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与黎元洪同为民初重要政治人物，了解他们之间的交往情况，对于深入认识章、黎各自的思想与品格，及民初社会、政治状况，或不无裨益。
一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章太炎时在日本，阅报“知鄂军都督为黎元洪”〔1〕。这是章太炎第一次提及黎元洪的名字。本年11月， 章返国抵沪。
1913年3月，宋案发生，章对袁世凯的幻想开始破灭，5月，章赴武昌，再谒黎元洪。此时，章太炎天真地认为，袁因宋案和善后借款已“大失民望”，在本年将举行的正式总统选举中已不可能当选，“今时有声望者，首推黎氏，……可作共和国总统”〔4〕， 对黎元洪抱有过高的不切实际的期望。
在章太炎盘桓武昌期间，黎元洪为表示对其学术和人品的敬重，特书“东南朴学”横轴一幅赠章〔5〕。此后， 这幅横轴长期悬挂于章宅墙上，这既反映出章对自身学术的踌躇满志，更表现了对黎知遇之恩的感念。
二
1913年8月，章入京，旋被袁世凯软禁于共和党总部；同年12月， 黎亦在袁的胁迫下进京，困居于中南海瀛台。
黎入京后，虽亦如袁世凯笼中之鸟，但对章的处境始终关注，并尽力给予帮助。黎进京后不久，即召经常随侍章左右的吴宗慈到瀛台，商议安慰章太炎的办法。黎表示，章如欲“在京为何事，经费可负责”。当得知章太炎想建一“考文苑”，进行编辑字典等工作时，黎即去向袁世凯疏通。袁答应拨15万元作为开办经费，章则“坚持非七十五万元不可”，并坚持“必须设机关办实事”。袁不允，此事遂罢，黎“徒为扼腕”。〔6〕
1914年1月，章太炎大闹总统府后，被袁世凯软禁起来，至5月，章绝食，以死与袁抗争。黎时此颇为关切，极力向袁“调解”〔7〕。 袁亦恐章真的病饿而死，在其授意下，京师总监吴炳湘将章从龙泉寺接至其亲信医官徐某家中“疗养”〔8〕。后又经黎元洪从中疏通， 袁允章自行租房居住。
1916年6月初，袁亡，黎继任总统。12日，黎在甫任总统。 政事纷繁的情况下，亲访章太炎，晤谈达两个多小时〔10〕。黎恭敬地向章询以“大计”，章告以“去小人”、“大开党禁以广言路”二策，又“泛论国势人材及去取听宜者”。对章之所见，黎均表“深服”〔11〕。此外，章还向黎表示了“乡思甚切”，准备归隐家乡的意愿，黎当即表示“将以蒲轮送回”〔12〕，当月25日，章离京南归，黎“遣一卫官护行”〔13〕。
三
1917年春，府院矛盾由于对德绝交和参战问题变得日益尖锐起来。
此后，府院冲突再次加剧，黎免段职，段则赴津策动督军团驱黎，势成僵局。于是，黎请张勋北上“调停”，又在张诱迫下解散国会，大错铸成。
章虽身随孙中山南下护法，心却仍系在北方的黎元洪身上。同年9月，广州护法军政府成立，孙中山为大元帅，章为秘书长。章劝告孙中山应“遥戴黎公，以存国统”〔20〕，并在其代拟的《大元帅就职宣言》中，借孙中山之口，不时对黎加以美化、抬高〔21〕。而且，章在该年11月7日的一则通电中，竟称护法运动是“以黎公复职为宗旨”， 如此则“名义至顺”〔22〕。在章太炎那里，“护法”无异为“护黎”了，拥黎之心，实也太笃。
四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直系获胜。曹锟、吴佩孚赶走现任总统徐世昌，欲拉出已辞职隐居天津近5年的黎元洪复任总统， 以作为直系直接掌握北京政权的过渡。一时间，黎宅前车水马龙，劝驾者络绎不绝。
此时章太炎的内心是矛盾的：他当然热切希望黎能复任总统，但又担心黎复任后受直系军阀的摆布，重蹈1917年的覆辙。于是，章于6 月初为黎献上“择地复职”一策，称“宜于金陵、武昌择地复职，切勿罣系北京，自同囚锢”〔23〕。此电发出后，章仍不放心，当日又有一密函致黎，除详陈其策外，又殷殷嘱黎切不可“遽于北京复位”，否则，“将来祸患，不可胜言”〔24〕。
其实，黎元洪又何尝不想乘机提某些条件，以确保自己复任后的地位。经过左右幕僚的一番策划，黎于
章太炎所献之策，不能不说确有见地，而不能实行，首先是因为看错了献策的对象。他的“黎公”优柔暗弱，虽不愿受直系军阀箝制，但又不甘心失去这个复任总统的机会，这就注定了其不能实行章的策略。而曹、吴拥黎复职，不过是要把黎元洪作为其直接上台，独揽北京政权的一个过渡阶梯，此外还企图以此打出“恢复法统”的旗帜，使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失去存在的依据，实现直系军阀对全国的统治。曹锟、吴佩孚绝不允许黎元洪挣脱其设计的这个圈套，去实行自己的什么主张，这也决定了章献黎之策不可能实现。但话说回来，章太炎本人的思想中就是要那么坚决地、不妥协地实行其所献之策吗？回答很难是肯定的。章在
黎元洪不纳其策，遽然入京复职，章太炎心中不免生出一些对黎的不满来。
五
黎元洪在直系军阀的箝制、挤压下做了一年的傀儡总统，终又在直系军阀的百般逼迫下负气出京，此时到了1923年6月。 章对黎的处境至为关切，
在这种情况下，章认为黎元洪应“速行到沪”，以争取更多的国会议员到沪集会，并截留关余，组织临时政府，与直系军阀对抗到底〔33〕。但此时黎元洪的思想状态与章太炎的期望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在复任总统的一年中，黎尝够了被拥兵跋扈的军阀们挤来压去的滋味，这次被逼出京后，“颇抱消极主义”〔34〕，虽有前述一些举措，但本意盖在与直系军阀捣乱，并无决心与其对抗到底。特别是浙督卢永祥对黎1922年复任总统就持反对态度，这次政变后，卢只表示欢迎国会议员到沪集会，仍认黎为非法总统，称“尚无迎黎南下之必要”〔35〕。有鉴于此，黎当然更不肯贸然南下。
而章太炎闻黎南下之期“犹滞”，不禁有些恼火〔36〕。其实，在这个问题上，黎元洪的考虑要比章太炎实际得多，他从两任总统的经历中深知，南下以后如得不到握有实力的军阀支持，将一筹莫展。
经过两个多月的盘桓、犹移，在章及左右亲信的一再劝说下，黎元洪终于
六
1924年5月黎自日本返国，寓居天津，脱离政界从事实业；而章太炎则继续从事他的政治和学术活动，两人的关系渐趋疏隔。
虽如此，章拥黎复出的念头却始终不死，政局一有风吹草动，章即鼓吹“法统重光”，总统复任。1925年10月，浙奉战争爆发，奉军败北，章认为这是拥黎复出的难得之机，于
1926年4月，北京发生政变，鹿钟麟派兵包围执政府，段祺瑞等安福系要人逃入东交民巷，一时有释放曹锟，恢复国会之说。章表示坚决反对，称解决时局“除请黎黄陂复位外，无更好之办法”，但章心里也明白，“此意似又不为各实力方面所赞同，故目下暂取静默”〔42〕。虽口称“静默”，但章实际上并未停止拥黎活动。4月末， 颜惠庆在直系军阀的支持下，准备出任国务总理，组建摄政内阁，章闻讯，立即电颜，称：“如欲建置中央，则黄陂犹在，依法可以复任”，劝告颜“弗摄阁”〔43〕。后颜惠庆摄政内阁成立，打出的旗号是“维持法统”，但在章太炎的心目中，“法统”只系于黎元洪一身，
此时，奉系军阀张作霖对直系军阀支持下的摄政内阁持反对态度。于是，章又欲利用直奉之间的矛盾，达到其拥黎复出的目的。4 月下旬，章先发密函探商于奉系要人杨宇霆，杨复函表示：“中央政局，奉方但期主持得人……黄陂地处超然，较为相宜。诚如尊见，即希极力主张，早日观成”〔45〕。章闻此欣喜不已，即将个中情况函告李根源，并请李以与杨宇霆士官同学的身分，亦向杨进言，推动此事的进行〔46〕。此后，章还准备亲赴津、奉，面谒黎、张，以促成此事的实现〔47〕，后改派黄大伟〔48〕为其私人代表到津，分别谒见黎元洪、张作霖〔49〕，面陈章太炎“对解决时局所持态度”〔50〕。但此时的黎元洪已完全无复出之意，张作霖对黎也不感兴趣，章的这番策划、奔走遂悄然结束。
七
在黎死去五年后的1933年，章太炎为其作了一篇碑铭——《大总统黎公碑》。碑文备述黎一生经历，多所阿谀之辞，尤其是对黎在武昌起义中的表现，更是不顾事实，极尽美化之能事：“兵起，有数卒突入公门，公错愕，手刃之。无几，又数人至，促公赴军械局，请受都督印，公见化龙在，知士大夫有谋，宣言无略财，无妄杀，如是则可，皆踊跃称听命，即诣咨议局就选”云云〔53〕。碑文刊出后，当年亲自参加领导武昌起义，并用枪逼迫黎元洪答应任都督和在军政府布告上签字的李翊东（西屏）〔54〕，两次致信章太炎，责其碑文之谬。章虽复信申辩，声称“无一句臆造”〔55〕，但后也不得不将碑文中“兵起”下，至“皆踊跃称听命，即”60字删去，并对其他4 处作了小的修改与删略〔56〕。公开采纳他人的指摘，删改自己的文章，这在章太炎的文字生涯中实不多见，这充分表现了章太炎对黎元洪、对于黎元洪之碑文及其会产生的影响的极端重视。
至此，章太炎对黎元洪算是尽了最后的忠心与情谊。
八
对于民国的政治人物，章甚少可许，但唯独在与黎元洪十几年的交往中，始终对黎持非常尊崇的态度，殷勤进言献策，忠心拥戴维护，有时甚至达到了迷信的程度。对黎政治上的暗弱优柔、丑言恶行，或视而不见，或为其辩护开脱。这在章太炎与民国政治人物的交往中实属绝无仅有。
黎元洪对章虽非言听计从，却优礼有加，特别是在章被袁世凯羁禁北京期间，黎利用其副总统的地位，为章在袁世凯面前疏通调解，为改善章的处境策划安排，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章氏处境的危困。
在章与黎的交往中，章是主动者，从趋鄂谒见，到每遇紧要关头进言献策，无不是章主动输诚，竭忠尽智。
章太炎对黎元洪如此，根本原因是章将黎引为自己政治上的知己。章参加反清革命，数遭清廷追捕，并曾入狱三年，而始终不渝。但如所周知，章参加反清革命，怀有强烈的反满复汉的民族思想，而黎以清军协统加入武昌起义，成为首义之省军政府的都督，章于是将黎视为“首倡大义”，推翻满清，光复中华的“元勋”，认为黎“功业格天，……世无其人，则中国终于左衽矣”〔57〕，这是章太炎之所以对黎元洪百般尊崇、忠心拥戴的根本思想原因。民国建立之后，在民初有关政治问题的立场上，他们之间也存在着相当多的一致。
再者，黎元洪所表现出来的“廉正”，也深得章氏景仰。章在首次得见“黎公之丰采”时，黎即为其留下了“廉正”的深刻印象，博得章的嘉许，以至1933年为黎撰写碑文时，仍念念不忘其“性廉”：“初倡义时，约自都督及录事皆月取银二十版。事定，将吏皆增奉，身取二十版如故。再起莅政，虽常奉不入，减公府经费三分之二”〔58〕，可见章对黎“廉正”景仰之深。
此外，黎元洪待人每每表现出“宽厚”之风，对章氏的人品及学问尤表钦慕，在其处于困境时大力救助，这都使章深感其知遇之恩。
注释：
〔1〕《太炎先生自定年谱》，《近代史资料》总12号。
〔2〕《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526、527页。
〔3〕见谢樱宁：《章太炎年谱摭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年版，第70页。
〔4〕《在国民党湖北支部之演说》，
〔5〕薛民见：《黎元洪年谱》，载《民国大总统黎元洪》， 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4页。
〔6〕吴宗慈：《癸丙之间太炎言行轶录》， 见《洪宪纪事诗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76页。
〔7〕刘成禺：《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见《洪宪纪事诗三种》，第179页。
〔8〕〔9〕〔21〕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75、477、570页。
〔10〕〔12〕《京师短信》，
〔11〕汪太冲：《章太炎外纪》，转见《章太炎年谱长编》，第5-28页。
〔13〕《太炎先生自定年谱》，《近代史资料》总12号。
〔14〕〔15〕〔16〕《章太炎年谱摭遗》第90—91页。
〔17〕〔18〕〔19〕〔20〕《太炎先生自定年谱》。
〔22〕《章太炎最近之通电》，
〔23〕《章炳麟劝黎黄陂择地复职》，
〔24〕《上黎元洪书》书稿，转见《章太炎年谱长编》第630页。
〔25〕张梓生：《黎元洪复职记》，《东方杂志》第19卷，第12号；《黎黄陂来京就职之详情》，
〔26〕《章太炎之两皓电》，
〔27〕从内容看，此信当写于6月下旬， 见《章太炎年谱长编》第642页。
〔28〕黎
〔29〕章太炎
〔30〕两旬间，国会议员在津签名领取南下旅费者达397 人之多（见《国会议员南下之题名》，
〔31〕《黄陂电促各省表明态度》，
〔32〕《护法议员对南方催促南下之态度》，1923年6月24 日《大公报》。
〔33〕《章太炎年谱长编》第712—713页。
〔34〕《黄陂在津之起居注》，
〔35〕《卢永祥与日记者之重要谈话》，
〔36〕《章太炎年谱长编》，第716—717页。
〔37〕当时有曹锟欲加害于黎的传闻，见黎长子黎绍基
〔38〕《章太炎巧电子之主张》，
〔39〕〔40〕《拥黎派之计划》，《章太炎等昨日讨论时局》，
〔41〕《拥黎运动已沉寂》，
〔42〕《沪名流反对贿选议员电缓发》，
〔43〕《章炳麟申劝颜惠庆弗摄阁》，
〔44〕《辛亥俱乐部反对颜阁电》，
〔45〕〔46〕〔51〕《章太炎年谱长编》第864页。
〔47〕《章炳麟将赴奉》，
〔48〕黄大伟，早年留学比利时学习军事，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参军。
〔49〕张作霖
〔50〕《黄大伟将来京，在津访黎张》，
〔52〕《章太炎年谱长编》，第894、863页。
〔53〕《章太炎政论选集》第845页。
〔54〕黎当时仍拒绝，李遂援笔代书一“黎”字。见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75页；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中），上海书店1982年版，第37页。
〔55〕〔56〕《章太炎政论选集》第851、853页。
〔57〕《章太炎年谱长编》，第440页。
〔58〕《章太炎政论选集》，第849页。＊
（资料来源：《史学月刊》1996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