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康熙帝对天主教政策有着由允许到基本禁止传教的转变，雍乾二帝发展为全面禁教政策。这种变化，出于对天主教认识的改变。禁教后传教士申诉，说天主教不是“伪教”，雍乾二帝认同此说(应当说康熙帝亦然)。传教士的非“伪教”说，意思是天主教不是伪装正派，是真正宗教，不同于邪教。康雍乾之认可，是将之视作与佛道回教相同，是宗教，相对于儒学是异端，但与白莲教、斋教之类煽动造反的邪教不是一回事。乾隆帝在观念上容或有邪教之意，然未出诸口，仍有分寸。基于非伪教的认识，又因它是外国人信仰的宗教，康雍乾禁教之后仍允许在华技艺人员信仰，而禁止他们传教和国人信教。在康熙帝容教令实行的近30年间，天主教在中国大发展，促成清朝前期中西文化交流高潮，禁教之后大退潮。而禁教之发生，是因罗马教廷实行禁约令，向中国皇帝的权威挑战、挑衅，康熙帝予以回击。禁教后西方传教士非法潜匿、潜入传教，为清朝驱逐、惩治，此种不幸之事的出现，是禁约令无可避免的后果，咎在教廷。

　　关 键 词：康雍乾三帝 天主教 伪教 容教令 教皇禁约 传教士

　　作者简介：冯尔康，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历史学院教授。

　　康雍乾三帝与西方天主教的关系，吴伯娅专著《康雍乾三帝与西学东渐》多有建设性论述，特别是第三章《宽容与严禁：康雍乾三帝对天主教的认知与对策》①，启发我思考这一议题。还有诸多著作、论文涉及了这个问题，笔者何以还要拾时彦余唾？乃因有新的档案文献公布和西方学者有关专著中译本的问世，可以补充学者的未及论述之处②。

　　一、官民对天主教性质的认识及其与皇帝态度的关系

　　天主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这是今人的共识，清代前期，人们没有这样的认识，把它看作邪教、真教或不同于邪教的异教；天主教徒自然相信他们信仰的是正派宗教，传教士则宣称他们不是“伪教”。人们的这些看法，受皇帝认知及其政策的影响。徐海松谈到康熙间士人对天主教认识的变化说：“康熙中晚期清廷对西士、西学的态度变化，乃是影响士人学者取舍西学的重要外在因素。”③是的，不仅士人如此，其他各阶层人士也难例外。康雍乾时期，人们对天主教的认识如同对待任何事物一样，不会完全相同，会有社会阶层、群体的某种差异，当然，一个阶层内的不同人群也不会只有一种看法。

　　邪教说。不少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认为天主教是邪教。乾隆十一年(1746)，闽浙总督马尔泰、闽抚周学健奏疏说辖区内福宁府福安县，“城乡士庶渐染天主邪教，最久且深”④，明确地将天主教说成是邪教。同年，福建臬司雅尔哈善上奏说“西洋邪教惑民，请通查申禁，特严治罪之例”⑤，说明作为邪教的天主教之罪在于煽惑民众，败坏风俗，所以应当严刑治罪。

　　有别于内地邪教的邪教说。不少地方大员主其说。乾隆十一年，军机处遵旨密议闽抚周学健疏请对非法传教的洋教士动用刑律事，认为传教士“蛊惑民心，诚为可恶，但天主教原系西洋本国之教，与近日奸民造为燃灯、大乘等教者尚属有间”(“档案史料”第1册第115页)，将天主教区别于燃灯教等内地“邪教”。三十二年，两广总督李侍尧、广东巡抚王检奏报拿获的天主教徒蒋日逵等人，“系世奉邪教”，而天主教“诱人入教，一经信从，非惟终身不悟，甚至祖孙父子世传崇奉，非如别种邪教诓骗财物”(“档案史料”第1册第259～260页)。在说天主教是邪教的同时，看到它不同于内地诓骗财物的邪教。乾隆四十九年，湖南巡抚李绶奏报该省有信天主教民人，并说“虽天主教不比别项邪教，但恐传习渐多，于世道人心俱有关碍”(“档案史料”第1册第376页)。与李侍尧、王检见解相同。

　　小人异教说。有的官员将天主教看做是小人的异教。乾隆元年，通政司参议查思海呈送“为严禁皈依异教，以端风化事”的奏疏，谓西洋人“崇祀一宗天主之神，其教甚异”，实际是“小人之教”，清朝人信奉，就是“忘本弃旧，有碍风化，似此不得不严行禁止”(“文献汇编”第52页)。“异教”本来就是另类，且是小人之教，因此天主教也就接近邪教了。

　　州县官视天主教为邪教、“真教”者不一。雍正元年(1723)，福安县傅知县讲到该县天主教民甚多，“以民间有用之资财，而奉此败伦伤化之邪教，深堪矝恤”(“文献汇编”第21页)。视天主教为邪教，而怜悯信教的百姓。另有州县官与传教士礼尚往来，康熙十三年十二月下旬(1675年1月)，无锡知县与传教士鲁日满互赠年礼⑥，显然该县令没有把天主教看作邪教。中国神父、宛平人谷耀文于雍正十三年到四川江津、长寿等县传教，乾隆十一年五月，江津县捕厅张某查拿斋教，无意中发现谷耀文及天主教徒骆有相等人，将他们逮捕，但是他说“天主教是真教，本厅知道”，并不为难他们。江津彭知县在审案时更说，“天主教，本县知道是真的”，“你们回去，奉你的教，读你天主教的书，来往的人不要聚集”(“文献汇编”第159～162页)。彭知县、张捕厅没有将天主教当做邪教来处理，表明在他们心目中不仅天主教与邪教斋教不是一回事，而且是真正的宗教。彭知县显然知道朝廷有禁教政策，所以告诫他们不要聚众念经，反映出他的关切之情。

　　部分士人以好奇心态看待天主教，即从接触到的传教士来认识天主教的神奇怪异。中康熙博学宏词科的苏州人尤侗作《外国竹枝词》一百首，内有《欧罗巴》一首：“三学相传有四科，历家今号小羲和。音声万变都成字，试作耶稣十字歌。”前三句讲论西方学科、历法和西文，后句注云“耶稣，天主也，以十字罹法”。以为耶稣是天主，十戒为天主教主要戒律。接着专写天主教：“天主堂开天籁齐，钟鸣琴声自高低。阜成门外玫瑰发，杯酒还浇利泰西。”道出天主堂有自鸣钟、钢琴等西洋奇器，传教士利玛窦被赐葬在阜成门外二里沟⑦。从竹枝词及注释可知，尤侗具有天主教及其在华传播历史的一些知识，歌咏较为客观，没有鄙薄意味。与尤侗同举博学宏词科的翰林院检讨、阳羡词派领袖陈维崧为康熙前期在江南传教的耶稣会士鲁日满作《赠大西洋人鲁君仍用前韵》满江红词，写道：“……善奕惯藏仙叟橘(按，疑为谲字误)，能医却笑神农术。更诵完一卷咒人经，惊奇术。”⑧除了道出鲁日满经历、见闻之奇，更赞扬他的学问及医术、法术奇特，也是赞叹这位在他看来有许多不可理解处的海外奇人；而所谓“咒人经”则涉及天主教经卷的内容，他也是不理解，但是对天主教没有歧视和恶意。他称鲁日满为“君”，视之为士人，另有读书人径称传教士为“西士”。康熙十五年(1676)，鲁日满有昆山、太仓之行，同行的书画家、天主教徒吴历作《湖天春色图》，题词谓随同鲁西士游娄水(即太仓)⑨。这些士人较敏感，对西洋国、西洋人、传教士多有好奇求知之心，并无恶意。亦有士人对天主教持反对态度，如杭州人陆次云讨厌天主教，在《八纮译史》的《例言》中说西洋人的《职方外史》，“处处阐明彼教，听倦言繁”⑩。

　　民间颇有人以一般宗教看待天主教，并区别于匪类邪教。前述江津骆有相案件中，地邻李、杨在彭县令审问时，愿意担保骆有相回家，原因是：“骆家本是良善勤耕人家，历奉天主教，并无匪类邪教，蚁等与伊同居二十余年，小的知道，敢保。”(“文献汇编”第162页)地邻李、杨认为天主教徒没有匪类邪教行为，意味着他们没有把天主教与邪教联系起来，而信徒本身是普通百姓。在乾隆十三年江南昭文教案中，官方审问传教士王安多尼、谈方济各居住的何公祠地方保正钱隆仪、刘维成为什么不举报他们，钱、刘供称：“那西洋人来去，听得说是有道德教门的人，所以未报。”何公祠牌邻戈大舍、金世美同供：“那王安多尼、谈方济各住在何公祠久了，从前不曾报过，故此小的也没有报了。”(“文献汇编”第226页)把传教士看成是有道德教门的人，那么天主教就是有道德的宗教了，当然不会报告他们的活动了。

　　天主教徒自然相信他们崇拜的是真正宗教，绝非邪教。乾隆十二年传教士李世辅案中教徒、山西绛州人张惟命，供词云：“小的先人原昔年从天主教，供的是天主，平时献的是生天生地生万灵真宰，并不贡献别的。”(“文献汇编”第191页)信仰主宰生灵的天主当然有理。

　　至于来华传教士，自谓天主教不是“伪教”、邪教。耶稣会士巴多明、白晋、戴进贤于雍正二年对雍正帝说他们的“宗教不是伪教”(11)。乾隆元年京城整饬天主教徒，戴进贤、徐懋德、巴多明、郎世宁等人上奏，声称百年来没有天主教徒犯罪的，可知天主教不是异端邪教，他们说：“今之奉教军民皆在康熙三十一年准行之后，何曾违禁乱行。……就本朝而论，直隶各省奉教者不一其人，而司法每年谳决之狱，刑部每月奏闻之案，百年中未闻有一真正天主教人作奸犯科者。……即此一端，恐难加左道异端之谤。”(“文献汇编”第55页)

　　由以上简单事实不难明了，康雍乾时期，高级官员尤其是封疆大吏对天主教持有邪教的看法不一其人，州县官内则有真教与邪教的见解之别，普通百姓基本上是无所谓的态度，士人中有的持有邪教看法，亦有人以好奇心看待天主教徒和天主教，显示出某种求知欲望。

　　为什么会有多种态度？原因大约有四个方面。一是传统政治观念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作为外来宗教，使用其本国金钱，招引中国人信教，并且将中国教徒的名单送交外国，所以很多人不理解——传教士为什么这样做？于是从政治角度考虑，是不是侵犯我国，是不是要把我神圣的大清国变为附属国？乾隆时期福建巡抚周学健就是这样思考问题的，他在十一年九月十二日奏疏中说，夷人锱铢必较，而出钱在中国传教，其“立心不可测”，尤其是“以天朝士民而册报番王，俨入版籍，以邪教为招服人心之计，其心尤不可测也”(“档案史料”第1册第115～118页)。二是天主教反对偶像崇拜引发中国人的强烈不满情绪，地方大员要求禁止天主教即为一种表现。天主教反对偶像崇拜，在康熙四十年代以后尤其严格。中国人祭祀祖先、崇敬孔子的牌位，被视作偶像崇拜物，而尊孔祭祖是中国人精神寄托之所在，是生活习俗，是中华文化的集中体现，天主教反对，自然引起中国人的反感和排斥。如雍正帝对传教士巴多明等人就说过这样的事情：“辽东有一个信仰你们基督教的官员，不祭祖，遭到他全家的反对。”(“看中国”第106～107页)官员上疏多有这类内容，康熙四十八年，闽抚张伯行《拟请废天主教堂疏》以“请废天主教堂，以正人心，以维风俗”为主题，提出反对天主教的三项理由，即悖天理灭人伦，与祀天地祖宗国策相违背，男女混杂有伤风化。他说，天主教徒，“一切父母祖宗概置不祀，且驾其说于天之上，曰‘天主’，是悖天而蔑伦也”。“皇上以孝治天下，而天主教不祀父母祖宗。皇上行释奠之礼，而天主教不敬先圣先师。……入教之人，男女无别，混然杂处，有伤风化。”(12)三是西方文明、天主教文化传入，有些人持有好奇心，试图对天主教有所了解，如前述尤侗、陈维崧那样的士人。四是受康雍乾三帝对天主教态度的影响和制约。康雍乾三帝都将西洋人用在钦天监和宫中，允许他们自身信教，并且将天主教与内地邪教区分开来，这种基本态度自然被官民所理解和信从。对此，这里不作详述，因为下文即将对康雍乾三帝天主教见识与政策展开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