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著作。二十卷,五十五篇。战国末期韩非撰。约成书于战国末年。
韩非,名非。约生于周赧王三十五年(前280年),卒于秦王政十四年(前233年)。韩国人。为韩国公子,与李斯同学于荀子。口吃,不善言,长于著书,喜好刑名法术之学。有感于韩国的日益衰弱,上书变法,未被采纳。“观往者得失之变”,著书立说,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十余万言。其书传至秦国,备受秦王赞赏。韩非使秦,被李斯、姚贾所谗入狱,服毒自杀于秦。
《韩非子》原名《韩子》,因与唐代韩愈相重,唐以后逐改称为《韩非子》。《韩非子》一书有个别篇为他人所撰,还有些篇中有他人掺入的段落和内容,但大部分为韩非自著。全书由五十五篇独立成篇的论文集辑而成,除个别篇外,篇名皆表明该篇主旨。《韩非子》一书主要阐述了韩非以君主专制主义为基础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思想和主张,以及他的进化历史观和讲求实际的哲学思想。
《五蠹》、《显学》、《诡使》诸篇主要阐述了韩非的社会历史观。韩非以学者(儒家)、言谈者(纵横家)、带剑者(游侠)、患御者(逃避兵役者)及商工之民为五种蛀木的蠹虫,认为他们无益于耕战,为害民国家。进一步,他提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的观点和措施,认为时代变了,治国措施也要变,应以法治代替礼治,以官吏代替师儒,以耕勤之民,力战之士为贵而当赏,以五蠹之民为贱而当除。《显学》篇以儒、墨为显学,对它们进行了进一步的攻击和驳斥,认为它们的学说不合时务,无益于当世。《诡使》篇则更明确地指出“道和者乱,道法者治”,主张明智的君主必须禁止儒家等有害于耕战之人,而尊崇能耕善战之士。
《定法》、《难势》、《有度》、《二柄》、《观行》、《用人》、《六反》、《心度》、《爱臣》、《主道》、《八奸》、《亡征》、《八经》、《说疑》、《安危》、《守道》、《备内》、《三守》诸篇则从不同的方面反复详尽地论述了加强君主的专制地位,实行法、术、势的法家思想的必要性和具体措施。《定法》篇分析了申不害、商鞅的法与术,加以修正、综合。认为,法与术好比衣之与食,二者不可偏废。他对法和术都下了定义。“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法是公开于臣民的,术则独用于人主。徒术而无法,臣下将无所守;徒法而无术,又不能济法之穷。因此,韩非不满足于申、商偏于一面。《难势》篇接受了慎到的“势”的主张,认为,能抱法处势,则可以收治强之效。但又认为慎到的“势”局限于自然之势,而不知以人为之势补偏救弊,主张法与势相互结合。《有度》篇强调法度是治国之本,并提出“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突出了法治的精神。《二柄》篇阐明君主必须牢固地掌握赏罚的生杀予夺大权,不可为臣下所窃用。《六反》篇则进一步认为,君主的赏罚往往会因世人的舆论而出现偏差,因此必须先明辨世人毁誉的不足作为根据,才能使赏罚不致于颠倒。并具体阐明治国须用威严而废恩爱,厚赏才足以劝善,严刑才足以止奸。《观行》篇强调君主要努力提高知人观行的能力,才能不致迷惑而措施失当。《用人》篇主张君主立可为之赏,没可避之罚,以结上下之恩,亦即以缓和君臣的矛盾。《爱臣》和《主道》两篇在思想上略同,都讲述君主蓄驭群臣之术。韩非认为,术就是“万物之始,是非之纪”的主道,是“自然之道”。明君守之以静待动,以晦待明,以虚待实。《心度》篇以“心度”标题,旨在明示刑法的重要,阐述明主治国以明赏严刑为劝禁,法禁须与时为转移的道理。《亡征》篇则通过对春秋战国时期历史教训的总结概括着重指出采取法治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八奸》篇讲人臣所以成为奸恶的八种方法和途径:“同床”、“在旁”、“父兄”、“养殃”、“民萌”、“流行”、“威强”和“四方”,以示君主防备。《备内》篇强调要防备后妃和嫡子被奸臣利用来劫君弑主。
《解老》、《喻老》两篇是韩非的主要哲学论文。他对老子的哲学思想进行了批判和改造,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哲学思想。“道”是道家的主要哲学范畴,韩非则给予了自己的改造。一方面,他认为道是万物的本原,即道是“万物之所以成”。另一方面,他又说道是万物的总规律,即“道者,万物之所以然也。”理是前期法家的一个哲学概念,韩非把它赋予了新意。他说:“短长、大小、方圆、坚脆、轻重、白黑之谓理”。又说“理者,成物之文也”,“万物各异理”,“故不可以相薄”。理,是万物相区别的质的规定性,它与道的关系是事物的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的关系,所谓“道尽稽万物之理”。道无固定的形态,随时间而迁移,与理相适应。他以“体道”、“履理”的目的,认为只有“体道”才能“智深”,“计得”,从而“能御万物”。他强调“缘道理以从事者无不成”,“弃道理而妄举动者”,无不“失其民而亡其货”。
《难一》、《难二》、《难三》、《难四》诸篇在体裁上属于一种。“难”是辩驳的意思。韩非取历史传说中的故事与言论加以辩驳。他所难有二十余事,以其文长,分为四篇。每发一难,都假借或人之辞,例用“或曰”二字发端。这些论难的主要目的在阐明法治的观点,由于通过历史故事来讨论,更加强了说服力。这种写作手法,后世沿用为一种文体。
《内储说上——七术》、《内储说下——六微》、《外储说左上》、《外储说左下》、《外储说右上》、《外储说右下》等六篇也是体裁相类的一组。“储”是积蓄之意,“说”指传说故事。本题用许多流传故事,说明人君用法术之利和不用法术之害。由于篇幅过长,分为内外两大篇。《内储说》又分上、下二篇,《外储说》又分左上、左下、右上、右下四篇。各篇所述思想各有所侧重。这几篇的写作方法,都是先总絜大纲,后分叙条目;先立说,后举例,虚实相参,议叙相间。这是论说文的一种形式。旧本以立说部分为经,以举例部分为传。经、传两部分是有机的统一体。一篇文章把许多故事组织在一起,发展到汉代,便产生了“连珠体”。
《说林上》、《说林下》也是一组。“说”,指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林”是集合之意。《说林》就是传说故事集。由于篇幅过长繁多,分成上下两篇。韩非采录这许多故事,可能是为写作论文时做说明材料用的。
《韩非子》一书是先秦诸子中卷帙最为浩繁者之一,内容十分丰富。书中不仅详细地阐述了作者的哲学、社会历史、法治等思想,具有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的研究价值。而且,此书还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韩非在论述其学术思想时大量征引春秋战国时期的故事、传说、历史事件、人物言论等,这些材料成为研究这一时期历史的宝贵史料。《韩非子》一书在语言和论述技巧上也颇具特色。语言简洁、议论犀利、文字冷峻。论述手法多变、有论说体、有问答体、有叙述体,大量采用历史故事、传说、寓言故事等来说明政治理论,因而显得生动、活泼。其中的许多寓言故事,如“矛盾”之说、“守株待兔”等等流传至今,脍炙人口。《韩非子》是古代散文的佳品。
《韩非子》一书的版本情况:《韩非子》一书中的许多篇章在作者生前即已行世、至西汉时期经人整理,成五十五篇,二十卷。《韩非子》原有旧注,但在宋以前,有著录可查的注本仅有三,即北魏刘昞的注、北魏李瓒的注和唐尹知章的《韩子注》,近人多称上述三注佚失不存。现流行的宋代之前的注解,即通称的宋乾道本佚名《韩子注》是现存最早的注,撰注者可能就是唐尹知章。乾道本《韩非子注》有明万历十年(1582年)赵用贤校刻的《管韩合刻》本,清乾隆三十年(1765年)《四库全书》抄本以赵本为据。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吴鼒据宋乾道本影印《韩晏合编》本,后来的《二十二子》本,《二十五子汇函》本,《子书二十八种》本,《百子全书》本,《子书四十八种》本,《古书丛刊》本,《四部备要》本都是据吴本影印、翻刻和重刻。民国八年(191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据宋乾道抄本初次影印《四部丛刊》本,民国十八年(1929年)本书馆又二次影印,并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缩印。宋代有谢希深注《韩非子》,有《道藏》和《道藏举要》本。明代有焦竑注释《韩非子》,万历间书林詹圣译刻本。清代有卢文弨撰《韩非子校正》一卷,上海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王先慎撰《韩非子集解》,有《诸子集成》本,《国学基本丛书》本,《万有文库》本。近现代有陈奇猷《韩非子集释》,有一九五八年上海中华书局本,一九六二年北京中华书局本,一九七四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本。梁启雄的《韩子浅解》一九六○年中华书局本。上述诸注解版本中,传播最广的是旧注,而旧注中最好的当是明赵用贤校本。清代最好的本子是王先慎的《韩非子集解》。梁启雄的《韩子浅解》是目前最好的本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