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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时期玄学与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魏晋时期玄学与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魏晋之际,儒学衰微,玄风日盛,士大夫阶层崇尚清议,以庄老之学相矜夸,以谈玄说理为能事,这种风气自然影响文学,佛教传入以后,迅速与玄学合流,形成释道混杂的局面,并在文学各个方面表现出来。可以说,没有佛教,便没有中国古代文学后来的形式与风貌;反之,没有中国古代文学,佛教也不会像后来那样深入人心。 

一、佛教传入的时代背景 

“大约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5世纪,释牟尼在古印度创立了佛教。汉哀帝在元寿元年(前2),派博士弟子景卢到大月氏国,使者伊存口受《浮屠经》。这是佛教传入中国的最早记录。大约在东汉明帝永平八年(65)、明帝梦神,遂遣使者到天竺求法。永平十年(67),使传天竺僧人竺法兰、迦叶摩腾以白马驮《四十二章经》和佛像到洛阳,明帝相迎。而在东汉桓帝建和元年(147),大月氏僧支谶到洛阳弘扬佛法,后又翻译出《道品行经》等佛法经典,大乘佛教经典得以系统传入中国。建和二年(148),安息国僧人安世高到洛阳宏法,数年后翻译出《人本欲生经》等,小乘佛法经典得以传入中国。”此后,在汉末和魏晋南北朝时期,佛经开始大量译成汉文。这些佛经中有许多事印度或者西域僧侣与汉人共同翻译的,在翻译过程中彼此切磋,不仅是思想的交流也是语言文字的交流。 

二、佛教对当时文人创作的影响 

佛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尤甚,在动乱的时代背景下,出现了一种新的诗风,即玄言诗。玄言诗是西晋末年在世族清谈玄理的风气影响下出现的一种以阐释老庄和佛教哲理为主要内容的诗歌,是社会动荡、玄学盛行、封建文人逃避现实的产物。东晋时,士大夫又将玄学与佛理结合,以诗歌形式来表达对玄机佛理的领悟,从而更加窒息了他们反映现实的勇气。钟嵘在《诗品》里说:“理过其辞,淡乎寡味。”说的正是佛教影响下文人创作的一种时代倾向。玄言诗初期的代表作家是孙绰,许询和僧人支遁。作品大多反映封建文人回避矛盾,苟全性命的颓废和空虚的精神状态,掩饰统治阶级荒淫糜烂的生活。而到后来其最主要的代表作家郭璞的《游仙诗》出现,《游仙诗》也是诗歌体裁的一种。游仙诗的渊源可上溯到先秦,在《离骚》中,屈原就幻想神游天界。而以“游仙”为诗名,则始于曹植《游仙诗》。游仙诗有两种明显不同的倾向,一种纯写求仙长生之意;另一种则是愤世嫉俗之言,并非以游仙为主旨,而是有所寄托。两晋之际诗人郭璞的代表作《游仙诗》十四首,将老庄思想与道教神仙之说相混合,寄寓仕宦失意、惧祸避世的情绪和苦闷情怀。名为“游仙”,实为咏怀,抒发怀才不遇和对现实的不满之情。玄言诗和游仙诗可谓是当时文人创作的潮流,空谈义理,以为风尚。当时也有许多知名的文人既通佛经、笃信佛教,同时又精通梵文,谢灵运就是这样一位大家,所以他的山水诗后来成为晋宋之际代替玄言诗的一种新题材的诗体,是南北朝诗歌的一个重要变化。总而言之,佛教传入对当时文人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而佛教各种观念对文人创作的影响也是移默化的。 

三、佛教对古代文学的影响 

佛教传入以后,对当时的思想、政治、经济、文学等方面的影响是巨大的,而且对社会各阶层大到帝王小到平民,都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关于佛教对文学的影响,将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考察: 

1、文学形式的影响 

首先,随着佛教一起传入的印度古时的声明论,导致了中国古代音韵学的巨大变革,启示了中国音韵学中四声的发明与诗歌“八病”的制定,由于声律论的发明,不仅在古体诗中运用了平仄相协的理论,还产生了骈文、律诗等新体裁,诗人在创作中竞相追求音韵之美,严格遵守韵律,达到了十分高的境界,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后来的词、曲之中。其次,变文是佛教传入之后给中国文学带来的一种新的文学形式,变文是佛经“俗讲”的文本,起初,“俗讲”,的内容仅限于佛教故事,后来历史故事、民间传说也逐渐加了进去,于是变文成了一种民间讲唱的文学形式,它不仅是宝卷、弹词、鼓词诸民间文学体裁的渊源,而且对古代戏曲、小说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丰富了文学语言词汇 

随着佛经的大量翻译,反映佛教概念的词语也大量进入汉语词汇,使其丰富多彩起来。其中有的是用原有的汉子翻译佛教的概念,而使之具有了新的意义,例如:“因缘”、“境界”等,还有的是外来的音译词,例如:“佛陀”、“菩萨”、“沙门”、“菩提”等。而且。借佛教术语以论诗论文,自唐宋以来也蔚然成风。如“境”或“境界”即佛家语。唐宋以来,诗人以参禅比喻学诗几乎成了口头禅。同时,以理趣入诗,也形成了时尚。不仅有大量的禅宗语言进入了文学创作和批评,而且有大量的佛家用于进入了中国的语言系统,例如:“涅”、“四大皆空”、“五体投地”、“三昧”、“顿悟”等词已经逐渐成为活在人们口头上的语言,大大丰富了我国语言的宝库。 

3、文学故事性的加强 

佛经中记载的大量故事,随着佛经的翻译传入中国,并且流传到民间,加强了中国文学的故事性。有的故事是直接来自于佛经的,有的是直接印证佛教思想的中国本土的故事。而且南北朝时期,记载因果报应之类故事的小说大量出现,显然与佛教有关。这些故事对中国白话小说的产生,也有深远影响。佛教传入以后,大量的佛经故事为中国古代小说提供了题材的来源,佛经故事中大量奇幻的描写,对中国古代小说的艺术构思也有启发作用,如《西游记》中的八十一难,《封神演义》中的三十六路伐西岐,大约都受了佛经故事中上天入地力气想象的感发。 

4、对作家的影响 

佛教影响文学的一个显著方面是一些著名的僧人(支道林、释道安、慧远等)所起的作用,他们对佛经的翻译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项工作自汉魏开创,至盛唐而到达极致,毫无疑问,佛典的大量翻译是佛教对中国文学产生影响的前提。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是一些文学家身兼二事,不仅从事文学创作,而且对佛学有着精湛的研究,写出了不少具有文学性的佛学文章或具有佛理的诗篇,在这方面有代表性的文人是谢灵运和王维。 

5、思想内容上的变化 

佛学的一些基本观点都在不同程度上进入了中国古典文学中。佛教传入以前,中国传统的思想中只有今生今世,既无前世也无来世。佛教带来了三世(前世、今生、来世)的观念,因果、轮回的观念,以及三界、五道的观念。这样就把思维的时间和空间都扩大了。而对世人影响最大的是它的四大皆空、人生无常的观点。佛教传入以后带来的第一个新观点就是“无常”,这种看法很快被人接受,诗人们接受这种人生虚幻、诸法皆空的思想,于是产生隐逸出世的看法。在他们仕途失意、寄情山水的诗作中,往往或明或暗地包含这类虚幻的思想。就是小说、戏曲中,这样的描写也随处可见。可见,空幻、无常的思想是如何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文学了。因果轮回的观念是佛教的一个核心思想。这种因果业报的思想对中国文化影响甚大,在文学中的反映也是十分明显的。佛教传入后,它关于地狱的观念也渐渐被人接受,同时也给中国古典文学和艺术提供了题材。佛教传入以后,唯有一心向佛、持斋诵经才能使芸芸众生超脱苦海的思想,也在文学中逐渐反映出来。文人在自己的创作中时而流露潮对禅宗的向往和对佛门的留念。 

魏晋南北朝本是文学观念脱离儒家强调的政教中心说,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这与当时的佛教传入有很大关系,而佛教中关于真与空的观念,关于心性的观念,关于境界的观念,关于象和象外的观念,以及关于形神的讨论,都丰富了文学的内容。总而言之,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形式与内容,题材与题材等方方面面的影响是十分深刻而且深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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