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荣
雍正初年，京师以及直省地方赌风猖獗，严重危害社会。雍正帝为之震怒，为刹住赌博之风，他接连颁发谕令，告诫官民“赌博之风，败坏品行，荡废家赀，其为害于人心风俗者，不可悉数。”雍正四年(1726) 九月，他通过内阁颁发谕旨：“赌博之事最坏人之品行。若下等之人习此，必至聚集匪类，作奸犯科，放僻邪侈之事，多由此起；若读书居官之人习此，必至废时失事，志气昏浊，何能立品上进？乃向来屡申禁饬，而此风尚未止息，深可痛恨。若不严禁赌具，究不能除赌博之源，著京城内外及各省地方官，将纸牌骰子，悉行严禁，不许货卖，违者重治其罪。”雍正五年(1727) 九月，雍正帝就此事再次下谕内外臣工：“禁止赌博者，所以戒游惰匪僻之行，使保家立品，以厚民俗也。”此乃“正德厚生之要务，实切于民生日用者。又恐愚民一时未必即能醒悟，于是谆谆训诫，至再至三。”他命令各省地方大员，不仅要把禁赌之谕出示省会州县，还须遍传乡村庄堡偏僻之区。雍正六年(1728) 三月，雍正帝又下谕强调:“赌博一事，乃应行严禁，万无可宽者。”他把禁赌与端正民风、安定社会联系起来，其谕令接二连三，或循循善诱，或厉声斥责，充分表明了他对禁赌的重视与决心。
雍正帝把禁赌法律化。他命令内阁制定了一个禁赌条律，规定： (一) 京城内外及各省地方官，将纸牌、骰子悉行严禁； (二) 旗人制造、售卖赌具者，拟绞监候；；民人之制造、售卖者，初犯施枷责，重犯责杖后充军发配； (三) 官员赌博者，革职，永不叙用； (四) 民人之赌博者，责杖后充军发配；(五) 输钱之赌者，若能自首，免其赌博之罪，还可追还其所输银钱。按这个律例，对参与赌博和制售赌具人员的惩治是够严厉的了。
雍正帝的禁赌令在地方引起了强烈反响。各省官员遵奉谕旨，纷纷布置禁赌事宜。浙江巡抚李卫奉旨后，对浙省赌博之弊“申禁颇严，巡拿亦紧”。对杭州城内旗汉窝赌之事，那怕是饮食方面赌注输赢，李卫都命巡抚衙门亲自批行发落。对于省城之外的地方，凡有别事委员差往各处，李卫均令这些员弁顺带牌票，留心查赌。曾有海宁北门外及萧山、龛山等处赌博聚点，都是派员出其不意地查获的，除痛惩赌徒外，李卫还严究地方官役奉行不力之责。李卫把禁赌定作制度，令各州、县将拿获赌徒起数，于月底上报司府，各府汇总查赌情况，每季向巡抚报告一次，抚衙根据勤惰分别奖罚。对李卫实心查赌之举，雍正帝朱笔一挥批道:“好!”雍正帝主张，禁赌要持之以恒。雍正五年(1727) 初，四川提督黄廷桂具折奏报说，虽设法饬禁，但地方赌博之风仍未能尽绝，雍正帝指示他: “赌博应十分严之者，不无好处。”接此严谕，黄廷桂从是年四月到十一月，先后破获聚赌案件25 起，缉拿赌徒128名，并查获大量新旧牌骰。雍正帝得报，又谕黄廷桂:“凡严禁之事，但恐日久废弛”，令他“以长久为务”，坚持数年，不可突击一时，便放松下来。
由于在全国范围内长期查禁赌博，至使雍正朝民间赌具都很难找到了。于是，在广东、福建一带，有人“因赌具难得，更新造一种赌法，名曰夺标。”此法用纸做标，上书千字文，参赌者出钱买标，开标之日，打标者预先所认八字与所开八字吻合者为中标。福建观风整俗使刘师恕将此事奏报，雍正帝批道:“赌法岂有底止，当择其盛行者禁之耳，不然则不胜其烦矣。”
在禁赌活动中，雍正帝奖惩严明。雍正十二年(1734) 六月，镶红旗满州都统衙门派出缉拿赌徒之官员呈报，在北京阜成门东下马庄一镶蓝旗满洲闲散钟库家中，拿获设局掷骰子聚赌之人4名，获骰子8 个，大钱697 个。在雍正帝的谕令下，除把几个赌徒交刑部照例治罪外，还将有关镶蓝旗满洲官员交部查议，以失察溺职论处，对于缉拿赌徒有功的官员，则分别给予记录或奖赏银两。
综上可见，雍正帝为端正民风，严厉禁赌，终雍正一朝没有放松，且确有成效。
转载自：《北京档案》1999 年第9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