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89 年，陈寅恪先生逝世 20 周年之际，其弟子石泉撰写回忆文章，提到陈先生熟悉晚清掌故，所以能参破当日官员之间私人信函中的暗语机密。文中所述的一个例子，就是对甲申年张佩纶一封暗语密函的解读:
如张佩纶的《涧于集》中，载有他甲申变局前写给张之洞的密函，中有“僧道相争”和“僧礼佛甚勤”等隐语。陈师听石泉读后立即指出: “僧”当指醇王，字朴庵; “道”指恭王，号乐道堂主; “佛”则指太后，当时宫中久已称太后为“佛爷”。隐语解通后，甲申政局变动前恭、醇两王之矛盾及太后与醇王之密谋，就又增一证据。①
查核《涧于集》书牍部分可发现，或许是时间久远导致的记忆偏差，这段回忆与书信的实际情
① 石泉、李涵:《追忆先师陈寅恪先生》，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秘书组:《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9页。
况有几处不符。① 首先，此函不是张佩纶写给张之洞的，而是写给李鸿章的。其次，从信札所述内容判断，写信时间并非甲申变局之前，而明显是易枢之后。其三，也是最关键的，涉及隐语的解读，书信原文中并无“僧道相争”和“僧礼佛甚勤”两句，“僧”也并不指醇亲王。
张佩纶论及“僧”“道”“佛”等的那封书信，收录于《涧于集》中的书牍第三卷，所述者为甲申易枢之后张氏对朝堂变化的认识及其因应之策。甲申易枢为晚清史上影响政局走向的重大事件，光绪十年三月十三日上谕将军机大臣全行罢免②，尤为清代空前绝后之举。表面上的礼亲王替代恭亲王出任军机领班大臣，及其背后的以醇代恭，更被认为是左右有清一代国运之事，对此，晚清时人及后世学界已有充分的认识和讨论。
关于本函的寄信人、收信人，张佩纶和李鸿章，两人关系在甲申之前已非常密切，甚至李视张为接班之“替手”，张又在李鸿藻、李鸿章两位重臣之间作内外及清流洋务之联系人等情况，也早有学者论及。③ 已知张、李关系之密，谋划之深，该函起首便言此为十来日书信往还，“意殊不畅”之后的产物，洵是明证。况且，函中隐语甚多，不单“僧”“道”“佛”三处，可见尽是肺腑之言且不可告人。故而对本函暗语的解读，将有助于进一步理解甲申政局巨变，及其后不久张、李对此的认识、判断、心态，乃至于两人关于中法战争的对策和布置。
关于本函暗语，除前述石泉回忆文章提及外，还有樊百川和姜鸣两位学者的解读。樊百川径引张佩纶此札，讨论甲申变局与中法战争，他指出“道”为奕䜣，“神”为奕，“僧”为李鸿藻，“佛”为慈禧，“仍作住持”为复官，“菴主”为李鸿章。樊百川并未对暗语指称作出相应解释，但所一一直接对应者，据本人浅见基本正确。④ 姜鸣的解读见《从“张藏信札”看“甲申易枢”》一文:
我初步研判，信中“僧”指恭王，“道”似指李鸿藻，“神”指醇王，“佛”指慈禧，“菴主”似指奕劻，“覃溪”指翁同龢，“立本”指阎敬铭，“僧繇”指张之万，“张仙”系佩纶自谓。但“五斗米教天师”指张之洞? “阎罗”指阎敬铭? “释迦”“赤松”指谁? 均还需要研究。⑤
虽然樊、姜两位学者都对函中隐语及内容作出解读，但仍有可商榷之处，且信中涉及史事亦未解析和深论。故本文将以笺释形式，对隐语信作逐条考辨分析。
二
张佩纶这封隐语密札原稿，收录在新出版的《张佩纶家藏信札》，文字与《涧于集》通行刻本大
① 张佩纶:《致李肃毅师相》，张佩纶:《涧于集·书牍卷三》，《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编:《续修四库全书》第156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82页。
② 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10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0、61页。
③ 高阳:《杀贼书生纸上兵》，载氏著《同光大老》，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18—47页。高阳熟识晚清掌故，勤阅档案资料，该文大段引述史料原文，视之为披着小说外衣的论文，亦无不可。姜鸣:《光绪前期张佩纶与李鸿章谋划近代海军之研究》，戚俊杰、郭阳主编:《北洋海军新探———北洋海军成军12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华书局2012 年版，第115—155 页; 姜鸣:《李鸿章“夺情”复出与“清流”的幕后筹划———张佩纶李鸿章通信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第14—22页。
④ 樊百川:《清季的洋务新政》，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347、508、509、778页。他在《淮军史》中也将“于慈航佛火精究有年”的“菴主”对应为李鸿章，并表示:“这是张佩纶在所致李鸿章详述甲申朝变内情的一函满篇隐语的密信中所说的，自极可信”。氏著《淮军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30 页。如所述，樊百川并未对暗语对应作出解释，基本以括号按语形式指出，尤其是他甚至没有提到“菴主”一词，而是将内容直接用作对李鸿章的讨论。
⑤ 姜鸣:《从“张藏信札”看“甲申易枢”》，《文汇学人》，2017年2月17日，第4版。
同小异，除起首问候语外，共有八小节内容。①
省心老人左右: 旬日书问往复，意殊不畅。兹略言之，惟鉴及。②
一、 救僧、道是鄙人廿四以前志愿，今已灰冷，道教难兴。僧投佛缘，神意不憙。久之，僧必仍作住持。僧意甘退院，曰: 禅心久沾泥絮矣。③
此处可见“僧、道”并列，是需要“救”者，所指者自是一路人，前述石泉回忆“僧、道相争”一语，其意大相径庭。故而“僧”“道”应当是光绪十年三月十三日“甲申易枢”之前原班军机大臣，并非相争对手。三月初原班军机大臣排序为恭王、宝鋆、李鸿藻、景廉、翁同龢，其中宝鋆虽然官位更高 (大学士) ，排序更前，但当日军机处运作实际上是恭王为主，李鸿藻为辅，况且从本函下文及与张佩纶关系看，“僧、道”当指恭、李，与宝鋆无涉。“僧、道”之中，“道”应指恭王，盖其府邸有“乐道堂”，其斋号为“乐道堂主人”，在此前后，张佩纶、李鸿章往来通信中，也以“乐道”指代恭王。④ 故而“道”“道教”当指恭王，“僧”则为李鸿藻。⑤
所谓“救僧、道是鄙人廿四以前志愿，今已灰冷，道教难兴”，当指光绪十年三月二十四日后，张佩纶为挽回军机处大换班上谕所做的努力宣告失败。从时间上判断，“灰冷”原因主要是总理衙门大臣联名上奏的《枢臣宜兼总署行走折》被驳斥。此折虽为总理衙门所上，但出自张氏手笔应无疑⑥，其用意在曲线救恭，之前学者已多有讨论。上奏之前，张佩纶虽然听说“兴、乐不能再合”，但仍对挽救一事表示乐观，尤其是在十八日当面规劝醇王之后，他曾一度认为“兴献既欲转圜”，接替恭王主持军机处和总署的礼亲王世铎与庆贝勒奕劻也愿意“调处”，甚至希望李鸿章“以重臣出片言相助”。⑦ 不过折上当日，即有上谕斥其“语多失当，迹近要挟”。同时，也有举措，旨命军机大臣阎敬铭、许庚身入总理衙门，加强办事力量，责令总署大臣协力办事，不可畏难，更不能就此事“再行渎请”。⑧ 至此，张佩纶曲线救恭之举措，完全宣告失败。
“僧投佛缘，神意不憙。久之，僧必仍作住持。僧意甘退院，曰:禅心久沾泥絮矣。”其中，“佛”即指慈禧，其理由当为石泉文章中的“佛爷”之称。“神”指醇王，原因恐怕是同治初年，醇王即掌管神机营，本函下文“十八参神”亦可作为佐证。此句当指李鸿藻受到慈禧的赏识眷宠，这一点凭李鸿藻宦海沉浮数十年历程及被用为帝师，自不难理解。然而，据张佩纶的认识，醇王却并不喜欢李鸿藻，但就张
① 此处所列暗语信原文根据《张佩纶家藏信札》所载，为省繁复，后文所引本函语皆不再出注。信见上海图书馆编《张佩纶家藏信札》第2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835—837页。此信写于光绪十年四月初九日。
② 《涧于集》书牍部分中，此信无“省心老人左右”六字，全信自“旬日书问往复”始。
③ 《涧于集》书牍部分，“久沾泥絮”作“已沾泥絮”，乃无关宏旨之异。
④ 张佩纶:《致李鸿章》，《张佩纶家藏信札》第2册，第819、827、829等页。李鸿章:《致张佩纶》，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信函五》第33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383页。
⑤ “道”为恭亲王代称较为明显，“僧”指代李鸿藻，则难在字号方面有所联系，估计是因“投佛缘”及下文“颇受戒”而指，此后“菴主”亦然，下详。
⑥ 张佩纶:《枢臣宜兼总署行走折》，《涧于集·奏议卷六》，《续修四库全书》第1566册，第403—405页。当然，此前还有张佩纶三月十八日所上的《枢臣不兼总署窒碍难行折》，见《涧于集·奏议卷三》，《续修四库全书》第1566册，第297页。关于奏折，张佩纶说得很清楚:“请枢兼译，为起乐道地”。见张佩纶《致李鸿章》( 光绪十年三月二十三日) ，《张佩纶家藏信札》第2 册，第820页。
⑦ 张佩纶:《致李鸿章》( 光绪十年三月二十二、二十三日) ，《张佩纶家藏信札》第2册，第823、827页。“兴”“兴献”，借明代故事指醇亲王，“乐”即“乐道”，恭王。李鸿章对此比较冷静，他在回信中明言:“枢即兼译，似尚不能遽起乐道，此事积衅已深，非有大故，恐难光复。鄙人羁职在外，未便儳言，致启嫌疑，幸亮之。”此信落款三月二十四日夜，故李鸿章写信似未知晓上谕申斥《枢臣宜兼总署行走折》。见李鸿章《致张佩纶》，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信函五》第33册，第379页。
⑧ 《附录上谕》，《涧于集·奏议卷六》，《续修四库全书》第1566册，第405页。
氏看来，李鸿藻必将重回军机处作“住持”。只是李本人经此一挫，颇有心灰意冷之念。①
一、 两画是立本胜于僧繇，然入神则僧繇耳。近神品全推覃溪，两画亦不必久悬秘室耳。
此节隐语甚是工巧。“立本”本指唐代画家阎立本，“僧繇”本指南朝画家张僧繇。此处暗语扣两人姓氏，所指即新入军机处的阎敬铭和张之万。巧的是阎敬铭字丹初、张之万字子青，合之为 “丹青”，故可谓之“两画”。②“覃溪”为清人翁方纲之号，此处亦扣其姓氏，乃指翁同龢。本节为张佩纶对于阎、张、翁三人的品评，他认为阎敬铭能力、品行等方面优于张之万，但张之万与醇王的关系更好，翁同龢则与醇王更加亲密。其言下之意想必是醇王主政之局面已定，阎敬铭、张之万虽一时入军机“秘室”，但都不过是权宜之计，不会太长久，而翁同龢则可能凭借其与醇王的关系，重回军机处。当然，以后见之明，张佩纶的预言并不准确，阎敬铭在军机处行走两年余，乞病罢直，张之万则是十年以后的甲午战争中方才退出，翁同龢和李鸿藻亦在十年后才重返枢垣。
一、 十八参神，实以一片婆心，劝神回心向道。吾非好道，但道尚畏人，可共事，神则无所顾忌，难与共事也。
“十八参神”一句，如前所述，乃是张佩纶于三月十八日会议上，当众规劝醇亲王。③ 当日力劝之结果，在他看来是比较乐观的:
十八日与兴献纵论，据丹、青二老，十九、二十日见过之语，均言兴献大为感动。蕙吟从署中来云:劻贝勒言鄙人之说甚是，复极力与兴献密谈。现在兴献复促译署具折，以便力请于上。④
据旁人所言，张佩纶规劝“甚切”，其慷慨陈词令“坐中皆感动”。⑤ 然而随着二十四日上谕的发布，局势已经明朗，恭王复起无望。故而张佩纶向李鸿章表明心迹，即“吾非好道”一句，以示独立崖岸，不偏不倚的姿态。即“参神”“祷佛”等举动，并非出自对恭、醇的个人及派系好恶，仅在于二邸相与共事之难易。盖因恭王行事谨慎，有所敬畏，顾忌舆论，醇王则相反，有恃而无恐。
一、 廿五一偈，来教云疑某亦“出谋发虑”一语，为之三叹: 菴主疑为僧、道所累，急于自剖，则一叹; 神欲用菴主，先以术吓之，而菴主已色动，则再叹; 以极好之菴主，被外魔内神缠扰，而鄙人不能相助，则为之三叹。不知佛以菴主于慈航佛火，精究有年，费布施钱可布地，殊不足降伏彼法，亦怒之，故当头一棒耳，不关僧、道累之。殆五台山诸开士，扰扰说菴主故耳。
① 李鸿藻的确在甲申易枢后一度心灰意冷，“誓不再出”，见张佩纶《致李鸿章》( 光绪十年三月二十二日) ，《张佩纶家藏信札》第2册，第823页。又有张佩纶曾致信李鸿藻，因其欲“与世相忘”，而劝以司马光故事:“温公独乐园中，未尝不看朝报，不观朝贵书也”。张佩纶:《致李鸿藻》( 光绪十年三月二十一日) ，《张佩纶家藏信札》第7册，第3837页。
② 张佩纶曾在给李鸿章的信中合称阎敬铭、张之万二人为“丹青”或“丹青二老”，见张佩纶《致李鸿章》( 光绪十年三月二十一日) ，《张佩纶家藏信札》第2册，第819、821页。另外，张僧繇、阎立本生活年代虽相去百年多，两人还有一场跨时空的交锋:“张僧繇作《醉僧图》，道士每以此嘲僧，群僧耻之，于是聚钱数十万，货阎立本作《醉道士图》，今并传于代”。见李昉等编《太平广记》第5册，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618页。此虽与本函暗语无关，但涉僧、道，甚巧。
③ 根据翁同龢的记载，当日醇王、军机、总署大臣在隆宗门造办处会议极久，见翁万戈编《翁同龢日记》第4 卷，中西书局2012年版，第1861页。
④ 张佩纶:《致李鸿章》( 光绪十年三月二十一日) ，《张佩纶家藏信札》第2册，第819页。
⑤ 张曾敭:《涧于集·奏议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566册，第177页。张佩纶在给李鸿藻的信中也称“劻贝勒为鄙人所感动，不失为君子”，见张佩纶《致李鸿藻》( 光绪十年三月二十一日) ，《张佩纶家藏信札》第7册，第3838页。
此节为本函中文字最多者，亦为较难释读者，同时其信息量也最大，此前相关讨论较少。“廿五一偈”“出谋发虑”等，恐怕是与李鸿章三月二十七日写给张佩纶的一封书信有关，其中称:
二十五严旨，责以酌定款法，又历数两年任事诸臣一再延误。若谓鄙人亦在出谋发虑之列者，可谓冤极，然念乐道诸君，同被唆罚，不才亦欲借此收帆，早图退步，遑计旁人纠劾哉。①
如此看来，“廿五一偈”指的就是李鸿章信中所谓“二十五严旨”，也正是这道严厉的上谕，使李鸿章的内心产生极大波动，甚至自谓萌生退意。②
据《德宗实录》所载，三月二十五日的两道上谕都与李鸿章有关，先是有人参奏淮军将领周盛传克扣军饷，嚣张跋扈，甚至有“李鸿章受其挟制”的情况。③ 朝廷一方面令李鸿章察探实情，明白回奏;另一方面暗中派出锡珍、廖寿恒出京调查。④ 若说此谕仅略有敲山震虎意味，那么接下来的一道上谕则是不留情面的严斥:
李鸿章筹办交涉事件，责任綦重。叠经被人参奏，畏葸因循，不能振作。朝廷格外优容，未加谴责。两年来法越构衅，任事诸臣，一再延误，挽救已迟。若李鸿章再如前在上海之迁延观望，坐失事机，自问当得何罪。此次务当竭诚筹办，总期中法邦交从此益固，法越之事，由此而定。既不别贻后患，仍不稍失国体，是为至要。如办理不善，不特该大臣罪无可宽，即前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亦不能当此重咎也。
上谕文字中，除了“畏葸因循，不能振作”等判语，及将来办理不善“罪无可宽”之警告外，最令李鸿章不安的是牵扯到法越事起后的“任事诸臣”，即“前次”总署王大臣。⑤ 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意思很明白，就是以恭王为首的原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李鸿章当然看出了其中的警示意味，即以法越之事为名义的“易枢”，有可能将自己牵连进去，进而追究责任。正因为意识到这一重大危机，李鸿章深受触动，所以在接旨后不久，即二十七日夜晚三更天，给张佩纶写信喊冤时，念及和顾虑的重点恰恰是朝廷将其与已被“唆罚”的恭王等人同列。
行文至此，可知“菴主”所指，必为李鸿章无疑⑥，故而接下来张氏就“菴主”发出的三叹，便容易理解了。第一叹，是叹李鸿章遭“严旨”申斥后，怀疑受到恭王与李鸿藻等人被罢的牵累，而惊慌失措，急于撇清关系。第二叹，则是张佩纶对于二十五日严旨动机的判断。即醇王仓促主政，外交上又有法国咄咄逼人，必定需要借重李鸿章拱卫京师、办理交涉事务。然而借重之前，却出此欲用先抑之策，故从旁促成“严旨”，希望李鸿章慑服，而李还真就被吓到“色动”，醇王以此立威的目的也便达到。第三叹，多有客气恭维的成分，先夸赞李鸿章是极好的，再可惜自己不能帮助排忧解难。⑦
① 李鸿章:《致张佩纶》，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信函五》第33册，第383页。
② 当然，归田、退步之类的言论，在李鸿章及时人文字中常见，未必可以当真，但如信中所示，上谕导致其“色动”，应无疑义。
③ 《德宗实录》第54册，第180卷，三月庚子，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第513—514页。
④ 《锡珍、廖寿恒奏查明周盛传被参各节折》，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奏议十》第10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 年版，第420页。
⑤ 《德宗实录》第54册，第180卷，三月庚子，第514页。
⑥ 李鸿章字号等与“菴主”无关，之所以称其为“菴主”，有可能是张佩纶视李为帮助“佛”打理一切外部事务的主持者，也正是这样的主持者才有“费布施钱”的资格。此处承匿名评审专家提示，特此感谢。
⑦ 从本函行文语气来看，第一叹张佩纶对李鸿章的张皇泄气，似略有微词。第三叹中所谓“外魔内神”或有两种解释，一为无特指的内忧外患之意，另一种可能是“外魔”特指法国，“内神”专指醇王。
三叹之后，张佩纶开始分析李鸿章此次遭到严斥的主要原因，以及当日政局中最为关键的一点:“佛”，即慈禧太后究竟是怎么想的。本小节后半段文字为此所发，其中以“费布施钱可布地”七字最费思量。樊百川对此的解释是李鸿章长期以来“对慈禧的奉献( 当然还有对太监李莲英等人的贿赂)”。① 这一解释结合上句“菴主于慈航佛火，精究有年”，或确能圆其说，但似乎与下句“殊不足降伏彼法”，颇不连贯。因为从当日之局势看，所需“降服”的“彼法”，只能是指挑起争端的法国②，而要解决中法矛盾，显然与李鸿章对慈禧及李莲英的贿赂进贡，没有太大关系。更何况，如果是贿赂邀宠，慈禧的态度也不应该是“怒之”和“棒喝”。因此樊百川所谓，李鸿章工于宦术，经常有所贡献之解读，并不正确。笔者大胆揣测，这整句话的意思应当是李鸿章在慈禧那里，受知极早，蒙恩又深，因备受信任而主持洋务、练兵等事，所费钱财甚多，却似无成效，还不足以平息中法之争，所以太后也很不满，“严旨”有以致之，是为“棒喝”警醒。
做出如此判断的原因有三:其一，可见上文所述，从语义连贯角度出发。其二，如果李鸿章确有公开上贡或私下行贿，即便是以张佩纶的戆直及其与李的亲密关系，心知肚明即可，恐怕不会也无必要在信中专门提此一句。其三，“严旨”的次日，即三月二十六日，有一道上谕，发给以李鸿章为首的地方督抚以及船政大臣何如璋，其中提道:
各省设立船政机器各局，原为力求自强之计。若制造不精，无裨实用，以致虚糜帑项，甚至侵渔中饱，尚复成何事体? 着李鸿章、曾国荃、何璟、张树声、丁宝桢、卫荣光、刘秉璋、陈士杰、张兆栋、倪文蔚、何如璋督饬局员，精心讲求，务期利用，随时认真整顿，力杜浮冒等弊，并将各该员分别劝惩，以收实效。③
这道上谕的起因虽然是战事紧迫，有人上奏称福建船政局及各省机器局，应“严惩虚伪”等，略带临时抱佛脚的味道。不过也能表明朝廷的一个疑问，即办理洋务二十多年，花费甚巨，何以效果不彰，仍旧要受法国人的气。张佩纶当日在总署行走，参与对法决策，于本函所作之四月初九日，不难获知其内容。他据此来推断二十五日严旨的真正原因，以及慈禧的态度，或许也在情理之中。
因此，张佩纶对于总体局势的判断，应该是慈禧对于李鸿章不满的主要原因是在大寿之年，对已经闹了很久的法越之事，束手无策，所以“严旨”呵斥。然而，这个机会又被醇王抓住，添入了原班军机、总署大臣的话头来强行制造把柄，借此立威。故而，张氏以为慈禧真正的意思是对外而非对内，让李鸿章不用担心是牵涉“僧、道”之事中，获谴反而是“五台山诸开士”的作用更大一些。这里的“五台山诸开士”，并没有直接的证据指向，但不出所料的话，应该是指那些上奏主战或攻击李鸿章办理不善的言官、讲官。盖以“五台山”扣“台谏”之意。
一、 鄙人不好道，亦非爱僧，但僧颇受戒，其事佛诚，其待菴主亦至，惜僧为道累耳。且攻释迦者，并及吾教，僧去，儒何必留?
这一小节中，张佩纶之自陈，颇值得玩味，他说自己对于恭王，尤其是李鸿藻并无太多个人的感情。根据以往一般的历史认识，张佩纶和李鸿藻同在清流阵营之中，为“青牛”之头角④，关系应该
① 樊百川:《淮军史》，第430页。
② 当然从慈禧的角度出发，也未必是要真的对法国降之服之，实际上只要把事端平息即可。
③ 《德宗实录》第54册，第180卷，三月辛丑，第516页。
④ 刘成禺曾以青牛喻清流派，最重要的一头二角即李鸿藻、张佩纶、张之洞，见氏著《世载堂杂忆》，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90页。
相当密切，但何以此处“亦非爱僧”。当然，本函这段表述可能并不完全是张佩纶的心里话，或有在李鸿章面前表现亲“菴主”远“僧”的意味，也有君子不偏不党的立场。① 不过此时的张佩纶，确实可能对李鸿藻已经有所不满，出发点主要还是国事。他曾经在给清流同道中人陈宝琛的书信中，谈到越南之事，将当朝诸公月旦一番，明言“高阳、朝邑均无远谋”。② 这显然是对于国中人才缺失的感叹，也是对清流一脉前景的忧虑。张佩纶在政治上略向李鸿章倾斜，也是事出有因的。③
总之，在张佩纶看来，李鸿藻对于慈禧非常忠心，能为之排忧解难，其罢直主要是被恭王牵连。
如前引高阳、姜鸣等文所示，光绪初年张佩纶在二李之间牵线搭桥，几乎形成政治同盟，故二李之间不可但以清浊判然划分，李鸿藻对于李鸿章确实有“待菴主亦至”之情，表达了很大的善意。至于日后进退之考虑，张佩纶认为对李鸿藻的弹击，也是针对自己，所以他称不打算久留于官场。④
一、 神不能忘情于张仙，屡属师( 意会) 礼之。仙非从赤松游不可也。( 欲罗致之作韦陀，但吾非吓鬼者) 。
本小节仍承上一节末所说进退之考虑。即谈到醇亲王(“神”) 对于张佩纶(“张仙”) 还是比较欣赏，或者说其实就是认为张有可用之价值，所以屡屡让李鸿章礼遇善待之。就此，张佩纶更觉不妥。因为他认为醇王无非是让自己为其所用，充作政治斗争的打手，犹如寺庙前殿怒目的护法菩萨 “韦陀”。这是张佩纶所不能接受的，所以表示如果是那样，还不如辞官归隐，悠游山林，效法汉代的张良，而“从赤松游”。⑤
一、 说法乃菴主事，幸勿牵连，五斗米教天师但能捉妖，不能说法。
本小节字数虽少，但牵涉到李鸿章在甲申变局中对张佩纶的一个安排，因为这个安排最终未能实现，此前鲜有人注意。樊百川、姜鸣等学者对于本函的解读，也基本上忽略此节，即关于“说法” 一事。由于这封隐语密札，多以宗教术语为掩饰，“说法”一词很可能会被忽视，认为不过是朝中政治斗争之意。实际上“说法”并非就国内政争而言，而是关系到当日中法交涉之事。
甲申易枢的表面理由，在于滇、桂两军越南之溃败，前线失利的确使得中枢大臣以及参与决策的交涉人员颇感困扰。不过在三月底，原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回到天津，他带来了法国海军中校福禄诺的亲笔书信，使事情似乎有了转机。据李鸿章向总署汇报，福禄诺与德璀琳关系密切，与自己也有一面之缘，福氏写来的密函中有关于中法矛盾的四条解决方案:中法商约、越南归法保护、调回驻法公使曾纪泽及早订简约以免兴兵东南沿海。⑥ 面对这样的情况，李鸿章认为机不可失，应当抓住，他对于局势开始有了乐观的认识。在他向总署详细汇报，抄送福氏函件具体内容的前一天，即三月二十四日晚上，给张佩纶写了一封信，表示倘若中法及早议和，可以避免法舰来华，也不用赔偿军费。⑦
① 张佩纶在此前给李鸿章的信中还曾提到过自己与李鸿藻( “贵宗人”) “交而非党”，与李鸿章“交亦无私”，唯愿共患难而同进退。见张佩纶《致李鸿章》( 光绪十年三月二十一日) ，《张佩纶家藏信札》第2册，第821页。
② 张佩纶:《致陈宝琛》，《张佩纶家藏信札》第7册，第3967页。
③ 张佩纶曾在给李鸿章的信中，以李为唯一知己，表示“舍公无可谈者”。见张佩纶《致李鸿章》( 光绪十年三月二十三日) ，《张佩纶家藏信札》第2册，第827页。
④ 实际上，盛昱一折源头在张佩纶，此事先前研究甲申易枢者，言之甚详，张佩纶自己也很清楚。本小节中的“释迦”应该没有明确所指，与“僧”相契合而已，“吾教”和“儒”应该是张佩纶的自拟。
⑤ “从赤松游”一句，典出《史记·留侯世家》，张良隐退时曾说:“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6册，第2048页。
⑥ 李鸿章:《致总署述德璀琳条陈》《致总署》，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信函五》第33册，第378、379—382页。
⑦ 李鸿章:《致张佩纶》，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信函五》第33册，第379页。
有鉴于事情发生了变化，和局可期，李鸿章立刻想到一个计划。因为李鸿章断定慈禧希望事端和平解决①，所以他认为福禄诺来华，朝廷必定愿意和谈。虽然在奏折中谦虚地表示:“应请旨，于军机处、总理衙门才望卓著之大臣，简派一员，驰赴天津，统筹斯事”，但李鸿章心里应该能料到主持和议者非他莫属。② 故而，在朝廷对福禄诺建议有了肯定表示之后，即三月二十七日夜，李鸿章连写两封信给张佩纶，都提到了请其参与议和事:
适值福酋密函来得凑巧，此事或有机缘……将来若有成议，冀执事来助一臂为幸。
……
万一福酋议有头绪，欲附片密请台旆来津为援儒入墨之举，亦示天下以公非真欲主战者，未知尊意何如。③
两封信的意思很明白，尤其是后一封信，可谓煞费苦心。然而张佩纶却并不领情。他断然拒绝:“鄙人来津议和，断不遵命，幸(宁死断不附和和议)公勿为此言，才望亦不著也，能退为幸，志已决矣。”④如此本小节意思已经非常清楚，就是张佩纶再次否决“说法”的提议。⑤ 他认为与法和谈乃李鸿章的工作，请勿上奏调请自己参与，自己这个“五斗米教”的张天师并不能和谈，只能维持主战面目。如此则可知“天师”必指张佩纶，而非张之洞。
一、 阎罗难共处，其习有三，曰诈、曰愎、曰粗。
本节仅一句，句义不难理解，即指出“阎罗”不易共事，有诈伪、刚愎、粗疏三个毛病。至于 “阎罗”究竟是谁，因为在本函中独见一处，无法参考印证，且本节语义简略，没有旁证，殊难定夺。
“阎罗”这一暗语，大致能够判断或扣一“阎”字，或扣一“王”字，或扣刑部堂官。从当日朝内情况看，能与张佩纶“共处者”，大抵不出阎敬铭、醇亲王、礼亲王、张之万、许庚身五人范围。礼王虽为军机领班大臣，但不过是傀儡;张之万、许庚身在军机处为初来乍到者，亦伴食唯诺而已。这三人中，礼、张二人为人相对较为平和;许庚身长期做领班军机章京，为人圆润，与李鸿章关系也较洽，应当不会有“诈”“愎”之评。故“阎罗”所指，最有可能者是阎敬铭和醇亲王。⑥
① 张佩纶曾说李鸿章“主和一线到底，颇足内结主知”，见张佩纶《致李鸿章》( 光绪十年四月八日) ，《张佩纶家藏信札》第2 册，第833页。
② 这是四月初四日，李鸿章对二十五日严旨的回奏，见李鸿章《遵旨复陈法越事宜密抒愚悃折》，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奏议十》第10册，第418页。
③ 李鸿章:《致张佩纶》，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信函五》第33 册，第383 页。其中“援儒入墨”一句不知是否是张佩纶本函中自称“儒”之起因，且“儒”有讲夷夏之防义，“墨”则有非攻主张，颇符合当日情形。
④ 张佩纶:《致李鸿章》( 光绪十年四月八日) ，《张佩纶家藏信札》第2册，第834页。信中张佩纶还说:“作清流须清到底，犹公之谈洋务，各有门面也”。
⑤ 本小节“说法”为与法和谈之事已明，则“说法”之“说”并非佛教用语中的宣讲之意，而为游说之说，此节承北京大学陆胤老师提示，特此感谢。
⑥ “阎罗”究系何人，较难判定，旁指他人，亦未可知，唯醇亲王与阎敬铭最为疑似。张佩纶对醇王不满，本函中即表露无遗，尤其是“十八参神”，自以为说动了醇王，却没有得到理想结果，或由此以醇王为“诈”。张佩纶此时对于阎敬铭的观感也不佳，除前引所谓“无远谋”外，还称其“于洋务隔膜，于治理苛碎，断非救时宰相”，又有“潜邱十日以来绝无布置，真陋儒也”之说。潜邱为清儒阎若璩之号，指代阎敬铭。见张佩纶《致李鸿章》( 光绪十年三月二十二日) ，《张佩纶家藏信札》第2册，第823页。李鸿章亦不以阎敬铭为然，曾略带讥讽地提到:“惟丹、青皆于洋务隔膜，即令兼行，于事无济，或者丹翁以天下自任之兴致，借此磨折少减耳。”当然这是针对阎、张兼差总署而论，见李鸿章《致张佩纶》，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信函五》第33册，第379页。
三
张佩纶在甲申易枢之后写给李鸿章的这封密札，其中的隐语关节已大致清楚，其中涉及张佩纶对于中枢变动、中法和战的看法，也从侧面展示了不少信息。这些信息充分展现了李鸿章在甲申易枢之中的位置，他于中法和局的考虑及其对张佩纶前途的布置，甚至对中法局势的走向与张佩纶命运的转折点，都有密切关联。以上种种，或有另文详述。
此处简述易枢波及李鸿章，进而影响谈判心态之情状后果。在得知军机处大换班之后，李鸿章虽然非常震惊，但大体尚能泰然处之，并与这一巨大的政治风波保持一定的距离。因为在他看来中法交涉事，更需要花精力去解决。这种暂时的平静，因三月二十五日的上谕将李与恭王诸人并列而被打破，原先的保持距离也成了随时可能被牵连的状态。故而与法方代表福禄诺的谈判，必须要成功，方能摆脱不利局面。
四月十二日，李鸿章与福禄诺谈判数小时后，即签订五款简约。两日后，朝廷认可了协议内容。上谕中并有“朝廷实事求是，现经责成该署督，与法人讲解，总以办理是否得宜，定其功过，并不以人言为转移”①等语，才让李鸿章基本从“严旨”的阴影笼罩下走了出来。李鸿章对此十分高兴，信誓旦旦地宣称，“以后只要我不翻悔，法人绝不动兵”。② 不过，翁同龢在闻知李福协定之后，就表示恐怕“有隐忧后患”，因为“先画押再详议”有违常理。③ 果然，此后因清军撤回境内之事，中法战端又起。对此，陈宝琛也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前约罅漏滋多，纵无此次变卦，细款亦必
”④，虽有事后诸葛之嫌，却也说明简约略显草率。李鸿章急于将“罅漏滋多”之协议“先画押”，自然有及时为国家消弭兵祸的意思，但或与本函中涉及的“严旨”有关，希望早些促成和议，让自己脱开干系。
结果战火重开，理想中的接班人选张佩纶，不但没有“援儒入墨”，华丽转身，反而因马江一败结束了政治生命，这怕是李鸿章当初始料未及的。
① 《德宗实录》第54册，第181卷，四月戊午，第532—533页。
② 李鸿章:《致张佩纶》，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信函五》第33册，第388页。
③ 翁万戈编:《翁同龢日记》第4卷，第1869—1870页。
④ 陈宝琛:《致张佩纶》( 光绪十年闰五月二十六日) ，《张佩纶家藏信札》第15册，第873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