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体相当于19世纪上半叶的清代嘉庆、道光两朝，通常被视为清中期，也往往被合称为"嘉道"时期。按照长久以来的习惯划分，这一时期的前四十余年属于中国古代史，最后十年则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由于兼跨两大体系，所以嘉道时期在许多通论性著述中都少不了一席之地。然而，与其之前号称"盛清"的时期、之后陷入剧烈动荡的19世纪下半期相比，嘉道时期显得颇为平淡。更糟糕的是，因中国古代史和近代史学科体系的分野，使得该时期又呈现了鸡肋式的尴尬:在古代史那里，这一时期似已少有值得多加叙述的新鲜内容;在近代史那里，这一时期不过是叙述中国步入近代时期需要略加交代的背景而已。因此，在很长时间里，对于嘉道时期，除了白莲教战争、和珅倒台、天理教起事、鸦片战争等个别事件外，其他能够给人以较深印象的内容寥寥无几。
约自20世纪90年代始，关于嘉道时期的研究似乎迎来了发展契机。在19世纪下半期和18世纪得到大力挖掘之后，学界越来越广泛地意识到，19世纪上半期也是一个颇为重要的时段，存在较多研究空白的洼地。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嘉道时期的不少内容都得到了进一步开掘。①相比早先
①海外英语学界对这一趋势的揭示和概括，主要反映在2011年LateImperialChina(Volume32，Number2，December2011)上刊登的两篇讨论乾嘉转变意义的论文中，即MatthewW.Mosca(马士嘉)，TheLiteratiＲewritingofChinaintheQianlong-Jiaqing Transition;WilliamT.Ｒowe(罗威廉)，Introduction:TheSignificanceoftheQianlong-JiaqingTransitioninQingHistory.在汉语学界，这一趋势最明显的体现，是以嘉道时期为断限的专题论著接连出版，如罗检秋的《嘉庆以来汉学传统的衍变与传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张艳丽的《嘉道时期的灾荒与社会》(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倪玉平的《清朝嘉道财政与社会》(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和张瑞龙的《天理教事件与清中叶的政治、学术与社会》(中华书局2014年版)等。而林满红的《银线:19世纪的世界与中国》一书，其前身是作者于1998年在哈佛大学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出版英文版，2011年译为中文出版，可视为兼跨两个谱系。
的论述，晚近研究在论题的广泛性、内容和资料的丰富性上确实远远过之。然而，这些研究要么是从属于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和社会史等专题门类，要么是事件史、人物史等方面的实证研究，始终很少有人起而阐述将嘉道时期作为研究断限的理由和标准，更少有人去阐明自身研究在该时期社会变迁中的定位。这样一来，虽然相关实证研究愈发深入、细致，但许多选题的意义却只能以填补空白为立足点，令人感觉这样的研究走向似乎难免陷入"碎片化"困境。
那么，关于嘉道时期的研究能够走出"碎片化"困境吗?嘉道时期有没有所谓"主体性"问题，①或者说具有特定研究价值呢?这就需要对以往研究的认识前提和认知取向进行反思了。不过，要系统开展这种反思和分析，我们的眼光就不能拘泥于当下，而需要回溯得更远。这是因为，要评价晚近研究有没有实现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突破，就要全面检视以往阐释嘉道变局的思路与模式，以及其对后来造成的或隐或显的深远影响。大体上，迄今对于嘉道变局的主导性阐释可以归纳为三种模式，即:"王朝周期变动观""社会形态发展观"和"传统社会转型观"。可以说，也只有彻底检讨这三种模式的特性及得失，才能准确辨析当下所谓"碎片化"研究困境的实质，才有可能重新认识嘉道变局的特定进程及其实践逻辑，也才有可能重新探讨嘉道时期的历史定位问题。
一、 治乱的谱系:"王朝周期变动观"视域下的认知
第一种关于嘉道时期社会变迁性质的阐释，也是最早出现的看法，可称之为"王朝周期变动观"视域下的认知。这种看法是基于中国传统王朝的演化系谱来看待嘉道时期社会变迁的。其基本架构的要点有二:其一是将嘉道变局视为王朝周期性的盛衰变动阶段，其二是认定该时期国势衰败是王朝自身运转机制的演变结果。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在那些持有此类看法的著述中，被用来描述历代王朝下滑轨迹时屡见不鲜的"中衰"一词，也频繁地成为指称嘉道时期的特色词汇。
就目前所见，这种阐释很可能在清末就已出现。之所以说是有可能，是因为表露此种看法的、由汪荣宝和许国英编纂的《清史讲义》一书，虽然正式出版于1913年，但据称其主体大致早在1909年(宣统元年)便已完成。该书的编纂体例，大体是按照传统王朝兴、盛、衰、亡的叙述套路，将清朝的历史分为四个阶段。继全盛时期之后的第三阶段被称为忧患时期，这一时段正是由嘉庆、道光两朝所构成。至于该时期的主体走势，则被编者概括为一派衰败之相，其表现是:"内则教徒、苗族，相继煽乱""外则欧人东渐之势力，日以扩张"，于是导致"专制帝国之命运，盖骎骎告终矣"。②
汪荣宝、许国英所编《清史讲义》中这种将清史分期、且将嘉道时期作为衰落阶段的做法，在民国时期，更是大行其道。尤其是那些以清史为主体内容的著述，就笔者所见范围而言，基本都是遵循"王朝周期变动观"来观察清朝盛衰转折的。由于以往对此类著述注意较少，以下对相关情况稍作梳理。
华鹏飞于1912年出版《清史》一书，第四章为"清之盛衰交替时期"，其下又将嘉庆、道光两朝史事以"仁宗时之祸乱""宣宗时之内政与内患"的标题加以概述。该书且明言:"乾隆中叶以后，满清盛极而衰之局势已经开始，及至仁宗即位，其情形尤觉显著，所以嘉庆一朝，变乱之事，接踵而起"，
①有关嘉道时期的"主体性"问题的意识，参见高波《"嘉道的主体性"与"在清朝发现历史"---评张瑞龙〈天理教事件与清中叶的政治、学术与社会〉》，《中华文史论丛》2016年第2期。
②汪荣宝、许国英编纂《清史讲义》，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年版，"绪论"。
"清室在乾隆中叶以前，足称鼎盛时代，由乾隆中叶以至嘉庆间，已有衰微之象，及至道光则颓势毕露，几于无可振作了。"①刘法曾于1914年所作《清史纂要》一书亦将清史分为四个阶段，即:"崛兴时期""极盛时期""衰弱时期""改革及灭亡时期"。其所归纳的第三阶段的主线是:"嘉庆而降，内乱频兴，外侮复亟，道光和约，国势陵夷，咸丰嗣立，太平军起，是为衰弱时期，亦可名曰忧患时期。"因是之故，该书开列第三阶段的第一个主标题即为"嘉庆之中衰"。②就笔者目力所及，这也是清史著作中首次使用"中衰"一词来指涉嘉道时期。与该书大体相同的著述，还有陈怀约于民国初年成书的《清史要略》。是书亦将嘉道时期列入"衰弱时期"，且视嘉庆帝为"守文之中主"，并称此种中主之才"仅能削平祸乱，国势卒因以衰弱不复振"。③
在另一部分清史著述中，虽然没有遵照首尾连贯的分期做法，但其行文中对嘉道时期的衰落定性仍清晰可见。这方面较早的例子，是日本人稻叶君山于1914年推出的《清朝全史》。全书共分84章，虽叙事漫衍，然其中仍有"创业期""盛运期"的提法，及至述及嘉道两朝时，则全为衰败基调。④与之类似的作品，还有黄鸿寿于1915年完成的《清史纪事本末》一书。是书共80卷，亦为分类叙事之作，然从书中"乾隆极盛"与"嘉庆中衰"的标题，不难窥见作者对于清代盛衰转折的基本看法。⑤与前两书相比，两位清史大家萧一山和孟森后出的著述虽然更为精当、系统，但观点上并无本质差异。萧一山于1923年完成的巨著《清代通史》中，亦将"乾隆之鼎盛"与"嘉庆之中衰"作为凸显清代盛衰之变的主题。萧氏并于书中明言，此种变化乃是"满盈招损，盛极必衰"，而嘉庆帝不过"中主之才，颇事粉饰，而运命已衰，盖已不可收拾矣"。⑥孟森于20世纪30年代在北京大学讲授清史课程，后结集为《清史讲义》一书，其中将雍正、乾隆两朝题为"全盛"，而承下者则为"嘉道守文"。该书亦比照三代以来历朝沿革，称:"世宗、高宗两朝，为清极盛之时"，"然日中则昃，衰象亦自高宗兆之。"⑦除了以清史为主题的著述外，民国时期还有一批中国通史类著述，在述及嘉道时期时，同样相当明显地表现出了"王朝周期变动观"。这类著述中的第一部，应是王桐龄所著《中国史》一书。这是因为，该书虽于20世纪20年代末出版，其基础则为1912年成稿的《中国史讲义》。该书在论述清代盛衰之变时称:"清室全盛时代，实在高宗之时，然衰亡之机已伏于当日。"随之对"嘉道两朝之内治"的评价是，"嘉庆一朝，教匪扰攘，满兵不竞，绿营腐败，积习已成"，"宣宗在位三十年……吏治日偷，民生日困，势穷事极，酿成兵祸，外扰海疆，内兴赭寇，遂以开千古未有之变局"。⑧由此可见，传统王朝的盛衰周期仍是该书看待清史的主导思路。另一部是吕思勉在1923年出版的《中国大历史》，该著亦将"清朝的中衰"作为乾嘉之际社会变化的主题，并且也称"清朝的国运，乾隆时要算极盛，而衰机亦伏于此时"。⑨并且，吕思勉的这种看法，在1945年完成的《中国通史》中依然未变:"清朝的衰
①华鹏飞:《清史》，中华书局1912年版，第392、400页。
②刘法曾:《清史纂要》，中华书局1914年版，第2页。
③陈怀:《清史要略》，陈怀:《清史两种》，胡珠生点校，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76页。据学界推测，陈怀此书的写作大概始于清末，但完成于民初。
④稻叶君山:《清朝全史》，但焘译，中华书局1931年版。
⑤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末》，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本，第2-3页。
⑥萧一山:《清代通史》第2册(中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59、270页。
⑦孟森:《清史讲义》，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99页。
⑧王桐龄:《中国史》下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57、518、522页。
⑨吕思勉:《中国大历史》下册，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573页。
机，是潜伏于高宗，暴露于仁宗，而大溃于宣宗、文宗之世的。"①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同样有几部较有影响的中国通史著作，可以列入此种阐释的阵营。例如，在章嵚于1933年出版的《中华通史》中，章氏将清代中期命名为"清中世八十年间由盛转衰"。该书对于此时期的衰势勾勒出了这样的主线:"清当乾隆之末，盛治渐衰;至嘉庆朝，各地变乱之迭作……至于道光之世，回部、湘瑶，又多不靖。"②余逊于1935年出版的《中国通史》中，同样将清代中期的主题定为"清政中衰与内乱四起"。该书认为，乾隆时代在"表面看来，几乎是太平盛世"，但清代的"渐趋衰落，却种源于此时"，至嘉庆朝，乾隆帝"所种的恶因，次第发泄，变乱继作"。③钱穆于1940年出版的名著《国史大纲》，对于清代中期的走势，同样持有"乾嘉盛极转衰"的看法。按照钱穆的说法，"康熙与乾隆，正如唐贞观与开元、天宝也"，"然到乾隆中叶以后，清室即入衰运"。④缪凤林于1943年完成的《中国通史要略》中亦宣称:"清代极盛于乾隆之六十年，嘉道以降，则为中衰之世。然一切衰象，……实皆伏于乾隆中叶以后";"嘉道以降之外患，亦与内乱相表里;而其爆发，则始于道光二十年中英之鸦片战争。"⑤
1949年之后，这种基于王朝变迁系谱的阐释虽日趋衰落，仍偶有所见。这一时期仍持此种看法的最重要著述，乃邓之诚所著《中华二千年史》。该书写作虽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但明清部分于1955年方得完成。其对嘉庆及道光朝世局给定的总标题为"清之中衰"，中衰之表征又列为四大项:一为"政治之昏浊"，二为"财用之耗竭"，三为"风俗之敝"，四为"道光之衰运"。而此种种衰弊，皆伏因于乾隆之时。⑥在中国台湾地区，继续持此种看法者稍多。例如，傅乐成于1960年出版的《中国通史》称:"清的乾隆，正如唐德开元、天宝一样，是由极盛转趋衰落的时期"，"乾隆以后，清帝国便在一连串的内乱下，步入衰运。"因此，该书在述及"清帝国的乱亡"时，便以"嘉道时期的内乱"作为起点。⑦黎杰曾于1964年撰就《清史》一书，其中将乾嘉之际称为"清之盛衰交替时期"，并以"仁宗时之祸乱"和"宣宗时之内政与内患"为嘉道时期的世局主题。⑧
此后，以这种阐释为主线的著述日少。最为晚近的典型例子，大概是中国台湾学者陈捷先在1990年出版的《明清史》。该书在采用"清代的中衰"对清代中期进行定性时，对中衰世局作了这样的概括:"康雍乾三朝是清代文治武功鼎盛的时代;可是到了乾隆中期以后，皇帝的勤政已不如从前，政事日渐荒怠，政风也显著败坏，加上军政、学风、经济与社会等种种问题发生改变，清代中衰的现象开始出现了。"⑨据此，该书亦可归入"王朝周期变动观"的阵营。虽然进入21世纪后，几乎没有出现与陈捷先此书类似的著述，但是后文将会说明，此种阐释思路其实并未绝迹，而是被吸纳进了其他解释模式之中。
①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79页。
②章嵚:《中华通史》下册，东方出版社2013年版，第257页。
③余逊:《中国通史》，江西高校出版社2010年版，第308页。
④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865页。
⑤缪凤林:《中国通史要略》，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372、377-378页。
⑥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第3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767-1799页。
⑦傅乐成:《中国通史》，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604-605、615页。
⑧黎杰编著《清史》，海侨出版社1964年版，第7-8页。
⑨陈捷先:《明清史》，三民书局1990年版，第402页。
二、 封建社会的瓦解:"社会形态发展观"视域下的认知
第二种关于嘉道变局的主要阐释，也是1949年以后在中国内地最为通行的看法，乃是从"社会形态发展观"出发的认知。这种认知的路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关于社会形态发展一般规律的学说。虽然不同的研究者在具体着眼点上有所不同，但按照这种认知的逻辑思路，清代中期的盛衰之变本质上属于社会形态范畴的变化。具体而言，这一变化乃是封建社会走向衰落和解体的表征，而变化源动力又取决于生产关系及阶级关系发生的基础性变动。
此种阐释大体上成型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尚钺担任主编、于1954年出版的《中国历史纲要》，是较早阐述此种看法的代表作。该书称:"十八世纪末与十九世纪初年的中国，在满清的腐朽统治下，已由世界上经济和文化先进的国家降落到社会经济落后和衰弱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昏聩愚昧的满清统治者，对内仍然坚持着对人民的残酷的民族与阶级的双重压迫，对外却表现着腐朽无能。"①紧随其后，李洵在1956年出版的《明清史》一书中，对此种看法做了更进一步的清晰表述。是书首先强调了生产关系的变化，认为"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中国国内经济的基本情况是:封建经济的完整体系已开始瓦解，而资本主义结构却一天天地成长起来";继而又指出，与此相对应，"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趋尖锐，全国各族人民的反清起义广泛地开始了，成为清王朝衰落的根本原因"。②
由翦伯赞主编、于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中国史纲要》一书，因其流传范围和时间远超他书，从而成为传播此种阐释最力的著述。该书论及清中期的变化时称:"乾隆末年，土地集中的现象极为严重，统治阶级奢侈腐化，大小官吏贪污成风，在全国范围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农民起义不断爆发，清王朝长期积弱的局面开始形成了。"③在谈到中国近代的开端时，该书又对嘉道时期的社会状况进行了这样一番概括:"鸦片战争前四、五十年中，清朝政治日趋腐败。乾隆末年和嘉庆年间，官吏贪污成风，财政支绌，军备废弛，国势衰弱。同时，土地兼并剧烈、地主剥削加重，更多的农民破产流亡，社会危机愈益严重。"④这种对嘉道时期的概括，也成为后来诸多中国近代史教科书所遵循的通例。
20世纪70年代，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大陆学界基本未再出现有关嘉道时期社会转折的探讨。但值得一提的是，三联书店于1974年翻译出版了苏联学者齐赫文斯基(С.Л.Тнхвинский)主编的《中国近代史》一书。该书原版出版于1972年，中国方面翻译此书，本意是为了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然而，该书有关嘉道变局的认识其实与前述中国内地学界五六十年代的看法并无二致。其表述是:"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清帝国的政治经济发展显现出封建制度开始解体的征兆。封建制度的解体表现在官营生产趋于没落上;随着封建制度的瓦解，大型民营企业发展起来，城市手工业进一步专业化，商品经济扩大，城乡商业资本和工商业资本的作用加强了。在农村，封建制度解体的过程使土地高度集中到满洲封建主、特别是中国封建主手中。这一过程的另一表现是农民大批丧失土地，
①尚钺主编《中国历史纲要》，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425-426页。
②李洵:《明清史》，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43、247页。
③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3册，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92页。
④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4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页。
变为缴纳分成地租的佃户，富农经济使用雇佣劳动。"①显然，这里同样将嘉道时期的变化主线归结为封建社会开始解体的征兆。
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一大批史学工作者的努力下，此前发展十分薄弱的清史学科成为一个方兴未艾的研究领域，大批珍贵资料得到整理，有价值的成果纷纷涌现。特别是多部清代断代史成果的问世，是清史研究得到全面推进的显著反映。而在如何看待嘉道变局的问题上，中国大陆史学界通过许多坚实的研究，大大丰富了"社会形态发展观"的实证内容，从而较此前更为有力地弘扬了此种阐释。
辽宁人民出版社于1980年推出的《清史简编》，是改革开放后出现的第一部清史断代史著作。该书认为，嘉道时期，"商品经济的日益繁荣，刺激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滋长，从封建社会内部不断冲击自然经济，清王朝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的裂痕，已经越来越大了";另一方面，"土地高度集中，流民大量出现，劳动人民日益贫困化，资本主义萌芽的滋长受到阻碍，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吏治腐败，武备废弛，对外丧失抵御资本主义列强入侵的能力，对内激起各族人民不断的反抗斗争，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出现了全面的危机"。②
由戴逸任主编的《简明清史》，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影响很大的清史著作。该书在1984年出版的第2册中，阐述了对嘉道变局的看法。与以往相比，该书对生产力方面的内容有了较多注意，如指出"土地集中、人口激增、耕地不足的突出矛盾"，是"清朝中叶直至近代社会动荡不安的一个重要原因"，以及"清代中叶以后，灾区日广，人口日多，流民遍地，社会矛盾十分尖锐"，等等。但总的说来，该书主导思路仍可归入"社会形态发展观"，因其对嘉道时期的定性是:"十八世纪下半期，清王朝经历了康雍乾统治的鼎盛时期之后，由盛转衰，逐渐走下坡路。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统治机构更加腐朽……从前，人民群众分散的、零星的反抗活动，日益汇合成汹涌澎湃的反封建斗争的巨流。"③另一部在20世纪80年代面世的重要清史著作，是由郑天挺主编、于1989年出版的《清史》一书。该书认为，乾隆中叶以后是清朝由盛转衰的开始，其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矛盾的趋向尖锐和封建统治危机的逐渐出现"。该书明确指出:"在封建社会固有规律的支配下，这一时期，特别是乾隆中叶以后，各种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封建统治危机四伏，这主要表现在人口的激增形成了巨大的社会压力;土地兼并加剧和高利贷盘剥，给人民带来极大痛苦;政治腐败和财政的严重拮据，人民负担加重;大兴文字狱和大规模禁毁图书，钳制人民的言论思想。乾隆中叶以后的一系列各族人民起义，就是这些社会矛盾的总爆发";嘉道时期，"乾隆中叶以后出现的各种衰败现象这时都在进一步发展，各种社会矛盾和封建统治的危机进一步加深"。④
1991年，辽宁人民出版社推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大型清代通史著作---十卷本的《清代全史》。其中，专门论述嘉道时期的是喻松青、张小林主编的第6卷。书中的基本观点，与1980年出版的《清史简编》大略相同。该书指出，"嘉庆朝和道光朝实质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两个王朝"，"嘉庆朝……既有盛世之余辉，也呈露了衰世之迹兆，是清朝由盛而衰的转折时期"，此时的封建统治日益衰落，但社会经济方面，"已有多种行业出现和孕育了商业资本支配生产和资本主义萌
①齐赫文斯基主编《中国近代史》上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等翻译小组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84页。
②辽宁《清史简编》编写组编《清史简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73、398页。
③戴逸主编《简明清史》第2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44、362、382页。
④郑天挺主编《清史》上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33、461页。
芽"。①2003年，由朱诚如主编的另一套大型清朝通史著作，即12卷14册的《清朝通史》出版。对于嘉道时期的社会变迁，该书依然是从社会形态发展的角度来论述的。书中称，"嘉道时期封建社会的衰落疲败有历史的必然性"，其根本原因在于，"由社会经济发展迟滞导致的严重财政危机，由官吏的贪污苟且导致的吏治全面败坏，由长期的武备不修导致的军备废弛，由民生凋敝导致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激化，由西方殖民势力东来导致的外部危机"。②
无独有偶，改革开放以后出版的几部影响较大的中国通史类著作，在论及清中期社会变迁时，同样是持"社会形态发展观"的看法占据压倒优势。当初由郭沫若启动的《中国史稿》，在1995年推出了以清代为中心内容的第7册。对于清中期出现的变动，该书将之定性为"封建制度腐朽和阶级矛盾尖锐化"，认为"康乾盛世＇到乾隆后期开始走上下坡路，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人民反抗频繁。当时人口激增，由乾隆初年约一亿五千万，到末年突破三亿大关，而生产却远远不能相应增长，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社会动荡不安的因素"。③1996年推出的、由白寿彝担任总主编的《中国通史》，是一部规模庞大的通史类著作。该书第十卷论及清代中期时，以"嘉道渐衰"为标题，对此一时期社会发展脉络做出了如下概括:"自乾隆末年至嘉庆、道光时期，在清朝统治下的封建社会中，土地高度集中，财政极度匮乏，吏治极端腐败，军备严重废弛……随之而来的，则是在全国范围内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迅速激化。"④
在"社会形态发展观"的序列中，最后值得一提的著作是发端于范文澜、最终由蔡美彪主持完成的12卷本《中国通史》。该书于2009年全部出齐，是一部备受关注的重磅之作。虽然该书并未将嘉道两朝作为独立单元来论述，但其对该时期的把握明显基于社会形态的发展视角。该书言及清中期的盛衰之变时指出:"清王朝沿着由盛而衰、外盛内衰的道路演变。社会各阶级的矛盾日益激化。"继而强调，这种衰落绝非仅限于清中期的问题，而是因为"历史发展到清朝，中国已经处于封建社会的末期。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已经是极其衰朽，不能适应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的要求。……代表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资本主义的萌芽，不能不受到严重的阻碍。整个社会经济，陷在发展迟缓的状态中"。⑤因此，这部通史的出版，也表明"社会形态发展观"对嘉道时期的阐释，在21世纪依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三、 旧秩序的衰落:"传统社会转型观"视域下的认知
第三种关于嘉道变局的阐释，大致可以称为"传统社会转型观"视域下的认知。这种阐释的认知前提，是基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理论模式。虽然在关于转型动力的问题上，此类阐释在内部动力还是外部动力起主导作用的认识上迄今亦未达成一致，但其总体思路还是十分明确的。那就是，清中期盛衰之变的实质，是传统中国社会无法再按照自身惯性继续运行下去，从而走向近代转型的起点。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此种阐释最早起源于海外中国史学界，中国大陆学界大约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才开始出现该类型的明确表述。
①喻松青、张小林主编《清代全史》第6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页。
②朱诚如主编《清朝通史·综述分卷》，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版，第30、322页。
③《中国史稿》编写组编《中国史稿》第7册，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5、583页。
④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10卷《中古时代·清时期》(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22页。
⑤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10册，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4、256页。
就目前所见，较早明确表达此种阐释的研究，应为美国学者孔飞力(PhilipA.Kuhn)于1970年出版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ＲebellionandItsEnemiesinLateImperialChina:MilitarizationandSocialStructure，1796－1864)。他认为，所谓中国的"近代"，是指"历史动向主要由中国社会和中国传统以外的力量所控制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
"我们从中看到的衰落＇不再是简单的清王朝的衰微和伴随它的社会弊端，而是一个把中国历史不可改变地导离它的老路，并在社会和思想的构成中引起基本变革的更为深刻的进程。这样一个进程不同于朝代循环，其不同之点在于中国的政权和社会再也不能按照老的模式重建起来了"。①根据这种认识，孔飞力又进一步论述道，在清代中期，"新的力量已起着削弱传统中国社会的作用"，此时的中国"经受了种种持久且在扩散的弊端，这些弊端全然超出了王朝衰落的限度，将不可避免地决定它的前途"。②
孔飞力的上述看法，在1978年出版的《剑桥中国史》第10卷(该卷译成中文后，以《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上卷)》名义出版)中得到了更充分的发挥。该卷由费正清(JohnK.Fairbank)担任主编，其作者多为美国中国学界的中坚人物，故而在很大程度上可谓是美国中国学界主流观点的体现。该书第二章明确宣称:"到了十九世纪初年，中国正处于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开始发生质变的阶段。这种质变通常被看做是现代化＇，它不仅是受到欧洲文明的直接或间接影响的结果，而且是中国内部社会演化的结果。中国人口和领土的增大所造成的它本身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其力量不在外来压力之下，它们决定了中国向现代转变---这种转变至今仍在继续中---的基础。"③第三章中又指出:"对清王朝衰落的历史过程的意识和认为1775-1780年是清代历史走下坡路的转折点这一普遍情绪，在十九世纪初年官吏们和学者们所写的政治与社会评论中比比皆是"，"当时人士往往用公＇与私＇的两分法来解释他们社会上正在发生的事"，但是"这种化公为私的后果看来比这些观察者们认识到的更要深刻"，这是因为"在要跨入近代的时候，商业化和贪污腐败、日益加剧的社会复杂性以及颓废堕落等，都是正在改变中国社会及其内部权力分配的力量"。④
在孔飞力和《剑桥中国晚清史》那里，对清中期社会变化动力的观察更多强调内部因素。而在晚近时期，对此种动力机制的阐述则更趋向于综合内外部的力量。这方面较早的表述，来自于华裔旅美学者徐中约。在2000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第6版)》(TheＲiseofModernChina)中，他宣称:"西方的入侵可以被视为一种催化剂，促使传统中国转化为近代中国。但是，如果对原先的机制缺乏相当了解的话，我们就很难理解这种转化的效果。"对此，作者还给出了进一步的阐述。在他看来，"所有这些征兆---行政的无能、知识分子的不负责任、普遍的腐败、军队战斗力的衰退、人口增长的压力和国库的空虚---都反映了所谓王朝轮回＇之现象的内部运作。确实，到1800年时，统治力量已盛极而衰，使国家暴露在内乱外祸的双重灾难面前"，与此同时，"西方国家的政府和私商已不再容忍中国体系的束缚了……此后中西关系的进程便是一种持续的冲突，最终导致了清帝国的屈辱"。⑤
①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修订版)，谢亮生、杨品泉、谢思炜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3页。该书英文初版由HarvardUniversityPress于1970年推出。
②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修订版)，第6页。
③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上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1页。
④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上卷，第171-172页。
⑤徐中约:《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第6版)，计秋枫、朱庆葆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版，第3、100、105页。
作为海外学界"中国近代早期论"代表人物的美国学者罗威廉(WilliamT.Ｒowe)，在2009年出版的《中国最后的帝国:大清王朝》(ChinasLastEmpire:TheGreatQing)中，亦对清中期社会变迁的动力机制给出了综合性看法。罗威廉在该书中指出:"在18-19世纪之交，清帝国自身的衰竭已变得明显(清朝的统治者与人民自己也惊觉地注意到这些发展)，这使得中国与西欧(重点符号为引者所加)19世纪的分流，不止于相对落后于欧洲的问题，也包括了内在的、完全的失能问题。"进而更认为:"世纪之交的清帝国危机，是三个同时发生的困境所造成的完美风暴＇:西方扩张的外来冲击、由长期社会经济问题累积而成的长期危机，以及与我们熟悉的朝代循环模式相关的严重政府失能。"①从罗威廉以及前述徐中约处都可以看出，王朝周期变动的惯性，已经被化约为导致社会转型的内部变化动力之一。然而，这种内外力的综合作用又是如何体现出来的呢?迄今尚未见到清晰的阐述。有鉴于此，罗威廉的这个说法也只能视为一种权宜之计。此外尤为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该书是哈佛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帝制中国史》(HistoryofImperialChina)系列中的最后一册，也是21世纪以来西方中国史学界第一部清史通论性著作，综合了近数十年来欧美清史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所以其表述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在中国大陆学界，较早运用现代化视角看待嘉道变局的代表性学者是吴承明。不过，与海外学者不同的是，吴承明认为该时期的转折应视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次挫折。他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发表的一系列相关文章，都被收入2001年出版的《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一书。作者在序言中称，他自1981年起转而从事市场和商业史研究，大约从90年代开始"用市场和商业来研究现代化因素的产生和发展"，并试图"用这种市场分析，连同各时期专制统治和保守势力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上的反动措施……来解释我国现代化因素发生甚早，但发展迟缓、徘徊难进的过程"。②按照他的看法，18世纪后中国现代化因素没有能够顺利发展，其中具有极大影响的一个原因，就是19世纪上半期出现了一次经济周期范畴的巨大市场衰退(由于此次衰退在道光年间表现得最为显著，故吴氏呼之为"道光萧条")。③
吴承明的这一命题，在进入21世纪后得到了相当广泛的传播，更有不少学者给予了相当积极的响应。尤其是经济史名家李伯重，通过揭示灾荒和环境变动等方面的内容，对"道光萧条"进一步丰富与完善。④其后，李伯重参与编写由张岂之任主编的《中国历史新编》一书时，又将这一命题的基本思路纳入其中。是书中，嘉道时期的变动主线被明确地概括为"嘉道萧条"。在具体内容上，是书在简略陈述乾隆末年至嘉道时期"土地兼并严重，吏治败坏，各种矛盾尖锐，社会趋于动荡，衰相渐现"等方面的老问题后，着重指出:"19世纪初期是全球性气候剧变时期。1791-1850年的半个多世纪是中国气候史上一个寒冷时期。气候条件转为恶劣，对经济生产有重要的负面影响。气候剧变期恰好与嘉道萧条＇期相重合，开启了19世纪的社会经济危机。"⑤因为此书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中的一部，这就意味着，由吴承明开启的从现代化路径看待嘉道盛衰之变的视域，终于在教科书体系中有了一席之地。
最后应该指出，21世纪以来，不少以嘉道时期为时限的专题研究，或明或暗都以"传统社会转型
①罗威廉:《中国最后的帝国:大清王朝》，李仁渊、张远译，台大出版中心2013年版，第156页。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8-9页。
②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第27、238-240页。
③李伯重:《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1820年代华亭-娄县地区GDP研究》，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55-57页。
④张国刚、张帆、李伯重:《中国历史新编·古代史》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457页。
观"为思考起点。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是林满红《银线:19世纪的世界与中国》一书，其核心内容虽然是探讨拉丁美洲独立运动对中国白银收支的影响，但其更为根本的关怀，是"揭示在中国从盛清到近代的巨大转变中，白银是一个关键而又没有被充分意识到的问题"。①另一个显著事例是张瑞龙对天理教事件与嘉道之际学术转向的关系展开探讨时，明确宣称自己所关心的中心议题其实是"中国学术思想由传统向近代思想转变的起点"。②在数量众多的各类专题论文中，这种不言而喻的思考起点更是屡见不鲜，无须赘述。
四、 再观嘉道的新视角:从实践出发的历史社会学
以上检视大致厘清了关于嘉道变局的三种阐释模式的源流与面相。从中可见，这三种模式主导下的历史叙事，有着各不相同的论证取向、侧重内容和书写方式。无论早先还是晚近出现的许多实证性专题研究，在认识前提上基本都处在这些阐释模式的笼罩之下。在这种意义上，前面提到当下所谓"碎片化"困境的说法，无疑是一种皮相之见。因为那些看似各自埋头于从实证出发的诸多研究，其思考前提往往是在旧有阐释模式内部打转，也就根本谈不上反思这些阐释的认知局限问题。
那么，这些既有模式究竟存在怎样的认知局限，又如何才能有效克服这些局限呢?
就"王朝周期变动观"而言，这是一种源自本土悠久传统的思路，在清末民国时期一度成为认知嘉道时期的风行路径。然而，此种认知仍将清朝作为传统王朝，全然以治乱结果为评判标准，形成了两个难以克服的弱点:其一是基于"因衰致亡"的逻辑，对嘉道变局的基本走向只能画出一条日渐沉沦的下行线，而难以顾及其中同时演化出来的上行线;其二是在此种认知指引下，对嘉道时期的观察只集中在上层社会结构中的重大事件、精英人物身上，而很少顾及下层社会结构和基层社会进程的脉络。尽管在嘉道变局中决不能忽视王朝周期的变动所具有的惯性力量，但是将这种力量作为唯一的主导线索，无疑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处理手法。这就无怪乎以"王朝周期变动观"为纲领的那些著述，后来大多落入默默无闻的境地。而此种认知能够留下的最显著痕迹，也就是"中衰"与嘉道时期的结合了。
随着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的完善，"社会形态发展观"成为中国历史体系的主流话语，对许多历史时期的解释都具有逻辑自洽性。但是，这种话语用来说明嘉道时期的根本特征、概括相关历史实践时，出现了一定的矛盾之处。其表现之一是，在中国古代史体系努力论证嘉道前期就出现了封建社会的解体迹象和"资本主义萌芽"时，近代史体系却要大力阐明鸦片战争后封建社会的延续及其在中国各方面的深厚作用。其表现之二是，古代史体系认为嘉道前期中国内部已经出现带有社会形态更替征兆的因素，可是近代史体系又把中国近代实现社会形态变化的主要动力归结为外力的冲击。无疑，正是由于这样的认知矛盾，才造成嘉道时期被古代史和近代史体系所撕裂，成为几乎毫不相关的两截。当然，"社会形态发展观"指导下的有益探索是不容低估的，如"资本主义萌芽论"事实上揭示了中国社会内部新生产力因素的成长问题，而以鸦片战争为标志的外力冲击也的确是不容回避的因素。因此，如何以政治经济史为主干来统摄嘉道时期的社会历史进程，如何全面把握内因和外因的互动，仍然是值得发扬的思路。
①林满红:《银线:19世纪的世界与中国》，第20页。
②张瑞龙:《天理教事件与清中叶的政治、学术与社会》，第268页。
从"传统社会转型观"出发对嘉道变局的认知，使得整个研究界面得到极大拓展，越来越广泛的社会变迁内容都被纳入研究者的视野，至今依然在学界很有吸引力。然而，由于社会转型理论主要是基于西欧经验构建起来的，所以随着研究的深入，此种路径日益显现出与中国历史经验相契合的困难。一是这种认知往往将"传统"与"现代"的界分标准生搬硬套，其显著体现就是所谓"近代早期论"在嘉道时期的应用，而其背后仍是那种急于以西欧经验解释社会发展的倾向。二是由于此种认知缺乏辩证思维，故而在宏观与微观、上层与下层、整体与局部、内因与外因等一系列二元关系的把握上，难免存在着非此即彼、以偏概全的认识误区。另外，由于辩证思维的缺失，还使许多研究陷入循环论证的怪圈而不能自拔，如探讨政治演变时强调其经济和社会因素，探讨经济演变时强调其政治和思想文化因素，探讨思想文化演变时又强调其政治和经济因素，等等。总而言之，在"传统社会转型观"的框架内，嘉道变局中内因与外因的关系问题、量变与质变的关系问题，都是以往许多以其为指导的实证研究所难以回答、也缺乏充分反思的问题。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这三种模式带有各自不同的认知局限背后，还存在着一个更高层次的共性局限。那就是，它们对嘉道时期历史面相的描绘，都是从某种预设出发而拼接出来的图景。这表现在，以"王朝周期变动观"为指引的历史书写，只会看到嘉道时期处于王朝衰败期的一系列内忧外患事件;以"社会形态发展观"为指南的研究，主要致力于挖掘诸如"资本主义萌芽"等显示新旧社会形态更替征兆的内容;而在"传统社会转型观"范围内的研究，其目力总会聚焦在那些似乎能够与现代性匹配的新成分、新因素和新动向。由此可见，虽然角度各有特色，但它们都是透过各自的分光镜来观察嘉道时期的。
接下来的问题是，超越以往的阐释来重新认识嘉道时期的历史面相，又如何可能呢?对此，黄宗智提出的"从实践出发的历史社会学"，是一个非常值得借鉴的视角。这一视角的突破意义在于:
"只有着眼于实践过程，我们才能避免理念化了的建构的误导，尤其是意识形态化了的建构的误导。同时，着眼于实践中未经表达的逻辑，正是我们用以把握不同于现有的理论框架的新的概念的一条可能道路。"①根据黄宗智的解释，这种"从实践出发的历史社会学"之所以不会成为一种新的"理念化了的建构"，主要是因为其要求贯彻"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认识论思路，从而形成在理论与实践之间有可靠逻辑的历史认知。
在笔者看来，从这种实践视角出发来重新研究嘉道变局，是一个值得尝试的思路。具体而言，其着手点就在于能否准确把握与"变"相关联的、更完整的历史进程。至于这种把握与以往阐释的不同，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这种把握要求重新思考有关"变"的标准。从前面的论述可知，以往模式正是基于"理论化了的建构"来观察嘉道变局的，必然也以自身预设的标准来认定社会变动的迹象。这种做法的明显局限，便是不得不费力寻找能够合乎要求的历史内容，于是便出现了总也成长不起来的"资本主义萌芽"，或者是始终走不出来的"近代早期"状态。更重要的是，对于嘉道时期的许多历史当事人来说，他们所感受到的变化主要也并非这些内容。因此，我们当然要重视历史当事人的立场，去追问这样的问题:不同社会群体对于变化有怎样的不同感受?这些群体各自感受到的变化主要包括哪些内容?他们用以判断"变"的标准又是什么呢?这些标准与那些后见之明的标准又有怎样的不同和意义呢?可以肯定，只有解答了这些问题，才能避开以往在探讨变局时的先入之见。
①黄宗智:《怎样认识中国?走向从实践出发的历史社会学》，"《中国乡村研究》创刊周年座谈会"会议论文，北京，2004年。
其次，这种把握要求以更具整合性的思维来认识"变"的线索。对于嘉道变局的演化线索，以往三种阐释模式所秉持的都可谓是单线性思维。这是因为，"王朝周期变动观"主要着眼于国家政治的衰败过程，"社会形态发展观"侧重于揭示以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演变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史，"传统社会转型观"则致力于以社会经济史为主体的微观结构和底层长期进程。事实上，宏观结构与微观结构、国家与社会之间当然不是两条平行线，它们之间的交集与互动才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历史演变进程。学界已有研究表明，嘉道时期在诸多领域中发生的变动具有某种共时节奏，如属于长时段领域的环境恶化趋势，中时段领域的世界体系演变，短时段领域的各种社会动荡。因此，要完整理解清朝由盛转衰背后的社会演变线索，就必须深入探究这些不同维度的变动之间的连动关系，也就必须具备更具整合性的思维。
最后，这种把握要求以更具综合性的眼光来看待"变"的整体格局。对于嘉道时期的历史进程，以往三种阐释模式的主旨都是就"变"论"变"，即重点揭示嘉道时期"变"的一面。然而，它们苦心建构起来的这幅变局面相，根本不被中国近代史体系所认可，于是便出现了各说一段且各说各话的尴尬局面。其主要原因在于，以往阐释在看待历史进程的整体格局时，急于凸显"变"的一面，而忽略了"不变"的另一面。其实，就整个嘉道时期而言，"变"的内容要远远少于"不变"的内容;而从全局出发，充分认识"不变"的范围和体量，才能更为准确地理解"变"的内涵与意义。因此，只有厘清"变"与"不变"之间的复杂关系，才能更为完整地看待该时期"新陈代谢"式的整体演变格局，才有可能弥合长期存在于嘉道变局和近代变局之间的分歧与纠结。
总而言之，本文的中心任务是去发现、剖析以往嘉道变局研究中的方法论症结及其性质。如前所述，学界以往阐释嘉道变局的主要框架，基本上不外乎"王朝周期变动观""社会形态发展观"和"传统社会转型观"这三种模式。本文的分析表明，如果意识不到这三种阐释模式在方法论上的局限性，无论怎样精深的实证研究，一旦涉及关于嘉道变局的整体认知，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落入既有模式的笼罩。因此，在笔者看来，从反思以往研究的提问方式出发，在转换研究视角的基础上重塑问题意识，很可能具有更加紧迫的意义。当然，现在就断言运用"从实践出发的历史社会学"视角能够更精当地阐发嘉道变局的含义，肯定言之过早。但是，基于对"理论化了的建构"的自觉警醒，这种实践视角必然有助于更为准确地勘察嘉道变局的具体历史进程，更为全面地理解嘉道时期在18世纪的"盛清"和19世纪后半期的乱局之间的特定地位。就此而言，本文的主旨在于研究前提上的反思与研究思路的开拓。而在这种反思和开拓的基础上所开展的实证研究，至少可以保证后来者不会继续落入以往的窠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