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人关于《康熙起居注》（以下简称《起居注》）的研究，主要围绕文献本身的编纂、体例、内容及史料价值，起居注官制度兴废的过程及其原因等方面进行探讨。① 而对起居注官主要集中在考察其来源、姓名、选授标准、职责及其对康熙帝的影响、在朝发挥的作用等问题上，关于起居注官侍直问题的关注则甚少。乔志忠《说〈康熙起居注〉》中有：“每日侍从起居注官一般是两名，唯康熙五十六年十二月则多次出现每日起居注官属名者七员之例，这也是值得注意的现象。”② 首次提及起居注官侍直中的特殊情况，但未予深论。然其所涉乃侍直制度的冰山一角，其实侍直起居注官存在一人、三人乃至八人的情况，最常见的两人侍直也并非全是政书所载“满汉各一”，存在两名满官一同侍直的情况。康熙朝作为清代起居注制度的肇始期，关于起居注的各项规定不甚完善，记载亦颇为简略。③ 由于《起居注》每日内容末尾都会书写侍直记注官姓名，④ 通过梳理这些记载，可对康熙朝起居注官侍直制度有大略了解。
① 参见乔志忠：《说〈康熙起居注〉》，《史学史研究》１９９１年第１期；翟意安：《康熙朝起居注官制度研究》，《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５年第３期；张晔：《〈康熙起居注〉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２００７年；李子明：《康熙朝起居注制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硕士论文２００７年；张振利：《从〈康熙起居注〉看起居注馆裁撤的原因》，《西南古籍研究》２０１４年。
② 乔志忠：《说〈康熙起居注〉》，第６２页。
③ 康熙朝《大清会典》关于起居注馆的记载附于翰林院之后，简要介绍了起居注馆的设立、位置，起居注官人员的编制、侍班要求，起居注册的书写、管理情况。见伊桑阿等：（康熙）《大清会典》卷１５５，凤凰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１９３５—１９３６页。
④ （康熙）《大清会典》卷１５５，第１９３５页。本文所据为《起居注》每日起居注官记载，具有较高的真实性，但不排除记载中有衍、漏、讹的情况。
一 起居注官侍直制度概述
起居注馆设立于康熙十年（１６７２），① 裁撤于五十七年，“每日满汉记注官各一员侍直”。② 现存《起居注》始于康熙十年九月初一日，终于康熙五十七年三月十五日，③ 缺失四十二至四十四、四十六至四十九年。④ 起居注官全称“日讲起居注官”，⑤ 由于参与侍直记注，也称侍直官、直官或记注官。康熙朝起居注制度由兴而废，历经近５０年。起居注官编制也不断调整：
时 间 |
满起居注官 |
汉起居注官 |
康熙九年⑥ |
４ |
８ |
康熙十二年 |
５ |
１０ |
康熙十六年 |
６ |
１０ |
康熙二十年 |
６ |
１８ |
康熙三十一年 |
６ |
１２ |
康熙五十七年 |
裁撤 |
资料来源：《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１０５５。
起居注官编制的变化，反映了起居注制度经历了一个由建立到发展、完善，再到衰落、撤销的过程，侍直制度也是如此。
１．康熙十年至二十年：从建立到发展
康熙十年到二十年，是起居注制度实行的前十年，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具体到侍直上主要体现在《起居注》记载的五个方面：一是日期缺载，存在一天或几天未记的情况。日期缺载的情况主要出现在起居注制度建立之初，即康熙十年到十一年。二是起居注官缺载，有日期而无起居注官。三是存在同一起居注官连续侍直的情况。起居注官排班虽无明显规律，但同一起居注官也很少连续侍直。康熙十三年四月，喇沙里连续九天侍直，可谓反常。⑦ 四是书写方式还处于探索阶段。起初起居注官名字前会加上官职，后简化为只书名字。早期扈从起居注官写作“某某侍从记注册”或 “起居注官某某扈从”，十二年四月改为“扈从起居注官某某”，并成为定制。五是起居注官记载较为繁琐。侍直分宫中起居注官和扈从起居注官两个系统，分别负责皇帝宫内和宫外活动的记录。
① 有关起居注馆始置时间，记载不一，（康熙）《大清会典》记载为康熙九年，第１９３５页；实录记载设立起居注的时间为康熙十年八月甲午，《圣祖仁皇帝实录》（一），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版，第４８９页。乔志忠、王鸿雁《清代官修史书与〈大清会典事例〉》认为“将起居注馆始设时间记载为康熙九年的史籍虽多，但却同出一源，即（康熙）《大清会典》。清官修会典常有年时上的舛误，不甚重视史事时间上的准确性”，应以实录记载为准（《史学史研究》１９９７年第３期，第６６页）。李子明《康熙朝起居注制度研究》进一步肯定和补充了这一说法，第８—９页。本文亦采用这一观点。
② （康熙）《大清会典》卷１５５，第１９３５页。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版，第１、２５０２页。现存康熙朝《起居注》分藏于北京和台北，藏于北京的部分，本文采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出版的《康熙起居注》；藏于台北的部分，采用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影印出版的《清代起居注册·康熙朝》。
④ 《清代档案史料选编》第一册收录有《四十六年十月起居注稿本残卷》，内容涉及康熙四十六年十月初四日至三十日的内容，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７７４—７８３页；《清代起居注册·康熙朝》补入康熙四十七年正月的内容，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３７３７—１３７７８页。
⑤ 所有起居注官都是日讲官，但不是所有起居注官都参与过日讲。
⑥ 此处仍遵照《会典》原记载，其在起居注设立时间上与实录记载不同。
⑦ 《康熙起居注》，第９—１０、１３、３７、６７、７４、１５８—１５９页。
《起居注》中后期的记载会将两者分开，如康熙帝出巡当天宫中安排了起居注官侍直，书宫中起居注官的名字；扈从起居注官于出巡结束后再书。但前期《起居注》时常将宫中起居注官与扈从起居注官同时书写，如十九年闰八月十一日，宫中已安排了两名起居注官，因康熙帝起驾去南苑，又特意言明扈从起居注官是另外三人，并详载了起居注官每天的排班情况。① 因扈从起居注官多于出巡结束后集中书写，具体每天的侍直情况无从得知。前期记载虽有繁复之嫌，却也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侍直信息。
２．康熙二十年至二十六年：由盛而衰
康熙二十年到二十六年是起居注制度最完善的时期，除二十年九月三十日缺载外，② 每日侍直记载均十分详尽。由于当时起居注官难以负荷日益繁重的侍直任务，康熙十二、十六、二十年，起居注馆三次扩编，无疑是为了适应严格的侍直要求，保证侍直质量。二十六年六月初八日，无任何起居注内容和起居注官信息，是侍直制度开始松懈的标志。此后，类似情况连续出现。侍直制度转衰的另一个表现是，有起居注内容而无起居注官。③ 在起居注内容末尾书起居注官姓名，不仅可防止日后增删，还可督促起居注官为其所记内容负责。不书起居注官姓名的起居注，极大地降低了起居注官记载不确甚至不实所要承担的风险，使内容可信度打了折扣。此前即便当天无事可记，也会有起居注官侍直记录。相比之下，起居注官失载无疑是侍直制度松懈的标志。
３．康熙二十六年至五十七年：日益松懈
以二十六年为转折，侍直制度日益松懈，主要表现有《起居注》再次出现日期缺载，④ 频繁出现同一起居注官连续侍直的情况。如四十五年正月上旬，满保连续三天侍直，张廷玉连续四天侍直。类似情况到五十年以后出现得更多，同一起居注官会连续侍直六天甚至十天。五十七年，康熙帝在汤泉近两个月，却无扈从起居注官记载，侍直制度遭到严重破坏。⑤ 客观地说，宫中侍直始终执行得较为严格。⑥ 但由于康熙帝中晚年在畅春园的时间较多，畅春园又时常无人侍直，致使正常侍直的情况越来越少。随着侍直制度破坏，侍直任务减轻，尤其在畅春园多为满官随侍，故康熙三十一年大规模裁撤汉起居注官。起居注官编制的变化，与侍直制度的发展演变相一致。
学界对康熙帝废除起居注的原因多有讨论，普遍认为起居注的存在被日益加强的皇权所不容。⑦ 康熙朝中后期侍直制度的松懈也与皇帝的态度直接相关，原因如下：第一，起居注官的工作就在皇帝身边，尽管康熙帝无权阅览《起居注》内容，但对起居注官侍直情况可以时刻掌控。除却身体原因，⑧ 起居注官几乎没有请假、迟到、怠惰的情况发生。因此，侍直制度废弛应是在康熙帝授意或默许下出现的。如果他想坚持，基本没有荒废的可能性。第二，康熙帝早年几乎坚
① 《康熙起居注》，第７—８、２８、６７、９６、６００—６０４页。
② 《康熙起居注》无“康熙二十年九月三十日己卯”这一天的记载，二十九日应为戊寅，《康熙起居注》误作“二十九日己卯”，见《康熙起居注》，第７５７页。
③ 《康熙起居注》，第１６４０、１６５５页。
④ 《清代起居注册·康熙朝》，第２７６、３２８页。
⑤ 《康熙起居注》，第１９３１—１９３２、２４５７、２４６６—２４７０、２４８２—２４９５页。通过零星记载可推定，扈从起居注官至少有徐元梦、华色、阿尔赛、文岱四人。
⑥ 宫中无侍直记载的情况也有，只是非常少，如康熙三十年十一月初一、初三日，《清代起居注册·康熙朝》，第１０４５—１０４６页。
⑦ 参见乔志忠：《说〈康熙起居注〉》，第５９—６０页；翟意安：《康熙朝起居注官制度研究》，第７７—７８页；李子明特别指出“‘朱天保上书’事件才是促使康熙帝废除起居注制度的直接原因”，《康熙朝起居注制度研究》，第４页；张振利认为，吏治腐败与康熙帝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的必然因素，和赵熊诏家庭变故与徐元梦参劾属员的偶然因素交织在一起，导致起居注馆被裁撤，《从〈康熙起居注〉看起居注馆裁撤的原因》，第１６５—１７２页。
⑧ 如扈从起居注官库勒纳因“遍身骨节痛楚，难以乘骑，乞留数日”，未随康熙帝一同回宫；严我斯因“身体肥重，难于趋走……仍以讲官照常办事，凡遇升殿御门，免其侍班”，《康熙起居注》，第７８０、９７５页。
持每天听政、日讲，侍直安排也相对严格。随着年龄增长，听政变为几天一次，所需记注的内容减少，起居注官也没有每天侍直的必要。第三，起居注制度实行几十年，对康熙帝已成为一种无形的束缚，他日益厌倦起居注官随侍身边。最后更以“一切政事，现有各衙门档案，何必另行记载”① 为由，将之撤销。
二 起居注官侍直中的人数异常
起居注官通常为两人侍班，但也有侍直人数异常的特殊情况。在康熙帝短时间外出、记注任务不多时，时常只令一名起居注官扈从。宫内一人侍直的情况较少，加派起居注官的情况较多。
首先，政务较多时会加派起居注官。如康熙帝谒陵回宫，集中处理堆积一个多月的政务，就有四人侍直。在与近臣讨论政务，或臣工朝见、陛辞而有大量对话时，起居注官人数也会增加。②
其次，遇特殊日期、时期，起居注官侍直人数异常的几率较平时更高。如有五年元旦起居注官多于两人③，有四年除夕是三名起居注官④。节日还可能减少起居注官，如有两年的除夕仅一人侍直，⑤ 康熙三十年到三十四年的上元节起居注官均为一人。⑥ 宫中地位较高的人去世后，丧期中起居注官人数会增加。太皇太后孝庄的丧期每日六人侍直，其中满掌院学士库勒纳和高士奇⑦、博济、朱都纳每天侍直。皇太后孝惠丧期时，起居注官又大量增加。满汉掌院学士徐元梦、汤右曾每天侍直。⑧ 三位皇后丧期均有三名起居注官侍直，且满掌院学士固定参与侍直。⑨
第三，起居注官侍班范围非常广。“凡有事，坛庙、谒陵、耕籍、视学、大阅、校射、迎劳凯旋及驻跸南苑、巡幸蒐狩，记注官皆扈从……凡外藩王，台吉等及直省督抚、提镇等朝见、陛辞、赐宴、赐食，该衙门知会记注馆，该直官侍班记注”。10 以下根据活动时间的不同进行分述。
一种是活动当天或次日即可完成，如祭祀、赐宴。大祀时常加派起居注官，康熙十四年、二十六年、二十九年冬至祀天，四十一年十二月祭太庙，起居注官均为三人。三十年正月致祭祈谷坛甚至安排了四名记注官。11 遇赐宴、校射、迎劳凯旋等活动，12 也时常加派起居注官。可以推测，因这些活动多需暂时出宫，临时加派一两人扈从，致使当日直官人数增加。
一种是活动需要长期出宫，如谒陵、亲征。《大清会典事例》对出巡所需扈从起居注官已有明确规定：“东陵用四员，永陵、福陵、昭陵、西陵及巡幸各处俱用二员。”13 康熙时对扈从起居注官没有明确的人数要求，主要根据出行时间的长短和记注任务的多少，少则一人，多则四五人，最多
① 《清圣祖实录》卷２７８，康熙五十七年三月壬子，《圣祖仁皇帝实录》（三），第７２２页。
② 《清代起居注册·康熙朝》，第１１１３３—１１１５３页；《康熙起居注》，第２９、１７８５—１７８６、１８９８—１８９９页。
③ 分别是康熙十四、十七、二十七、二十九、三十年，其中二十七年元旦起居注官人数增加与孝庄丧期有关。
④ 分别是康熙二十九、四十至四十二年。
⑤ 分别是康熙二十五年和三十一年。
⑥ 《清代起居注册·康熙朝》，第５９７—６０５、１１９８—１２０９、１７９３—１８０２、２２７１—２２８１、３０５８—３０６５页。
⑦ 满汉掌院学士理应在丧期参与侍直，而此时汉掌院李光地正在籍终养，由高士奇暂代李光地侍直。尽管高士奇二十二年就授任起居注官，实际他仅此一段时间参与过侍直，《清圣祖实录》卷１１３，康熙二十二年十二月甲寅，《圣祖仁皇帝实录》（二），第１７０页。
⑧ 《康熙起居注》，第１６９２—１７２３、２４６９—２４７８页。
⑨ 皇后佟氏加派起居注官的情况只持续了三天，丧期未过即恢复两人侍直。《康熙起居注》，第１６１—１６４、３５３—３５７、１８８４页。
10 （康熙）《大清会典》卷１５５，第１９３５页。
11 《康熙起居注》，第２３４、１６８１页；《清代起居注册·康熙朝》，第５２１、５９３、９７８５—９７９８页。
12 《康熙起居注》，第１０、５２、２１０页；《清代起居注册·康熙朝》，第３８７—３８９页。
13 （清）崑冈等：《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１０５６，《续修四库全书》第８１２册，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５７３页。
达八人。扈从人员均为皇帝钦定，① 分析侍直起居注官的满汉结构，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康熙帝的倾向性以及侍直中的各项明暗规则。
三 起居注官侍直中的满汉之别
起居注官中汉起居注官在人数上始终占优，但从侍班机会和受重视程度看，却难与满官相比，且满汉差别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
１．扈从记注中的满汉差异
扈从起居注官为一人或两人时必为满官，三人扈从仍以满官为主；汉官参与的情况仅有两次，且为二满一汉的结构。② 扈从人数更多时，汉官参与的可能性相对增大：
扈从总人数 |
时 间 |
事 由 |
满官人数 |
汉官人数 |
４ |
二十一年二月到五月 |
诣福陵、永陵、昭陵告祭。 |
３ |
１ |
二十七年十月 |
奉太皇太后尊谥册宝送至暂安奉殿。 |
２ |
２ |
|
三十四年八月到九月 |
巡幸口外。 |
３ |
１ |
|
三十九年正月到二月 |
巡视永定河。 |
４ |
０ |
|
四十一年正月到二月 |
行幸五台山。 |
４ |
０ |
|
五十一年四月到九月 |
巡视北口。 |
４ |
０ |
|
５ |
三十五年二月到六月 |
亲征噶尔丹。 |
３ |
２ |
三十六年二月到五月 |
巡行边塞。 |
５ |
０ |
|
四十二年五月到九月 |
巡幸塞外。 |
３ |
２ |
|
四十二年十月到十二月 |
巡幸西省。 |
２ |
３ |
|
五十五年四月到九月 |
巡幸口北。 |
５ |
０ |
|
６ |
四十六年六月到十月 |
巡幸塞外。 |
２ |
４ |
五十三年四月到九月 |
巡视北口。 |
６ |
０ |
|
８ |
四十五年五月到九月 |
巡视北边。 |
３ |
５ |
资料来源：《康熙起居注》《清代起居注册·康熙朝》《四十六年十月起居注稿本残卷》《清圣祖实录》。
由上表可知，扈从起居注官为四人时，早期还有汉官随侍，康熙三十九年后也只有满官。值得注意的是，有起居注官记载的前四次南巡，均有汉官扈从。
因南巡有笼络江南汉族士人的意图，提高扈从人员中的汉官比例正是这一宗旨的体现。第三次南巡途中特令江南籍起居注官胡会恩、陈元龙回家探亲，③ 亦有此意。不过南巡和多人扈从的情况毕竟是少数，汉官参与扈从的情况仍屈指可数，满官在扈从记注时仍占绝对优势。
２．日常侍直中的满汉差异
与满汉差异明显的扈从记注相比，宫中侍直主要遵循“满汉各一”的原则。其微妙的差别在于，
① 据时任起居注官的陈元龙记述：“旧例，凡车驾巡幸，讲官司起居注者具名以奏，候钦点随行。”《爱日堂诗集》卷９《丙子正月扈从圣驾亲征沙漠恭纪三首并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２５４册，齐鲁书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２４６页。
② 《康熙起居注》，第１０７６、１２５７页。
③ 《清代起居注册·康熙朝》，第７０４０—７０４２页。
时 间 |
事 由 |
扈从总人数 |
满官人数 |
汉官人数 |
二十三年 |
第一次南巡。 |
３ |
２ |
１ |
二十八年 |
第二次南巡。 |
４ |
２ |
２ |
三十八年 |
第三次南巡。 |
８ |
２ |
６ |
四十一年 |
第四次南巡。 |
５ |
２ |
３ |
四十二年 |
第四次南巡。 |
７ |
２ |
５ |
资料来源：《康熙起居注》《清代起居注册·康熙朝》。康熙四十一年启动第四次南巡，途中因太子生病中断而延至次年。
有仅满官侍直的情况，但绝无仅汉官侍直的情况：一人侍班时，必为满官；两人侍班时，可以是一满一汉，也可以是两满官，但不会是两汉官。如二十八年康熙帝为皇后佟氏行月祭礼和百日礼，五十二年过六十大寿，均为两满官侍直。还有两次六名满官侍班的情况：一次是二十六年给皇太子授课；一次是五十年处罚索额图党。① 仅有满官侍直时处理的多是皇家内部之事，此时将汉官排除于侍直体系外，可见汉人之于康熙帝始终是“外人”。
３．满汉掌院学士之别
满汉掌院学士不仅是翰林院总领，还兼任起居注官。也有例外情况，如徐元文以大学士兼掌院时，不兼起居注官；徐潮以户部尚书兼掌院学士、起居注官，实际未曾参与过侍直。② 另一个比较特殊的例子是满掌院学士傅继祖，康熙三十一年四月他以掌院学士兼内阁学士行走，此后就以两种身份参与听政，但两种身份不会同时出现：任内阁学士时就不当起居注官；当起居注官时，就不出现在当日内阁学士的序列中。遇节日或祭祀，由满汉掌院学士同时侍直，③ 以示重视———与增加侍直人数有类似作用，如元旦时常是满汉掌院一同侍直。④ 当然，平时也有满汉掌院一同侍直的情况，多属排班巧合，没有额外意义。
满掌院学士在侍直中的作用尤为重要。皇帝外出时，满掌院学士多在扈从之列；遇节庆、仪式，加派起居注官的同时，满掌院学士通常充当领衔角色；丧期侍直中，普通起居注官可轮流侍直，掌院学士要每天侍直，其责任要远大于一般起居注官。同样的活动，汉掌院学士参与的机会相对较少，如满掌院学士可单独或与一位满官扈从皇帝外出，汉掌院学士则无此可能；即使与满掌院学士同时参与，也处于被领导的地位。同为掌院学士，汉官所能发挥的作用远不及满官。
４．满汉起居注官之别
从文化程度上看，汉官相对占优；从起居注官人数设置上看，汉官编制几乎是满官的两倍甚至三倍。但由以上分析可知，扈从记注中，满官占绝对优势；即便是满汉各一人的排班，满官人数少，却承担一半的任务量，其侍直频次显然高于汉官。
通观康熙朝，侍直中重满抑汉的情况始终存在，并有加重的趋势。以太皇太后和皇太后丧礼为例，孝庄太后去世时是康熙二十六年，侍直排班总体遵循满汉各半的原则。⑤ 孝惠太后去世时是五十七年，七人侍直是五满二汉；八人侍直是六满二汉，满官编制只有六人，全部参与侍直。而汉官固定仅有两人侍直，即使其中三天仅五人侍直，满官人数不够，也不增派汉官。再以南苑扈从记注
① 《康熙起居注》，第１６３８、１８９９、１９０５页；《清代起居注册·康熙朝》，第１１０３６—１１０４９页。
② 《康熙起居注》，第１８７２页；《清圣祖实录》卷２２５，康熙四十五年五月甲子，《圣祖仁皇帝实录》（三），第２６２页。
③ 《清代起居注册·康熙朝》，第１３６２、７７１１—７７１２、８３７０—８３７１、８４７８—８４７９页；《康熙起居注》，第１４２７页。
④ 康熙十二、十四、十五、十七、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八、三十、三十二、三十三、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九、四十、四十一、五十年元旦，满汉掌院学士均参与侍直。
⑤ 六人侍直，有时是三满三汉，有时是四满两汉。
为例，康熙十一年及十八年以后，扈从康熙去南苑的均为满官。仅在十二年至十七年，为了不中断日讲，才有汉官扈从记注。① 二十三年正月康熙帝移驻南苑，在起居注官之外，另有“扈从学士孙在丰”。② 孙在丰当时是汉掌院学士兼起居注官，记载中却不给他“起居注官”的身份，而以“扈从学士”代之。“扈从学士”并非“扈从掌院学士”的简称，因为掌院学士扈从外出很常见，但《起居注》并没有其他称“扈从学士”的情况，其原因待考。早期汉官在日讲上的不可替代性，为其扈从外出提供了可能；随着日讲取消、优势丧失，其侍直范围主要局限在宫中。
分析满官在侍直时始终占优并将优势逐步扩大的原因，一方面是“首崇满洲”政策的体现，康熙帝更信任满官，并将之延伸至制度层面，愈加严格控制直官的满汉比例；另一方面，随着康熙帝在治国理政上日渐成熟，不再需要汉官随时为其指点迷津，汉官受重视程度也日渐降低。
四 起居注官侍直制度形成中的探索与调适
兹以巩华城和畅春园为例，对侍直制度形成过程中的变化进行具体分析。
１．巩华城
康熙帝与皇后赫舍里氏感情深厚，赫舍里氏去世后，梓宫置于巩华城，康熙帝几乎每个月都会去祭奠。③ 康熙十七年，皇后钮祜禄氏去世，康熙帝祭奠的对象由一人变为两人。去巩华城是康熙帝早期比较特殊却又时常进行的活动，通过考察扈从起居注官情况，可以管窥侍直制度的细微变化。
巩华城在今昌平区，离紫禁城不远，有时当天去次日回，如十三年六月二十二日康熙帝去巩华城，起居注官是傅达礼、库勒纳、韩菼；二十三日回宫，起居注官是傅达礼、勒贝、孙在丰，连续两天出现的傅达礼是扈从起居注官，其余两人是宫中起居注官。有时是当天去当天回，起居注官也是三人，④ 由于当天往返的外出时间更短，扈从起居注官应不超过一人。
十四年七月二日康熙帝去巩华城，起居注官是喇沙里、李禄予；次日回宫，起居注官是喇沙里、库勒纳、张英，连续两天出现的喇沙里是扈从起居注官。由于侍直宫中的满官同时扈从出宫，使出发当天的起居注官减为两人。相应的，也有前一天三人、次日两人的情况。当天往返巩华城也可以只有两名起居注官，⑤ 均是扈从起居注官与宫中起居注官合流的表现。
十五年八月三日康熙帝从巩华城回宫，只有一名起居注官，说明宫中未安排起居注官。⑥ 从中不难发现，去巩华城的侍直安排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起初一律安排三名起居注官，两名负责宫中侍直，一名扈从外出；之后即使去巩华城，有时也只安排两名起居注官，宫中起居注官和扈从起居注官开始合而为一；由于康熙帝从巩华城回宫后，不再处理政务，无需额外安排宫中起居注官，当日起居注官甚至只有一人。可见在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侍直安排随实际需要不断进行调整，避免无谓排班。
２．畅春园
康熙帝早年去畅春园类似于出巡，有“扈从记注官”记注。⑦ 随着畅春园建设日臻完善，康熙
① 《康熙起居注》，第３７—３８、６７、７０、９４—９６、１０６—１０７、１２８—１２９、１７５—１７６、３６６—３６７页。康熙帝曾谕掌院学士傅达礼：“朕或出郊外，或幸南苑，常不辍讲，以故翰林官员每次随从。”《康熙起居注》，第１０６页。
② 《康熙起居注》，第１１２５页。
③ 杨珍：《康熙皇帝一家》（修订版），学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９４页。
④ 《康熙起居注》，第１６５—１６６页。
⑤ 《康熙起居注》，第２１６、２９９、６０４页。
⑥ 《康熙起居注》，第２６７页。
⑦ 二十六年二月是康熙帝最后一次带扈从起居注官去畅春园，《康熙起居注》，第１６００页。
帝去畅春园的次数越来越多，居住时间越来越长，并开始在此处理政务。跟随康熙帝去畅春园也不再称“扈从记注官”，这种称谓的变化似乎也意味着，去畅春园由一种“出宫”行为，变成“日常” 行为。畅春园侍直从一开始就很不完善，或与康熙帝追求闲适生活有关，只有在听政、理政时，才有明确的起居注官记载。
上文谈及侍直制度兴废时提到，二十六年六月大量出现起居注官缺载的情况，就始自畅春园。当时康熙帝在畅春园前后３２天，仅八天有起居注官记载：其中五天在畅春园听政，为两满官侍直；其余三天曾回宫，起居注官为满汉各一。① 也就是说，宫中仍保持一满一汉的排班，但畅春园侍直只有满官。二十九年，康熙帝尝试在畅春园三日听政一次，汉官比较固定地参与了侍直，② 但这一尝试仅持续了一个月就废止了。汉人很少踏足畅春园的状况一直持续到康熙四十年。虽然汉掌院学士张英、韩菼也曾侍直畅春园，但仍属个别现象。四十年十月末至十一月初，康熙帝在畅春园隔天议政一次，多次出现满汉各一的侍直结构，此后汉人侍直畅春园日渐增多。尽管在排班上逐步与宫中接轨，但畅春园侍直安排始终不太严格；必要的时候仍会安排两名满官，③ 具有较高的灵活性。
扈从去巩华城主要发生在二十年以前，畅春园侍直则始于二十六年以后，两者分别代表了侍直制度的前期和中后期。通过对两者侍直人数和满汉比例变化的考察，不仅可以发现侍直中的规律性，也折射出其中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康熙帝对侍直制度进行过多种尝试，侍直安排也随着实际需要不断进行调适。
五 余论
与之后较为成熟、规范的侍直相比，康熙朝处于侍直制度的形成、探索期，没有严格细致的规定，始终保持一定的灵活性和随意性。
侍直安排的灵活性。《起居注》不少侍直记载其实并不符合“规律”，有时本应是两人侍直，却安排了一人或三人；本应是一满一汉侍直，却安排了两名满官。④ 侍直安排的灵活性也侧面印证了《起居注》的起居注官记载比较真实，不会因恪守侍直规定而增删或修改起居注官。而侍直记载的真实性，也是本文研究的基础。
起居注官书写的随意性。起居注官名字的书写顺序主要依品级而定，无关满汉。⑤ 掌院学士与普通起居注官一同侍直，掌院学士在前；满汉掌院学士同时侍直，满掌院在前；有时两起居注官品级、资历相当，也不拘次序，如满官顾仪与汉官胡会恩同时侍直，起居注官书写有时是“顾仪、胡会恩”，有时是“胡会恩、顾仪”，⑥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侍直书写的随意性。
侍直中的制度化倾向。尽管侍直始终随实际需要进行调整，尽量避免无谓的、程式化的侍班，但在一些仪式中，仍然呈现出通过加派起居注官以示重视并将其制度化的倾向。以迁葬为例，康熙二十年将两位已逝皇后灵柩迁往景陵时，是两满官扈从；二十七年“奉太皇太后梓宫至暂奉安殿”，
① 《康熙起居注》，第１６５１—１６５６页。
② 参与侍直的汉官有李楠、胡会恩、顾藻、蔡升元、曹鉴伦、史夔和吴苑，但六月初九、十二日仍是两满官侍直，《清代起居注册·康熙朝》，第３４１—３７２页。
③ 《清代起居注册·康熙朝》，第１０６１—１０６２、１２８７、８００９、８０１５—８０１６、８９６４—８９８８、１０１９３—１０１９４页；《康熙起居注》，第１９３９页。
④ 《康熙起居注》，第８０、１５８、２００、２０２页；《清代起居注册·康熙朝》，第６３７０—６３８２、８５８２—８５８３、８６１５—８６１６页。
⑤ “侍班次第，以品级为序。”《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１０５６，第５７３页。
⑥ 《清代起居注册·康熙朝》，第９、４４、２４９、２６６、５９４、６８７页。
起居注官一下增加到八人；二十八年迁皇后佟佳氏梓宫于景陵，起居注官有六人。① 从三次迁葬情况看，第一次迁葬仅派两名起居注官，并未额外予以重视；此后扈从人数大量增加，并依据迁葬者的地位决定扈从人数的多少。
康熙朝起居注官侍直具有制度形成期的显著特点：既有不完善的一面，也有不断改进、修正的一面，并为将来的制度化奠定基础。纵观此后政书有关起居注官的规定，多能从康熙朝侍直中找到影子。雍正帝继位后，“复日讲起居注官，如康熙五十六年以前故事”。② 相比之下，雍正朝的侍直安排比较程式化，只有两人和四人侍直的情况，毫无例外。四人侍直的情况主要有除夕、元旦、上元节，仪式、祭祀等活动以及御门听政日，其余时间均为两人。但制度层面规范了，实用性和操作性就有所减弱，起居注官人数与侍直任务的繁重与否不再有直接联系，一切按照要求进行。
透过侍直制度，也可看到汉官的崛起与无法逾越的满汉之别。一方面，起居注官对学问的要求，使不少汉官有机会利用自身的才华、特长③博得皇帝的喜爱和信任。尤其是康熙前期，熊赐履、叶方蔼、孙在丰、陈廷敬等汉官通过参与日讲和听政，对康熙帝和朝政产生了一定影响。④ 部分汉官出入承名，螭头载笔，以起居注官为跳板走上仕途的快车道，如徐元文、张玉书、李天馥、张英、李光地等起居注官，后均官至大学士。另一方面，从侍直角度看，满汉之别贯穿始终，且差异逐步扩大。满官侍班的机会更多，也更受皇帝信任，满掌院学士的地位和作用也远高于汉掌院学士。
① 《康熙起居注》，第６６７—６７３、１７６１—１７６８、１９０７—１９１１页。
② 《清世宗实录》卷６，雍正元年四月乙丑，《世宗宪皇帝实录》（一），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版，第１３２页。
③ 汉起居注官沈荃、史鹤龄、宋德宜、陈元龙、米汉雯、胡会恩等都因书法好得到康熙帝赏识。
④ 参见刘潞：《屡受殊荣的日讲起居注官陈廷敬》，《紫禁城》２０００年第２期；高翔：《熊赐履述论》，《在历史的深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３３０—３３７页；张晔：《〈康熙起居注〉研究》，第１３—２０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