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清代的三大商团，分别为以经营票号著称的晋商，以操办盐业为主的徽商，还有垄断对外贸易的广州行商。其中广州行商在政府特殊政策支持下，取得了垄断中西贸易的权力。在中西贸易大增的环境下，在区域性商人的集群优势之下，依靠开放的经营之道，良好的商业道德，获得巨额利润，为广州“十三行”走向鼎盛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广州“十三行”；行商；崛起 ；特殊政策；商人集群；商业精神
Guang Zhou “Shi San Hang” Causes of the Peak in Early Qing Dynasty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zhang jian，Lanzhou gan su 70030）
Abstract :The three biggest business groups in Qing Dynasty were Jin Traders who were good at business exchange, Hui Merchants who took the salt as their main work and Guangzhou Itinerant Traders who monopolized foreign trades. The Guangzhou Itinerant Traders got the right which could allow them to forestall Sino-western commercials because the government had some special policies for them. The Sino-western commercials increased greatly and in this background they received huge profits through their Regional business clusters and opening ways of business. Besides, they also have good commercial ethics and qualities which laid the foundation of the peak of 13 business fields in Guangzhou.
Keywords: Guang Zhou“Shi San Hang”；Peddler；Peak；Special Policy；Business clusters；Commercial spirit
广州“十三行”一词最早见于清初屈大均的《广州竹枝词》中“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它是经营对外贸易的特有机构“洋货行”[①]或“外洋行”[②]的统称。主要由广州、福建、安徽等地商人组成，是清前期对外贸易发展的产物，也是在新型海关体制下的贸易体系的重要部分。对于“十三行”的研究，早在上世纪早期就有中外学者给予了很大关注，提出了很多创见，但对 “十三行”鼎盛繁荣原因的研究，往往是一笔带过或者是简单论述，未有深入挖掘。因而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十三行”的鼎盛原因进行了分析与再认识，以教于大方之家。
广州“十三行”在历史机遇下，成为了中国清代当时三大著名商帮之一。其中有在明前期以开中制[③]实行过程中崛起，后以经营票号著称的晋商，也有以两淮盐业著名于世的徽商，而广州“十三行”以垄断对外贸易而著名。明朝时广东的商帮已薄有声名，到了清朝商行虽从明朝时的三十多家减到了十三家，形成了著名的“广东十三行”，相较于明朝的商行，清代的商行虽在数量上有所减少，但规模、质量上却有明显的提升。中国清代三大商团，各有优势，为自身的壮大提供了基础。对于“十三行”来说，清政府特殊的制度性管理、支持，对外贸量大增，区域性商人集群，行商开放心态，都成为其发展的必要因素，由此在清前期迎来了它的辉煌。
一、利益背景下的政府特殊政策支持
广东“十三行”虽是商业组织，但其具有十分浓厚的官方背景，政府制度性的管理与支持，是“十三行”最大的特色，也是它兴盛最重要因素。“十三行”的兴起与政府支持有关，更为重要的是它的整个发展历程都受到政府的控制与管理。自康熙23年（1684年）在广州建立“十三行”，到鸦片战争签订《南京条约》“十三行”名存实亡。在这段时期内，随着形势的变化，清政府对于“十三行”的政策也在不断调整。这些政策的调整与出台在“闭关锁国”背景下是一种特殊现象，因此称这些政策为“特殊政策”。1684年之前，清政府实行海禁以及“迁界”即“片板不许下水，粒货不许越疆”，将岛屿及沿海地区的居民往内地迁移，使沿海30～50里的地面沦为废墟。而这种“坚壁清野”的战略目的在于使明郑的军队绝对无法从中国沿海得到任何补给[1]。到康熙22年（1683年），台湾纳入清朝版图，完成统一大业。10月19日，两广总督吴兴祚奏请展界，“招民耕种广州等七府沿海的田地。”[2] 以此为开端，通过中央对地方的调查，于康熙23年7月正式开放海禁。而在这年四月，户部给事中孙蕙言奏言“海洋贸易宜设立专官收税”[3]。广州等处原设有市舶使，现在要另外设立专官来取代它，这也意味着中外贸易的性质发生了彻底改变。于是吴世把奉差到福建、宜尔格图奉差到广东。他们参考其它税关的税则，筹建衙门、招募书办及各种衙役。江南、浙江两省的情形与此相去不远。于是第二年（康熙24年），江、浙、闽、粤四个海关就成立了。康熙25年（1686年），为加强对海外贸易的管理，保证关税的征收，广东巡抚李士桢会同两广总督吴兴祚和粤海关监督宜尔格图商定，以广东巡抚李士桢的名义，用法令形式发布了《分别住行货税》的文告，将原有的经营贸易的商业机构分为“金丝行”和“洋货行”两大类。布告云：
“今公议设立金丝行、洋货行两项货店。如来广东省本地兴贩，一切落地货物，分为住税，报单皆投金丝行，赴税课司纳税；其外洋贩来货物，及出海贸易，分为行税，报单皆投洋货行，候出海时，洋商自赴关部纳税。”[4]
如此就把从事国内沿海贸易的商人和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的活动范围及其性质划分开来，并明确规定“洋货行”是专门经营对外进出口贸易的机构，于是经营海外贸易就成了一种专门的行业。到乾隆初年，“洋货行”改称为“外洋行”，简称“洋行”。随着贸易的发展，广州的商业资本活动范围越来越大，而分工亦日趋专业化，大约在乾隆25年（1760年），“洋行”分化为三类：
“乾隆初年洋行有二十家，而会城有海南行，至二十五年洋商立公行专办夷船货税，谓之外洋行；别设本港行专管暹罗贡使及贸易纳饷之事；又改海南行为福潮行，输报本省潮州及福建人诸货税；是为外洋行与本港、福潮分办开始。”[5]
此外“洋行”即为公行，经政府批准，公行正式被法定作为经营对外贸易机构。这是一种创新，是中国商人应对欧洲贸易增长的反应，也是与广州口岸垄断相配套的行业垄断，是清政府集中控制海外贸易事权和利润的措施。与公行设立同时的是相关政策的出台包括总商制度：“凡粤东洋商承保税饷，责成管关监督于各行商中，择其身家殷实、居心成笃者，选派一、二人，令其总办洋行事务，并将所选总商名姓报部备查”[6]。 第一任总商是公行发起人潘振成。而乾隆十年（1745年）清两广总督兼粤海关监督策楞决定实行保商制度：“于各行商内选择殷实之人，作为保商，以专责成，亦属慎重钱粮之意”[7]。按照保商制度要求，每艘外国商船进港后须有一名保商作保，外商及船员的一切行动，皆有保商负责；外商应缴税款，由保商担保完纳；所有进出口货物，由保商确定价格，然后各行分领销售和采购。保商制度、总商制度、公行制度等相关的制度建立，一方面政府通过行商管理海外贸易，以求达到“以官制商、以商制夷”的目的；另一方面则无疑给“十三行”的行商带来了巨大的商机，他们拥有了垄断海外贸易的特权，凭借这样的特权在不断增长的海外贸易中获取更多的利润，造就了一批豪商巨贾，其中以潘、伍两家为最。在2001年，美国《亚洲华尔街日报》在“纵横一千年”的专栏中，统计了在1000年间世界上最富有的50人，其中一人就是伍秉鉴，他是伍家的第二代行商。到1834年，伍家的财产已有2600万银元，是当时清政府年财政收入的一半，相当于今天的50亿人民币。而在这个时期的美国，最富有的人的资产不过700万元。美国学者马士说：“在当时，这是一笔世界上最大的商业赀财”。在西方人眼中，伍家商人就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商业巨头。”[8] 而以潘姓、伍姓为代表的“十三行”行商也同样拥有巨大的资产。据记载，道光年间“十三行”的一场大火持续七昼夜，烈火熔化的洋银满街流淌，长达一二里地，仅此一场大火就烧毁了商馆和行号价值4000万两白银的财物。这个数字相当于当时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正如时人赋诗称颂云：“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9]可见当时“十三行”的繁华景象。
这些政策的出台虽是出于政府利益基础上的，但是也客观上促使了广东十三行的发展，乃至走向鼎盛。政府重视对粤海关和行商的管理，一方面是出于国家安全考虑。1756年8月，闽浙总督喀尔吉善接到乾隆的上谕：
“近年乃多有专为贸易而至者，将来熟悉此路，进口船只不免日增，是又成一市集之所，恐积久留居内地者益众。海滨要地，殊非防微杜渐之道。”[10]
而“洪任辉事件”，使得中央与地方政府确认“番舶向来在粤东贸易，不准任意赴浙”[11]。另一方面出于财政考虑。康熙二十三年上谕大学士云：
“且出海贸易……薄征其税，可充闽、粤兵饷，以免腹里省分转输协济之劳。腹里省分钱粮有余……故令开海贸易。”[12]
除了用于兵饷等财政方面的缴纳，还有一部分则纳入内务府，直接供给皇室。自开海设关以来中英之间的贸易占全部外贸额的70～80%左右，而其中多数都在粤海关完成。从1684年到“一口通商”之前的1753年，英东印度公司来中国各口岸商船共计189只，其中粤海关157只，占总数的83%。”[13]此后“一口通商”就基本都在广州进行贸易。为此粤海关下的“十三行”利用垄断贸易，获取大量利润。同样官府也获得了不少税银，其中这些上缴的税银的24%被划归内务府，也就是皇家的家库，故而皇帝也较重视粤海关。在四大海关中只有粤海关是皇帝钦定海关监督专管，有亲近皇帝的内务府亲信出任，为皇家聚敛财富和支付费用。一方面在财源上下功夫，多多筹集银两，往宫廷里送。乾隆初年开始，粤海关每年向内务府造办处提供长期资金每年5.5万两白银。因而白银就源源不断地进入皇帝的个人“小金库”；另一方面在物品供应上下功夫，提供稀世珍宝、舶来洋货，以结欢于皇帝。粤海关通过“十三行”行商，广泛收集洋货，及时输入宫廷。为此，每年都有“采办官物”，行商依据宫廷爱好，大力购买。乾隆年间，“十三行”每年进口洋货上千件，其中一半由广东官员作为贡品送入皇宫。据一位权威人士在1895年记述离当时不久的情形时，还估计“粤海关监督在任内每年经常送往北京的礼物，价值不下一百万两。”[14]可见，粤海关、广州“十三行”、宫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的存在直接与皇帝挂钩。“十三行”行商上缴大量关税，为国家增加收入，同时为皇帝提供大量税银、西洋物品等，无论从国家财政、国防还是皇帝个人情感而言，粤海关和“十三行”行商值得重视。由此种种现象看出，广东“十三行”的发展是在政府利益的背景下，特别是在当时最高领导的特殊利益相结合的背景之下的。由此作为基础，广州“十三行”的发展得到了皇帝的重视，官府的支持。在整个政府利益与商人利益的结合之下，广东“十三行”迅速的发展，成为当时的商业奇葩。
二、区域性的商人集群
区域性的商人集群[④]，尤其是一些曾经经略海上贸易、拥有资本的商人，虽不为“十三行”所独有，但在“十三行”的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作为行商，尤其是有那些拥有经验、实力的商人从事海外贸易，极大带动了“十三行”的发展。“十三行”就是区域性商人集群的一个表现，其成员主要来源于广东、福建、安徽等地。以洋行为例，在洋行行商中有5人（卢广利、梁天宝、易孚泰、关福隆、黎西成）为广东籍，1人（刘东生）则为安徽籍，剩下6人（潘同文、伍怡和、叶义成、潘丽泉、谢东裕、李资元）是福建籍。其外省人占洋行商人的58%左右，可见“十三行”原籍多属外省人。而其中福建商人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成为行商的主要来源，转战广州的福建商人大多从事过海上贸易。
“每岁孟夏以后，大舶数万百艘，乘风挂帆，蔽大洋而下”，“闽漳之人与番舶夷商贸贩番物，往往络绎于海上”，“十数年来，富商大贾牟利交通番船满海……”[15]
此处描述的就是福建商人积极从事海上贸易的情景，体现出他们的经商风气。承充行商的潘振承原为福建商人，到广州之前曾多次来往于小吕宋（菲律宾），与外商进行贸易，还因此学会了西班牙语，为以后更好的与外商交流打下了基础。同样，作为以经营海上贸易出名的广东商人，海外贸易惊人的利润吸引着他们敢于冒政府禁令，进行走私贸易。迫于严重走私情况，清政府不得不承招商人，正式允许他们从事对外贸易。于是这些有经验、有实力的商人都纷纷承充行商，以此获取巨大利润。“十三行”行商就是由这样一批商人组成，他们拥有常年与外商贸易的经验，同时积累了一笔不小的资本可用于商贸。在长期与外商接触中，还创造了“广东英语”[⑤],用于交流。在当时一本叫《鬼话》的小册子中，把英文单词都用汉字标出该单词的读音，如“‘今天’(today)用‘土地’表示，‘男人’（man）用‘曼’表示……”[16] ，“广东英语”的盛行极大的表明了广东商人集群的群体的巨大，间接的说明了广东商人开放的心态与做法。开放的商人集群是广东“十三行”能够崛起的内在因素，促使商行的发展和兴盛。
三、欧美国家对华贸易大增
欧美国家，尤其是英国对于中国茶叶、丝绸的需求不断增长，对华贸易大增，自 “一口通商”后，广州作为唯一合法外贸区，“十三行”行商就全权负责外商的进出口贸易，给行商带来了巨大机遇。茶叶最早被引进到欧洲大约是17世纪中叶，并且很快就传入英国。“在英国，国会在1660年起开始就茶叶课税；而英国东印度公司自1669年起进口。”[17]在18世纪30年代以后，英国茶叶从上流社会的嗜好品迅速成为一种全国性的需求。英国成为欧洲消费茶叶最多的国家。英国首相庇特在1784年时估计，英国人民中，有三分之二的人，每年消费三磅（相当于1.36千克）的茶叶 [18] 。由于茶叶的进口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专利，欧洲各国所进口的茶叶理应不能合法销到英国，但欧洲各国利用自身船舶吨位大，大量装运茶叶，尤其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无法充分供应的茶叶比如功夫、小种等品种，一方面成本减少许多，另一方面有效的针对市场需求。加上英国对茶叶进口还征收极高的关税，比如“武彝茶，税率为进口拍卖价的127.5%；熙春茶，为75.9%……” [19]在此情况下，走私者有利可图就不难想象，于是走私盛行。随着大量的茶叶走私到英国，国家的财政收入大为减少，为此英国政府尝试不少手段消灭走私，其中最成功的就是“折抵法案”[⑥]。该法案的实施，使走私者的获利机会大为减少，从而销声匿迹。同时由于进口关税的降低和通过税的免除，茶叶的零售价格也大幅度下滑，则进一步扩大了英国茶叶的需求量。就在此后的一二十年间，欧洲各国都卷入了法国大革命的战局与随后的拿破仑战争，没有余力去照顾与中国的贸易。于是，英国东印度公司遂独霸了中国茶叶对欧洲的出口，其出口茶叶数量急速增加。1784年之前，英国公司每年自中国出口茶叶，平均不到8万担。从1784年～1785年到18世纪末，每年约输出16万担。到了1810年以后，平均每年就高达24万担。而相应的行商从中取得的利润是相当可观的。“1824～1825一年的交易中，行商一共出售给东印度公司21万担茶叶，总售价超过540万两，以13%利率来说，全体行商可获得70万两白银左右利润。”[20] 除了茶叶作为大宗贸易品外，生丝、土布等同样也是广受外商购求的商品。清政府虽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朝廷以“丝价日昂”为由，实行“丝禁”，但主要限制浙江的湖丝出口。而广东的土丝却不在其列，因而广东产的土丝逐渐取代了江南的蚕丝，跃居广东口岸生丝出口之首位，这样的机遇无异于为“十三行”的对外贸易添翼。康熙37年至61年（1698-1722），共出口生丝1833担，到乾隆5年至44年（1740-1779）共出口19200担，增加10倍多。到乾隆45年至55年（1780-1790）增至27128担，增加了29%。到嘉庆25年至道光9年（1820-1829）共出口51662担，再增加90%。而土布，“乾隆五十五年至嘉庆四年（1790-1799）为7627300匹，到嘉庆二十五年至道光九年（1820-1829）为12209534匹，增长了51%。”[21] 茶叶、丝绸等一系列贸易，给中国带来了巨大财富。据统计：“从康熙三十九年至乾隆十六年（1700-1751）的51年间，西欧各国输入中国的白银达到68073182元，平均每年为1308401元。”[22] 18世纪中期后“每年输入中国的白银一般均在45万两，最高达到150万两。”[23] 欧洲国家对中国商品的需求不断增长，来华贸易大幅上升，自1757年后，广州成为欧洲来华船只的唯一停靠站，其全部商品都在与“十三行”行商交易完成，而凭借这样的特权，行商获得了巨额财富。
四、兼容并蓄开放的商业精神
广州“十三行”行商除了勇于冒险、艰苦奋斗，良好的商业道德，自身的素质与修养等与徽商、晋商不相上下外，开放的心态，敢于接受新事物，是广州“十三行”行商兴起的又一重要原因。行商在不断与外交流中，开阔了视野，同时从商贸需求中接受外面的世界。在潘启去世44年后的1832年，在广州“十三行”出版的由外国人主编的英文报刊《中国从报》记载着一段文字：“三十年前这里没有一个人能将中文译成英文，也没有一个天子的子孙能正确地阅读、书写英语或说英语。”[24]这样一段文字描写了当时中国熟悉外语者极为罕见。但这段记述也不完全正确，在此近百年前广州已有商人熟悉多种外语。《番禺龙溪潘氏族谱》记载潘启年轻时“往吕宋国贸易，往返三次，夷语深通”。到吕宋后他能运用西班牙语，以后，他又能运用英语，据说潘启还懂得葡萄牙语。史载：“7月间（1772年），管理会在澳门就关于丝的合约问题致函广州的潘启官，信件是用葡萄牙文写的；而他的复信是西班牙文。”[25]而潘启频繁与外商接触中，视野不断开阔，思想也较为开放。在中西贸易中，中方长期占据入超位置，大量白银流入中国。随着贸易量的上升，外商日益感到白银的紧缺，于是运用在广州签发伦敦银行的汇票，来筹措资金，也可免去携带大量资金的不便。“对于这种新兴的贸易资金交换方式，行商潘振承意识到要稳定并扩大与英印公司的交易，接受这种交换方式是一极好的途径。于是潘振承成为了“十三行”中接受汇票的第一人。这在当时只知以白银作为支付手段的中国商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这可以作为“十三行”商人比较容易接受西方新鲜事物的早期事例。”[26]第二代的潘有度也是非常知晓外面世界的。在他家有当时全世界最好的地图和航海图，甚至于拿破仑战争都非常了解，让外商感到惊讶。在1819年潘有度被美国麻省农学会吸收为会员，这也是非常罕见之事。可见潘有度自身的广博学识让美国人感到钦佩。伍秉鉴不仅具有开放的心态，还拥有灵活的投资理念。伍秉鉴敢于与贸易新星—美国商人、印度港脚商人进行贸易。伍秉鉴对于新来的淘金者特别眷顾。对于美国先后在广州最大的商号柏金斯洋行、旗昌洋行作担保，美商戏称他为“教父”。双方之间的贸易常年不断。伍秉鉴投资理念更是超越其他行商。他曾经投资于美国的保险业，买美国的证券。他儿子伍绍荣还把大量资金投资于美国铁路。多方的投资，让伍家获得了巨大利润，仅每年的投资利息就达到了20余万两白银。为了扩大生意，这位亚兴官竟把经营的广告做到美国人的报纸上。1804年，《普罗维登斯报》登载：“广州瓷商亚兴官敬请转告美国商人和船长：现有一批精美瓷器，风格高雅，价格合理，一旦订货即可成交。”[27]可见行商在于外商打交道的过程中，善于吸纳西方商业文化，形成了开放的心态，较快接受新事物，为行商带来了机遇。
综上所述，“十三行”产生于“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广州，清政府出于自身的利益支持“十三行”的发展，颁布一系列特殊政策，为“十三行”行商兴起创造了制度优势，在中外贸易大增的环境下，行商以诚信为本的经营理念、务实进取、开放的心态等良好素质，在对外贸易不断增长中抓住机遇，实现了创造财富的梦想，成为了当时最富有的人。同时他们以开放、兼容的姿态面对世界，促进了中西文化、经济等交流，从某种意义来说，“十三行”推开了中国走向世界的一扇门， 打开了世界透视中国的一扇窗。但是好久不长，广东“十三行”在鸦片战争之后就迅速衰弱，究其原因是中国的开放口岸日益增多，广州对外贸易垄断的地位一去不返，加之鸦片战争后中国卷入了世界商品市场，中国成为了西方列强的原料产地和海外市场，中国的商帮在外资的冲击下纷纷衰弱，“十三行”也在这样的历史趋势下走向了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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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康熙二十五年（1686），广东巡抚、两广总督、粤海关监督共同颁布《分别住行货税》，规定设立“洋货行”，外洋贩来货物，及出海贸易，分为行税，报单皆投洋货行。“洋货行”成为专门经营对外出口贸易的机构。
[②]乾隆初年（1736），“洋货行”改称“外洋行”。
[③]开中制就是由官方出榜招商，由商人输纳粮草等军需物质供应各镇，换取盐引。商人持盐引进行贩盐，因贩盐有厚利可图，晋商竞相参与，为晋商兴起提供了政策支持。
[④]一定区域内的商人为从事某种行业而聚集，广州“十三行”就是由广东地区、福建地区等地的商人为从事海外贸易而聚集于广州。
[⑤]行商利用听惯了的英语单词，依照自己的语法习惯来表达他们的意思。这种语言不讲究文法、句法，混杂着汉语、葡萄牙语、英用的是语言中最简单的成分，实现了与外商的成功交流。在五口通商之后，被移植到语、印度语的词汇，使上海，形成了著名的“洋泾英语”。
[⑥]法案将茶叶的关税划一降低为12.5%，而通过税则完全免除。因此而造成的税收损失，则以征收一种名叫“窗户税”的新税加以补足，也就是“窗户税”的征收是用来抵补大部分的茶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