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世与阶级出身
杨秀清原籍广东嘉应州，属于客家人，在他的曾祖父以前就迁到广西桂平县平隘山来，“世以种山烧炭为业”。（《太平天国野史》卷十二）当时，桂平县紫荆山地区聚集了一些贫苦农民，在这里靠种山烧炭营生。这些人大多备受地主阶级的压迫和掠夺，无以为生，跑到山里烧炭度日，生活十分低下。但本地山多，树木多，当地居民并不缺柴烧，自然也不需用炭。因此，“烧出来的炭都是挑到新圩卖，商人收购后运往梧州去。”由于运输条件的限制，转运的炭也是很有限的。在紫荆山附近的这些圩里每天每个圩“也只有二、三十担木炭上市，最多时也不过四、五十担，少时十把担也有。”（《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123页）木炭销路不大，说明烧炭工人光靠烧炭是不足以维持生计的。因此，在这里的烧炭工人大多“又耕山又烧炭”。（《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123页）他们备受地主阶级和商人的双重压迫与剥削，是挣扎在死亡线上的贫苦农民，在他们身上集中了对封建地主阶级的强烈仇恨。
紫荆山地区很早以来就存在着阶级斗争。据《大平温氏族谱》记载，一八三○年紫荆山地区就爆发过小规模的农民的反抗斗争。该族谱说：“庚寅年旱，春四月间土匪作乱，所系桂平管下，不满十日，抢劫百余案。各各全禀，官全不理。越拥越胜，良民大受其害。至十八日匪党拥到，刀炮俱齐，约有人五、六百，四围屋外包实，撞门入室，家物搜尽”。（《太平天国起义调查报告》20页）所谓“官全不理”，当然不是事实，这不过是地主阶级对封建官员镇压不力的不满而已。事实上地主阶级对紫荆山农民的反抗斗争实行了残酷镇压，清王朝地方当局大动干戈，出动“文武官兵及壮民攻破贼巢。生擒回衙办罪者亦有，刀爆伤亡者亦有”，并“发火焚去贼巢”。（《太平天国起义调查报告》21页）地主阶级不但残酷地屠杀了起义农民，而且烧毁起义农民聚居的乡村，把农民反抗斗争的据点全部焚毁。这次斗争虽然被地主阶级镇压下去了，但是这个地区农民的反抗斗争并没有停止，相反规模越来越大。在一八三四年出现的《永宁圩团练保甲社仓碑记》中有当时大湟江巡检司费有基的序文。序文明确写道，“近有外匪盘据江口，勾结里中匪徒，滋扰闾阎，务必奉行保甲，以除盗贼。”（《太平天国起义调查报告》24页）为了对付农民的反抗斗争，清地方当局和地主豪绅联合起来，建立了旨在镇压农民反抗的地主武装，把团练、保甲、社仓三者结合起来，各村都搞了所谓“安良约”，明文规定“如村里有拜会窝匪以及白昼明抢夤夜暗偷者，查实恶迹，约内联名具攻。”（《太平天国起义调查报告》23页）“安良约”还明确记载了他们建这种地主武装的目的是为了“联保甲而驱盗贼”，“讲团练而保村乡”。（《太平天国起义调查报告》24页）可见，在太平天国革命前的二十多年中，这个地区的阶级斗争一直是尖锐激烈的，而杨秀清作为一个烧炭工人，则一直是站在这个激烈的阶级斗争之中的。阶级敌人说：“秀清独无赖，为隶为佣，皆不称意”。（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一，《太平天国》三，45页）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杨秀清不甘忍受地主阶级的压迫，一直同地主阶级进行不断地反抗和斗争。他对现状是极端不满的，所以地主阶级说他“无赖”，说他“为隶为佣，皆不称意”。
杨秀清的阶级出身，在太平天国的官方文书中有明确记载。《天情通理书》说：“至贫者莫如东王，至苦者也莫如东王；生长深山之中，五岁失□，九岁失恃，零丁孤苦，困扼难堪。”杨秀清自己也对读奏章的书手说过，他“五岁丧父母，养于伯，失学不识丁，兄弟莫笑；但缓读给我听，我自懂得”。（《金陵省难记略》《贼首居止》条）这些记载都说明杨秀清是处于社会的最低层，根本没有读书识字的机会。杨秀清失去父母之后，寄居在伯父杨庆善家，一直到后来，他对伯父的养育之恩还是十分感念的。在建都天京后，他曾经上奏过洪秀全，要求报他伯父的养育之恩。他说：“小弟幼失父母，养于我国伯”。（张汝楠《金陵省难记略》《贼器用桥制》条）在《幼主诏旨》中也说：“庆善抚东功劳大”，并“追封杨庆善为天朝九门御林开朝王伯”。（见罗尔纲《太平天国史记载订谬集》156页）杨秀清的家属，除了伯父杨庆善外，在当时记载中能够看到的还有国宗杨润清、杨元清、杨辅清、王姑杨长妹，并没有关于他父母及亲兄弟的记载。杨秀清确实是从小失去父母，寄养在伯父杨庆善家，而伯父同样是一个穷苦的农民，根本没有可能供给杨秀清上学。杨秀清从小就像封建社会的千百万贫苦农民的孩子一样，被剥夺了读书识字的权利，成了“目不识丁的”穷孩子。
杨秀清的阶级地位，使他对封建地主阶级产生了强烈的仇恨。所以，在桂平地区两个阶级的尖锐斗争中，他就被地主阶级视为眼中钉。也正是这样的一个出身，这样一个复杂的阶级斗争的环境，陶冶了杨秀清这个农民革命的坚强的战士。
从加入拜上帝会到代天父传言
一八四四年九月，洪秀全的密友冯云山从贵县的赐谷村来到桂平县。他得知紫荆山地区山深地僻，里面聚集了不少烧炭工人，认为这是组织革命力量的广阔天地，如果能把这些烧炭工人发动起来，就可以干出一番事业来。冯云山来到紫荆山后，曾在大冲一个叫曾玉珍的家里当教师，而大冲正是紫荆山工人集散的地方，是宣传拜上帝会，发展拜上帝会会众的一个绝好地点。
在这些烧炭工人中，杨秀清是最先起来响应拜上帝会的笃信人物之一。冯云山来到紫荆山传教，对这个“为隶为佣，皆不称意”的杨秀清早已闻名。他知道“杨秀清为人豪爽，就有意结识他。”（《太平天国起义调查报告》34页）于是乘杨秀清到曾家送炭时，便借机和杨秀清接近，亲自弄饭菜招待他，和杨秀清“谈到三更半夜，云山才把创拜上帝会，进行革命活动的意思告诉他，秀清同意。”（《太平天国起义调查报告》34页）实际上，在没有接触革命思想前，尽管杨秀清已和地主阶级作过斗争，对封建社会。和地主阶级蕴蓄着巨大的不满和憎恨，但是他对公开树起旗帜起来“图大事”，却是缺乏思想准备的。他曾经对动员他起来图大事的冯云山说过：“我们这些烧炭人有什么本领图大事，但愿求得温饱生活，就谢天谢地了。”（《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60页）这一席话很符合一个久经饥饿的贫苦农民的思想，既朴实又合理。但是，这绝不能说明杨秀清的觉悟不高，更不能说是杨秀清胸无大志的表现。杨秀清接受了冯云山的革命思想后，就象蛟龙入海似的，立刻就卷起了巨浪。他坚信，只要把贫苦农民发动起来，结成患难的兄弟，就能成大事。所以，杨秀清加入拜上帝会后，由于他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以及他杰出的活动能力，很快地成为紫荆山地区拜上帝会的首领人物。
一八四八年，紫荆山地区的拜上帝会在冯云山苦心经营下，有了很大的发展。洪秀全、冯云山确定把紫荆山作为宣传革命真理、发展革命力量的根据地，并公开把地主阶级借以麻醉人民的甘王庙、社坛等等一律捣毁。他无视清王朝的法律，把宗教活动变成了政治斗争。地主阶级十分恐惧，武宣的地主王作新亲自带团练来逮捕冯云山，以“聚众谋反”为名，将冯云山下狱，洪秀全也因冯云山被捕，回到广东设法营救。于是，拜上帝会一时便脱离了洪、冯的领导，加上地主阶级的团练对拜上帝会实行压迫和破坏，拜上帝会群龙元首，会众之中有的退缩，有的动摇了，更严重的是混在会众当中的一些坏人又乘机煽动，利用紫荆山地区群众中流传的“降僮”的迷信活动，公开“出会反对耶稣教训，且引人离道”。（《太平天国起义记》）因而“在兄弟中生出纠纷及有分裂之象”（《太平天国起义记》），拜上帝会面临着瓦解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拜上帝会的中坚分子杨秀清十分忧虑。为了寻求扭转这个困难局面的药方，他作了长时间的思考。《太平天国起义记》说杨秀清“忽生哑病，两月不能言语，会众均觉奇异，以为是不祥之兆”。经过两个月的深思熟虑，他终于找到代天父传言这个有效的办法，对那些妄图分裂上帝会的不良分子进行指责。《太平天国起义记》还说，他在代天父传言时“严厉肃穆，责人之罪恶，常直指明个人，又宣露人之隐恶。此外又劝人为善及预言未来，又号令兄弟们如何去作。他的说话大抵对会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天情道理书》也说杨秀清代天父传言的内容是，天父“已差天王降生，为天下万郭（国）真主，救世人之陷溺。世上尚不知敬拜天父，理宜大降瘟疫，病死天下之人，而天父又大发仁慈，不忍凡间人民，尽曹病死，故特差东王下凡，代世人赎之”。从这些记载我们可以清楚看到，杨秀清代天父下凡确实是扭转拜上帝会行将分裂的局面，并以代世人□病，取得了赎病主的称号，成了群众的精神信托及安慰，稳定了会众的思想，而内容则完全带上政治色彩，并不是一般的迷信话动。他第一次道出了洪秀全是天下万郭真主，暗示拜上帝会这个革命组织的最终目的是要打天下的。由于杨秀清在烧炭工人中本来就有比较大的影响，他的代天父传言又符合会众利益和要求，所以，当洪秀全和冯云山回到紫荆山，对代天父传言的行为和言论逐个进行审查时，立刻把杨秀清的代天父传言和萧朝贵的代天兄传言“审判为真者”。而对那些以传言为名，造谣惑众，旨在破坏革命队伍“引人离道”的，“其言则被为假的，为魔鬼附身而说的”，立刻将这些人“逐出拜上帝会”。洪秀全旗帜鲜明地判断传言的真伪，一边是代天父传言，一边是代魔鬼传言，反映了两个阶级在拜上帝会内部的激烈斗争。这个判断澄清了会众的混乱思想，巩固了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同时很自然地在拜上帝会中树立了杨秀清和萧朝贵的威信，确立了他在群众中的领袖地位。
这次代天父传言，对太平天国革命的准备阶段是带有关键性的转折。假若拜上帝会被迫散伙，冯云山多年的苦心经营就只有付诸东流，革命危机的成熟就要推迟。所以，《天情道理书》说：“当其时真道兄弟姐妹多被妖人恐吓，若非天父下凡，教导作主，恐伊等心无定见。安得不忘却真道，差入鬼路乎。”洪秀全为了纪念太平天国历史上发生的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把杨秀清第一次代天父传言定为“爷降节”。
杨秀清的代天父传言，绝不是出于心血来潮，更不是出于某种阴谋权术，而是出于革命的需要，是他对革命事业充满着信心的具体表现。《太平天国起义记》说杨秀清“本为极贫穷人，但其入会则非常热心及诚恳”。《李秀成自述》也说，杨秀清“拜上帝后，件件可悉。”在革命发展的关键时刻，他打出洪秀全是“真主”的旗号，在洪秀全的旗帜下把广大会众团结起来，将革命推向更高的阶段，显露了他杰出的组织才能。
从起义的组织者到统制太平军的统帅
一八五○年，桂平县的周围的拜上帝会有了很大的发展，在贵县、平南、藤县、武宣、象州、博白、陆川、广东的信宜等县都有拜上帝会的组织。自从地主王作新出动团练逮捕冯云山时起，地主武装团练，便加紧对拜上帝会进行迫害，于是拜上帝会和团练的斗争日趋激烈，形成“拜上帝人与拜上帝人一□，团练与团练一□，各自争气，各自逞强。”（《李秀成自述》）可见，拜上帝会的力量已经有相当发展了，并且已经组织起来，结成了革命的团体，可以和地主武装团练相匹敌了。在这种激烈的斗争中，拜上帝会一面聚集力量，一面利用烧炭工人的特长“开炉铸造军器”，（《太平天国起义调查报告》38页。）同时编制军法，建立从伍长到军帅的一整套严整的建军制度。为了筹集军事费用，规定参加革命的人“将田产屋宇变卖，易为现金，而将一切所有缴纳于公库，全体衣食俱由公款开支，一律平均。”（《太平天国起义记》）起义的准备工作已基本上完成。
杨秀清没有读过兵书，也没有经受战争而积累的经验。但是，他凭借着自已的谋略，以及他那深厚的群众基础，他的勇敢机警，使他在起义前就实际上已经成了编制和训练军队的领导人。据记载，“将起义时，杨秀清的队伍成夜在山上活动，出出入入，一人挑着四个灯笼在山上走动，使人觉得他们是很多人，声势壮大，参加的人就更多更踊跃。”（《太平天国起义调查报告》）这既能训练部队夜间行军作战的本领，又达到了激励群众士气和发动群众参军的目的。杨秀清的练军办法至今仍被当成佳话加以传颂。
树起义旗，揭竿起义，这是一件大事。拜上帝会共同尊崇的这个天父，到底有多大的号召力，对杨秀清来说，是不能不考虑到的一个重大而现实的问题。杨秀清为了让这个天父在太平军的心目中扎下根，在金田起义前又一次装聋作哑来考验群众。他在代天父传言前忽然得病，“耳聋流水，口哑流涎，二月余之久。”（《洪仁□自述》）许多群众都以为杨秀清已成残废，看来不行了。但在金田起义前，他却忽然开口，“自称天父降托，耳聪目明，心灵性敏，组织群众，策动起义，指挥军事行动，一切井然有条”。（见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281页。）群众十分惊奇，叹为“不知天意如何化作此人”。（《李秀成自述》）从此群众无不服从，赴汤蹈火，皆听他指挥。
起义正在积极地准备着，金田周围各县会众都纷纷来到金田团营。这时，洪秀全、冯云山因避免清军的搜捕，密藏在离金田百里以外的平南县花州山人村胡以晃家里。不幸被清军侦悉，得州协副将李殿元率兵包围花州山人村。花州的会众曾群起抵抗，但寡不敌众，清军将洪、冯等围困在山中。在这种关系到领袖存亡，关系革命前程的严重时刻，“杨秀清在昏迷中得上帝显示于紫荆山众兄弟，谓其领袖等有难，而令彼军速往救援”。（《太平天国起义记》）可见，杨秀清在“生病”期间，并没有脱离革命形势，他和洪、冯是有密切联系的，而和革命群众也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当洪、冯被困时，他能立即获悉，并亲自及时地作了军事部署，第一次喊出了“扶主”的口号，派蒙的恩率一支精兵到花州去营救洪、冯，把清军杀得大败，清巡检张庸当场被击毙，于是全体会众高唱凯歌回到金田。这就是有名的花州迎主。
杨秀清被封为东王，是因为洪秀全考虑了历史的原因和现实斗争的需要，也是因为杨秀清有着杰出的军事才能和组织才能的关系，绝不是洪秀全出于被迫或不得不让步，更不是杨秀清的阴谋窃取。杨秀清摆在仅次于天王的地位，有如下几个因素：一是由于杨秀清多谋略，对革命事业“非常热心及诚恳”。所以，洪秀全对他十分信任，“天王对他顶信用，一国之事、概交与他”；（转引自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上册232页。）二是杨秀清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太平军的基本队伍多是广西人，群众对杨十分崇敬，愿意和他一起赴汤蹈火；三是杨秀清在革命处于危急关头时挺身而出，挽救了革命，亲自部署了花州迎主，大败清军。在这之前，他还取得了替天父传言的权利，这些都使他在太平军中有着很高的威信。因此，他的地位自然就在群王之上。从实际情况着，洪秀全封杨秀清为东王，对革命事业是有利的。
农民革命军的杰出将领
太平军从广西出发，特别是在蓑衣渡的惨败后，到湘西不过五六千人，加上清军四出追剿，处境十分困难。在太平军中，一部分士兵由于农民保守思想的作怪，对革命事业发生了动摇，一离广西就怀土思迁，提出要由灌阳重回广西。杨秀清对群众耐心地做了工作，并提出了他的远大目标。他对部众说：“已骑虎背，岂容后有顾恋？今日上策，莫若合粤不顾，直前冲击，循江而东，略城堡，舍要害，专意金陵，据为根本，然后遣将四出，分扰南北，即不成事，黄河以南，我可有已。”（《贼情汇纂》卷一。）这段话批判了一部分部众留恋家乡的思想，指出只有“直前冲击”才有出路，同时也把自己要将金陵作为基地的战略目标公诸于众。这个策略不能不说比以往的农民战争首领要高出许多。太平军有了明确的战略目标，它的军事行动就必然受这个目标所制约。所以，长沙攻不下，就绕道北上，即使占领了省城武昌，也只住了不久，筹集军需之后就弃城不守，目标直取金陵。在从广西到金陵的进军中，太平军得到很大的发展，在湖南太平军就发展到十倍以上，攻克武昌后竟发展到“五十万有奇”，到达南京时太平军“竟逾三百万”，（《贼情汇纂》卷十一。）军威军势大振。清人李汝昭在《镜山野史》中形象地描述太平军从岳州到武昌的盛景，“千舡健将，两岸雄兵，鞭敲金凳响，沿途凯歌声”，这是多么壮丽的场面啊！
太平天国革命如此迅速发展，和杨秀清善于治军，善于动员群众参军是分不开的。一八五一年初太平天国起义时，就向群众发布五条革命军事纪律：“一遵条命；二别男行女行；三秋毫莫犯；四公心和睦，各遵头目约束；五同心协力，不得临难退缩。”（《天命诏旨书》《太平天国》一、63页。）在一八五二年新刻的《太平条规》中，详细地制定了《定营规条十要》和《行营规矩》，对行营、定营作了详细的规定。随着军事形势的发展，太平军的纪律规定越来越详细，总共有六十多条。可见，杨秀清是十分重视“纪律严明”的。军队的纪律，是衡量军队战斗力的标准。杨秀清从爱护群众的利益出发，十分注意军民关系。鉴于清军十分腐败，到处奸淫烧杀，军纪败坏，杨秀清每到一处，首先都要出安民告示：无论“何官何兵，无令敢入民房者斩不赦，左脚踏入民家门口既斩左脚，右脚踏人民家门口者斩右脚，故癸丑年间上下战功利，民心服。”（《李秀成自述》）由于有如此严明的纪律，太平军所到之处，参军者十分踊跃。陈徽言在《武昌记事》中说，参加太平军的老百姓，“其死心为彼，甘踏白刃者以此。”可见，群众对太平军是十分景仰、信任的，当他们奔向革命时，就决心要为农民的革命事业赴汤蹈火。《镜山野史》也记载了当时太平军在进军金陵路上，“打破一路州郡府省，放尽槛中囚犯，皆感恩出力。”可知深受压迫的下层群众是最拥护革命的。
杨秀清在军队中，建立了一套严密的军事组织，太平军的组织仿照周礼，按照“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的办法，把参军的群众严格地编入军事组织之中，从战士到军帅都通过推举产生，生活上实行平均主义的平等待遇。以“天下一家，共享太平”为目的，反映了农民的共同愿望，因此战斗力很强。
在制定这些纪律时，有一件事是必须提一下的，就是在太平军中，严格划分男行女行。按照规定，即使全家入伍的，夫妻也得分隔，一律不得相聚，每周只准见面一次，见面时并得派人监督，只能高声谈话，不得窃窃私语。男女之间防止最严，违者格杀勿论。期限是打下南京后，允许夫妻团聚。这条规定看来似乎很不合情理，但却是作战制胜的有效办法。因为夫妻分开，在分军作战时，不致因家室拖累而分心，夫妻身分两地作战，客观上起了互勉的作用。所以，洪仁□后来在总结太平天国革命时指出：“男女有别，虽夫妇不许相见，故所至无不胜捷。”（《洪仁□自述》。）把男女隔开当成克敌制胜的重要因素，是不无道理的。
除了严明的纪律外，杨秀清个人的才能也是应该充分估计的。在从广西到湖南的路上，杨秀清和萧朝贵连续发布了《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救一切天生天养中国人民谕》。这三篇檄文，气势磅礴，句句铿锵，雷霆万钧，象三把锐利的刺刀刺向清王朝的反动统治，起了动员群众、号召群众的伟大作用。檄文指出：“今各省有志者万殊之众，名儒学士不少，英雄豪杰亦多。惟愿各各起义，大振旌旗，报不共戴天之仇。”“共主勤王之动，本军师有所厚望焉。”檄文并且表达了他自己要“尽忠报国”、“彻始彻终”的决心。檄文直讨咸丰皇帝，号召“其有能擒狗鞑子咸丰来献者，或有能斩其首级来投者……奏封大官，决不食言。”这对当时灾难深重的农民群众，是多么巨大的鼓舞啊！檄文还指出，只要愿拜上帝，共同讨伐清封建王朝的“英雄豪杰”，统统迎纳。当地的会党以及各种反清革命组织，都在杨秀清等的号召下，纷纷起来归附太平军。曾国藩曾经叫嚷，“湖南会匪之多，人所共知，去年粤逆入楚，凡入添弟会者，大半附之而去”，（曾国藩《严办土匪以靖地方折》）而太平军入永州境时，“土匪的迎降，会匪之入党。日以千计。”（《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六二，兵政一。）太平军如此迅速发展，是和杨秀清广泛招徕各阶层革命群众参军是分不开的。三个檄文起了激励群众的伟大作用。杨秀清对待新兵老兵一视同仁，绝不另眼别看。张德坚在《贼情汇纂》中说：“被掳服役，贼必善遇之，数月后居然老兄弟矣。”杨秀清有如此宽阔的胸怀，新兵在太平军中所起的作用，和老军并无二致。《贼情汇纂》中还说：“是则新赋中之罪魁首，情法皆当寸磔，宜与老赋同科。”可见，新兵一加入太平军后就成了打击封建统治阶级的重要力量。
杨秀清在治军方面，确实是有杰出才能的。李秀成说杨秀清治军是“军令严整，赏罪分明”，“民心佩服”。（《李秀成自述》。）杨秀清在太平军中享有很高威信，不论老兵新兵都在他指挥下为革命赴汤蹈火。因此，他用兵所向无敌，迅速取得胜利，超过太平军自己的预料。《天情道理书》说：“自武□到金陵，地经千里之遥，关津之险要若何？城池之坚固若何？攻取似非易，即日可胜，亦将旷日持久而后可耳。乃不过一月之久，由武昌顺流而东，历江西，过安徽，直捣金陵，毫无阻滞。及至省城，其城垣之高厚，地方之辽阔，实有倍于他省者，攻击宜较难焉。孰知十日之间，一举而成”。（《太平天国》一、369页。）太平军在短时间里就取得了这样大的胜利，是和杨秀清的指挥分不开的。洪仁□在描绘太平军从金田到南京的胜利时豪迈地指出：“自金田而至天京，势如破竹，越铜关而打铁卡，所向无前。”（《太平天国》二、658页）曾国藩是老奸巨滑的清军将领，但他十分害怕杨秀清。他说：“杨秀清不过乡间一偷儿，其羽党亦乌合哨聚。而其官职营制人数之多少，旗帜之分寸，号令之森严，尚刊定章程，坚不可拔。”（《曾文正公书札》卷四。）从敌人的诬蔑惊叹，也可看出杨秀清治军的才能。杨秀清不愧是一位农民革命军的杰出将领。
建都南京的过错
上面说过，杨秀清离开广州时，就将金陵作为他进取的地点。他的战略是以金陵“据为根本，然后遣将四出，分扰南北。”在发动农民起义时，就有这样一个明确的目标，对太平天国的迅速发展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但是杨秀清在讲了上述意见之后却说：“即不成事，黄河以南，我可有已。”（《贼情汇纂》卷一）这个想法无疑是偏安思想的产物。有了这种思想苗头，对以后主张建都南京是产生了影响的。
建都问题，历史就是一个十分重大的政治问题。太平天国是建都南京还是建都北京，是关系到整个太平军的战略行动的大问题。太平军攻占武昌后，部队发展到五十万人以上，可谓盛况空前。武昌像一个十字路口，是挥戈北上，直取北京呢？还是按原来的设想取南京？当时河南地区，虽然有清军力图防堵，但当时清王朝的绿营军、八旗军都很腐败，清军在河南的力量很薄弱，在河南纠集的乌合之众不过一万人左右，而统率这一万军队的主将是琦善和陈金绶。这两个人都很怯弱，根本不能打伏。如果太平军直取河南，形势就会有更大发展，因为河南得手，清北京政权立刻就动摇，太平军胜利在望。
然而，当时的主要决策人洪秀全、杨秀清并没有这样做。他们采取顺流东下，把南京当成“小天堂”，准备先占领南京再实行东征、西征和北伐。对这一主张，在太平天国内部曾经发生过争论。以殿左指挥罗大纲为代表的一种意见，他坚决反对建都南京，主张“欲图北京必先定河南，大驾驻河南，军乃渡河。”（赵尔异：柯劭□著《清史稿》列传262洪秀全）这种主张无疑是正确的。大军一进河南，就只有一个信念，即夺取燕京，攻下清王朝的统治中心北京。相反地，建都南京，有了这个“小天堂”，则暂可苟安，不想进取，给敌人以重新聚集兵力、组织反扑的机会。然而，罗大纲这个正确的意见，却遭到殿前右史何震川的反对，他认为南京“乃王气所钟，诚是为后日建天京之所。”并说“金陵之城郭则坚且厚，金陵之仓库则坚且实，金陵之形势则虎踞而龙蟠，金陵风俗则温文而淳厚。”（何震川：《建天京于金陵论》《太平天国》—252）在这个问题上，何震川眼光短浅，满足于即得成果，认为建都之后便万事大吉了。他说：“金陵定鼎，平成永因之基。”（何震川：《建天京于金陵论》《太平天国》—252）其实，不夺取北京清政权，太平天国的基业是永远巩固不了的。
杨秀清原定取金陵的目标，和何震川的主张是一致的。不过，革命形势的飞速发展，使他摇摆在罗大纲和何震川两种意见之间。他似乎隐约看到进取河南更有获得全胜立国的可能。所以《李秀成自述》说：“此时天王与东王尚是计及分军镇守江南，欲住河南，取河南为业。”据说后来杨秀清改变了这种主张，是因为“有一老年湖南水手，扬言要亲禀东王，不可往河南云：‘河南水小而无粮，敌困不能救解。尔今得江南有长江之险，又有舟只万千，又何必往河南。南京乃帝王之家，城高池深，民富足余，尚不立都，尔而往河南何也？’他又云：‘河南虽是中州之地，足备视险，其实不及江南，请东王思之！’”（《李秀成自述》）这个水手是给东王驾舟的，自是东王亲军。据说杨秀清就是听了这个水手的话，才放弃往河南的想法。献策者出自水手，是合乎情理的。自湖南到武昌，一路上加入太平军者，沿江船户为数最多，他们的特点是善于沿江作战，如果进取河南，这部分士兵的作用将不如在南京大，他们提出建都南京是可以理解的。杨秀清作为一个太平军的统帅，接受这种意见，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他的农民的保守、偏安思想。
事实上，杨秀清当时完全可以采取留水师以固南京，把南京作为基地，大军长驱北上。当时清王朝已十分腐朽，北方广大农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如果太平军席卷黄、淮，自不愁兵力不足的。然而，杨秀清却在建都南京后，著力经营他的“小天堂”。东征、西征是为了巩固南京政权的，投入了精锐部队，而北伐相较之下力量却很薄弱。李开芳、林风祥是两员悍将，在黄河一带如入无人之境，取得了辉煌战果。然而他们孤军无援，尽管后来秦日昌率军去支援林、李二将，但时机已失，清军从惨败中清醒过来，并得到喘息的机会，在安徽□阳一带，聚集大军加以防堵，秦日昌军没有能够突破阻拦，这就使北伐军不能取得援军的希望了。杨秀清取得南京后，如果不著力西征或东征，而是集中全力扫北，则可以不费太大力气就能攻占北京。有的以为，不西征南京就不能巩固。其实扫北如果取得大胜，清室动摇，南京当无威胁。即使因扫北而暂时失掉南京，也并非了不起的损失。
在北京的清政府没有推翻时，就停止前进，把兵力牵制在“小天堂”的周围，这种偏安的战略在兵法上是最忌讳的。恩格斯指出：“在战争中，尤其是在革命战争中，第一原则是迅速行动，直到获得决定的胜利为止。”（恩格斯：《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很明显，太平军取得解放南京的胜利固然是巨大的，但它并不是决定性的胜利。因此，在攻下南京后，迅速行动的目标应是摧毁清王朝的政权。杨秀清等太平天国领袖没有这样做，解放南京的胜利，实际上则成了太平天国由进攻到保守的转折点。正如哈□在《太平天国亲历记》中所指出的，“南京的占领至是已经成为太平天国成功的致命伤。任何一种成功的起义，都决不能放弃进军的军事行动；起义一采取守势，它的威力就会受到挫折，除非它具有某些奇异的组织。革命成功的要素乃是迅速行动，一旦抛弃这点，旧制度的集中统一的力量就会十分便利地被运用来攻击革命。”这个分析，当是中肯的。如果不给敌人有“集中统一的力量”这个时机，那么，正在混乱和恐惧之中的清王朝，就不可能阻挡太平军对首都北京的占领。
南京建都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与失策，虽然作为太平天王洪秀全应负重要责任，但掌握实权的杨秀清当时是能左右局势的，而且最后是他听了水手的话才下决心建都南京的，这是杨秀清的一个大过错。
《天朝田亩制度》与《照旧交粮纳税》
一八五三年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后，立即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这是一个彻底地反对封建土地制度的纲领。把天下的田地看成是上帝的财产，规定“天下皆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则主有所运用，天下大家处处平均，人人饱暖矣。”按照这样一个社会方案，除了个人食用所需外，一切剩余皆归国库所有，因而也就不存在着“交粮纳税”的问题了。至于土地制度则采取“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处不足，则迁彼处；被处不足，则迁此处。”用一种平均主义的办法来划分土地，以此来代替封建土地所有制。而分田的标准，即按人口，“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算其家口多寡，人多则分多，人寡则分寡。”在《天朝田亩制度》中，将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作了具体规定，地方政权按军事组织体系建立起来，农村规定由二十五家组成一个基层单位，由两司马负责组织生产管理财务，二十五家中的婚丧大事的财务开支均由两司马按规定从国库支用。洪秀全和杨秀清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这个理想化的方案，在千百万农民处于无地和少地的十分贫困的情况下，是起过积极作用的，在很大程度上鼓舞和动员了广大人民群众去从事革命斗争。但是，这个方案是从农民狭隘的眼光出发的，这种绝对平均主义的图案，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无法实现的，是纯粹乌托邦的一种幻想。从现有的材料看，平分土地是没有实现过的，按照“无处不平均，无处不饱暖”的原则来组织农民生活，也是没有实现过的。
既然理想化的方案实现不了，急迫的财政收支问题就必须找到一种解决的手段。实际上，一八五四年前，太平天国管区就在许多地区实行了按亩征税的办法。到一八五四年，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曾上奏洪秀全，要求在安徽、江西等省实行“照旧交粮纳税”，理由是“兵士日众，宜广积米粮，以充军储而裕国库”，（《贼情汇纂》203）正式把交粮纳税加以合法化。这个转变有人认为是杨秀清在搞复辟、倒退。其实，这是不确切的。“照旧交粮纳税”的措施，说明杨秀清等人在革命实践中，并不坚持空想的理想图案。面对着“兵士日众”，国库空缺，天京粮食供应极度紧张，军需和国库的补给，必须迅速解决。太平天国在解放天京后，普遍实行圣库制度，由圣库供给军民的生活资料，仅天京每月即需供应米达“三十余万石”，（《贼情汇纂》太平天国三278。）只有“照旧交粮纳税”是最简便和切实可行的。
所谓“照旧交粮纳税”，并不是说照旧的向地主交粮纳税，而是向太平天国政权交粮纳税”。反动文人汪士铎在《乙丙日记》中曾记载，江苏陈墟桥蔡村，全村千余家都仇恨清地方官吏，原因是因为他们到村里收钱粮，而对太平天国政权收钱粮则说“吾交长毛钱粮，不复交田主粮矣！”（汪士铎《乙丙日记》。）由此可知，过去农民除交官的钱粮外，还要交地主的租，农民受到封建王朝和当地地主的双重压迫，而在太平天国政权则只收粮税一次，农民就不复交地主粮了。实际上，在强大的革命风暴冲击下，地主分子自杀的自杀，逃亡的逃亡，大片土地成了无主的土地，许多农民把这些无主土地占为己有，太平天国以“实种作准”，承认他们占有土地的合法性。而“照旧交粮纳税”，在某种意义上看，则承认了农民对土地的占有，进一步打击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实际上，即使当时一部分留下来给地主，农民对他们抗租抗税，拒不交租，地主的土地所有权也只成了虚设。据江南河道总督潘锡恩自述，他在安徽芜湖有田产二千一百二十六亩，自一八五三年后“籽粒无收”。（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119一120页。）
“照旧交粮纳税”是太平天国的一个长期政策，从建都到一八六四年，基本上都实行这条政策。事实上，这条政策的实施，并不会挫伤农民革命的积极性。固然，在太平天国管区里，保存下来的一部分地主，也由于这条政策而得到政府合法承认，政府向地主实行“计亩征税”，而租种地主土地的佃户，则可以不向地主交纳佃田租。政府向农民征收的钱粮一般都比较轻。吉尔杭阿在一份□稿里就说：“江苏百姓困于钱漕久矣。杨逆上年下九江时，到处遍张伪示，首以‘薄赋税，均贫富’二语煽惑愚民，是以赉粮供赋者，沿江皆是。兹闻又以此术行之安徽矣。”从清方的这个记载看，薄赋税是普遍见诸实行的，“均贫富”则采取各种形式实行之，如向地主征粮“分与无田者食”，有的农民则抗租不交，实际上从地主占有土地中夺回原来佃耕的一部分。到一八六○年为止，太平天国也没有明令准许地主收租，相反地，有不少地区仍然禁止地主收租，顾汝钰在《海虞贼乱志》中记载，太平军解放常熟后，“出伪示，着旅帅卒长按田造花名册，以实种作准，业户不得挂名收租。”有的地区则采取按田发给田凭，交田凭费三千，“领凭后租田概作自产。”
由上可知，杨秀清等人提出的“照旧交粮纳税”，是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和军需供给，这一政策的实施，收到了预期的效果，既打击了封建势力，又解决了物资供应的困难，大量粮食源源不断地运进京城，达到“以裕国库”的目的。毛主席指出：“税收的方法，在我们没有定出新的更适宜的方法以前，不妨用用国民党的老方法而酌量加以改良。”（《论政策》）太平天国政权在《天朝田亩制度》实际上行不通的情况下，采取加以改造过了的“照旧交粮纳税”的办法，对推进革命事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是一种积极的措施。它和清封建政权的征收钱粮制度的性质有着根本区别，不能同日而语。杨秀清推行这个政策，是无可非议而切实可行的办法，对太平天国政权在解决财政和军需这些重大问题上是有贡献的。
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太平天国建都南京以后，便开始了对外国侵略者的外交斗争。太平天国革命暴发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已经踏进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外国侵略者的船只可以任意在长江游弋。因此，太平天国建都南京后，英使文翰就立刻从上海赶来南京，目的是要了解“与官军对抗之革命军所驻之确实地域，及其首领等对于外国人之真实态度”。（《文翰致弗尔班书》、《太平天国》卷四889页。）文翰到天京是包藏着祸心的，事先他得到英国驻上海领事阿尔考的献策，认为“应抓住这个时机，以无限制进出最僻远的禁区为条件，把皇帝从迫在眉睫的情势中援救出来，从而大大扩张自己的活动领域。”“趁中国皇帝还能订条约时，应向他取得干涉的报酬”，以便使“鸦片合法化”。（严中平：《太平天国初期英国对华政策》《新建设》1952年9月号。）文翰得到这个建议之后，立即从香港赶到上海，明确声称来沪目的是为了探明“干涉是否需要及是否正当”。（
一八五四年六月，英国驻香港总督约翰·包令从上海来到南京。显然，太平天国政权经过一年多的观察，对外国侵略者一面阴谋帮助清军镇压革命，一面又诡称“中立”的本质已有所认识。包令到南京来并非善意，所以，太平天国政权一面加以戒备，一面禁止英国人在南京活动，太平天国人员也不许和英国人接触。包令要求拜见东王，也未能成功，只好采取致书东王，提出许多问题要东王解释。
三天后，杨秀清写了一个《答英国人三十一条并责问五十条诰谕》，这个文件全面地表达了太平天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思想，内容十分重要。杨秀清在文件中申明太平天国起义是“大兴仁义之师，斩邪留正。”说明战争的正义方面在太平天国一边，而太平军对待外国人是“视天下一家，胞与为怀，万国一体，情同手足。”（中华书局《文史》第一辑）也就是说，我们太平军对你们外国人的宗旨是这样的，可是，你们外国人对我们是怎样呢？杨秀清非常恼火，他声色俱厉地责问包令等人：你们都是早就拜上帝拜耶稣的，你们．“是真心帮上帝帮耶稣诛灭妖魔□，还是帮妖魔叛逆上帝叛逆耶稣？”这个指责当然不是虚设之言，而是太平天国的首领们看透了侵略者的祸心。英国侵略者要从南京购买煤炭，杨秀清便断然拒绝，说“天朝之煤而无出贩，贵船自后凡欲贩运煤炭者请免来。”回答得十分干脆，没有商量的余地。至于通商，杨秀清严正地指出，“不惟英国通商，万国皆通商，天下之内兄弟也，立埠之事候后方定，害人之物为禁。”（中华书局《文史》第一辑）鸦片贸易历来是英国侵略者获利最厚的“商品”。他们梦想从太平军这里得到贩卖“鸦片的合法化”。杨秀清的回答，无疑是给他们当头一棒。诰谕是这样说的，太平天国的实际政策也是这样做的。在太平天国境内，禁烟十分严厉，“凡吹洋烟者斩首不留”。（《贼情汇纂》卷八）因此，在太平天国境内鸦片市场不振，“鸦片转运，时时受阻”，外国侵略者一再哀叹“呆滞的鸦片市场”，“连续的不景气”。可见，太平天国的禁烟政策是收到实际效果的。
从英国人两次来南京窥窃实情，以及杨秀清两次和侵略者的外交战，表明杨秀清是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的。他坚持“不分主从”的平等原则，坚持禁烟而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对不平等条约不予承认，两次答复，对不平等条约坚决不予理睬。表明了一个革命者的气节，和清王朝卖国求降的外交路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杨秀清和洪秀全的关系
杨秀清和洪秀全的关系是考察天京事变必须涉及到的一个问题。许多论者认为由于杨秀清要篡夺洪秀全的权位，才引起洪秀全下“密诏”让韦昌辉来杀杨秀清的。我们不赞成这种看法，我们认为杨秀清和洪秀全的关系基本上是好的，在路线、方针政策上，没有发现他们有什么分歧。人们谈论洪杨争权常常引用了杨秀清凌辱诸王和杖责洪秀全这两件事来作例证，其实，这两件事是应作具体分析的。
所谓凌辱诸王，突出的事例是杖责北王韦昌辉和安王洪仁发、福王洪仁达。韦昌辉因治军不严，其部下张子朋激变水师，杨秀清处分了张子朋及其上司韦昌辉，稳住了军心，扭转了革命危局。而杖责洪仁发、洪仁达的事，是因为洪氏兄弟目无法纪。洪仁发在“天父下凡”时，连洪秀全都按时到达，而“仁发独后至”，杨秀清对他的义愤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洪秀全就命令“仁发至杨贼处肉袒请罪，并请杖责。”从张德坚在《贼情汇纂》中的这个记载，说明洪秀全是站在杨秀清一边的，在对洪仁发的不满上，洪杨是一致的。不论杖责洪仁发当否，都不能说明洪杨的矛盾。
另一条证据是杨秀清在一八五三年十一月，借神权要杖责洪秀全四十大板，许多论者把这条材料当成杨秀清大逆不道的铁证。其实，这是要作具体分析的。杨秀清要杖责洪秀全理由有三：一是让幼主“任其心性”，不抓紧教育；二是洪秀全不体恤臣下，对犯有过错的部下任意打骂，“用鞋头击踢”、甚至诛戮；三是要洪秀全纳□，他认为“君有不明，良臣启奏，君则当从；臣理君事，亦必先启奏始行，如此则君臣同德，上下一心，斟酌尽善，断无后悔，询为万世良法也。”（《天父下凡诏书二》）他认为君只有从□才能“得正”。从这三条看，一二两条显然是杨秀清设法要纠正洪秀全的过错，而第三条则是杨秀清的愿望，他想建立一个“圣君贤相”的天朝。所以，洪秀全对这次杖□采取了完全谅解的态度，认为杨秀清的□言是“金玉药石之论”，是“至情至理之言”。不但表示要为“万世典章”，而且在兴奋之余，下诏在金龙殿设宴招待杨秀清等人。杨秀清对洪秀全“从□如流”非常高兴，认为这样洪氏就能为“万世之主”。杖责事件以完全和解的态度收场的。而且这件事是发生在立国初期，离天京事变已经两年多了，当然不能看成是造成天京事变的直接原因。
当然，我们说洪杨关系主流是好的，并不是说他们之间不存在矛盾。农民领袖杨秀清权力过大，李秀成说他“一朝之大是此一人”他的骄傲情绪过于张扬，特别是对于下属在处理一些涉及私人问题时，处理也不公平。而洪秀全建都之后，沉溺于宗教及宫庭生活之中，这些各自的缺点必然造成他们之间的互有看法，这些矛盾是客观存在的，但是不能过于夸大。所谓杨秀清的“逼封万岁”和洪秀全的“密诏”，都是缺乏历史根据的，是有待于发掘新史料才能加以证实的。
韦昌辉的反革命政变——东王遇难
韦昌辉发动反革命政变的时间，选择在这个时候，并非偶然。在这之前，即一八五六年五月，杨秀清亲自指挥解了镇江之围，击毙江苏巡抚吉尔杭阿，接着又亲自率兵踏破江南大营，逼使清王朝的钦差大臣向荣“自缢而亡”，多年围困天京的江南大营一旦扫除。在此期间，太平军在其他各线也取得了重大胜利。韦昌辉利用杨秀清陶醉于重大胜利之时，乘其不备，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在举事之前，韦昌辉捏造了所谓“天王密诏”和“逼封万岁”的神话，蒙蔽一些群众。大野心家韦昌辉当然是不会诛杀杨秀清之后就罢手的，他的最终目标是取洪秀全而代之。所以，当石达开赶回天京计议免杀之事时，他认为在杨秀清之后，较负众望的是石达开，“不去石氏，吾患未己”。（《太平天国野史》韦昌辉传）尽管石达开没有杀死，但洪秀全不除无论如何总是一个更大的心病。所以，在天京的精干部队被他杀得差不多时，便公然撕下奉诏靖难的假面具，发兵两千围攻天王府，并对天王府实行炮击。然而，反革命分子总是错误地估计自己的力量，他以为攻下天王府并不费劲，没有想到当他率兵围攻天王府时，天京广大军民就完全看清了韦昌辉的反革命嘴脸，包括被所谓“天王密诏”裹胁的韦昌辉部众也纷纷倒戈，在洪秀全的领导下，天京军民“合朝同心将北王杀之”。（《李秀成自述》）镇压了韦昌辉的反革命叛乱。事实证明，当韦昌辉露出谋篡的真面目时，跟着他作垂死挣扎的人为数极少，参与发动反革命叛乱的外国侵略者肯能也不得不供认，此时“附从北王者只极少数”，镇压这么大的一场反革命叛乱“交战仅两日”。（布列治门：《太平天国东北二王内讧记实》）可见韦昌辉是人心丧尽，极端孤立的。
韦昌辉发动这场反革命叛乱，蓄谋已久。谋篡的最大障碍当然是掌握军政大权的杨秀清。而杨秀清的刚强、果断的性格，以及他那高度的洞察力，都迫使韦昌辉只能采取“阳下之而阴欲夺其权（《贼情汇纂》韦昌辉传）”的反革命策略，他对杨秀清“口顺而心怒”。（《李秀成自述》）曾国藩的特务人员在事变前就作了一番判断，认为杨、韦“互相猜忌，似不久必有并吞之事。”（《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123页）不幸敌人的愿望果真成了革命队伍内部的现实。
从下面几个事实，我们可以看到韦昌辉这个阶级敌人的反革命两面派的勾当。有一次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在殿上议论袍服的事时，洪秀全认为“袍服既足，不用缝先。”而韦昌辉为了讨好洪秀全却认为天王是“万郭真主，富有四方，袍服虽足，亦要时时缝来。”杨秀清支持了洪秀全的意见，认为袍服既足可以“缓些再缝”，并说这是“即用爱人之德。”为此，洪秀全批评了韦昌辉不是“直言无隐”。（《天父下凡诏书二》）显然，洪秀全认为韦昌辉这样奉承是为了“隐”其真实意图的。这一点杨秀清却不如洪秀全清醒，对韦昌辉的阿谀奉承缺乏足够的警惕。如杨秀清每次轿到，韦昌辉都要“扶舆迎接”，谈事不到两三句就归谢曰：“非四兄教导，小弟肠肚嫩，几乎不知道。”有一次韦昌辉的哥哥和杨秀清的妾兄争房屋，杨秀清把他发交韦昌辉议罪，韦昌辉即将他哥哥处以五马分尸，说不如此，不足以儆众。还有一次，韦昌辉的部下张子朋激变水营，杨秀清将韦昌辉杖责数百，韦的裨将替韦抱不平，说扬秀清对韦昌辉“奴驭而杖辱之，其后将何堪？”韦昌辉听了大怒，说杨秀清对他“罪责无不公”，并将这个裨将杀了“以谢秀清”。这些说明韦昌辉为了掩盖自身的阴险的篡权野心，极尽了卑鄙的伎俩。不幸的是杨秀清对韦昌辉的伪装却没有识破，认为韦昌辉是在殿前议事“尚有惊恐之心”。（《天父下凡诏书二》）把韦昌辉的两面派行为，当作韦昌辉的敬畏之心。尽管杨秀清出于阶级本能，对韦昌辉有所“猜忌”，但并没有加以防范。这一点，当时太平天国的理论家何震川、曾钊扬却看得很清楚，他们认为“北王阴忍而残刻，今□之而不怒，其心叵测，萧墙之祸正恐不远”。（《金陵癸甲记事略》杨秀清传）他们为革命的前途担忧，但却没有引起杨秀清的足够重视，致使韦昌辉的反革命叛乱得逞，忠心耿耿为太平天国革命事业呕心沥血的杨秀清，终于死在这个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的屠刀之下，给革命事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太平天国革命自杨秀清被害后，元气大伤，失去了进取清王朝的整个政权的可能，而且逐渐从防御到困守而终至被中外反动势力所绞杀。
（资料来源：《华中师院学报》1979年第2期）
