屈原、李德裕、柳宗元之为多。涉及林则徐流放事迹之作有数十篇，其中仅周轩所撰就有多篇，散见于《新疆社会科学》、《新疆大学学报》、《新疆日报》、《新疆师院学报》、《福建论坛》、《光明日报》、《中州学刊》等。其他学者，建国前期有陈胜舞《林则徐在被遣戍期间和在此前后的思想活动》《历史教学1961年8与9期》等。后期为数更多，主要看《浅说林则徐的爱国主义及其对新疆的贡献》(《新疆大学学报》1995年1期)、殷晴《林则徐与新疆》常青《林则徐对提高新疆历史地位的作用》(《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2期)、陈胜《林则徐履勘南疆垦地的实录》(《中山大学学报》1984年1期)与《林则徐与伊犁屯垦》(《新疆大学学报》 1987年4期)、张海声《林则徐在西北》(《西北师大学报1988年10期)、陈进忠等《林则徐对新疆建设和边防的贡献》(《四川大学学报》1988年1期)与黄保万《论林则徐的{衙斋杂录)与筹边思想》(《林则徐在新疆》，1990年)等。
涉及吴兆骞事迹的也有二十余篇。台湾学者钟涯萍有《吴兆骞丰才薄命》(《畅流》1966年12月)，大陆学者傅朗云有《抗俄爱国诗人吴兆骞》(《光明日报》1981年6月15日)与《吴兆骞的一生》 (《牡丹江师院学报》1981年4期)。李兴盛为纪念吴氏逝世三百周年而撰《一代奇才千秋恨》(《学习与探索》1984年4期)。另有曙光、范垂正、谷风等人之作。李兴盛近又撰成《诗人吴兆骞系列》三部书稿(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11月)，包括吴氏传记、年谱与资料汇编，近80万字，集吴氏研究之大成。
评介屈原、李德裕者主要有孙作云《屈原在楚怀王时被放逐的年代》(《光明日报》1953年10月3日)与《屈原的放逐问题》(《开封师院学报》1961年ll期)，郭沫若《李德裕在海南岛上》(《光明日报》1962年3月16日)、禾子《李德裕谪崖州》(《文汇报1962年6月30日)，黎兴汤《多港峒黎村与李德裕贬所研究》(《民族研究》1989年3期)。
涉及柳宗元、韩愈者，有戴义开《柳宗元在柳州修孔庙是件大事》与《柳宗元柳州事迹考》(《学术论坛》1982年6期与《中国哲学史研究61983年3期)、日本学者清水茂《柳宗元生活体验及其山水记》(《文史哲》1957年4期)、方思远《韩愈在潮洲事略辨析》(《华南师大学报31986年4期)。另以《柳宗元在永州》、《柳宗元在 柳州》、《韩愈在潮洲》为题散见于报刊杂志者甚多。
李白流放是否已到戍所，今地何在?说法各异。王燕玉《辨李白长流夜郎的时地》(《中国历史文献集刊》第五集)、周春元《李白流放夜郎考》(《贵阳师院学报》1981年2期)，旁征博引，均谓已抵 戍所，令人信服，惟夜郎今地说法未一。论黄庭坚、苏轼、秦观之贬
逐者，有文笛《黄庭坚在宜山》、骆鉴德《西风吹泪古藤州》(《广西日报01961年8月5日与1978年10月29日)、饶学刚《东坡赤壁游踪考》(《东坡文论从》，四川文艺出版社，1984年)、林冠群《苏东坡在海南岛》(《海南师院学报》1990年2期)、曹思彬《苏东坡在惠州》(《南方日报》1962年4月29日)等。
涉及其他朝代流人，汉代者有何风桐《张光徙边丛考》(《贵州师大学报》1990年4期)；唐代者有昭民《宋之问“赐死”钦州考》与李云逸《沈铨期“配流岭表”考辨》(《学术月刊》1982年6期与1983年4期)、若思《杨炎的贬所》(《文史》第二辑，1963年)；明代者有李澍田《阿什哈达摩崖考实》(《吉林师院学报》1980年2期)、顾锋《杨慎对西南民族史研究的贡献》(《民族团结》1964年4期)、刘思义《在放逐中潜心治学》(《历史知识61980年1期)等。
涉及清代流人的论来比前代为多，除吴兆骞外，桐城方拱乾祖孙四代曾多次遣戍黑龙江，李兴盛有《清初三次遣戍黑龙江地区的桐城方氏一家》与《(南山集)文字狱案及桐城方氏向东北的遣戍》(《求是学刊91981年1期与《i匕方文物y1988年2期)，麻守中有《清初洞城方氏两次遣戍东北考》(《史学集刊》1984年4期)等。涉及其他流人者，有李兴盛《万里冰霜绝塞行——杨越、杨宾父子传略》(《学习与探索》1981午6期)、董五瑛《杨安城事略》(《史学集刊91982年4期)、薛虹《函可和冰天诗社》(《史学集刊91984年1期)、张玉兴《孙赤崖与赤压和尚》与《关于陈梦雷第二次被流放的问题》(《东北地方史研究》1987年4期与噻清史研究通讯j1984年2期)，李兴盛还有评介杨埴、杨锡履、杨锡恒、张缙彦、张贲、陈梦雷、李棠、刘风诰、金圣叹家属、荚和、张光藻等东北流人文章。
清代西北流人传记论文，本时期也大为增加，主要有高言弘《刚正不阿的谢济世》(《学术论坛》1981年2期)、丘良任《卢见曾及其<出塞图>》(《故宫博物院院刊》1983年2期)、周轩《纪晓岚在新疆》(《紫禁城》1989年4期)、赵俪生《西北学的拓荒者之一—徐松》(《西北史地01985年1期)、周轩哎清代西域史地学家祁韵士》(《紫禁城》1993年4期)、刘兆云与周轩分别有同名的《洪亮吉歹里荷戈》(《新疆大学学报》1978年2期、《紫禁城们989年1期)。
周轩等还有评述载澜、张荫桓、邓廷滇、铁保、陈孚恩、吴熊光、李亨特、裴景福、钱江、高步月、刘鹗等新疆流人之文章。
(三)流人作品的整理与研究。流人作品的整理与研究分两类，一类是点校与笺注，另一类是对流人作品的评述与考辨。
本时期流人作品点校与笺注成果，首椎张玉兴《清代东北流人诗选注》(辽沈书社，1988年)。张玉兴多年来有意识地致力于东北流人研究，文史功底颇厚，成就斐然。这部收录48人的500余首诗、长达50余万言的巨著，获得戴逸先生的很高评价，是流人诗歌注释工作中的开拓之作。其次有周轩《林则徐诗选注》(新疆大学出版社，1996年，主要选西戍之怍)、王文才《杨慎诗选》(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郝浚《乌鲁木齐杂诗选》(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 年)、范会俊等的《苏东坡海南诗文选注》<北师大出版社)、黄海鹏《烟雨任平生——苏轼柜黄州词：注释》(武汉大学出版社)。一些边疆省分出版的当地历代诗歌选集有《历代西域诗选注》、《贵州历代诗选》、《黑龙江历代诗词选》等，也收有很多流人诗。还应指出，钱仲联先生主编《清诗纪事》提供了大量清代流人诗作或线索。至于纯点校的流人著述为数更多，除了为屈原、韩愈、柳宗元、刘禹锡、苏轼、秦观、黄庭坚、纪昀、林则徐等一度被流放过的历史名人编辑出版的全集、选集含有部分流放作品外，还有些全部或大部写于戍所的流人著述，如洪皓、杨慎、方拱乾、方孝标、张缙彦、吴兆骞、英和与李銮宣等人诗文集均被整理出版。对流人流放作品评述之作也很多。如对柳宗元、苏轼流放作品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点评述者，不仅有范能船、刘泽、张海滨、钟平、周先慎、饶学刚、苏寰中等学者，还有日本学者清水茂。对吴兆骞塞外作品评述者，不仅有宋德金、李熏风、李兴盛、王孟白等，还有海外与台湾学者孙克宽之《寒笳远戍慨文人——吴汉槎与其诗》 (《东方杂志》1卷2期，1974年)、朴人《吴汉槎塞外家书》(《自由谈》26卷，1975年)。对林则徐流放诗文评述者，有周轩、王有德、焦静宜等人之文章。
涉及其他人者有王全兴《洪皓与<松漠纪闻>》<《黑龙江文物丛刊》1982年1期)、贾敬颜《张缙彦和他的{宁古塔山水记>》(《学习与探索》1984年5期)、李兴盛《清初方拱乾及其诗作》、《张坦公及其<宁古塔山水记)、{域外集)》(北方论丛》1992年2期，《求是学刊1984年5期)＼星汉等《颜检西域诗简论》(《新疆师大学报》。1989年3期)、刘瑞明《(乌鲁木齐杂诗)诗意和详注辨析》(《西域研究》1993年1期)、马千希《洪亮吉的(天山歌)》(《新疆日报》1980年3月23日)等。
(四)流人综合整体研究。建国前期流人综合整体研究论著仍然不多，仅有日本学者川久保悌郎与台湾学者杨合义之作之《清代的流刑政策与边疆》共五六万言，分两部分，其一为《清代配流边疆的罪徒》(弘前大学《人文社会》15号，1958年)，其二为《清代满洲的边疆社会》(同上27号，1962年)。它通过有清一代流放制度、流放政策与相关的流放地点的年代分布与发配频度的变迁的探讨，论述了在流放地的流犯的种种现象与状况以及边疆社会形成的问题、实际状态。
1 973年杨合义在日本《东洋史研究》第32卷发表的《清代东三省开发的先驱者——流人》一文，分两部分，其一将清初至乾隆分成三个时期，分别论述各时期流人服役内容的实况及其业绩，其二评述流人在东三省卉发中的地位。关于流人这种作用，杨氏稍后又在《清代活跃于东北的汉族商人>>(台湾《食货月刊》第五卷，1975年)中作了补充与展开，该文第一节“流人商贾”即专门探讨流人商贾经商的各种方式及其作用。
川久保与杨氏论著发表后，流人综合整体研究得到迅速发展。其标志有二：第一，流人综合整休研究论著的大量出现。涉及东北流人主要论著，罗继祖先生有《东北有流人始于前汉》(《瑾户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李兴盛有《清初流人及其对黑龙江地区开发的贡献》、《清代东北被遣戍的起义农民》与《流人及其对东北开发的作用》、《艰难创业话流人》(《学习与探索，》1980年5期、同上1985年5期、《学术交流01992午3期、《黑龙江社会科学》1994年4期)，杨畅有《明代流人在东北》、《明代南方少数民族谪寓辽东》(《历史研究》1985年4期、《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3期)，此外其《明{℃辽东都司》(中州古籍社，1988年)辞有专节评述明代辽东流人。梁志忠有《清初发往黑龙江的遣犯》、《清前期发遣吉林地区的流人》(《黑龙江文物丛刊》1984年2期《史学集刊1985年4期)，王岫石有《试沦清初流人对东北开发的贡献》(《史学简报》1984年9期)，张玉兴有《巴海、萨布素与东北流人文士》(《黑河学刊》1984年1期)
涉及西北流人研究者首，推齐清顺，他先后发表了《清代新疆遣员研究》、《清代遣员在新疆的贡献》、《清代新疆遣犯研究》(《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86年1期、《喀什师院学报》1987年4期、{中国史研究肥988年2期)等文章。接续其工作者为周—钌，有{清代新疆流放人物述略》(《西域研究》1993年1期)等。此外有吴元丰《清代乾隆年间伊犁遣屯》(《西域研究61991年3期)、王希隆《清前期新疆66安插户》(《西北史地．》1988年1期)。王希隆之嚷清代西北屯田初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0午)，有专章讨论新疆流人屯田。
本时期综合整体研究，台湾学者尤其值得称道。除了杨合义先生外，还有著名清史专家庄吉发教授指导的两位学生。庄先生博学多识，著述等身，研究领域颇广，清代秘密宗教与会党也是其重点研究对象之一。由于秘密社会大量为从之犯是构成边疆流人的一个重要来源，因此庄先生的工作与流人研究密不可分，而吴佳玲鸢士与温德顺先生之流人研究论文，正是在庄先生精心指导下撰写成功的。
吴佳玲之《清代乾嘉时期遣犯发配新疆之研究>)(台湾政治大学民研所硕士论文，1992年)，约17万言。此文“讨论清朝发遣新疆制度的形成、执行及对新疆的影响”，共分六章，依次为绪论、清朝发遣新疆律例的修订、乾嘉两朝新疆遣犯的类别，遣犯在新疆的活动及贡献、新疆遣犯的管束及对当地的影响、结论。温先生之《清代乾嘉时期关内汉人流移东北之研究》(同上，1993年)，14万言。在本文中流移之人虽然也包括流民，但流人的论述篇幅很大。涉及流人的专章及专节有清代遣戍制度与清初的罪犯发遣、清廷遣戍政策的修订、一般性案犯的发遣、洋盗案犯的发遣、秘密社会案犯的发遣、流人的生活及其管理。上述两文，立论精确，论述周详，尤以大量运用了台北故宫研究院珍藏的清代档案文献为突出特点。
此外，台中东海大学历史所廖中庸有《清朝官民发遣新疆之研究》(该所硕士论文，1988年)，顾名思义，乃是一篇综合性论著，惜未寓目。
本时期流人综合整体研究论著均与东北、西北有关，关于其他地区，据我所知，仅有古永继《明代云南的谪流之人》(《思想战线》1992年1期)一文，殆为绝无仅有之作，探讨了明代云南流人的类型及其对该地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贡献。
第二、流人通史与区域史专著的出现。在综合整体研究中，纵向论述与横向论述兼备之作，是指流人通史、流人断代史、流人区域史、流人专题史等专著而言。目前，虽然流人断代史尚未出现，但流人通史与区域史之作却已发表，这就是李兴盛《东北流人史》与《中国流人史》(黑龙江人民社1990年，1995年)。前者31万言，是我国第广部流人区域史，后者110万言，是我国第一部全国性流人通史专著。这两部纵横连贯的流人通史专著的出版，表明我国流人综合整体研究已得到迅速发展。
三、流人研究的理性认识与理论探讨阶段
目前，我国流人研究已进入理性认识与理论探讨即新学科建设阶段。
(一)流人研究的理性认识。 对流人的研究，前人有的其实在主观上是从其他角度(如移民 史、边疆开发史、法制史、人物传记等)进行的，但在客观上体现为对流人的研究；有的研究动机是建立在对流人事迹与作尸的感性认识上。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主观上却变为有意识的研究者， 这种娇究有的还建立在概念、判断、推理的理性认识之上。这标志着流人研究已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阶段。
(二)流人研究的理论探讨。
近年来，不仅越来越多的学者成为有意识、理性认识的流人研究者，而且有的学者还在流人研究实践中不断地进行流人理论化探讨，以期创建流人史、流人文化此种新体系、新学科。如张兴生认为“建立流人史研究的新的史学体系的设想，其意义重大”。可见也在呼吁流人研究的深化。而李兴盛在谢刚主先生启迪、鼓励下，自1980年就致力于流人研究，在《中国流个史》自序、绪论中明确提出创建流人史此种新体系的倡议。1997年4月19日在香港珠海大学所作的{流人文化及我国近世流人在思想化领域内的贡献》(该校《亚洲研究》23期)学术报告中，又进一步提出流人文化这一新的名称、概念与命题，并作了初步理论探讨。另外有的学者如商传先生还进一步主张建立流人学的研究。这表 明，流人研究已由研究实践上升到理论探讨阶段，流人史与流人文化已作为一种新体系、新学科呈现于世人之前。
综上所述，我国流人研究自二十年代起步后，进展一直缓慢。打倒“四人帮”后，发展迅速，成就斐然。可以相信，今后还会有新的进展。
(文章来源：《中国史研究动态》1999年 第5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