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与故宫博物院联合举办的“清代政治变革与社会发展国际学术讨论会”，于8月中旬在北京举行。国内外80余位清史学者围绕会议主题就有清一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学术、边疆等问题，展开了颇具理论性、实证性的学术探讨，既深化了主题，又拓展了学术视野。
一、政治变革。与会学者就清代政治演变方向、制度变化、思想观念整合，以及皇位继承等问题，展开热烈讨论。
高翔研究员将清前期的政治演变方向概括为如下三个方面：极权化、规范化和多元化。同时指出：清代专制皇权强化本身与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大体同步；清代政治管理，虽然延续了传统的人治模式，但法治因素在增强，基层百姓的自由度在增加；政治观念的变革，反传统政治思潮的兴起，从政治文化角度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大门。由此问题，又引发出对集权与专制应加以区分抑或联系起来的讨论。关于清末“新政”历史意义的定位，学者指出，它是晚清一次影响深远的社会改革，艰难地迈出了中国近代化实践的第一步。
与会学者在肯定清代政治制度演变对社会发展产生积极作用的同时，对清廷在政体、八旗、土地、民族等制度中存在的缺陷加以深刻揭示，认为它们是导致清王朝日趋衰落的重要原因。康熙嗣位与孝庄文皇后更张祖制的内在关系，以及慈禧专权与懿旨确立嗣君所导致的清朝皇权与皇位始终处于分离状态过程的考辨，对理解清代的皇帝继承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佐证。
清廷“敬天法祖”政治原则到乾隆朝以后，其消极影响越来越明显，官方政治与思想皆在“敬天法祖”政治观念的桎梏下日趋僵化，成为制度落后、国力衰退的最重要原因之一。乾隆前期对僧道问题的治理，不仅反映出乾隆帝对僧道态度的前后变化，而且体现出其“宽严相济”统治思想的演变过程。
“早期现代”能否定位清代整体特征问题的检讨，为清史研究提出了新的问题和思路。
二、社会与文化。学者们就清人的家族观念、外来人口、八旗制度、居家文化、马掉牌戏等问题，提出了新的观点。
冯尔康教授对清人“养为先务”的睦族观和家族通财观作了深入考察，认为清人赡族和家族通财观念及一定程度上的实践，有利于赡族、收族和民间家族的建设和家族组织的扩大；一些人对家族通财观念所持的保留态度，与20世纪新文化运动中的批判宗法思想有某种相通之处。基于对“刑科题本”365例乾隆至道光年间北京外来人口的个案分析，郭松义研究员从其婚姻状况、籍贯、职业构成，以及所产生的社会问题等方面进行了考辨，指出此现象的存在，反映了一定经济条件下对城市发展的制约；并由此得出中国城市化率不会超过6%的认识。
有学者指出，八旗制度中的“族”以其作为官方组织的性质，与以血缘或地缘为主构成的民间社会组织有本质区别；八旗制度与宗族，二者从未并存过。而有的学者则认为，在八旗制度中，由血缘关系联系的家族始终是构成旗制的基本单位。
通过对清代士人官僚在消费时尚和观念上形成的居家意识的梳理，学者勾画出他们在居家风格上表现出的基本原则和价值观念，指出通过居家文化可以看到士人官僚的某些品格。学者通过对马掉牌戏兴盛发展、游戏规则、雅化和衰落过程的梳理，将这一与社会变迁有密切关系的文化现象精致地展现出来。
不同于传统意义上对权力概念的理解，有的学者从社会学意义上对基层社会各种力量间的共生关系——权力网络作了全新的解读，指出它们彼此间的利益组合，是民众自治的一种体现。
三、经济分析。经济史方面，学者们围绕沿海贸易、农业成就、区域经济等问题，展开了积极的讨论。
与以往将山海关视为陆路税关不同，有的学者通过对档案中关于清代前期山海关税收数量、税收来源、税口分布，以及各港口贸易状况的考察，对山海关应属沿海税关作了新的论证，指出山海关作为一个税关，是在清代前期随着东北沿海贸易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
有的学者强调，清代前期的农业是持续发展的，亦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和成就。其表现为：土地利用率空前提高；粮食单位面积(亩)产量超历史水平；新产业的广泛建立；新的生产方法——人工生态农业创立；传统农学大发展；用少量耕地养活大量人口。
通过考察广东珠江三角洲商品生产和墟市的发展，学者对其发展动因和本质特征作了阐发，指出：广州府一带专业墟市的大量出现带动了墟市的繁荣兴盛；专业墟市的大 幅度增加，又是广州府一带经济作物栽培兴盛的结果；而经济作物栽培的大幅度增加，又是源于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如广东地区土质肥沃、气候适宜，广东和省外、海外存在对经济作物的不断需要、根据自然条件开发的新兴农业经营技术，以及近代工业技术导入等。
四、边疆与边界。边疆政策和治边思想，以及中朝边界问题，是本次会议的一大热点。与会学者对其进行了新的思索和考证，得出新的结论。
有学者指出，清前期边疆地区的政治体制具有“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分而冶之”、“众建而分其势” 的特点。而清政府在治理边疆民族地区时注意把握了如下两点：清代边疆政策的最终目的，是维护其对全国的统治，加强本国家的统一；清统治者既依据边疆地区各民族的情况“因俗而冶”，又使其权限受到制约，不能联合起来反抗中央政权。
治边思想作为制定边疆政策的理论基础，在清代发生了如下新的变化：华夷观的变化，清统治者对“明华夷之辨”思想进行了严厉批判；从“以夷治夷”发展到“以汉化夷”，追求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否定羁縻而治思想，强调治边政策应相时而变；从图一时之安到追求“长治久安”；一反“专恃险阻”思路，强调蒙古等少数民族为边疆屏藩。这些治边思想的变化，对清王朝边疆政策的制定和施行，产生了积极作用。
在缜密考证的基础上，刁书仁先生以大量的史实对康熙年间的穆克登查边问题作了新的阐释，认为：康熙年间穆克登之奉命乃勘界非查边；图门江的源头应为红丹水；穆克登所立之碑在小白山而非长白山；木栅、土堆的筑设乃朝鲜单方面私自改筑。这一新的结论，有力地反驳了种种流传不实的说法，对中朝边界形成作出了科学论证。
五、学术与反思。学者们对经学、乾嘉学术、中外文化交流，以及《清史》编纂、清史研究自身的检讨等问题的探讨体，体现出清代学术研究的发展得到深切关注，
通过梳理“经道合一”观念产生的社会原因、思想源流，学者对“经道合一”的内容与特色进行了全面剖析，并由此揭示出其对清初经学的影响。乾嘉学派的成因和内部分野问题，在本次会议中得到全面而深入的总结性回顾。康熙对西学的认识及由此产生的消极影响，学者对之加以深刻检讨，指出此时的中西文化交流主要局限在宫廷，引进的西学也很有限。
纂修《清史》是当前清史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与会学者在对此前所修《清史》，特别是台编《清史》经验与教训加以反思的基础上，就如何编纂清史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大家认为，要想修好清史，应充分吸收和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充分重视《清史稿》的价值以及台编《清史》和相关研究成果的利用，深入挖掘档案文献的价值，充分发挥清史学界的整体学术力量。
何龄修先生通过对清史研究百年的回顾与反思，对清史研究的发展阶段和特色、成就与不足，作了精辟的过程分析和理论把握，并对新时期清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作了实事求是的检讨。这一学术自省，既弥补了清史研究对自身关注不足的缺憾，又促进了学者对清史研究今后发展的积极思考。
综观而言，本次会议体现出如下一些特色：重视理论性的把握；注重档案文献的发掘；老问题新思路，新问题新视野；将晚清史纳入到整个清史体系中来研究；倡导笃实严谨的治学风气；寻求史学研究的社会功能；注重国内学术与国际学术的有机融合。凡此等等，皆展现出本次会议的学术个性、取向和成就。虽然在一些问题上学者间尚存分歧、有争论，但在思想碰撞和交流中所达成的诸多学术共识，则是次会议的积极成效所在。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1年10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