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兴中华”这个口号，在历史上最早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提出来的呢？
“振兴中华”口号的最初提出，是在19世纪末叶的晚清时期，即从甲午战争到义和团运动期间（1894-1900）。在这五六年间，几个不同的政治派别，先后发出了“振兴中华”的响亮呼喊。
中国从鸦片战争以后，在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下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加紧了侵略步伐，争相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进行瓜分中国的罪恶活动。亡国灭种的威胁迫在眉睫，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这种形势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深切忧虑和极大愤怒。“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①]人们在悲愤中思索和探求着免致神州陆沉的救国之路。
“振兴中华”的口号就是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
1894年11月（光绪二十年十月）和1895年2月（光绪二十一年一月），孙中山先后在檀香山和香港建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这个组织的《章程》指出：“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为了挽救祖国的危亡，他们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并且郑重宣告：“本会之设，专为联络中外有志华人，讲求富强之学，以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②]正是孙中山先生第一次鲜明地发出了“振兴中华”的号召。
不久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动了变法维新运动。这个运动的直接目标是改良封建政治，而根本动因则是出发于救亡图存。在运动中维新派反复宣传祖国命运和前途的危急：“俄北瞰，英西睒，法南瞵，日东眈，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岌岌哉！”[③]于是，他们也提出了中国如何“自振”的问题。康有为说：“天地为愁，我将何容？昧昧我思之，惟有合群以救之，惟有激耻以振之。”[④]梁启超也说，如“中国终不自振，终不自保，则其所谓沦胥糜烂者，终不能免”；因此，一切有志之士，都应把握“中国可以自振可以自保之机”[⑤]。这里所说的“激耻以振之”、“自振”等等，显然与“振兴中华”是同一含义。
戊戌维新运动刚失败，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就如狂飙一般在中国大地上兴起了。在这场斗争中，义和团同样提出了“振兴中国”的口号。有一个材料说：“（义和团）初以捉拿洋教，振兴中国为名。”[⑥]在义和团的一些传单、揭帖、告白中，一方面指斥帝国主义“祸乱中华”的罪恶，一方面表示要“扶保中华，逐去外洋”的决心。尽管在这些文件中带有某些迷信色彩和笼统排外主义倾向，但在这层薄薄的外衣下包裹着的爱国主义实体却仍然是显而易见的。
在同一个历史时期里，不同的政治派别似乎是不谋而合地提出了大体相同的口号，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巧合。这表明，在当时，为“振兴中华”而奋斗，已经成为时代之要求，人心之所向，因此，这个口号的出现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了。一切爱国的、要求祖国独立和民族自由的人们，都强烈地感到“振兴中华”的必要性和神圣性。事实上，许多志士仁人，也正是在“振兴中华”的崇高信念的驱使下，纷纷投身到政治改革、抗击侵略和革命斗争中去的。“振兴中华”曾是那一个历史时期促使人们争取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的强大推动力。
今天，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但是，近代史上这种为“振兴中华”而贡献自己一切的献身精神，仍然是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
注释
[①] 谭嗣同：《有感》，见《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②]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9、22页。
[③] 康有为：《强学会叙》，陈永正编：《康有为诗文选》，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69页。
[④] 康有为：《保国会序》，《知新报》第八十五册，光绪二十五年（1899）三月二十一日出版。
[⑤] 梁启超：《南学会叙》，《时务报》第五十一册，光绪二十四年（1898）正月二十一日出版。
[⑥] 《山东近代史资料》第3分册。
作者简介
李文海，1932年出生，江苏无锡人。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1955年9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后留校任教，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社会兼职：中国史学会会长，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等。出版有《世纪之交的晚清社会》、《历史并不遥远》、《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等专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