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九八年在中国发生的戊戌变法，至今已经过去了整整八十五年。八十五年间，物换星移，时异势易，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巨大而剧烈的变化。而戊戌变法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却并没有为人们所遗忘。尽管历史学家们对于这次维新变法运动，可以说长道短，议论得失；对于发动和领导这次运动的康有为、梁启超诸人的功过是非，也是毁誉参半，褒贬不一。但是谁也无法否认和抹煞这次运动在历史上所起的重要作用，以及它在思想上、政治上所发生的影响。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变法改制之事，可以说是历代多有，史不绝书。然而要讲变法的社会阶级内容，恐怕除了商鞅变法那一次之外，哪一次也不如戊戌变法那样来得深刻。在封建社会中发生的那些所谓“变法”、“革新”，虽然也充满着复杂的矛盾和斗争，但总的说来，变法与反变法、革新与反革新的双方，并没有阶级利益的根本对立和冲突，主要是在维护封建统治的政策和措施上的不同意见、不同派系之争。那时的所谓“变法”和“革新”不外乎是要缓和尖锐的阶级矛盾或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以解决统治者所面临的政治危机或财政困难，不必要也不可能触及封建制度。一部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史，历代统治者“你方唱罢我登场”，“一朝天子一朝臣”，新朝旧朝更替不已，新法旧法变换不断，但直到鸦片战争之前，古老的封建政治、经济制度依然如故，古老的封建思想文化依然如故。
戊戌变法虽然昙花一现似地夭折了，然而它却透露了一个霹雳般的信息：中国的封建社会连同它的君主专制制度,已经走到历史的尽头，预示着一个新的革命时期的到来。
戊戌变法的思想理论武器，既不是孔孟之道，也不是黄老之学；既不是宋明理学，更不是训诂考据，而是匆匆忙忙从西方资产阶级那里学来的社会政治学说。人们把戊戌变法称为思想解放运动或资产阶级启蒙运动，这是很有道理的。但是思想、理论如果不同中国的社会生活、政治经济的需要相结合，它也不会凭空地起到“解放”和“启蒙”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过：“旧思想的瓦解是同旧生活条件的瓦解步调一致的”。戊戌变法不但标志着中国封建思想开始瓦解，同时也标志着封建社会生活条件的瓦解。维新变法不是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人头脑中思想、理论的产物。相反，他们的思想、理论倒是社会经济基础和生活条件的产物。因为在十九世纪末的中国，毕竟有了一点资本主义经济，当时的资产阶级虽然弱小，但却是新的经济力量、政治力量和文化力量的代表。作为新生的社会力量，它一经出世，还等不及壮大和成熟，就登上了政治舞台。戊戌变法，就是中国资产阶级出世以后，在政治舞台上首次新颖、勇敢而悲壮的演出。维新志士中间最杰出、最激进的谭嗣同在这场悲剧收场时发出了“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独白。这渗透了血泪、愤怒和绝望的声音，宣告了一代英杰维新救国宏图的破灭。
戊戌变法的破灭，并不意味着变革的终止。历史的潮流，一浪高过一浪，而每一个浪潮，都留下了自己时代的痕迹和特征。站在这潮流前面的人们，虽然有的被洪峰吞没，或有的被下一次浪潮抛在历史后面，但是他们在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声音和足迹，却是永远不会消逝的。
康、梁、严、谭等维新志士，在当时的确不愧是先进中国人的代表，这些中国第一代资产阶级的青年知识分子以天下兴亡、救国救民为己任。他们坚信自己的改革主张和变法事业的必要性和正义性，认为这是大势所趋，理所当然。康有为说，“今当以开创治天下，不当以安成治天下；当以列国并争治天下，不当以一统无为治天下。诚以积习既深，时势大异，非尽弃旧习，再立堂构，无以涤除旧弊，维新气象”（《上清帝第四书》）。他认为世间万物和治国之法“新则壮，旧则老，新则鲜，旧则腐”（《上清帝第六书》）。梁启超更说得明确而直率：“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论不变法之害》）类似的言论，不仅康梁二人，还有严复、谭嗣同、唐才常、樊锥等人也说过不少。总而言之，他们认为天时人事都说明非变法不可。
在中日甲午战争失败，《马关条约》签订之后，形势急转直下，帝国主义对中国掀起的割地狂潮和瓜分恶浪，使先进的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觉醒起来，感到亡国灭种的惨祸迫在眉睫，自觉地投身于救亡图存的行列。在经过近三年时间的思想宣传和组织准备，终于发动了著名的戊戌变法。然而这次爱国救亡运动和政治改革运动又是来得那么匆忙而短暂，从6月11日维新派上台参与新政，到9月21日慈禧集团发动反动政变，仅仅维持了一百零三天。后来的人们把它称作“百日维新”，一方面是形容实行新政的时间过于短促；同时也表示对这次政治改革的失败深感惋惜。
就戊戌变法的直接结局来说，在新旧政治势力的搏斗中，资产阶级维新派是失败者；而在新旧思想文化的较量中，维新派却是披荆斩棘的先驱者和胜利者。我们现在在探究中国近代文化史的许多领域，诸如教育史、报刊史、出版史、学术史的时候，大都要追溯到戊戌时期。因为那是一个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启蒙的时期，是近代科学文化开始在中国传播、使中国的思想文化开始从封建传统思想文化中挣脱出来，发生历史性转变的时期。戊戌变法时期中国资产阶级在思想文化上的影响，远远超过他们在经济、政治上的影响。顽固守旧的封建统治集团，可以扑灭维新派的变法、新政，甚至可以把一些维新人士杀头，但是他们却无法扑灭近代资产阶级的改良思想和民主革命思潮。
既然戊戌变法是顺天应人的政治改革和救亡图存的正义行动，那么为什么又那样快、那样惨地失败了呢？对于这个问题，史学界已经作出了不少分析和论断，诸如资产阶级维新派由于政治上的软弱，只想依靠一个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而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阻碍变法的反动势力过于强大等等。结论是改良主义在中国是一条走不通的道路。这些论断无疑都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中肯之见。不过就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维新派实行的变法而言，我觉得还有两点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教训。
第一，康、梁、谭等维新志士，大多数人都是年轻的知识分子，他们凭借热爱祖国的自觉和初步接触到的一些“西学”知识，可以理直气壮、滔滔不绝地发表维新变法的理论和方案，可以比较大胆地抨击封建专制制度、封建传统思想的弊病和陈腐，然而限于历史条件，他们并没有也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国情”。他们把维新变法看得过于简单容易了，认为只要得到光绪皇帝的支持，中央和地方的当权官僚、士大夫们懂得了维新变法的道理，新政就会通行无阻，立见成效。康有为在给光绪皇帝的《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序》中说，只要“皇上乾纲独揽”，考察日本明治“变政之次第，鉴其行事之得失，去其弊误，取其精华，在一转移间，而欧美之新法，日本之良规，悉发现于我神州大陆矣”。他甚至还说，中国只要“近采日本，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其实，变法维新哪里会如此轻而易举。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统治下的中国，怎么会允许这些无拳无勇的维新志士去改革政治，发展资本主义呢？当权的封建统治阶级又怎么可能甘心退让，把他们的“江山社稷”拱手送给那些“离经叛道”的“康、梁之徒”呢？所以在“百日维新”期间，皇帝发布的新政“上谕”尽管如雪片飞来，但绝大多数都不过是一纸空文。因为当时在朝廷内外，朝野上下，除了维新派和少数“帝党”开明官僚之外，可以说对维新变动那一套理论主张，不是视为异端，加以阻挠破坏；就是茫然莫解，心怀抵触。等到康有为等人感到阻力太大，改而采取缓和矛盾的策略，暂时收起“开议院”、“定宪法”等主张的时候，反动势力早已磨刀霍霍了。
戊戌时期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对中国的社会、国情缺乏清楚的认识，这不能责怪他们或因此而贬低他们。中国人民从鸦片战争开始直到五四运动以迄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用了八十年或更多一些时间，才对中国社会和中国国情有了比较正确的了解和认识，基于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科学认识，确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以及指导革命的理论和策略。而在此之前的每一次改革和革命运动，都使得这种认识前进一步、加深一步。后来的革命和改革对以前的革命和改革，既是否定，又是继承。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历史发展过程的一个重要步骤和环节。它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宝贵的遗产，当然也留下一些沉重的教训。恐怕这也就是它至今还被人们所重视、所研究的原因。
第二，作为一次重大的政治变革，戊戌变法的发动不论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都是很不充分的。新生而幼弱的中国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上的代表维新派，可以说是在民族危机的紧急关头仓促上阵。人们会问：改良变法的思想不是宣传很久了么，全国不是有几十个以维新相标榜的学会和近三十种宣传维新变法的报刊么，而一八九五年“公车上书”时签名的举人不是就有一千三百多人么，这还能说准备不充分吗？其实，只要具体考察一下当时的实际情况，就不难作出判断了。所谓维新思想的宣传，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虽然已有冯桂芬、王韬、薛福成、郑观应等人提倡“西学”、主张变法的著作，但流传很少。比较大规模的宣传是甲午以后相继创刊的《中外纪闻》、《强学报》、《时务报》、《国闻报》、《湘学报》和《湘报》等。至于学会，北京的强学会虽曾有一定的号召力，但不久即被解散。此外只有湖南的南学会在政治上思想上起了重要的作用，其他许多学会大都是匆忙筹设或有名无实。说到上千人签名的“公车上书”，那确实是一次规模较大的政治请愿，然而签名的举人可以说绝大多数是激于一时反对清政府丧权辱国的民族义愤，而主要的不是要求维新变法。从现存六百零三人签名者的名单可以看出，这些举人中间后来实际参加维新变法活动的，除了发起人康有为及其弟子梁启超、麦孟华、梁朝杰以及杨锐等个别人物外，几乎再找不出什么人了。因为一时愤激过后，他们依然还是老样子的“举人”或“进士”。可以说其中多数人，并不是康梁的“同党”。但不管怎么说，资产阶级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在那样的内外环境中，出于救亡图存、改良维新的信念，挺身而出，无所畏惧，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光辉而悲壮的一页。至于他们中有些人后来的蜕化和倒退，那就是另当别论的问题了。
（资料来源：《红旗》1983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