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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论清代历史及清史研究
周恩来论清代历史及清史研究

李文海

    周恩来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观察、思考、处理现实问题时,常常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评述历史,分析历史。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涉及到如何看待清代历史的问题,见解精辟,论述深刻,对我们今天学习清史、研究清史,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清朝在历史上做了几件好事

    在很长时间里,人们对清朝的历史地位一直评价较低。造成这种状况有多方面的复杂原因。例如,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由盛转衰,由先进转化为落后,确实是在清代这个历史时期中发生的;晚清时期,中华民族在殖民主义侵略下,走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这段屈辱的历史给人们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辛亥革命时期,革命者为了推翻已经成为“洋人的朝廷”的清王朝,不遗余力地揭露清政权的腐败和黑暗,这当然有它的历史合理性,却很难对清朝历史做出全面的评价。  

    但是,唯物史观的本质要求,是必须辩证地、客观地、全面地对待历史。1961年6月10日,周恩来在接见溥仪、嵯峨浩、溥杰等人的时候,高屋建瓴地指出:“清朝所做的坏事,历史已经做了结论,用不着多提,做的好事是应该讲一下的。”那么,清朝做了哪些好事呢?他说:“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王朝,它也做了几件好事:第一件,把中国许多兄弟民族联在一起,把中国的版图确定下来了,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第二件,清朝为了要长期统治,减低了田赋,使农民能够休养生息,增加了人口,发展到四万万人,给现在的六亿五千万人口打下了基础。第三件,清朝同时采用满文和汉文,使两种文化逐渐融合接近,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清朝在确定版图、增加人口、发展文化这三方面做了好事。”(《周恩来选集》下卷)在另外的场合,周恩来还讲过这样的话:“清末,鼓动革命的文章,例如,邹容写的《革命军》,现在读起来还会感到痛快淋漓。当时人们把满族说得坏些,这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今天就不能再那样看待满族了。因为过去统治中国的是满族中的统治阶级,而不是满族整个民族。即使谈到满族统治阶级,他们在历史上的作用,有坏的一面,也有好的一面。”(《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这些话,在当时来说,不仅让人耳目一新,而且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体现了周恩来的创新精神和理论勇气,也充分反映了他尊重历史的实事求是作风。

    肯定清朝的历史贡献,强调要对满族统治阶级的历史作用作具体分析,决不是要开脱某些历史人物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当谈到晚清直至民国时期的外交史时,周恩来旗帜鲜明地说:“清朝的西太后,北洋政府的袁世凯,国民党的蒋介石,哪一个不是跪倒在地上办外交呢?中国一百年来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我们不学他们。”(《周恩来外交文选》)这掷地有声的语言,泾渭分明地划清了两种社会制度下两种外交的不同性质。

有的帝王也做过促进历史发展的事情

康熙懂得天文、地理、数学,很有学问

    周恩来反复强调,对历史一定要采取历史主义的态度,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去分析历史。首先是不要割断历史,要看到新的东西总是从母胎里生长出来的。其次,我们的历史遗产中有许多好东西,要好好珍惜;很多民族财富要好好发掘、继承,不能埋没。再次,一定要发扬历史传承下来的优良传统。在各种宝贵传统中,最重要的是革命的传统,应该很好地继承和发扬。最后,对任何历史现象,都应该采取分析的态度。对封建主义文化,既要否定它的糟粕,又要批判地接受它好的东西。如果认为传统文化什么都好,一切照搬,就会走向复古主义;如果认为什么都不好,全盘否定,就会走向民族虚无主义。不但要批判地继承我们的传统文化,还要吸收外国的优秀文化,“吸收外国的东西要加以溶化,要使它们不知不觉地和我们的民族的文化融合在一起”,“不是把中国的东西和外国的东西焊接在一起。” (《周恩来选集》下卷)

    周恩来特别讲到对封建统治阶级代表人物的评价问题。他指出:“封建制度是坏的,但统治阶级中也不是一无好人,尽管他们对人民的同情是有局限性的,但是那时的人民对这些人还是歌颂的。”(同上)历史上的统治阶级中也有一些比较进步的人物,“封建王朝里边也有一些有进步作用的东西,有的帝王也做过促进历史发展的事情,我们也不能采取非历史主义的观点一律抹杀。” (《周恩来文化文选》)

    正是从这样的观点出发,周恩来对康熙皇帝作了实事求是的积极评价。他说:“康熙懂得天文、地理、数学,很有学问。俄国彼得大帝和康熙是同时代的人,因为俄国地处欧洲,手工业比较发达,他汲取了西欧的经验,发展了工商业。中国当时封建经济的统治比较稳固,工商业不发达,康熙只致力于发展封建文化。” (《周恩来选集》下卷)在这里,周恩来既指出了康熙帝的个人特质,又分析了他所处的历史环境以及对他历史活动的影响,体现了他对唯物史观的驯熟运用。

保护历史遗迹,加强历史研究

    周恩来同志十分重视历史教育和历史研究工作,其中很多是同清史有关的。

    1965年秋天,周恩来亲自指示中宣部,成立了一个由郭影秋、戴逸等7人组成的清史编纂委员会,计划开展清史纂修工作。可惜由于全国很快就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个计划当然也就无疾而终。

    在“文革”期间,周恩来下大决心,组织了一批学养深厚的老专家,集中精力,对二十四史进行标点。他明确指示:“《二十四史》中除已有标点以外,再加《清史稿》,都请中华书局负责加以组织,请人标点,由顾颉刚先生总其成。”(《周恩来文化文选》)《二十四史》再加上《清史稿》的标点,成为一项重要的文化工程,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周恩来不仅重视传统史书的点校整理,更关注新史书的编写。1973年4月,他提出“要出一本简明扼要、通俗易懂的中国通史,了解中国历史的全貌。”(《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与新闻出版》)他认为从清代到民国,有很多问题值得研究,有很多内容可写。他说:“写东西不一定只限于文化史。在座的有搞军事的,可以写军事史,如从八旗、绿营、湘军、淮军、新军一直到国民党军队的发展史,都可以写。在座的还有不少工商业者,可以写我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也可以写其中的一个行业,如银行、纺织业等。其他如政治史、经济史、外交史也都可以写。”他还提出,利用地方志等历史资料,并对近百年来有代表性的人物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过去编的府志、县志、保留了许多有用的史料。收集旧社会的典型事迹也很有价值。如近百年来有代表性的人物、家庭和家族的情况就值得研究,看看他们是如何产生、发展和衰亡的。”(《周恩来选集》下卷)

    周恩来时刻记住我国是个多民族的大家庭,所以在写历史的时候,一定要清除大汉族主义的影响,多替少数民族设想。他说:“我国的史书,总是按汉族的观点记录历史事实,把汉人压迫少数民族引起的反抗叫做叛乱。我们不能责备当时的历史学家,因为他们受时代和阶级的限制。但是,现在我们运用这些史料的时候,就要善于分析、研究,要有正确的观点,并且要多替少数民族设想,看有哪些历史问题还没有正确的结论。”(《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

    在保护历史遗迹的问题上,他也贯彻了这样的态度。他指出:“兄弟民族中有过一些有成绩的人物,对他们的历史遗迹,我们应该加以保护,例如颐和园中的耶律楚材墓,西湖上的康熙、乾隆碑等等。”(同上)

    周恩来同志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广胸怀,观察历史,品评历史,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见解,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和教益。

作者简介

    李文海,1932年生,江苏无锡人。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中国史学会会长,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出版有《世纪之交的晚清社会》、《历史并不遥远》、《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等专著。

(转引自中华文史网,《清史镜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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