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清史研究概况
郭疆
我国的清史研究工作，在一九八四年中，较前有了新的突破和进展。这一年，不仅有关清史研究的论文和著述，数量有增加，而且质量亦有所提高。如果再就这些论文和著述探讨和研究的问题的广度与深度而言，均有新的开拓。
在清史研究学术成果方面，这一年中，首先是有一批较高质量的学术著作相继出版，其中有：戴逸主编的《简明清史》（二）（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建国以来，我国学术界首次编写的第一部材料较为翔实、内容较丰富的清代通史性著作，郭蕴静的《清代经济史简编》（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的出版问世，是清代社会经济史研究方面的一个重要收获。作者在书中对清初的社会经济、清代农业、手工业、科学与技术、对外贸易、资本主义萌芽、社会经济衰败的趋势和原因等课题，进行了论述，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秦佩珩的《明清社会经济史论稿》（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此书是作者多年来研究明清社会经济史的论文集，书中论文涉及明清社会性质、资本主义萌芽、明清时期的土地、农业、水利、手工业，商业，货币、物价、市镇、户口、赋役等方面的问题，在一些问题的论证上，颇有见地，王思治主编的《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一卷（中华书局出版），这是清代大型人物传记史著《清代人物传稿》的上编首卷，本卷收入四十九篇人物传稿，入传人物包括清入关前后的一些政治、军事、思想、少数民族、农民军、外国传教士等方面的重要历史人物；来新夏的《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这是一本带工具书性质的学术著述，韦庆远的《档房论史文编》（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汇集作者近年来有关清代社会经济史、近代史以及档案与史学研究关系等问题的论文和研究成果。书中文章对鸦片战争前的海关、康雍干时期的高利贷、清代前期的矿业政策、矿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皇商范氏的兴衰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和剖析，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辑的《清史论丛》第五辑（中华书局出版），本辑收入论文十二篇，研究课题涉及清代的农业经济、地租形态、人口发展、政治斗争、典章制度、人物评论、秘密会社、改土归流等；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主编的《清史研究集》第三辑（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辑中收入清代社会经济史、历史人物、民族史研究方面的论文十四篇。以上这些专著和论文集的相继问世，不仅是作者长期辛勤劳动的学术成果，更重要的是它们开始逐步填补清史研究中的一些空白区和空白点，一定意义上具有开拓性研究的价值。其次，在清史资料的出版方面，则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的《清史资料》第五辑（中华书局出版），本辑收录两种史料，其一是《黑图档》中有关庄园问题的满文档案文件汇编。其二是《张诚日记）中的第一、三、四次旅行日记的译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的《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一册（档案出版社影印出版），本册共收集有康熙二十八年二月至四十七年十二月，当时名臣王鸿绪、高士其、曹寅、李煦等二十余人的汉文朱批奏折三日三十八件，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的《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第五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本册选辑了有关一七九六至一八零五年川陕楚白莲教农民起义的有关档案资料，潘喆、李鸿彬，孙方明编辑的《清入关前史料选辑》（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本辑选入史料十三种，是研究满族兴起，后金建立和明金关系的重要参考资料；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的《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十辑等。至于在工具资料书方面，本年则出版有武新立的《明清稀见史籍叙录》（金陵书画社出版），书中共著录明清两代各种稀见史籍一百三十七种，均是具有较高史料价值而又不见于别家著录的珍贵善本；大型资料工具书《清史论文索引》（中华书局出版），此书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许曾重、赫治清、冯佐哲、林永匡和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杜文凯、鲁素、曹月堂、罗远道等共同编辑的，书中搜录了本世纪初至八一年约八十年间有关清文论文（截至鸦片战争前后）篇目两万条左右，全书共一百四十四万余字。这些资料和工具书的出版，将给清史工作者在研究中带来极大的方便。此外，据我们的初步统计，本年度发表在全国报刊上的有关论文达五百余篇：（不包括档案、文物介绍和书评等）之多，较之历年，在数量上亦有新的增加。
在清史研究的学术活动方面，本年度较重要的活动有：六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广西历史学会、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北京社会科学研究所和藤县人大常委会等单位联合发起的袁崇焕学术讨论会，在广西藤县召开。会上，来自全国的明清史研究工作者，以研究袁崇焕为中心，从不同角度就明清之际社会矛盾、明清（后金）关系、袁崇焕的历史地位与评价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和交流。同月，由广东省史学会和广州市地方史研究会联合主办的第二次明清广东社会经济学术讨论会在广东肇庆举行，与会者分别就农业经济、商品经济和商业资本、市镇贸易三个问题，以及历史学与档案关系问题，进行了讨论。十二月，在安徽徽州举行了纪念戴震诞辰二百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与会者就戴震的评价和学术成就等问题，进行了学术交流。此外，在七月，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为了加强清史研究的信息工作，推动清史研究工作的开展，召开了清史学术交流会。
现将本年度清史研究中的若干重要问题和课题的研究概况，介绍如下。
一、经济史研究方面。本年度这方面的论文数量仍居首位，一些论文探讨的内容上，亦有新的扩展。
清代人口研究在本年度继续向纵深发展，并着手进行清代分区人口研究。郭松义的《清代的人口增长和人口流迁》（《清史论丛》第五辑）一文，作者利用大量的方志和文献材料，对清代人口增长及其所产生的矛盾，清代人口流迁的原因、动向和作用，清政府对流迁人户的政策，人户流迁的意义和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蒋德学在《试论清代人口编审的几个问题》（《贵州社会科学》第四期）一文中，则对清代人口的编审制度及其演变进行了论述。在清代地区人口史研究方面，有彭雨新的《四川清初招徕人口和轻赋政策》和李炳东的《广西两千年来人口演变概述》（均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二期）两文，彭文从清初川省人口大减及政府如何招徕，从土地开垦以至如何清丈，并从这两方面的内在联系探索轻赋的原因。从而对清初川省的人口状况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探讨。李文则对广西地区古代人口增长的特点，迅速增长的原因和人口过剩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论述。
在清代人口研究中，还应提及的是美籍学者李中清的《明清时期中国西南的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清史论丛》第五辑）一文，此文是作者根据他在七九年至八零年来华进修期间搜集的资料写成的，文中以丰富的资料，论述了明清两代中国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情况，并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文中为了配合问题的分析，还作了许多图表，不但简洁明了，也使内容更加充实。此文在研究方法方面，亦有许多可供国内学者借鉴之处。
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本年度亦更趋深入。清代农业中是否存在资本主义萌芽，学术界正就此展开争论。景甦的《论清前期农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刊》第一期），一文，则对此持肯定态度。作者认为，摊丁入亩政策促进了我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为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创造了有利前提。而清前期出现的经营地主则是我国农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主要形式。黄冕堂在《略论清代农业雇工的性质与农业资本主义的萌芽》（《清史论丛》第五辑）一文中，则从探讨清代农业雇工的产生、性质及其在生产中所占的地位、作用等问题入手，利用丰富的档案材料，具体论述了在农民小商品生产内部产生的处于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性质的集体农业的状况。论述清代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文章，则有胡铁文《试论行帮》（《文史哲》第一期）和彭雨新《清代前期云南铜矿业及其生产性质的探讨》（《武汉大学学报》第五期）两篇，前文认为清前期出现手工业雇工组织的行帮，标明我国封建社会终于进入一个资本土义萌芽的新时期。作者在文中则着重探讨了手工业雇工行帮组织同资本主义萌芽的关系这一问题。后文则从剖析云南铜矿民营的性质问题入手，具体论述了清前期滇省铜矿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情况及所受到的封建束缚。
在清前期地主制经济研究领域，本年度不仅有新的进展，亦有新的突破。明清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末世”，因此地主阶级内部结构及其社会职能的变化引人注目。柯建中的《略论明清时期封建地主阶级的变化》（《社会科学研究》第三期）一文，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作者指出：首先，专制主义统治高度加强和商品经济的空前活跃，是影响明清地主阶级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其次，变化的主要表现是缙绅地主的衰落和经营地主的兴起。与此同时，方行则在《清代前期小农经济的再比产》（《历史研究》第五期）一文中，以清前期的佃农和自耕农为考察对象，对小农经济扩大再生产的特征、表现和具体途径进行了论述。还应指出，本年度不少学者从分析清代的封建租佃关系入手，来具体揭示封建社会晚期土地所有制的基本特点。吴量恺在《清代的农民永佃权及其影响》（《江汉论坛》第六期）一文中，便在论述农民永佃权具有的二重性的同时，指出它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租佃形态，在我国租佃关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周远廉和谢肇华的《清代前期的实物分租制》（《清史论丛》第五辑）一文，利用丰富的档案材料，对这一制度的流行地区、具体形态、性质等问题，进行了专门论述，从而填补了这方面研究的空白。谢肇华的《清代实物定额租制的发展变化》（《文史哲》第三期）一文，则着重考察了实物定额租制在清代的传布及其呈现的诸种形态。此外，彭超的《试探庄仆和火佃的区别》（《中国史研究》第一期）一文，根据明清时期徽州契约资料分析，认为火佃与佃仆有着性质不同的区别，它是佃户中的一部分。本年度对清代皇庄、官田的赋役制度和地租形态研究论文亦不少。其中魏鉴勋和关嘉录的《康熙朝盛京内务府皇庄的管理》（《故宫博物院院刊》第二期）、《从〈黑图档〉看康熙朝盛京皇庄的赋役制度》；（《中国史研究》第二期）、《康熙朝盛京内务府皇庄简述》（《清史研究通讯》第三期）等文，根据档案材料，对盛京皇庄的赋役制度，生产关系等问题，提出了颇有见地的见解。余也非的《明及清前期的官田地租形态》（《重庆师院学报》一至二期）一文，着重分析了清前期官田地租形态的演变情况，认为它一般采取佃农制地租形态，以定租制为主、分租制居次，且展现出力役地租部分转化为实物地租，再转化为货币地租的历史前景。刘守诒则在《清初关内官庄建立情况和性质的探讨》（《清史研究集》第三辑）一文中，认为不管是清初建立的老圈庄还是带地投充庄内，其封建租佃制生产关系均占主导地位，而非农奴性质的庄园。在土地买卖和地丁制度研究方面，本年度别有周远廉的《清代前期的土地买卖>（《社会科学辑刊》第六期）、樊树志的《“摊丁入地”的由来与发展》（《复旦学报》第四期）、史志宏的《从获鹿县审册看清代前期的土地集中和摊丁入地改革》（《河北大学学报》第一期）及《清代废除匠籍制度概述》（《清史研究通讯》第二期）、潘喆和唐世儒的《获鹿县编审册初步研究》（《清史研究集》第三辑）等文。周文认为清代土地买卖较明代形式更为多样、交易更频繁，但仍属封建的土地买卖。其它各文则分别就清代摊丁入地的源流和发展，获鹿县摊丁入地改革情况，清代匠班银摊入地亩的经过和意义，获鹿审册反映的土地数额、丁银负担变化等问题，分别进行了剖析和论述。
在商业史和财政贸易史研究方面；本年度发表的论文所论述的问题亦更加深入和具体。萧国亮的《试论清代前期商业利润不能普遍地转化为产业资本的原因》（《中国史研究》第四期）一文，试图从理论上着手对这一问题进行剖析，作者认为大多数生产部门中的产业资本利润率低于商业资本利润率的状况，是其主要原因所在。黄启臣在《明清珠江三角洲商业与商人资本的发展》（《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三期）一文中，则立足于沿海地区资本主义萌芽和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对这一地区商业资本发展的原因、趋势和作用，进行了探讨。李华的《清代山西平阳大商人亢百万》（《清史研究通讯》第四期）和王廷元的《论明清时期的徽商与芜湖》（《安徽史学》第四期）两文，则分别论述了晋商和徽商的经营特点、兴衰原因和作用等问题，具体而翔实，颇有特色。张海鹏与唐力行则在《论徽商“贾而好儒”的特色》（《中国史研究》第四期）一文中认为，清代徽商“贾而好儒”有助于商业的发展，但却加强了这个商帮的封建性。在财政史研究方面，对清代榷关的研究，过去鲜有人涉及。吴建雍的《清前期榷关及其管理制度》（《中国史研究》第一期）和何本方的《清代户部诸关初探》（《南开学报》第三期）两文，根据档案材料，对榷关演变和作用、税课性质与意义，它与商品经济发展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论述。王光越的《乾隆初年钱价增昂问题初探》（《历史档案》第二期）一文，则对增昂的原因进行了探讨。胡春帆等的《试论清前期的蠲免政策》（《清史研究集》第三辑）一文，对蠲免政策的实施及其影响，进行了探讨。此外，清代贸易史方面的论文，如黄启臣和邓开颂的《明清时期澳门对外贸易的兴衰》（《中国史研究》第三期）、吴建雍的《1757年以后的广东十三行》（《清史研究集》第三辑）、熊元斌的《清代河运向海运的转变》（《江汉论坛》第十期）、刘嵬的《清代粮价折奏制度浅议》（《清史研究通讯》第三期）等，亦很有特色，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见解。
盐政史研究方面，本年度亦有新进展与开拓。彭泽益的《自贡盐业的发展及井灶经营的特点》（《历史研究》第五期）一文，作者利用清代前期四川自贡盐业契约档案，分析了盐产情况和规模，以及当时盛行的井灶经营形态。林永匡的《清初的两浙运司盐政》（《浙江学刊》第一期）、《清初的山东运司盐政》（《山东师大学报》第四期）、《清初的陕甘与宁夏盐政》（《宁夏社会科学》第三期）、《清初的两广运司盐政》（《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第四期）、《乾隆帝与官吏对盐商额外盘剥剖析》（《社会科学辑刊》第三期）等文，则对清初各盐区清政府的各种整顿措施和影响，乾隆时期皇室与官吏对盐商的各种盘剥手段及后果，依据档案进行了论述。
地区经济史研究的进一步加强，是本年度经济史研究的一个显着特点。其中高王凌《乾嘉时期四川的场市、场市网及其功能》和李华《明清时代广东农村经济作物的发展》（均见《清史研究集》第三辑），何荣昌的《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发展》（《苏州大学学报》第三期）、吕作燮的《明清时期苏州的会馆和公所》（《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二期）、梁淼泰的《明清时期景德镇城市经济的特点》（《南开学报》第五期）、朱宗宙的《清代前期扬州城市经济》（《扬州师院学报》第二期）、彭雨新的《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对苏松地区的减赋和治水》（《江汉论坛》第六期）、傅衣凌的《福建农村的耕畜租佃契约及其买卖文书》（《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四期）等文，均就该地区的经济特点和有关问题，进行了具体而深入的论述，值得注意。
二、政治史研究方面。本年度这方面的论文，内容涉及政治制度、皇权斗争和农民起义问题。
政治制度问题。清代是封建社会的末世，亦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发展到顶峰的时期，以往对这一制度进行宏观和中外比较研究较少。南炳文在《清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发展阶段和特点》（《南开学报》第三期）一文中，将这一制度分为三个发展阶段。一、顺康时期发展水平低于明朝的阶段；二、雍正到咸丰时期发展水平居历代之首的阶段；三、同治至清末时期发展水平有所降低的阶段。并探讨了这些阶段的各自特点。许丽娟的《明清时期中国与英法专制政权的差异及其对资本主义萌芽的不同作用》（《学术研究》第二期）一文，则力图从中外对比研究出发，探讨国家政权对这种萌芽所起的截然相反的作用和结果。季士家的《浅论清军机处与极权政治》（《清史论丛》第五辑）一文，则对军机处设立时间、发展过程、性质与作用，以及它与极权政治的关系进行论述，并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见解。许曾重在《曾静反清案与清世宗胤禛统治全国的大政方针》（同上）一文中，通过这一大案对雍正一朝的政治、政治制度和措施的特点，进行了深入而具体的剖视。而周远廉和赵世瑜的《论鳌拜辅政》（《民族研究》第六期）一文，则通过对康熙朝初年的政治和政治制度分析入手，认为对鳌拜辅政不能一概否认，对他在整顿吏治、恢复经济、对郑氏行动等方面的政策应予肯定。清代的太监制度和养廉银制度，是政治制度的产物和组成部分。王树卿的《清朝太监制度》（《故宫博物院院刊》第二、三期），薛瑞录的《清代养廉银制度简论》（《清史论丛》第五辑），王旭东的《清代雍乾时期文官养廉银制度初探》（《青海社会科学》第四期）等文，则对这些制度进行了翔实而具体的论述。在宗法制度研究方面，徐扬杰的《明清以来家族制度对社会生产的阻滞》（《江汉论坛》第七期）、屈六生的《清代玉牒》（《历史档案》第一期）等文，也值得一读。
天地会研究是清代农民起义研究中的重点之一，但对天地会起源问题，至今学术界众说纷纭。赫洽清的《论天地会的起源》（《清史论丛》第五辑）一文，利用档案材料，提出了天地会正式成立于康熙甲寅十三年（1674年）的新见解，引人注目。
三、人物评价与研究方面。本年度这方面的研究仍保持活跃的势头。除出版王思治主编的《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一卷，来新夏《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等专书外，论文亦不少，这些论文，按其内容，大体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对过去罕有人涉及的人物进行评价，
如季景屏的《试论顺治与清初中国的统一》（《史学月刊》第二期）、邓中绵的《论康熙的人才观》（《北方论丛》第四期）、樊树志的《论清世宗》（《明清人物论集》下）、关文发的《评嘉庆帝》（《武汉大学学报》第四册）、郑玉英的《宁完我简论》（《社会科学辑刊》第二期）、王冬芳的《宁完我的进取精神及其变化》（同上）、何龄修的《关于王紫稼》（《清史研究通讯》第三期）等文，便对所论人物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一类则是对一些人物和事件进行重新评价，如李鸿彬的《试论洪承畴在清初统一过程中的历史作用》（《史学集刊》第三期）一文，则认为评价历史人物应坚持严格的历史性。因此，对洪承畴归清后，积极投身到统一全国的历史洪流中去，并作出一定历史贡献，应予充分肯定。又如前述的对鳖拜辅政功过的评价，亦属此类文章。第三类则是力图将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和时代结合起来，进行横断面式的剖析。如李洵的《孙嘉淦与雍乾政治》（《史学集刊》第一期）、商鸿逵的《康熙平定三藩中的西北三汉将》（《北京大学学报》第一期）、黄进德的《康熙与曹寅关系枝谈》（《吉林大学学报》第四期）、张书才的《关于曹寅子侄的几个问题》（《江海学刊》第六期）、杨乃济和冯佐哲的《雍正帝的祥瑞观与天人感应说辨析》（《清史论丛》第五辑）、李新达的《张岱与<石匮书>》（《河北大学学报》第二期）、石彦陶与陶用舒的《陶澍改革述论》（《求索》第三期）、李林的《清朝嘉道时期兴起的议政改革之风》（《辽宁大学学报》第六期）等文，均值得一读。
四、民族史研究方面。八四年清代民族史研究较之往年又赋有新意，综合性的探讨有所加强，一些原不为人们注重的研究课题已引起广大民族史忠工作者的广泛兴趣，初见成效，兹分别综述如次：
1、民族关系。王钟翰的《试论理藩院与蒙古》（《清史研究集》第三辑）一文，就清代理藩院和蒙古的几个方面这一问题，进行了较为详尽的研讨，颇有见地。叶志如在《康雍乾时期辛者库人的成分及人身关系》（《民族研究》第一期）一文，则对该时期辛者库人的变化、特点、人身依附关系及其政治前途作了全面的考察和论述。马汝珩与马大正在《渥巴锡承德之行与清政府的民族统治政策》（《新疆大学学报》第一期）一文中，则认为通过握巴锡入觐承德，清政府怀柔少数民族封建王公的收抚政策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杜江的《六世班禅朝觐乾隆事略》（《西藏研究》第一期）一文，对历代班禅朝觐清帝的剥度进行了详细论述。此外，赵云田《清代前期利用喇嘛教政策的形成和演变》《西藏民族学院学报》第一期）和《清代的“年班”制度》（《故宫博物院院刊》第一期）、杨余练和关克笑《清朝对东北边陲民族的联姻制度》（《黑龙江文物丛刊）第二期）、李克域《从须弥福寺之庙的两首御制诗匾看清朝在西藏的施政》（《西藏研究》第一期）、王希隆《乾嘉时期清政府对哈萨克之关系与政策》（《新疆大学学报》第一期）等文，则从不同方面，对清代实施的民族和宗教政策、施政方针进行了较为客观的评论。
2、族源。关于满族的渊源，学术界争论颇大。孙进己《女真源流考》（《史学集刊》第四期）一文，对女真源于肃慎说提出质疑。丛佩远的《扈伦四部形成概述》（<民族研究》第二期）和《扈伦四部世系考察》（《社会科学战线》第二期）两文，利用明清文献，对扈伦四部的形成与世系作了钩稽。蒋秀松《毛怜卫的变迁》（《社会科学辑刊》第一期）一文认为此卫所部系建州女真主要组成部分，并就此寻踪满族共同体的形成过程。佟铮的《努尔哈赤的“部”》（《学术研究丛刊》第四期）则认为，建州不是五部，努尔哈赤自有其部。朱诚如《明代辽东女真人与汉人杂居状况的历史考察》（《辽宁师大学报》第一期）强调，女真人向汉化前进一大步，而辽东汉人受女真人影响，则最先成为满族共同体的成员。
3、社会与经济。郭成康《论早期满族社会的首告问题》（《历史档案》第二期）认为，首告是早期满族社会具有民族与时代特征的社会现象。李鸿彬《明代女真铁业发展简述》（《民族研究》五期）对女真铁业发展的原因、规模和特点进行了全面考察。魏鉴勋、袁闾琨的《试论努尔哈赤皇太极的经济政策》（《北方论丛》第二期）一文，则剖析了政策的主要内容和影响。阎崇年的《清入关前满洲的社会经济形态》（《社会科学辑刊》第四期）则主张，十六世纪末和十七世纪初满族社会完成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李景兰《试论努尔哈赤推行的“计丁授田”与“分丁编庄”政策》（《社会科学辑刊》第一期）则指出，前者是具有保护汉民生产积极性的政策，后者则是阻碍历史前进的政策。陈国强《康熙时期台湾高山族社会的发展状况》（《民族研究》第三期）与周力农《清代台湾高山族社会的经济发展》（《学习与思考》第四期）两文，均对清代高山族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性质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值得注意。此外，蒋其祥《略论清代伊犁回屯》（《新疆大学学报》第三期）、赵雄《关于清代打牲乌拉东珠采捕业的几个问题》（《历史档案》第一期）等文，亦立论各异，自有见解。
4、人物和事件。陈沈《论代善的历史地位与作用》（《社会科学集刊》第五期）、张羽新《乾隆对彻底平定准噶尔的指导作用》（《新疆社会科学》第一期）、范同寿《鄂尔泰及其经济活动浅析》（《贵州社会科学》第三期）、李尚英《康熙平定三藩及其善后措施》（《学习与思考》第六期）等文，均对各自论述的人物和政策、活动予以充分肯定。李时愉《试论清雍正朝改土归流的原因和目的》（《北京大学学报》第三期）一文，对改土归流的客观形势与这一改革的目地、结果进行了探讨。张杰夫的《关于雍正西南改土归流的几个问题》（《清史论丛》第五辑）一文，则对改土归流的地区、过程等问题，提出了己见。此外，吴元丰与赵志强的《锡伯族由科尔沁蒙古旗编人满洲八旗始末》（《民族研究》五期）、《锡伯家庙碑文考》（《社会科学辑刊》第四期）；李新达《济尔哈朗与宁远之战》和陈祖武《清高宗与海成》（均见《清史研究通讯》第二期）等文，亦值得研究者参考。
五、思想文化史方面。本年度这方面研究有所加强，论文数量亦有增加。论述清代思想家的文章，仍占首位。其中有：陈祖武的《黄宗羲顾炎武合论》（《贵州社会科学》第五期）、姜广辉的《颜李学派的功利论及其历史地位》（《中国社会科学》五期）、李季平的《王夫之的史学思想》（《史学史研究》第一期）、赵俪生的《顾炎武的家世与早年生活》（《学术月刊》第八期）、戴存仁和邱国坤的《魏禧教育思想初探》（《江西师范大学学报》第四期）、李向军的《全祖望治史述论》（《辽宁大学学报》五期）、魏宗禹《论傅山哲学思想在自然观方面的贡献》（《山西大学学报》三期）、姜国柱和朱葵菊的《傅山思想精华三论》、李元庆的《傅山的逻辑思想》（分见《晋阳学刊》一、二期）、严清华的《评龚自珍的经济思想》（《武汉大学学报》第二期）、刘德华的《明末清初的早期启蒙教育思想》（《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三期）等文，这些论文对有清一代的思想家的思想和著作，进行条分缕晰，详加辨驳，然后肯定其精华所在，亦指出其时代所带来和造成的某些局限。
在论述文字狱方面，值得一提的是陈东林和徐怀宝的《乾隆朝一起特殊文字狱》（《故宫博物院院刊》第一期）一文。此文对“伪孙嘉淦奏稿案”有关史料进行考辨，探索伪奏稿内容，剖析此案特点。然后指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与尖锐的阶级矛盾相交织，使此案表现出其它文字狱案所不多见的复杂性、广泛性，并具有一些新的意义和特点。
综上所述，八四年清史研究虽较前取得了新的成绩和进步，但仍存在一些亟待加强之处。其一，是应加强对清史的宏观研究。本年度这方面的论文寥若晨星。只有在微观研究的基础上，加强宏观研究。才能使清史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和水平。其二，应加强对政治史、民族史、思想文化史的研究工作，特别是一些至今尚未有研究者涉足的领域，更亟待进行新的开拓。其三，应加强对乾嘉道三朝的研究，这一时期是清代历史的急剧转折的关头，对这个转戾点必须下大功夫、大力气进行探索，方能使清史研究更加深入。其四，地区性的综合研究亦应大力加强。特别是对清代各地区、省区、流域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各阶段的特点、原因和不平衡性的研究，更应当有目的、有计划的投入人力物力，予以加强。这项工作将对整个清史研究起到巨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资料来源：《中国史研究动态》1985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